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 ｜奈格里與哈特不要先鋒黨，全球勞動者反抗運動該如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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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組織

——哈特和奈格里論全球反抗運動

>>>文｜王行坤

導言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新的組織形式，或者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樣追問：我們如何將義憤和造反轉變為持續的制憲（constituent）進程？民主的試驗如何成為制憲權，不僅讓公共的廣場或者社區民主化，同時也創造出真正民主的另類社會？

邁克爾·哈特在1990年的博士論文（以德勒茲和奈格里為研究對象，其中關於德勒茲的部分以專著形式出版，即《德勒茲：哲學學徒期》）中就非常關注運動中的組織問題，而安東尼奧·奈格里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革命家，自上世紀60年代起就參與到義大利的革命運動中，不僅寫作了大量與革命運動相關的專著和小冊子，而且也積极參与到雜誌的籌建和運行以及對勞動者的組織和動員等活動中。對組織問題的共同關注是兩位作者合作的思想基礎之一。

這裡之所以說勞動者而沒有說工人或勞工，是因為奈格里認為，從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末，勞動者的形象發生了轉變。簡單來說，就是從泰勒制-福特製時代被去技術化的大眾工人（mass worker）轉變成為了後福特製時代的再技術化的、社會關係豐富的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1]，而勞動者的內涵也有所變化，大眾工人主要是男性的工廠內的產業工人，而社會工人則包括女性、社會上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者甚至是失業者，因為所有這些人都參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或者說都被實質性地吸納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於是革命的主體也就發生了變化，原本局限於工廠內的工人階級範疇不再有效，諸眾的概念也就基本證成。在這個意義上，諸眾是新的歷史時期的階級概念，是此後社會運動的主體。

自1994年合作完成《狄奧尼索斯的勞動》之後，哈特和奈格里在此後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合作關係。其中諸眾的組織問題或者說諸眾如何成為新君主，並構成（constitute）斯賓諾莎意義上的絕對民主，就成為他們的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視角來理解他們對全世界範圍內的反抗運動的解讀。

諸眾爭取共同性

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揭示了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的巨大的不平等，其實皮凱蒂的觀點卑之無甚高論，因為在七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取得霸權地位，全世界都經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在西方，福利國家受到巨大衝擊，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民主主義基本破產。同時因為生產不再限於工廠，而是越過工廠的高牆，瀰漫整個社會，抗爭的空間也就不可能囿於工廠，而是擴展至整個社會空間，鬥爭的主體從工人階級轉變為諸眾，於是在社會層面的鬥爭直接就具有了政治-經濟的意義。哈特和奈格里將這種鬥爭概括為爭取共同性（the common）的鬥爭。

所謂共同性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自然的共同性，指所有人可以共享的大自然的饋贈，如空氣、水和土地等，這些都面臨著私有化的威脅；另一種是人工的自然性，指的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出的符碼、信息、圖像、情感和觀念等非物質財富，這些財富是歷史過程中不斷匯聚的眾人的成果，因此是共同財富，雖然這種財富也一直遭受私有化的厄運。在生產越來越自動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個人的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基於符碼、信息、圖像、情感和觀念的生產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因為這些轉變，諸眾爭取權利的運動就必然會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如1999年的西雅圖抗議運動，2001年的熱那亞事件，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以及歐美世界諸多抗議和佔領運動。

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說，「共同性已成為某些令人激動不已的社會鬥爭的核心概念。 ……在2011年各種各樣的紮營和佔領運動中，如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運動，西班牙的 「憤怒者運動」和其他歐洲社會運動，共同性成為理解這些運動的主張與力量的鑰匙。 2013年夏發生在土耳其和巴西的針對政府的抗議和衝突， 更新並且發展了2011年鬥爭的諸多主張，強化了共同性的核心地位。」[2]雖然阿拉伯世界的抗議運動的首要目標在於推翻獨裁者和威權主義政府，但背後還有其他訴求，如就業問題、貧困問題和代表性問題等，與歐洲的抗議運動存在共同之處，因此打破了政治上的刻板印象，即穆斯林只能要麼選擇世俗獨裁政權，要麼選擇狂熱的神權政治，或者穆斯林沒有能力實現自由民主。[3]

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些運動看到了國家無法代表自己，資本家尤其是金融資本家更無法代表自己，因此必須既反對國家佔有形式的公有制，同時也要反對財產的私人佔有制度，這意味著爭奪共同性的鬥爭意味著一種新的財產佔有制度：共有制，這是介於私有制與公有制之間的制度，既不要（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管理，也不要資本家來對生產進行組織，這意味著「財富的開放使用、 集體的民主決策以及自我管理。」[4]

其實早在2001年在熱那亞所發生的反對八國集團的抗議時，哈特和奈格里就認識到這場運動是西雅圖另類全球化（一般將這場運動成為反全球化運動，但是兩位作者認為運動明顯具有全球性質，所反對只是資本的全球化和全球的權力同盟，實際上倡導的是另外一種更為公共的全球化）運動的繼續，其共同性質在於抗議主體的多樣性：工會主義者，生態主義者，牧師以及共產主義者。[5]他們就是爭取共同性的諸眾。

新的「鬥爭周期」與組織形式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2011年以來的佔領和紮營等反抗運動是新一輪的「鬥爭周期」（cycle of struggle），這個鬥爭周期與之前的另類全球化抗議運動的區別在於後者是游牧式的，抗議者從一個會場湧向另一個會場，而前者是紮根性的，主要關注本地區或者本國的事務——這些運動不僅要推翻本國的獨裁者，從而實現西式民主，同時也針對本國的社會經濟問題，要求更有尊嚴的生活和更加公正的社會。如2013年的土耳其「佔領蓋齊公園運動」，起因就是土耳其政府想要將蓋齊公園改造為購物中心（伊斯坦布爾只有1.5%的土地屬於公共綠地，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的大都市），因此就爆發了紮營以及後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這是反對本國國家與資本的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主要是反對本國的金融資本家以及代議民主制。

這種鬥爭周期與19世紀的風起雲湧的歐洲革命存在類似之處，都是革命不斷展開和取得深入的過程。除了爭取共同性之外，新的鬥爭周期中最為突出的現象是沒有領袖和先鋒黨，整個運動徹底踐行了共同參與、民主決策的原則。這是對腐化或者斷裂的代議民主制的最好回應。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誰或者是哪個群體在領導各國的運動。媒體或者大眾總是希望找到運動的領導者，但他們總是無功而返，因為這是一種扁平化的運動形式。

所謂扁平化是與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等級化管理模式相對應的。垂直化管理必然會導致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從而讓被管理者失去參與管理的能力，並且讓等級製成為「自然而然」的東西——被管理者越來越沉默，越來越失去參與管理的能力，管理者可以順理成章地發號施令，實施命令主義。扁平化則意味著所有人共同參與管理，從而強化每個人的自我治理能力，並最終成為新君主，這是哈特和奈格里所呼籲的真正的民主——西班牙的抗議運動就打出了「現在要真民主」（real democracy now）的口號。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這是一個大有希望的發展，「正在湧現的鬥爭周期將通過扁平化的參與性結構來展現自己。」[6]「從開羅和馬德里，到雅典和紐約，這些運動發展出了扁平的組織機制。他們沒有設立總部或中央委員會，而是像蜂群一樣擴散開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創造出了民主的決策實踐，所有人共同領導。」[7]

因此哈特和奈格里拒絕通過列寧主義先鋒黨來領導運動，因為集中制組織形式必然會壓制群眾的自發性，會造成政黨領導的異化並最終造成代表制的斷裂。當然，兩位作者認為組織形式與生產形式的轉變緊密相關。在列寧看來，在工業化的工廠中，工人需要管理者對生產和自身進行組織，因此，在政治領域中，工人也也需要管理者代表自己去管理公共事務，工人尚不具備自我管理的能力。哈特和奈格里由此推論，在非物質勞動佔據主導地位的當下，從事知識、觀念、信息、符碼等生產的認知勞工和提供情感和照看服務的情感勞工日益增多，這種勞動形式所帶來頻繁的交往和協作，在這種生產形式的「訓練」下，認知和情感勞工（非物質勞工）有能力在生產空間進行自我組織，不再需要管理者和組織者，因此他們在政治空間也不再需要代表，具備了進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奈格里在談到突尼西亞的運動時感慨道：「20年前（即1980年代，引者按）我們基本是還沒法理解從產業工作向非物質/認知工作的轉變，而今天突尼西亞大量存在著這種前沿的勞動力。」[8]那個自焚的小販布瓦吉吉就是無法獲得認知工作的被損害與被剝奪的大學畢業生，而這樣無法獲得穩定就業或者根本無法就業的高學歷年輕人在全世界在所多有，他們利用社交網路成為新一輪鬥爭周期的主體。

當然，哈特和奈格里也認識到這種扁平化的組織形式所存在的不足之處。首先這種鬆散的組織形式無像傳統的先鋒黨那樣具有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從而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尤其是在面對來自右翼的（宗教）保守主義勢力時，這種鬆散的組織就顯得非常無力。兩位作者基本沒有提到中東的宗教和世俗化問題。另外，這種鬆散的組織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擴張，讓自己形成強大的區域性或全國性力量，而更像是一種「快閃運動」，彼此之間只存在弱關係網路——其實這很容易理解，一個集體越大，集體行動的難度就越大，於是就有了「蛇無頭不行」的諺語。另外，正如哈特所說，「當下鬥爭周期的風險在於喪失全球視野。」[9]這當然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所造成的，因此每個國家的運動就只關注本國問題，相互之間的交往和團結微乎其微。

儘管如此，哈特和奈格里並不想回到傳統的列寧主義政黨以及共產國際等組織形式，他們依然在探索一種既具有扁平性同時也具有強力擴張能力的組織形式[10]。

當然，在我們看來，哈特和奈格里對列寧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製做了非常形而上學的處理，即他們認為這種組織形式只會造成政黨和群眾的分離或異化，因此只能寄希望於沒有領袖的扁平化組織形式，但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列寧主義政黨即共產黨所實行的群眾路線恰恰是帶有扁平化色彩的。紅軍早期的「士兵委員會」[11]制度、後來的延安道路以及「鞍鋼憲法」等都具有強烈的扁平化色彩[12]，「士兵委員會」制度甚至被認為過度民主化而遭到否定，而「鞍鋼憲法」模式則被日本的「豐田生產方式」所借鑒，成為後福特主義管理制度的理論資源。[13]

中國共產黨的扁平化實踐之所以可能，與毛澤東的權威和堅持是分不開的。因為隨著組織群體的擴大，必然會出現管理者或者領導者取得對其他參與者的優勢地位從而壟斷管理權——隨著組織群體的擴大，人們因為智力和學習能力的差別必然會出現強勢的管理者與弱勢的被管理者，這時候如何保證那些暫時處於弱勢地位群體的管理權，就成為一個問題。作為權威的毛澤東的位置就非常關鍵。這是哈特和奈格里沒有考慮的問題，畢竟，他們沒有看到各種紮營和佔領運動擴展為更大的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新的組織形式，或者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樣追問：我們如何將義憤和造反轉變為持續的制憲（constituent）進程？民主的試驗如何成為制憲權，不僅讓公共的廣場或者社區民主化，同時也創造出真正民主的另類社會？[14]

[1] 關於勞動者形式的轉變，見夏永紅，王行坤：「機器中的勞動與資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4期。

[2]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中譯本序第1頁。

[3] Hardt and Negri, 「Arabs are Democracy』s New Pioneers 」,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1.

[4] 同上，第1頁。

[5] Hardt and Negri, 「What the Protesters in Geona Want」,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01.

[6] Hardt and Negri, 「The Fight for "Real Democracy" at the Heart of Occupy Wall Stree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1, 2011.

[7] 哈特，奈格里：《宣告》序言，王行坤譯，見徐志偉，喬煥江主編：《紮根》第二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6年，第343頁。

[8] Antonio Negri, 「Negri: Letter to a Tunisian Friend,」 February 14, 2011, 見 http://antonionegriinenglish.wordpress.com/2011/02/14/negri-letter-to-a-tunisian-friend/。

[9] 哈特，厄茲塞爾楚克：「《帝國》出版15周年訪談」，王行坤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1期。

[10] 西方左派基於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家的社會運動，認識到了「扁平主義」（horizontalism）在拒絕列寧主義政黨以及黨-國體制方面所具有的意義，代表作品有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and Ann Arbor: Pluto Press, New Edition; Marina Sitrin eds, Horizontalism:Voices of Popular Power in Argentina, AK Press, 2006; Marina Sitrin, Everyday Revolutions: Horizontalism and Autonomy in Argentina,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2。

[11] 毛澤東本人對「士兵委員會」非常重視，1965年重上井岡山的時候特別提到了這一「好制度，好作風」。「毛澤東認為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現在掌權的共產黨在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方面，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見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

[12]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完成了扁平化管理的革命，經過黨內的思想鬥爭過程（也就是一個排除內部的社會性障礙過程）之後，不同於科層化管理的新方法成為全黨的指針，在延安整風之後擴大了應用範圍……毛澤東的許多重要主張，例如群眾路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這些主張實質上都是扁平化管理不同於科層化管理的內在要求，是扁平化管理內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係的正常定位規則，離開了扁平化管理的背景就很難得到完整的理解。」見老田：「從井岡山時期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國的扁平化社會（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articleId=11721。老田將扁平化管理視為「毛氏管理法」的重要內容，並有多篇闡述文章。

[13] 見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讀書》1996年第3期。

[1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What to Expect in 2012,」 Adbusters, December 8, 2011, http://www.adbusters.org/magazine/99/under-no-illusions.html.

編輯｜王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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