奧巴馬主義

2013年8月30日，周五。那一天的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軟弱不堪，因為他，美國作為世界單一超級大國的統治提早結束了。那一天的巴拉克·奧巴馬卻又洞若觀火，他窺見了中東局勢的深淵，從這一塊強烈的虛空中往後退了一步。奧巴馬的8月30日從一場擲地有聲的演講開始，由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代為傳述。這場演講在國務院的條約廳里進行，克里仍舊是一副不典型的邱吉爾式談吐，主題是關於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毒氣屠殺平民的事件。

奧巴馬本人極擅誇張演講術，然而在奧巴馬內閣下忠誠工作，卻被敘利亞激怒的克里，演講中罕見地表現出邱吉爾式的尚戰之風。在奧巴馬看來，摩尼教主義，以及往往被認為是邱吉爾式巧簧辭令的好戰，都因希特勒的崛起而合理化，又在與蘇聯糾纏掙扎的時期存下一席之地。同時奧巴馬也認為，應當格外審慎地將修辭作為武器，尤其是在今天既含糊不明又高度複雜的國際舞台上。對奧巴馬來說，是邱吉爾式的修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邱吉爾式的思維習慣，讓小布希(George W. Bush)陷入了毀滅性的伊拉克戰爭。當初奧巴馬帶著將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中拉出來的決意進入白宮，也沒有打算再去找一個新的箭靶發動戰爭。他對於承諾解決衝突，卻無法最終達成這件事十分警覺。「如果你說過，要讓阿富汗擺脫塔利班的統治，成為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奧巴馬清楚地知道，七年之後，就總有人會追著你不放，看你是不是實現了承諾。」 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二把手本·羅茲(Ben Rhodes)在不久之前跟我說。

然而在8月那天，克里鼓動人心的演講卻被點綴滿了正義十足的憤怒和大膽承諾，甚至還有幾乎毫不掩飾的戰爭暗示。這篇演講也是由羅茲參與撰寫的。就像奧巴馬自己一樣，克里也對敘利亞政權試圖撲滅兩年多叛亂的罪行感到驚悸不已。就在9天之前，阿薩德的軍隊在大馬士革的古塔地區用沙林毒氣謀殺了超過1,400個敘利亞平民。奧巴馬內閣態度強烈地認為，阿薩德應該得到最嚴厲的懲罰。古塔襲擊事件之後，在白宮戰情室的會議上，只有白宮幕僚長麥克·唐納(Denis McDonough)明確地警告介入敘利亞的風險，約翰·克里則高聲為立即採取行動爭辯。

「如同過去的歷史風暴一樣，當我們有能力去制止不可言喻的罪行時，我們被警告，不要視而不見」，克里在他的演講里說，「歷史上那些領導人警告我們，在至關緊要的時刻不能夠無所作為，無動於衷，更不能夠保持沉默。」

克里把奧巴馬算作是「那些領導人」之一。一年之前，在內閣懷疑阿薩德政權在考慮使用化學武器時，奧巴馬公開表示，「對於阿薩德政權，我們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態度，如果我們看到一箱一箱的化學武器被運來運去，投入使用，這就是最後的紅線。這會令我重新計算我們之間的關係。」

儘管如此，對於很多批評聲來說，奧巴馬似乎對於無辜敘利亞人的痛苦掙扎顯得冷淡而抽離。在2011年夏末的時候，他呼籲阿薩德退離敘利亞。「為了敘利亞人民，」奧巴馬說，「到了總統阿薩德退位的時候了。」不過最初奧巴馬並沒有為結束阿薩德政權做任何事。

他拒絕積極介入的要求，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基於美國情報局的分析，他認為在沒有他干預的情況下，阿薩德政權也會覆滅。「他當初認為阿薩德會重蹈穆巴拉克(Mubarak)之路，」奧巴馬的前中東顧問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告訴我。他指的是2011年，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迅速退位，「阿拉伯之春」浪潮達到巔峰的時刻。然而阿薩德依舊緊握權力，而奧巴馬拒絕直接干預的態度愈發堅定。幾個月的深思熟慮過後，奧巴馬授權中央情報局(CIA)訓練和資助敘利亞叛亂派，但他同時也和他的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會議上分享了見解，「我們不應該先把已經打響的兩場戰爭打完，再去找另一場戰爭來打嗎？」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薩曼莎·鮑爾(SamanthaPower)是奧巴馬的高級顧問中最富有性情的干涉主義者。她在之前就諫言為敘利亞叛亂派提供武裝支持。當時的鮑爾還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她還寫作了一部廣受關注的書《來自地獄的難題》(A Problem From Hell)，痛斥美國歷任總統在種族滅絕問題上的失敗和不作為。這本在2002年出版的書，讓當時還在參議院的奧巴馬和鮑爾這兩個算不上是理想拍檔的人走到了一起。鮑爾是 「國家保護責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決議的虔誠信徒，這個在1997年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推動的決議來自於盧安達大屠殺，主張在一個國家在屠殺自己公民的時候，國際社會應當採取行動。鮑爾遊說奧巴馬在他接受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時為這條決議背書，但奧巴馬拒絕了。奧巴馬不認為一個總統應該去為了保護人道主義災難，就將美國士兵置於巨大險境之中，除非災難本身對美國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脅。

鮑爾有時候會在其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面前和奧巴馬爭辯，以至於在某些時刻奧巴馬的挫敗感直接寫在了臉上。「薩曼莎，夠了，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他有一次厲聲說。

和其他自由派的干涉主義者不同，奧巴馬是外交政策現實主義的跟隨者。這是由小布希，或者是說小布希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提出的，奧巴馬有一回跟我說，「我愛那個夥計(斯考克羅夫特)。」 1991年，布希和斯考克羅夫特把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軍隊從科威特撤出，又靈巧地處理了蘇聯的解體，斯考克羅夫特還以布希的名義譴責了中國的領袖，就在天安門發生那件在微信里不好說的事之後。就在奧巴馬正在撰寫他2006年的競選宣言《無畏的希望》的時候，前顧問蘇珊·萊斯(Susan Rice)認為有必要提醒奧巴馬在宣言里至少寫入一行對總統比爾·柯林頓的稱讚，來平衡和抵消他表現出的對布希和斯考克羅夫特的稱讚。

2011年初，在敘利亞起義剛開始的時候，借鑒於其普通平民的社會等級，鮑爾主張那些叛亂分子應當得到美國最熱烈的支持。其他人則注意到很多叛亂分子是農民、醫生和木工，並把這些革命者比作是那些贏得過美國獨立戰爭的人。

這個請求沒有得到奧巴馬的支持。「當你有一支職業的軍隊，」奧巴馬曾經對我說，「不僅武裝精良，還受到兩個大國的贊助，」他是說伊朗和俄羅斯，「他們不僅與此有巨大的利益相關，而且還在與那些最初只是抗議者而如今卻突然置身於國內衝突的農民、木工和工程師們鬥爭。」奧巴馬在演說和採訪中傳達的訊息很清楚：他不會讓自己像總統小布希一樣，一個讓自己在中東冒過多風險而鑄成悲劇，每一份決策都在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Walter Reed)病床的傷兵之間悲痛地飄蕩。即便在第二任期中他重新調整了政策，也無法改變自己聲望的一敗塗地。奧巴馬會在私下裡說，「後布希時代」的美國總統首要任務就是「別去做些傻×事(Don』t do stupid shit)」。

奧巴馬的沉默令鮑爾和其他在他國家安全團隊中傾向於採取行動的人感到不安。在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還是奧巴馬的國務卿時，她主張儘早對暴力的阿薩德政權給出確切響應。2014年，在她離任的時候，柯林頓告訴我，「為阿薩德的反對者們建立一個可靠的戰鬥武裝沒有成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而這塊真空如今被那些聖戰分子給填補上了。」當《大西洋人》發表這篇聲明，同時發表了希拉里的看法：「偉大的國家需要一個組織原則」，而「『別做傻事』並不是一個組織原則」的時候，據一位他的高級顧問說，奧巴馬「暴怒到發狂了」。這位總統不理解「別做傻×事」怎麼就被認為是一個有爭議的口號了。本·羅茲回憶，「我們在白宮裡被問到的問題是『到底是誰在這個傻×的會議上？誰是後傻×時代代表？』」 在奧巴馬看來，伊拉克入侵應該可以教會像希拉里這樣的民主幹預主義分子做「傻×事」的風險了。

對於奧巴馬來說，敘利亞代表了和伊拉克一樣不穩定的局勢。在他的第一個任期里，他開始相信在中東只有少數的威脅值得美國的直接軍事干預，比如說來自基地組織(al?Qaeda)的威脅，對以色列存亡的威脅（「作為美國總統，沒有去保護以色列會是我在道義上的失敗，」奧巴馬曾經對我說）；以及，和以色列安全不相關的，來自伊朗的核武器威脅。阿薩德政權給美國造成的危險沒有達到這些威脅的級別。

考慮到奧巴馬對於軍事干預的沉默，他在2012年夏天為阿薩德畫下的那條明亮的紅線就更為引人關注了。即便是他自己的顧問們也感到驚訝。「我沒有想到它就會發生，」時任國防部長的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對我說。我被告知副總統喬·拜登(JoeBiden)反覆地警告奧巴馬不要就化學武器畫下紅線，擔心它會在某一天不得不被要求強制執行。

在克里2013年8月30日的演說里，他暗示阿薩德應該被懲罰，部分是因為「美利堅合眾國和我們盟友的公信力和未來利益」岌岌可危。「這與我們的公信力直接相關，與未來美國表明態度時其他國家是否仍舊相信直接相關。他們在觀望敘利亞是否可以免於責難，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可能他們也會將世界置於巨大險境之中。」

90分鐘之後，在白宮，奧巴馬在一個公共聲明裡重申了克里的訊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當超過1,000人——還包含幾百個無辜的孩子——被98%或99%的人道主義者認為哪怕在戰爭中也絕不應當使用的武器所殺死，而我們卻沒有作為，那麼我們就在傳達一個國際人權規範算不上什麼的訊號，而那將把我們的國家安全置於巨大危險中。」

雖然看起來奧巴馬好像做出了對美國公信力的傷害也將會讓世界其他地區流血受傷的結論，以及美國的公信力的確在敘利亞岌岌可危的事實，阿薩德卻好像成功地將這位美國總統推向了一個他從未想過會去往的地方。奧巴馬認為，那些他私下裡暗自瞧不上的華盛頓外交政策機構將「公信力」這個詞作為一種迷信，尤其是對那些通過武力兌換來的公信力。對於公信力的保守，導致了越南的局面。在白宮之內，奧巴馬會說「通過向某個人丟炸彈來證明你下定決心愿意向某個人丟炸彈實在是使用武力最爛的理由了。」

儘管在過去，美國國務安全的公信力傳統上被五角大樓，國務院，白宮附近幾個街區之內鱗次櫛比的智庫所詮釋和理解，但它卻是一個無形卻有效的力量，一旦被恰當地使用，就可能令美國的盟友安心，並保證國際秩序穩定。

在那一周白宮的會議上，通常與奧巴馬同樣擔心美國過於越界的拜登充滿激情地主張說，「大國絕不虛張聲勢。」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緊密盟友相信奧巴馬在威脅採取軍事行為，他自己的顧問們也這麼認為。在之前5月奧巴馬在白宮和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一次聯合記者會上，卡梅倫說，「敘利亞的歷史由她的人民之血寫就而成，而這就正在我們的眼皮下發生。」卡梅倫的陳詞，據他的一名顧問告訴我，本意是希望鼓勵奧巴馬趨向於果斷行動。「卡梅倫首相的看法是奧巴馬總統會強化那條紅線，」這名顧問告訴我。當時在華盛頓任大使的沙特阿德爾·阿祖貝爾(Adel al-Jubeir)跟他的朋友和他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上級說，奧巴馬終於準備好進攻了。奧巴馬「發現了這個事件的重要性，」現任沙特外交部長的阿祖貝爾對人說，「他絕對會進攻。」

奧巴馬已經開始命令五角大樓開列目標清單。五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就在地中海，隨時準備向目標發射巡航導彈。歐洲領導人中最積極熱情支持軍事干預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也在準備進擊。整周里，白宮官員公開地建好了阿薩德犯下反人道主義罪的檔案，克里的演說則代表了這場戰役的最高潮。

然而這位美國總統卻開始表現得不大穩定。在大馬士革毒殺事件之後的日子，奧巴馬之後跟我說，他發現自己對於未被國際法或國會審議通過的攻擊感到畏縮不前。美國人民似乎對於介入敘利亞並無熱情，而奧巴馬格外尊重的一位外國領導人，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對此不太感冒。她對奧巴馬說，她的國家不會參與到敘利亞戰役中去。而後一個新的進展是，在8月29日，周四，英國議會否認卡梅倫准許過進攻。之後克里對我說，當他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我心裡想，哎呀呀！」

奧巴馬也因為這周早先時候國家情報局長詹姆斯·克拉珀(JamesClapper)意料之外的到訪而感到搖擺不定。克拉珀打斷了每天早上奧巴馬從分析師處收到的總統每日簡報，以確認清楚關於敘利亞使用沙林毒氣的情報雖然是有效的，卻不算是一次「巨大的勝利」。他小心翼翼地選用了這個字眼。克拉珀這個局長領導著一個因為在伊拉克戰爭前期表現不力而士氣大挫的團隊，此刻他也不打算過度承諾，畢竟CIA的主管也曾經人盡皆知地向小布希確保了在伊拉克「巨大的勝利」。

儘管五角大樓和白宮的國家安全機構仍在對戰爭進行準備（克里告訴我他期待著自己演講完之後的那一天就進攻），奧巴馬卻開始認為他正在走入一個由盟友和對手，由「一個美國總統應該怎麼做」的慣常期待所共同織就的陷阱中。

很多奧巴馬的對手都未能理解他內心深處的疑慮和害怕，他的內閣和盟友當然更對此渾然不知。然而他的擔心卻在與日俱增。緊接著的周五下午，奧巴馬下定決心自己只是還沒有準備好去發動一場戰爭。他請自己的幕僚長麥克·唐納去白宮南邊的草坪一起走一走。奧巴馬並不是隨意選中唐納的，他是奧巴馬的副手裡最為反對美國軍事介入的一個。平時異常自信的奧巴馬，正在尋求確認感，試著為他內心的變化找出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對他的下屬，還是對美國大眾。他和唐納在外頭呆了一個小時。奧巴馬告訴唐納他擔心阿薩德會將平民作為人盾，他還指出了進攻提議的一個根本缺陷：美國導彈將不會向儲有化學武器的倉庫開火，以免使有毒的粉塵四散入空氣中。這次的進攻將會瞄準那些運輸武器的軍事部隊，而非化學武器本身。

奧巴馬和唐納還有同樣的一份長久不滿：他早就對眼看著華盛頓不假思索地在穆斯林國家的戰爭中舉棋不定而感到厭倦了。四年之前，奧巴馬認為五角大樓在一隊湧向阿富汗的軍隊上把他卡得死死的，而到了今天的敘利亞問題，他又開始再次感到被卡住無法騰挪的感覺。

在兩人回到總統辦公室的時候，奧巴馬告訴他的國家安全副官們他決定退出戰爭。下一天將不會有進攻，他想要把這個問題遞交給國會進行投票。整個房間里的副官們都震驚了。現任奧巴馬國家安全顧問的蘇珊·萊斯爭辯說，美國的公信力將會繼續嚴重且持續地受到損傷。其他人都不太能搞懂總統是怎麼在計劃好的進攻之前的一天改變主意的。而奧巴馬此刻卻全然鎮定。「如果你在他的身邊待過，你就會知道他什麼時候是對事猶豫不決的，什麼時候他在做出一個51對49的決定，」 本·羅茲告訴我，「但那個時刻，他是完全確定而輕鬆的。」

不久之前，我請奧巴馬來形容他在那一天到底在思考什麼。他列出了那些困擾著他的現實問題，「我們有在當地的聯合國督察員在完成他們的工作，我們不能冒著他們還在那裡的風險貿然進攻。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卡梅倫沒能獲得他議會的准許。」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奧巴馬對我說，「我們的評估是，雖然我們可以令阿薩德政權承受一定的損失，但通過一次導彈襲擊，我們不能夠消除化學武器本身，而接下來我將會面對的是阿薩德在襲擊中倖存的可能，他會宣稱自己成功地對抗了美國，而美國則在缺少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非法行動，而這將可能加強而非削弱他的統治。」

第四個因素，他說，是更為深層的哲學思考。「這是我一直以來都在沉思不定很久的一類問題，我帶著這樣的信條來到這間辦公室：在國家安全議題上，執行權可以是廣大的，但不應當是無限度的。」

奧巴馬知道，他不去轟炸敘利亞的決定很可能會令美國的盟友感到不安。的確是這樣的。法國總理曼紐爾·瓦爾斯(Manuel Valls)對我說當停止進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他的政府已經在擔心早先對敘利亞不作為的後果了。「不儘早介入，我們就創造了一個怪獸，」瓦爾斯告訴我，「我們絕對確信美國政府會支持。和美國人的合作之中，我們已經可以確定襲擊目標了。那是一個巨大的驚喜。如果我們像計劃中那樣地轟炸，我相信今天一切都會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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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ama Doctrine 是最近讀過最好的一篇特寫，大概也是同類特寫里我讀到最厲害的一篇，大概可以沒有疑問地被選為年度特寫第一名之類。在這篇長達3萬英文詞的特寫里，被《外交政策》集團CEO稱作是「世界最敏銳、最廣受尊敬的外交和政策記者」的Jeffrey Goldberg寫了「史上最翔實最多細節的奧巴馬」，在大選正酣的此刻發表在《大西洋人》上，幾乎引起了一切政治媒體的震蕩波，放眼望去，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發表了就這篇文章的評論文章、對記者的採訪、博客，以及對文章的節選和摘錄。

在這篇文章里，Jeffrey Goldberg遍訪世界各國領導人，無數次與奧巴馬午飯、茶歇、對談，深入到奧巴馬政府內從高層顧問到執事員的每個層面，還原了奧巴馬八年任期中所有艱難抉擇背後的故事和細節，談到了敘利亞、俄羅斯、烏克蘭、恐怖主義、ISIS、伊朗、古巴、氣候問題，當然，也盡最大程度地呈現出一個作為個體的奧巴馬。文章的最後Goldberg寫，George W. Bush wasalso a gambler, not a bluffer. He will be remembered harshly for the things hedid in the Middle East. Barack Obama is gambling that he will be judged wellfor the things he didn』t do.

讀過激動之下，我試圖將整篇故事譯為中文，分享給你。但能力有限，花了兩整天，也只譯了六千多字，不足文章全體的四分之一。以上是我譯過的部分，講述的是敘利亞問題爆發前後的奧巴馬。文章之後愈發精彩紛呈，亦有大量奧巴馬的自我剖白和辯解，但就僅譯至此。

Goldberg的語言極為漂亮，大量的比喻和錯落有致的句子，甚至讀出來都鏗鏘，而我未受專業訓練，譯文多有不足，也難免有錯譯，如果你有心有力閱讀英文原文，請一定讀一讀原版故事，用PC機來點開閱讀還可以看到第一次發表的一組超高解析度的人像攝影和一些視頻，非常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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