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社會篇

關於崇高　　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杆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裡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腳本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下去。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干出來了。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與此相反，在英國倒是出現了一種一點都不煽情的倫理學。讓我們先把這相反的事情說上一說——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裡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陞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於公於私，這都不是壞事。謙卑學習班　　朋友們知道我在海外留學多年，總要羨慕地說，你可算是把該看的書都看過了。眾所周知，我們這裡可以引進好萊塢的文化垃圾，卻不肯給文人方便，設家賣國外新書的文化書店。如果看翻譯的書，能把你看得連中國話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圖書館去借，你就是老死在裡面也借不到幾本書。總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書。說來也慚愧，我在國外時，根本沒讀幾本正經書，專揀不正經的書看。當時我想，正經書回來也能看到，我先把回來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沒想到回來以後什麼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圖書館裡多泡幾年再回來。根據我的經驗，人從不正經的書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從一本不正經的書里得到了一些教益。這本書的題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編輯》，裡面儘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則我以為相當正經。這本書標明是紀實類的書，但我對它的真實性有一點懷疑。這故事是這麼開始的：有一天，洛杉礬一家大報登出一則學習班的廣告：教授謙卑。學費兩千元。住宿在內，膳食自理。本書的作者接到主編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麼怪事。他就驅車出發，一路上還在想著：我也太狂傲了，這回報社給報銷學費，讓我也學點謙卑。等到到了學習班的報名處，看到了一大批過了氣的名人：有文體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講演家，甚至還有個把在電視上講道的牧師。美國這地方有點古怪：既捧人，也毀人。以電影明星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東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男（女）演員。然後就開始毀。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的狂相不順眼，紛紛寫信或打電話到報社、電視台貶他，然後，那些捧人的傳媒也跟著轉向，把他罵個一文不值——這道理很簡單：報紙需要訂戶，電視台也需要收視率，美國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們這裡就不是這樣，所以也沒有這樣的學習班——這樣一來，一個名人就被毀掉了。作者在這個學習班上見到的全是大名人，這些傢伙都因為太狂，碰了釘子，所以想要學點謙卑。此時，他想到：和他們相比，我得算個老實人——狂傲這兩個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當的。當然，他還沒見到我們中國的明星，要是見到了，一定會以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說這個學習班，設在一個山中廢棄的中學裡，要門沒門，要窗沒窗，只有滿地的鹿糞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墊子，從破爛和骯髒程度來看，肯定是大街上揀來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們睡在這些墊子上，知道以後，就紛紛向工作人員嚷道：兩千塊錢的住宿就是這樣的嗎？人家只回答一句話：別忘了你是來學什麼的！有些人就說：說得對，我是來學謙卑的，住得差點，有助於糾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還是不理解，還是吵吵鬧鬧。但吵歸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午吃飯時，那破學校的食堂里供應漢堡包，十塊錢一份，麵包倒是很大，生菜葉子也不少——毛驢會喜歡的——就是沒有肉。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來：十塊錢一個的漢堡包就該是這樣的嗎？牛肉在哪兒？（順便說一句，「Where is the beef！」是句成語，意思是「別矇事呀！」）得到的回答是：別忘了你是來學什麼的！就這樣，吃著凈素，睡著破床墊，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著長隊盥洗。此書的作者是個老油子，看了這個破爛的地點和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員，心裡早就像明鏡似的，但他也不來說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這個學習班還實行著封閉式管理，不到結業誰也不準回家——當然，除非你不想結業，也不要求退還學費，就可以回家。這些盛氣凌人的傢伙被圈在裡面，很快就變得與一夥叫化子相仿。除了這種種不便，這個班還總不上課，讓學員在這破爛中學裡溜達，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學習班的辦公室里總是擠滿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負責人吵架，但這位負責人也有一手，總是笑容可掬地說道：要是我是你，就不這樣氣急敗壞——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們可都是罪人哪。至於課，我們會上的。聽了以後保證你們會滿意。長話短說，這個鬼學習班把大家耗了兩個禮拜，這幫名人居然都堅持了下來，只是天天鬧著要聽課。　　最後，上課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校方宣布，主講者是個偉大的人，很不容易請到。所以這課只講一堂，講完了就結業。於是，全體學員都來到了破禮堂里，見到了這位演講人。原書花了整整三頁來形容他，但我沒有篇幅，只能長話短說：此人有點像歌星，有點像影星，有點像信口雌黃的政治家，又有幾分像在講台上滿嘴撒村的野狐禪牧師——為了使中國讀者理解，還要加上一句，他又像個有特異功能的大氣功師。總而言之，他就是那個我們花錢買票聽他嚷嚷的人。這麼個傢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親切，因而鴉雀無聲。此人說道：我的課只講一句話，講完了整個學習班就結束……雖然只是一句話，大家記住了，就會終生受用不盡，以後永不會狂傲——聽好了：You are an asshole！同時，他還把這話寫在了黑板上，然後一摔粉筆，揚長而去。這話只能用北京俗話來翻譯：你是個傻×！　　禮堂里先是鴉雀無聲，然後就是卷堂大亂。有人感到大受啟發，說道：有道理，有道理！原來我是個傻×呀。還有人憤憤不平，說道：就算我真是個傻×，也犯不著花兩千塊錢請人來告訴我！至於該書作者，沒有介人爭論，徑直開車下山去找東西吃——連吃兩個禮拜的凈素可不是鬧著玩的。如前所述，我對這故事的真實性有點懷疑，但我以為，真不真的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教育意義——中國常有人不惜代價，冒了被踩死的危險。擠進體育館一類的地方，去見見大名人，在裡面涕淚直流，出來後又覺得上當。這道理是這樣的：用不著花很多錢，受很多罪，跑好遠的路，洗耳恭聽別人說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夠了。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我到荷蘭去旅遊，看到運河邊上有個風車，風車下面有一片牧場，就站下來看，然後被震驚了。這片牧場在一片低洼地里，遠低於運河的水面，茵茵的綠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來不過是一片鄉村景象，細看起來就會發現些別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環以淺溝；整個地面像瓦愣鐵一樣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溝渠相接；淺溝通向深溝，深溝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風車那裡。這樣一來，哪怕天降大雨，牧場上也不會有積水。水都流到溝渠里，等著風車把它抽到運河裡去。如果沒有這樣精巧的排水系統，這地方就不會有牧場，只會有沼澤地。站在運河邊上，極目所見，到處是這樣井然有序的牧場，這些地當然不是天生這樣，它是人悉心營造的結果。假如這種田園出於現代工程技術人員之手，那倒也罷了。實際上，這些運河、風車、牧場，都是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的作品。我從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土地。　　我在山東老家插過兩年隊，什麼活都干過。七四年的春夏之交，天還沒有亮，我就被一陣哇哇亂叫的有線廣播聲吵起來了。這種哇哇的聲音提醒我們，現在已經是電子時代。然後我緊緊褲腰帶，推起獨輪車，給地里送糞。獨輪車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現在是電子時代。俗話說得好，種地不上糞，等於瞎胡混；我們老家的人就認這個理。獨輪車的好處在於它可以在各種糟糕的路上走，繞過各種坑和石頭；壞處在於它極難操縱，很容易連人帶車一起翻掉。我們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車技巧方面不遺餘力，達到了雜技的水平。舉例來說，有人可以把車推過門檻，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階。但不管技巧有多高，還是免不了栽跟頭，而且總造成鼻青臉腫的後果。現在我想，與其在車技上下苦功，還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歐洲遊玩時，發現那邊的鄉間道路極為美好——但這件事就是沒人干。不要說田間的路，就是村裡的路也很糟；說不清是路還是坑。我們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鄉時我帶了幾雙布鞋，全是送糞時穿壞了。整雙鞋像新的一樣，只是後跟豁開了。我的腳脖子經常抽筋，現在做夢夢到推糞上山，還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糞也不過是美其名為糞，實則是些墊豬圈的土，學大寨時要湊上報數字，常常剛墊上就挖出來，豬還來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時，豬老詫異地看著我。假如它會說話，肯定要問問我：抽什麼瘋呢？有時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豬看成笨蛋，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說，我自己絕不可能把一車糞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點喘。實際上山邊上有人在接應：小車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繩子套住，在前面拉，和兩人之力，才能把車弄上山去。這省了我的勁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更笨了。這道理是這樣的：這一車糞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車加起來，也快有一百公斤了，為了送一百公斤的糞，饒上我這一百公斤已經很笨，現在又來了一個人，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無效功不算，有效功不過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份本屬虛無飄渺……好在這些蠢事豬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話，不知它會怎麼想：土裡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糞尿，人就要不惜勞力送上高山——它會因此變成自大狂，甚至提出應該誰吃誰的問題。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洼地里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干，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是種什麼人。在老家時，我和鄉親們相比，顯得更加勤勞樸實、更加少心計。當年我想的是：我得裝出很能吃苦的樣子，讓村裡的貧下中農覺得我是個好人，推薦我去上大學，跳出這個火坑……順便說一句，我雖有這種卑鄙的想法，但沒有得逞。大學還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們沒有推薦我，我就可以說幾句坦白的話，不算佔了便宜又賣乖：村裡的那些活，弄得人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腿疼。尤其是拔麥子，拔得手疼不已，簡直和上刑沒什麼兩樣——十指連心嘛，幹嘛要用它們干這種受罪的事呢。當年我假裝很受用，說什麼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就是：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奸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裡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裡混出去，自已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於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里。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台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歷朝歷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里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遊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只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里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麼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辭彙量方面，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打開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調。港台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作「那麼呢」，那麼來那麼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台的帳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台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台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台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淫台灣，意淫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塌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幣和新台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麼格外讓人動心的東西。港台人說國語，經常一頓一頓，你知道是為什麼嗎？他們在想這話漢語該怎麼說啊。他們英語講得太多，常把中國話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諒的。我的親侄子在美國上小學，回來講漢語就犯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國的歌星又不講英文，再犯這種毛病，顯得活像是大頭傻子。電台請歌星做節目，播音室里該預備幾個乒乓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麵杖。這樣一級一級往上升，我估計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這種病治好。治好了廣播員，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它小姐的病。如今在飯店裡，聽見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雞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幹嘛要用鼻腔來說話！　　這篇文章一直在談語音語調，但語音又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台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台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裡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所謂文化，乃是歷朝歷代的積累。你把城牆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還在人身上保留著。除了語音，還有別的——就拿筆者來說，不過普普通通一個北方人，稍稍有點急公好義，仗義疏財，有那麼一丁點燕趙古風，台灣來的教授見了就說：你們大陸同學，氣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報刊上看到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前國軍上校，和我們打了多年的內戰；槍林彈雨都沒把他打死。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火力還不夠厲害，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老東西確實有兩下子。改革開放之初，他巴巴地從美國跑了回來，在北京的飯店裡被小姐罵了一頓，一口氣上不來，腦子裡崩了血筋，當場斃命。就是這樣可怕的故事也擋不住他們回來，他們還覺得被正庄京片子給罵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認識幾位華裔教授，常回大陸，再回到美利堅，說起大陸服務態度之壞，就扼腕嘆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見他打點行裝。問起來時，他卻說：罵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聽的呀！他們還說：罵人的小姐雖然粗魯，人卻不壞，既誠實又正直，不會看人下菜碟，專拍有錢人馬屁——這倒不是謬獎。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罵不誤：「別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能在我這兒起膩，惹急了我他媽的拿大嘴巴子貼你！」斷斷不會見了港客就骨髓發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領導上交待了任務，要把他爭取過來。粗魯雖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卻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膩者，用大嘴巴子去「貼」他，也算合理；總比用臉去貼好罷。這些事說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資飯店，裡面的小姐不罵人，這幾位教授卻不來了。我估計是聽說這裡滿街的鳥語，覺著回來沒意思。他們不來也不要緊，但我們總該留點東西，好讓別人仰慕啊。迷信與邪門書　　我家裡有各種各樣的書，有工具書、科學書和文學書，還有戴尼提、氣功師一類的書，這些書里所含的信息各有來源。我不願指出書名，但恕我直言，有一類書純屬垃圾。這種書里寫著種種古怪異常的事情，作者還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據說這叫人體特異功能。　　人腦子裡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有可靠的知識，有不可靠的猜測，還有些東西純屬想入非非。這些東西各有各的用處，我相信這些用處是這樣的：一個明理的人，總是把可靠的知識作為根本；也時常想想那些猜測，假如猜測可以驗證，就擴大了知識的領域；最後，偶爾他也准許自己想入非非，從荒誕的想像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啟迪。當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東西分開，不會把怪誕的想像當真——但也有例外。　　當年我在農村插隊，見到村裡有位婦女撒癔症，自稱狐仙附了體，就是這種例外。時至今日，我也不能證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他們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體不能認定是假，只能說是很不可信。假設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體，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當然，還有別的解釋，說那位婦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體現象」，或者是有了特異功能（自從狐仙附體，那位大嫂著實有異於常人，主要表現在她敢於信口雌黃），自己不會解釋，歸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覺得此說不對。在學大寨的年代裡，農村的生活既艱苦，又乏味；婦女的生活比男人還要艱苦。假如認定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許會愉快一些。我對撒癔症的婦女很同情，但不意味著自己也想要當狐狸。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是一種病態。　　我還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得了癌症，已經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靜脈都已扎硬。就在彌留之際，忽然這位老伯指著頂棚說，那裡有張祖傳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張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說，臨終的痛苦激發了老人家的特異功能，使他透過頂棚紙，看到了那張家傳秘方。不幸的是，把頂棚拆了下來也沒找到。後來老人家終於在痛苦中死去。同學給我講這件事，我含淚給他解釋道：伯父在臨終的痛苦之中，開始想入非非，並且信以為真了。　　我以為，一個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為生活中巨大的壓力。走投無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麼都信（馬林諾夫斯基也是這樣來解釋巫術的）。雖然原因讓人同情，但放棄理性總是軟弱的行徑。我還以為，人體特異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讓我信它，還得給我點壓力，別叫我「站著說話不腰疼」。比方說，讓我得上癌症，這時有人說，他發點外氣就能救我，我就會信；再比方說，讓我是個猶太人，被關在奧斯維辛，此時有人說，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變主意，放了我們大家，那我不僅會信，而且會把全部財物（假如我有的話）都給他，求他意念一動。我現在正在壯年，處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學和藝術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換一種情況就會有變化。在老年、病痛或貧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還有些奇妙的法門，可以呼風喚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對事出有因的迷信總抱著寬容的態度。只可惜有種情況叫人無法寬容。　　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狐仙附體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漢。我以為他們不是發癔症，而是裝神弄鬼，詐人錢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時才迷信，所以他們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惡棍。總的來說，我只知道一個詞，可以指稱這種人，那就是「人渣」。各種邪門書的作者應該比人渣好些，但憑良心說，我真不知好在哪裡。　　我以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準則應以誠信為根本。假如知識分子也騙人，讓大家去信誰？但知識分子里也有人信邪門歪道的東西，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識分子絕不敢在自己的領域裡胡來，所以在誠信方面記錄很好。就是文史學者也不敢編造史料，假造文獻。但是有科學的技能，未必有科學素質；有科學的素質，未必有科學的品格。科學家也會五迷三道。當然，我相信他們是被人騙了。老年、疾病和貧困也會困擾科學家，除此之外，科學家只知道什麼是真，不知道什麼是假。更不諳弄虛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騙。　　小說家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他以編故事為主業；既知道何謂真，更知道何謂假。我自己就是小說家，你讓我發誓說寫出的都是真事，我絕不敢，但我不以為自己可以信口雌黃到處騙人。我編的故事，讀者也知道是編的。我總以為寫小說是種事業、是種體面的勞動；有別於行騙。你若說利用他人的弱點進行欺詐，干盡人所不齒的行徑，可只因為是個小說家，他就是個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這是因為虛構文學一道，從荷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聲。　　我還以為，知識分子應該自尊、敬業。我們是一些堂堂君子，從事著高尚的事業；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看自己和自己的事業，小說家也不該例外。現在市面上有些書，使我懷疑某人是這麼想的：我就是個卑鄙小人，從事著齷齪的事業。假如真有這等事，我只能說：這樣想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學家簽名，要求警惕種種偽科學，此舉來得非常及時。《老殘遊記》上說，中國有「北拳南革」兩大禍患。當然，「南革」的說法是對革命者的污衊，但「北拳」的確是中國的一大隱患。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下層——有迷信的傳統，在社會動蕩、生活有壓力時，簡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時有人來裝神弄鬼，就會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災難。這種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會使群眾變得不可理喻。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里最深的隱患；宣揚種種不可信的東西，是觸發這種隱患。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不可為一點稿酬，就來為禍人間。生命科學與騙術　　我的前半生和科學有緣，有時學習科學，有時做科學工作，但從未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充當科學的辯護士，在各種江湖騙子面前維護它的名聲——這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身為一個中國人，由於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很難理解科學是什麼。　　我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許倬雲教授曾說，中國人先把科學當作洪水猛獸，後把它當作呼風喚雨的巫術，直到現在，多數學習科學的人還把它看成宗教來頂禮膜拜；而他自己終於體會到，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但是，這種體會過於深奧，對大多數中國人不適用。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科學有移山倒海的威力，是某種叫作「科學家」的人發明出的、我們所不懂的古怪門道。基於這種理解，中國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門道都是科學；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風喚雨的氣功和讓藥片穿過塑料瓶的特異功能。我當然要說，這些都不是科學。要把這些說明白並不容易——對不懂科學的人說明什麼是科學，就像要對三歲孩子說明什麼是性一樣，難於啟齒。　　物理學家維納曾說，在理論上人可以通過一根電線來傳輸；既然如此，你怎麼能肯定地說藥片不可能穿過藥瓶？愛因斯坦說，假如一個車廂以極高的速度運動，其中的時間就會變慢；既然如此，三國時的徐庶為什麼就不能還在人間？答案是：維納、愛因斯坦說話，不該讓外行人聽見。我還聽說有位山裡人進城，看見城裡的電燈，就買個燈泡回家，把它用皮繩吊起來，然後指著它破口大罵：「媽的，你為什麼不亮！」很顯然，城裡人點電燈，也不該讓山裡人看到。現在的情況是：人家聽也聽到了，看也看到了；我們負有解釋之責。我的解釋是這樣的：科學對於公眾來說，確實犯下了過於深奧的罪孽。雖然如此，科學仍然是理性的產物。它是世界上最老實、最本分的東西，而氣功呼風喚雨、藥片穿瓶子，就不那麼老實。　　大賢羅素曾說，近代以來，科學建立了權威。這種權威和以往一切權威都不同，它是一種理性的權威，或者說，它不是一種真正的權威。科學所說的一切，你都不必問它是從誰嘴裡說出來的、那人可不可信，因為你可以用紙筆或者試驗來驗證。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驗證數學定理的修養，更不見得擁有實驗室，但也不出大格——數學修養可以學出來，試驗設備也可以置辦。數學家證明了什麼，總要把自己的證明寫給人看；物理學家做出了什麼，也要寫出實驗條件和過程。總而言之，科學家聲稱自己發明、發現了什麼，都要主動接受別人的審查。　　我們知道，司法上有無罪推定一說，要認定一個人有罪，先假設他是無罪的，用證據來否定這個假設。科學上認定一個人的發現，也是從他沒發現開始，用證據來說明他確實發現了。敏感的讀者會發現，對於個人來說，這後一種認定，是個有罪推定。舉例來說，我王某人在此聲明自己最終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當然不是認真說的！），就等於把自己置於騙子的地位。直到我拿出了證明，才能脫罪。鑒於此事的嚴重性，我勸讀者不要輕易嘗試。假如特異功能如某些作家所言，是什麼生命科學大發現的話，在特異功能者拿出足以脫罪的證明之前，把他們稱為騙子，顯然不是冒犯，因為科學的嚴肅性就在於此。現在有幾位先生努力去證明特異功能有鬼，當然有功於世道，　　但把遊戲玩顛倒了——按照前述科學的規則，我們必須首先推定：特異功能本身就是鬼，那些人就是騙子；直到他們有相反的證據。如果有什麼要證明的，也該讓他們來證明。　　現在來說說科學的證明是什麼。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絕不以權威壓人，也絕不裝神弄鬼。按羅素的說法，這種證明會使讀者感到，假如我不信他所說的就未免太笨。按維納所說的條件（他說的條件現在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人可以通過電線傳輸，那我未免太笨；按愛因斯坦所說的條件（他說的條件現在也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時間會變慢，也未免太笨。這些條件太過深奧，遠不是特異功能的術者可以理解的。雖然那些人可能看過些科普讀物，但連科普都沒看懂。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條件之下，不但藥片不能穿過塑料瓶，而且任何剛性的物體都不可能穿過比自身小的洞而且毫髮無損，術者說藥片穿過了分子間的縫隙，顯然是不要臉了。那些術者的證明，假如有誰想要接受，就未免太笨。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必然和「騙」字有關；或行騙、或受騙。假如我沒有勇氣講這些話，也就不配作科學的弟子。因為我們已經被逼到了這個地步，假如不把這個「騙」字說出來，就只好當笨蛋了。　　關心「特異功能」或是「生命科學」的人都知道，像藥片穿瓶子、耳朵識字這類的事，有時靈，有時不靈。假如你認真去看，肯定碰上他不靈，而且也說不出什麼時候會靈。假如你責怪他們：為什麼不把特異功能搞好些再出來表演，就拿他們太當真了。仿此我編個笑話，講給真正的科學家聽：有一位物理學家致電瑞典科學院說：本人發現了簡便易行的方法，可以實現受控核聚變，但現在把方法忘掉了。我保證把方法想起來，但什麼時候想起來不能保證。在此之前請把諾貝爾物理獎發給我。當然，真正的物理學家不會發這種電報，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法的事，也只好吃啞巴虧。我們國家的江湖騙子也沒發這種電報，是因為他們的層次太低。他們根本想不到騙諾貝爾獎，只能想到混吃混喝，或者寫幾本五迷三道的書，騙點稿費。　　按照許倬雲教授的意見，中國人在科學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學本身太過深奧，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義是另一個原因。假設特異功能或是生命科學是外國人發明的，到中國來表演，相信此時它已深深淹沒在唾液和粘痰的海洋里。眾所周知，現代科學發祥於外國，中國人搞科學，是按洋人發明的規則去比賽規定動作。很多人急於發明新東西，為民族爭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膽創新，打破常規，創造奇蹟。舉例來說，五八年大躍進時就發明了很多東西。　　其中有一樣，上點歲數的都記得：一根鐵管，一頭拍扁後，做成單簧管的樣子，用一片刀片做簧片。他們說，冷水從中通過，就可以變成熱水，徹底打破熱力學第二定律。這種東西叫作「超聲波」，被大量製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據我所見，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別無功能；我還見到一個人的腳筋被割斷，不知他現在怎樣了。「特異功能」、「生命科學」就是九十年代的「超聲波」。　　「超聲波」的發明者是誰，現在已經不可考；但我建議大家記下現在這些名字，同時也建議一切人：為了讓自己的兒女有臉作人，盡量不要當騙子。很顯然，這種發明創造，絲毫也不能為民族爭光，只是給大家丟醜，所以讓那些假髮明的責任者溜掉有點不公道。我還建議大家時時想到：整個人類是一個物種，科學是全人類的事業，它的成就不能為民族所專有，所以它是全人類的光榮；這樣就能有一些平常心。有了平常心，也就不容易被人騙。　　我的老師曾說，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學習科學，尤其要有平常心。如羅素所言，科學在「不計利害地追求客觀真理」。請捫心自問，你所稱的科學，是否如此淳樸和善良。尤瑟納爾女士說：「當我計算或寫作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請捫心自問，你所稱的科學，是否是如此崇高的事業。我用大師們的金玉良言勸某些成年人學好。不用別人說，我也覺得此事有點可笑。　　現在到了結束本文的時候，可以談談我對所謂「生命科學」的看法了。照我看，這裡包含了一些誤會。從表面上科學只認理不認人，彷彿它是個開放的領域，誰都能來弄一把；但在實際上，它又是最困難的事業，不是誰都能懂，所以它又最為封閉。從表面上看，科學不斷創造奇蹟，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實際上，它絕無分毫的神奇之處——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是對真正事實的實事求是——它創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來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淚和艱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但這不是說，你只要說有神奇的事存在，就會冒犯到我。我還有些朋友相信基督死了又活過來，這比藥片穿瓶更神奇！這是信仰，理當得到尊重。科學沒有理由去侵犯合理的宗教信仰。但我們現在見到的是一種遠說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強姦科學——一個弱智、邪惡、半人半獸的傢伙，想要姦汙智慧女神，它還流著口水、吐著粘液、口齒不清地說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樣的笨！」——我想說的是：你搞錯了。換個名字，到別處去試試吧。與同性戀有關的倫理問題　　1992年，我和李銀河合作完成了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之後，出版了一本專著（opig按：指與妻子李銀河教授夫妻合著的《他們的世界》，是我國第一部關於男同性愛人群的性社會學專著。），寫了一些文章。此後，我們仍同研究中結識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聯繫。除此之外，還收到了不少讀者的來信。最近幾年，雖然沒有對這個問題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終關注著這一社會問題。　　從1992年到現在，關注同性戀問題的人已經多起來。有不少關於同性戀的研究發表，還有一些人出來做同性戀者的社會工作，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當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現之前就能有人來關注同性戀問題，那就更好一些。據我所知，因為艾滋病流行才來關注這個問題，是件很使同性戀者反感的事情。我們的研究是出於社會學方面的興趣，這種研究角度，調查對象接受起來相對而言比較容易些。　　做科學研究時應該價值中立，但是作為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價值判斷。作為一個研究者，可以迴避同性戀道德不道德這類問題，但作為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應該承認，這個問題曾經使我相當困惑，但是現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個人愛一個同性，那個人又愛他；那麼此二人之間發生性關係，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傷害別人的事，談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戀伴侶也會有很深、很長久的關係。假如他們想要做愛的話，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反對他們。我總覺得長期、固定、有感情的性關係應該得到尊重。這和尊重婚姻是一個道理。　　這幾年，我們聽到過各種對同性戀的價值判斷，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同性戀不道德，等等。因為我有不少同性戀者朋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我覺得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所以這些話曾經使我相當難過。但現在我已經不難過了。這種難過已經變成了一種泛泛的感覺：在我們這裡，人對人的態度，有時太過粗暴、太不講道理。按現代的標準來看，這種態度過於原始──這可能是傳統社會的痕迹。假如真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期望將來情況會變得好些。　　我對同性戀者的處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終生戀人，渴望能終生廝守，但現在卻是不可能的，這就讓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對愛情忠貞不渝的人總是讓人敬重。但是同性戀圈子裡有些事我不喜歡，那就是有些人中間存在的性亂。和不了解的人發生性關係，地點也不考究；不安全、不衛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國外有些同性戀者認為，從一而終，是異性戀社會裡的陳腐觀念，他們就喜歡時常更換性伴。對此我倒無話可說。但一般來說，性亂是社會裡的負面現象；是一種既不安定又危險的生活方式。一個有理性的人總能相信，這種生活方式並不可取。　　眾所周知，近幾年來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關注，是和對艾滋病的關注緊密相連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戀的關聯，應該說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國外近幾年的情況是：艾滋病的主要傳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戀，它和其它性傳播疾病一樣，主要在社會的下層流傳。這是因為人們知道了這種病是怎麼回事，素質較高的人就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來預防它。剩下一些素質不高的人，才會患上這種病。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文化，人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倒以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國流行，對於我國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輕心。　　艾滋病發現之初，有些人說：這種病是上帝對男同性戀者的懲罰，現在他們該失望了──不少靜脈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覺得人應該希望有個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們自己一樣壞是不對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樂趣就是發掘別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後盼著人家倒霉。謝天謝地，我不是這樣的人。　　鑒於本文將在醫學雜誌上發表，「醫者父母心」，一種人文的立場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共鳴。我個人認為，享受自己的生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帶來種種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而同性戀是同性戀者在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醫學沒有辦法把同性戀者改造成異性戀者──我猜這是因為性傾向和人的整個意識混為一體──所謂矯治，無非是剝奪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說屬實，矯治就沒什麼道理。有的人渴慕異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對愛情的態度是一樣的，歧視和嘲笑是沒有道理的。歷史上迫害同性戀者最力者，或則不明事理，或則十分偏執──我指的是中世紀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納粹分子──中國歷史上沒有迫害同性戀的例子，這可能說明我們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執，這種好傳統應該發揚光大。我認為社會應該給同性戀者一種保障，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舉例來說，假如有一對同性戀者要結婚，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　　至於同性戀者，我希望他們對生活能取一種正面的態度，既能對自己負責，也能對社會負責。我認識的一些同性戀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很好的工作能力。我總以為，像這樣一些朋友，應該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個樣子。我是個異性戀者，我的狹隘經驗是：能和自己所愛的女人體面地出去吃飯，在自己家裡不受干擾地做愛比較好；至於在街頭巷尾勾個性伴，然後在個骯髒的地方瞎弄幾下是不好的。當然，現在同性戀者很難得到這樣的條件，但這樣的生活應該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因為太太在作婦女研究．讀了—批女權主義的理論書，我們常在—起討論自己的立場。作為—個知識分子，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有一種接近某種女權主義的立場。我總覺得，一個人不尊重女權，就不能叫作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女權主義的理論門類繁多（我認為這—點並不好），到底是哪一種就很重要了。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性別之間的不平等是社會制度造成的，要靠社會制度的變革來消除。這種觀點在西方帶點階段論的色彩．在中國就不一樣了：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已是社會主義制度，黨主張男女平等，政府重視婦女的社會保障，在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了社會主義女權理論的不足。舉個例子來說，現在企業精簡職工，很多女職工被迫下崗。假若你要指責企業經理，他就反問道：你何不問問，這些女職工自身的素質如何？像這樣的題目報刊上討論的已經很多了。很明顯，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單純地依賴社會保障，還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個人得到的社會保障越多，目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權主義門派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向社會尋求保障的同時，也就承認了自己是弱者，這是一個不小的失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得到較多保障的人總是值得羨慕的——我年輕時，大家都羨慕國營企業的工人，因為他們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嚴是兩回事。　　與此有關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這方面有—點爭議。中國人自己以為，在這方面做得已經很不錯；但是西方一些觀察家不同意。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兩個問題，頭一個問題是：在我們的社會裡，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這個問題有難以評論的性質：眾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規定各級政府里女幹部的比例，各級人代會裡女代表的比例，我還聽說為了配合九五世婦會，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專輯。因為想把她們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這件事就喪失了客觀性，而且無法討論。另一個問題是：在我們國家裡，婦女的實際地位如何，她們自身的素質、成就、掌握的決策權，能不能和男性相比。這個問題很嚴肅，我的意見是：當然不能比。婦女差得很多——也許只有競技體育例外，但競技體育不說明什麼。我們國家總是從社會主義女權理論的框架出發去關懷女性，分配給她各種東西，包括代表名額。我以為這種關懷是不夠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爭取來的，而不是分配來的東西。　　西方還有—種激進的女權主義立場，認為女性比男性優越，女人天性熱愛和平、關心生態，就是她們優越的證明。據說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強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種優越的證明，我很懷疑這種證明的嚴肅性。雖然女人熱愛自己的性別是值得讚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個人在坐胎時就有男女之分，我以為這種差異本身是美好的。別人也許不同意，但我以為，見到一種差異，就以為這裡有優劣之分，這是一種市儈心理——生為一個女人，好像佔了很多便宜。當然，要按這個標準，中國人里市儈更多。他們死乞白賴地想要男孩，並且覺得這樣能佔到便宜。將來人類很可能只剩下一種性別——男或女。這時候的人知道過去人有性別之分，就會不勝痛惜，並且說：我們的祖先是些市儈。當然，在我們這裡，有些女人有激進女權主義者的風貌，中國話叫作「氣管炎」。我個人認為，「氣管炎」不是中國女性風範的傑出代表。我總是從審美的角度、而不是從勢利的角度來看世界，而且覺得自己個是個市儈——當然，這一點還要別人來評判。　　西方女權主義者認為，性之於女權主義理論，正如勞動之於馬克思的理論一樣重要。這個觀點中國人看來很是意外。再過一些年，中國人就會體會到這種說法的含義，現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漸地往性這個圈子裡套。性對於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單方面地要求婦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婦女以為自己在這個圈子裡喪失了尊嚴，這是有道理的。但回過頭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國的婦女和男人除了頭髮長几寸，就沒有了區別，尊嚴倒是有的，只可惜了無生趣。自由女權主義者認為，男人也該來取悅婦女，這樣就恢復了婦女的尊嚴。假如你不同意這個觀點，就要在毫無尊嚴和了無生趣里選一種了。作為男子，我寧願自己多打扮，希望這樣有助於婦女的尊嚴，也不願看到婦女再變成一片藍螞蟻，當然，按激進女權的觀點，這還遠算不上有了棄暗投明的決小。真正有決心應該去作變性手術，起碼把自己閹掉。　　我太太現在對後現代女權主義理論著了迷。這種理論總想對性別問題提供一種全新的解讀方式。我很同意說，以往的人對性別問題理解得不對——亘古以來，人類在性和性別問題上就沒有平常心，開頭有點假模假式，後來就有點五迷三道，最後乾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橫蠻無理——這些錯誤主要是男人犯的——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但和後現代女權理論沒有絲毫的相近之處。那些哲學家、福科的女弟子們，她們對此有著一套遠為複雜和深奧的解讀方法。我正盼著從中學到一點東西，但還沒有學會。　　作為一個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權主義，並且覺得這就夠了。從這種認同里，我能獲得一點平常心，並向其他男人推薦這種想法。我承認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這種差異並不意味著別的：既不意味著某個性別的人比另一種性別的人優越，也不意味著某種性別的人比另一種性別的人高明。一個女孩子來到人世間，應該像男孩一樣，有權利尋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親，我也別無所求了。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有個外甥，天資聰明，雖然不甚用功，也考進了清華大學——對這件事，我是從他母系的血緣上來解釋的，作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極聰明。這孩子愛好搖滾音樂，白天上課，晚上彈吉它唱歌，還聚了幾個同好，自稱是在「排演」，但使鄰居感到悲憤；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吉它上有一種名為雜訊發生器的設備，可以彈出砸碎鐵鍋的聲音。要說清華的功課，可不是鬧著玩的，每逢考期臨近，他就要熬夜突擊準備功課；這樣一來就找不著時間睡覺。幾個學期下來，眼見得尖嘴猴腮，兩眼烏青，瘦得可以飄起來。他還想畢業後以搖滾音樂為生。不要說他父母覺得災禍臨門，連我都覺得玩搖滾很難成立為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學會喝風屙煙的本領。　　作為搖滾青年，我外甥也許能找到個在酒吧里周末彈唱的機會，但也掙不著什麼錢；假如吵著了酒吧的鄰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頓」什麼，還有可能被請去蹲派出所——這種事我聽說過。此類青年常在派出所的牆根下蹲成一排，狀如在公廁里，和警察同志做輕鬆之調侃。當然，最後還要家長把他們領出來。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對這種前景深感憂慮，他們是體面人，丟不起這個臉。所以長輩們常要說他幾句，但他不肯聽。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沒蹲過派出所，只不過是個自由撰稿人，但不知為什麼，他覺得我的職業和搖滾青年有近似之處，口口聲聲竟說：舅舅可以理解我！　　因為這個緣故，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都要負起責任，勸我外甥別做搖滾樂手，按他所學的專業去做電氣工程師。雖然在家族之內，這事也屬思想工作之類。按說該從理想、道德談起，但因為在甥舅之間，就可以免掉，徑直進入主題：「小子，你爸你媽養你不容易。好好把書念完，找個正經工作罷，別讓他們操心啦。」回答當然是：他想這樣做，但辦不到。他熱愛自己的音樂。我說：有愛好，這很好。你先掙些錢來把自己養住，再去愛好不遲。搖滾音樂我也不懂，就聽過一個「一無所有」。歌是滿好聽的，但就這題目而論，好像不是一種快樂的生活。我外甥馬上接上來道：舅舅，何必要快樂呢？痛苦是靈感的源泉哪。前人不是說：沒有痛苦，叫什麼詩人？——我記得這是萊蒙托夫的詩句。連這話他都知道，事情看來很有點不妙了……　　痛苦是藝術的源泉，這似乎無法辯駁：在舞台上，人們唱的是「黃土高坡」、「一無所有」，在銀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國，外國也是如此，就說音樂罷，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絕唱，據說素材是俄羅斯民歌「小伊萬」，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聲。美國女歌星瑪瑞·凱瑞，以黑人靈歌的風格演唱，這可是當年黑奴們唱的歌……照此看來，我外甥決心選擇一種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凈化靈魂，達到藝術的高峰，該是正確的了。但我偏說他不正確，因為他是我外甥，我對我姐姐總要有個交待。因此我說：不錯，痛苦是藝術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萬；瑪瑞·凱瑞也沒在南方的種植園裡收過棉花；唱黃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寶氣；演秋菊的卸了妝一點都不悲慘，她有的是錢……聽說她還想嫁個大款。這種種事實說明了一個真理：別人的痛苦才是你藝術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會成為別人的藝術源泉。因為我外甥是個聰明孩子，他馬上就想到了，雖然開掘出藝術的源泉，卻不是自己的，這不合算——雖然我自己並不真這麼想，但我把外甥說服了。他同意好好念書，畢業以後不搞搖滾，進公司去掙大錢。　　取得了這個成功之後，這幾天我正在飄飄然，覺得有了一技之長。誰家有不聽話的孩子都可以交給我說服，我也準備收點費，除寫作之外，開闢個第二職業——職業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卻不是吹噓我有這種本領，給自己作廣告。而是要說明，思想工作有各種各樣的作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種：把正面說服和黑色幽默結合起來，馬上就開闢了一片新天地……我看老三屆　　我也是「老三屆」，本來該念書的年齡，我卻到雲南挖坑去了。這件事對我有害，尚在其次，還惹得父母為此而憂慮。有人說，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兒女而減壽，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做父母的總想庇護未成年的兒女，在特殊年代裡，無力庇護，就代之以憂慮。身為人子，我為此感到內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後更是如此。當然，細想起來，罪不在我，但是感情總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麼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麼國度，趕上什麼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裡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復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復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復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於此。至於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麼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後來他到美國，在手術台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後遺症。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沒做過壞事，怎麼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後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幾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復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台「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雲南挖坑時。當時我心裡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後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台哪。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塗。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後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歷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麼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麼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麼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業嗎？這個彩老子也認了。現在不過四十來歲，還可以努力嘛。　　現在來談談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於偉人，在偉大的頭腦里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時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對我來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邏輯很夠用。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上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本文是對《中國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應。坦白地說，我對彭先生的文章不滿，起先是因為他說了老三屆的壞話。在我看來，老三屆現象、老三屆情結，是我們這茬人沒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機器，偶爾失去平衡，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仔細想來，「文革」過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總是沒有平常心哪，老三屆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噓的言論，連我看著都肉麻。讓我們先言盡於此：對於彭先生所舉老三屆心態的種種肉麻之處，我是同意的。　　然後再說說我對彭先生的不滿之處。彭先生對老三屆的看法是否定的，對此我倒不想爭辯，想爭的是他講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說老三屆有種種特殊遭遇，所以他們是些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不怎麼高明——這是一種特別糟糕的論調。翻過來，說這種特殊的人特別好，也同樣的糟。這個論域貌似屬於科學，其實屬於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我老師生出來時腳心朝上，但假如說的不是身體而是心智，就不能說他特殊。老三屆的遭遇是特別，但我看他們也是些尋常人。對黑人、少數民族、女人，都該做如是觀。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後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You are special，這句話只適於對愛人講。假如不是這麼用，也很肉麻。誠實與浮囂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麼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里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把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里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里，好像故紙之中什麼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麼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裡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麼叫作「是」（be），什麼叫作「應該是」（should 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麼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 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只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只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裡，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里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風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蘇東坡與東坡肉　　我父親是教邏輯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邏輯的Ph·D.我自己對邏輯學也有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邏輯學家的興趣發展來的：本世紀初年，羅素髮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悖論，連忙寫信告訴弗雷澤，順便通知弗雷澤，他經營了半生的體系、因為這個悖論的發現有了重大的漏洞。弗雷澤考慮了一番，回信說：我要是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結論就好了，……我覺得這個弗雷澤簡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兒，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讓他做我的老岳丈，話又說回來，就算弗雷澤有女兒。做我的姥姥一定比做老婆合適得多。這樣弗雷澤就不是我的老岳丈，而是我的曾外公啦。我在美國上學時還遇見過一件類似的事：有一回在課堂上，有個胖乎乎的女同學在打瞌睡，忽然被老師叫起來提問。可憐她根本沒聽，怎麼能答得上來。在美國，不但老師可以問學生，學生也可以問老師。萬一老師被問住，就說一句：問得好！不回答問題，接著講課。這位女同學迷迷糊糊，拖著長聲說道： This is a good question、（問得好）……差點把大家的肚皮笑破。下課後，我打量了她好半天，發現她太胖，又有狐臭。這才打消了不軌之心——弗雷澤就有這麼逗。讓我們書歸正傳，另一個有趣的邏輯學家是維特根斯坦，羅素請他來英國，研究一下出書的問題。　　維特根斯坦沒有路費，又不肯朝羅素借。最後羅素買下了維特根斯坦留在劍橋的一些舊傢具——我覺得他們倆都很逗。受這種淺薄的幽默感驅使，我學過數理邏輯，開頭還有興趣，後來學到了煩難的東西，就學不進去了。　　我對數學也有過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方程的興趣發展來的。人們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是不知道的。在十七世紀，有個義大利數學家，又是一位教授，他對三次方程的解法有點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著雨，在教室里，他準備對學生講講這些心得。忽聽「喀嚓」一聲巨響，天上打下來個落地雷，擦著教室落在花園裡——青色的電光從狹窄的石窟照進來，映得石牆上一片慘白。教授手捂著心口，對學生們轉過身來，說道：先生們，我們觸及了上帝的秘密，……一我讀到這個故事時，差點把腸子笑斷了。三次方程算個啥，還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個小心眼了。數學我也學了不少，學來學去沒了興趣，也擱下了。類似的學科還有物理學、化學，初學時興趣都很大，後來就沒興趣了，現在未必記得多少。　　總而言之，我對研究學問這件事和研究學問的人有興趣，對這門學問本身沒什麼興趣。所有的功課我都是這麼學的，但我的成績竟都是五分。只有一門功課例外，那就是計算機編程。我學的時候還要穿紙帶，沒意思透了。這一門學科里沒有名人軼事，除了這門科學的奠基人圖林先生是同性戀，敗露後自殺了。我既不是同性戀，也不想自殺，所以我對計算機沒興趣，得的全是三分。但我現在時常用得著它，所以還要買書看看，關心一下最新的進展，以免用時抓瞎。這是因為我寫文章的軟體是自己編的，別人編的軟體我既使不慣，也信不過，就這麼點原因。但就因為這點小原因，我在編程序這件事上，還真正有點修為。由此可見，對研究某種學問這件事感興趣和對這門學問本身感興趣可以完全是兩回事。　　這篇小文章想寫我的心路歷程，但有一件別人的事情越過了這個歷程，我決定也把它寫上。「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見的高中同學。走進那間房子，我哥哥被驚呆了：這間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圖佔滿了。這位同學身著藍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紅藍鉛筆，正在屋裡踱步，而且對家兄的出現視而不見。據家兄說，這位先生當時梳了個中分頭，假如不拿紅藍鉛筆，而是挾著把雨傘，就和那張偉大領袖去安源的畫一模一樣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會兒，才小聲問道：能不能請教一下……你這是在幹嗎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轉了兩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說道：噓，我在考慮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然後我哥哥就回家來，臉皮烏紫地告訴我此事。然後我們哥倆就捧腹大笑，幾乎笑斷了腸子……　　羅素、弗雷澤研究邏輯，是對邏輯本身感興趣，要解決邏輯領域的問題，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業，也是對革命本身感興趣，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這些先輩自然會有些事迹，讓人很感興趣。如果把對問題本身的興趣抹去，只追求這些事迹，就顯得多少有點不對頭。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對名人感興趣的東西感興趣，並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僅僅對名人感興趣。　　古時候有位書生，自稱是蘇東坡的崇拜者。有人問他：你是喜歡蘇東坡的詩詞呢，還是喜歡他的書法？書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歡吃東坡肉……東坡肉燉得很爛，肥而不膩，的確很好吃。但只為東坡肉來崇拜蘇東坡，這實在是個太小的理由。個人尊嚴　　在國外時看到，人們對時事做出價值評判時，總是從兩個獨立的方面來進行：一個方面是國家或者社會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經線；另一個方面是個人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緯線。回到國內，一條緯線就像是沒有，連尊嚴這個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嚴這個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詞「dignity」，然後才想到相應的中文詞。在英文中，這個詞不僅有尊嚴之義，還有體面、身份的意思。尊嚴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還是人價值之所在。從上古到現代，數以億萬計的中國人里，沒有幾個人有過屬於個人的尊嚴。舉個大點的例子，中國歷史上有過皇上對大臣施廷杖的事，無論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當眾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論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沒有一個人能有尊嚴。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傳統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種光榮，文死諫嘛。說白了就是：無尊嚴就是有尊嚴。此話如有任何古怪之處，罪不在我。到了現代以後，人與人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仍有這種遺風──我們就不必細說文革中、文革前都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到了現在，已經不用見官下跪，也不會在屁股上挨板子，但還是缺少個人的尊嚴。環境就是這樣，公共場所的秩序就是這樣，人對人的態度就是這樣，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舉個小點的例子，每到春運高潮，大家就會在傳媒上看到一輛硬座車廂里擠了三四百人，廁所里也擠了十幾人。談到這件事，大家會說國家的鐵路需要建設，說到鐵路工人的工作難做，提到安全問題，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這些民工這樣擠在一起，好像一個團，完全沒有了個人的尊嚴──彷彿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當然，只要民工都在過年時回家，火車總是要擠的；誰也想不出好辦法。但個人的尊嚴畢竟大受損害；這件事總該有人提一提才對。另一件事現在已是老生常談，人走在街上感到內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廁所。一進去就覺得自己的尊嚴一點都沒了。現在北京的公廁正在改觀，這是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也會內急，所以北京的公廁已經臭名遠揚。假如外國人不來，廁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衚衕里還沒有改。我認識的一位美國留學生說，有一次他在小衚衕里內急，走進公廁撒了一泡尿，出來以後，猛然想到自己剛才滿眼都對黃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來告訴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臟很亂，總要到某個國際會議時才能改觀，這叫借某某會的東風。不光老百姓這樣講，領導上也這樣講。這話聽起來很有點不對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丟臉，沒有外人時，自己住在裡面也不體面──這後一點總是被人忘掉。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發現自己曾有一種特別的虛偽之處，雖然一句話說不清，但可以舉些例子來說明。假如我看到火車上特別擠，就感慨一聲道：這種事居然可以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廁所特臟，又長嘆一聲：唉！北京市這是怎麼搞的嘛！這其中有點幽默的成份，也有點當真。我的確覺得國家和政府的尊嚴受到了損失，並為此焦慮著。當然，我自己也想要點個人尊嚴，但以個人名義提出就過於直露，不夠體面──言必稱天下，不以個人面目出現，是知識分子的尊嚴所在。　　當然，現在我把這做為虛偽提出，已經自外於知識分子。但也有種好處，我找到了自己的個人面目。有關尊嚴問題，不必引經據典，我個人就是這麼看。但中國忽視個人尊嚴，卻不是我的新發現。從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象：羅素說，中國文化里只重家族內的私德，不重社會的公德公益，這一點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費孝通說，中國社會裡有所謂「差序格局」，與己關係近的就關心，關係遠的就不關心或少關心；結果有些事從來就沒人關心。龍應台為這類事而憤怒過，三毛也大發過一通感慨。讀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這個現象的人，或則是外國人，或則曾在國外生活過，又回到了國內。沒有這層關係的中國人，對此渾然不覺。筆者自己曾在外國居住四年，假如沒有這種經歷，恐怕也發不出這種議論──但這一點並不讓我感到開心。環境髒亂的問題，火車擁擠的問題，社會秩序的問題，人們倒是看到了。但總從總體方面提出問題，講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其實這些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削我們每個人的面子──對此能夠渾然無覺，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這件事有點兩重性，其一是別人把你當做人還是東西，是你尊嚴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也是你的尊嚴所在。擠火車和上公共廁所時，人只被當身體來看待。這裡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歸根結蒂，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　　說來也奇怪，中華禮儀之邦，一切尊嚴，都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係上定義，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一個人不在單位里、不在家裡，不代表國家、民族，單獨存在時，居然不算一個人，就算是一塊肉。這種演算法當然是有問題。我的演算法是：一個人獨處荒島而且誰也不代表，就像魯濱孫那樣，也有尊嚴，可以很好的活著。這就是說，個人是尊嚴的基本單位。知道了這一點，火車上太擠了之後，我就不會再擠進去而且渾然無覺。在美國左派家作客　　上個禮拜王先生（opig按：王集偉，這次的訪問內容請見《孤島訪談錄》，原書誤做「九」，可能是書體「王」的誤認。）來訪問我，問我愛聽誰的歌。我實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順口說了個披頭士。其實我只是有時用披頭士的歌來吵吵耳朵；現在我手上有這四個英國佬的幾盒磁碟，LD連一張都沒有，像這個樣子大概也不算是他們的歌迷。只是一聽到這些歌就會想到如煙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國，深夜裡到曼哈頓一位左派家裡作客；當時他家裡的破錄音機上放著披頭士的歌。說起來不好意思，我們根本不認識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訴了我們這個地址。夜裡一兩點鐘—頭幢了進去，而且一去就是四個人。坦白地說，這根本不是訪友，而是要省住旅館的錢——在紐約住店貴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會讓我們進去，甚至會打電話叫警察來抓我們。但主人見了我們卻很高興，陪我們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斯基，還有潔然的《金光大道》。這位先生家裡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國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譯的，我翻了翻，覺得譯得並不好。這位朋友談到了他們沸騰的六七十年代：反戰運動、露天集會、大示威、大遊行，還講到從小紅書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時的振奮心情。講的時候，眼睛卑部冒金光。我們也有些類似的經歷，但不大喜歡淡。他老想讓我們談談中國的紅衛兵，我們也不想談。總的來說，他給我的印象就像某位舊友，當年情同手足，現在卻話不投機——我總覺得他的想法有點極左的氣味。要是按他的說法，我不必來美國學什麼，應該回去接著造反，我不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不管怎麼說，美國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這一點連右派也不得不承認。　　我記得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頭長髮。穿著油光水滑的牛仔褲，留了一嘴大鬍子，裡面有不少白絲。在他那問窄小、骯髒的公寓里，有一位中年婦女，但不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傻呵呵的金髮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兒。總的來說，他不像個成功人士。但歷史會給他這樣的人記上一筆，因為他們曾經挺身而出，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對—切不公正。凌晨時分，我們都困了，但他談意正濃——看來他慣於熬夜。在戰鬥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經常在公園裡野營，在火准邊上談著吉它唱上一夜，還抽著大麻煙，這種生活我也有過。只不過不在公園裡，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邊打壩，也可能是上山砍木頭，一幫知青在野地里點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於大麻，我沒有抽過。只是有一次煙抽完了，我拿雲南出的大葉清茶給自己卷了一支，有雞腿粗細。拿火柴一點，一團火冒了上來，把我的睫毛燎了個精光。茶葉里沒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覺好像太陽穴上挨了兩槍，一頭栽倒在地。只可惜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對此我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覺得已經夠了，我想要干點別的——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處。但不管怎麼說，在美國的各種人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左派。門前空地　　十年前我在美國，每天早上都要起來跑步，跑過我住的那條街。這條街上滿是舊房子，住戶一半是學生，另一半是老年人。它的房基高於街道，這就是說，要走上高台階才到房門口。從房子到人行道，有短短的一道漫坡。這地方只能弄個花壇，不能派別的用場——這就是這條街的有趣之處。這條街上有各民族的住戶，比方說，街口住的似是英裔美國人，花壇弄得就很像樣子。因為這片空地是漫坡，所以要有護牆，他的護牆是塗了焦油的木材築成，壘得頗有鄉村氣氛。花壇里鋪了一層木屑，假裝是林間空地。中央種了兩棵很高的水杉，但也可能是羅漢松——那樹的模樣介於這兩種樹之間，我對樹木甚是外行，弄不清是什麼樹。一般來說，美國人喜歡在門前弄片草坪，但是草坪要剪要澆，還挺費事的；種樹省心，半年不澆也不會死。　　我們門前也是草坪，但裡面寄宿的學生，誰也不去理它，結果長出耐旱的篙子和茅草來，時常長到一人多高。再高時，鄰居就打電話來抱怨說這些亂草招蚊子，我們則打電話叫來房東，他用廣東話嘟嚷著，罵老美多事，把那些雜草砍倒。久而久之，我們門前就出現個乾草垛。然後鄰居又抱怨說會失火，然後房東只好來把這些干章運走，上述兩棟房子里的人都不想伺候花草，卻有這樣不同的處理方法。但我們門前比較難看，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左面住了一家意人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長了一頭銀髮，遇上我跑步回來，總要拉著我嘀咕一陣，說他要把花壇好好弄弄。照我看，這花壇還不壞。只是磚護牆有些裂縫，裡面的土質也不夠好，花草都半死不活。這位老先生畫了圖給我看，那張圖畫得太過規範，叫我懷疑他是土木工［程師出身。其實他不是，他原來是賣比薩餅的。這件半他籌劃來籌划去，遲遲不能開工。　　在街尾處，住了一對中國來的老夫婦，每次我路過，都看到他們在修理花園，有時在砌牆。有時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兒童掘土的玩具鏟以及各種報廢的廚具，有—回我看到老太大在給老頭砌的磚牆勻縫，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總而言之，他們一直在幹活，從來就沒停過手。門前的護牆就這麼砌了出來，像個彌陀佛，鼓著大肚子。來往行人都躲著走，怕那牆會倒下來。把自己壓在下面。他們在花園裡擺了幾塊歪歪扭扭的石頭，假裝是太湖石。但我很怕這些石頭會把老兩口絆倒。把他們的門牙磕掉……後來，他們把門廊油得紅紅綠綠，十分惡俗，還掛上了塊破木板釘成的匾，上面寫了三個歪歪倒倒的字「蓬萊閣」。我不知蓬萊仙閣是什麼樣了，所以沒有意見，但海上的八仙可能會有不同意見……　　關於怎樣利用門前空地，中國人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裡攔出個茅坑，撈點糞，種菜園子。小時候我住在機關大院的平房裡，鄰居一位大師傅就是如此行事。他還用廢油氈、廢鐵板在門前造了—間難以言狀的古怪房子，用稻草繩子、朽爛的木片等等給自己攔出片領地來，和不計其數的蒼蠅快樂地共同生活。據我所見，招來的幾乎全是綠熒熒的蒼蠅，黑麻蠅很少來，由此可以推斷出，同是蒼蠅，黑麻蠅比較愛清潔，層次較高；綠豆蠅比較臟、層次也低些。假如這位師傅在美國這樣干，有被拉到銜角就地正法的危險。現在我母親樓下住了另一位帥傅，他在門前堆滿了揀來的易拉罐和廢紙板，準備去賣錢。他還嫌廢紙板不壓秤、老在上面澆水，然後那些紙板就發出可怕的味道來，和哈喇的臭鹹魚極為相似。這位老大爺在美國會被關進瘋人院——因為他—點都不窮，還要攢這些破爛。每天早上，他去搜索垃圾堆，然後出攤賣早點。我認為，假如你想吃街頭的早點，最好先到攤主家裡看看……我提起這些事，是想要說明：門前空地雖是你自己的，但在別人的視線之中。你覺得自己是個什麼人，就怎麼弄好了。　　後來，我的義大利鄰居終於規劃好了一切，開始造他的花壇。那天早上來了很多黑頭髮的白種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講義大利語。他們從一輛卡車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塊來，打著嘟嚕對行人說「sorry」，因為擋了別人走路。說來你也許不信，他們還帶來幾樣測繪儀器，在那裡找水平面呢。總共五米見方的地面，還非弄得橫平豎直不可。然後，鋪上了袋裝腐植土，種了一園子玫瑰花。路過的人總禁不住站下來看，但這是以後的事。花壇剛造好時，是座莊嚴的四方形建築。是一本正經建造的，不是胡亂堆的。過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雖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賣唱的人們　　有一次，我在早上八點半鐘走過北京的西單北大街，這個時間商店都沒有開門，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蕩蕩，只有滿街飛揚的冰棍紙和賣唱的盲人。他們用半導體錄音機伴奏，唱著民歌。我到過歐美很多地方，常見到各種殘疾人乞討或賣唱，都不覺得難過，就是看不得盲人賣唱。這是因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殘疾人，讓他們乞討是社會的恥辱。再說，我在北京見到的這些盲人身上都很臟，歌唱得也過於悲慘；凡事他們唱過得歌我再也不想聽到。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就我一個明眼人，我覺得這種景象有點過分。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就屬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我想，最好有個盲人之家，把他們照顧起來，經常洗洗澡，換換衣服，再有輛麵包車接送他們各處賣唱，免得都擠在西單北大街——但是最好別賣唱。很多盲人有音樂天賦，可以好好學一學，做職業藝術家。美國就有不少盲人音樂家，其中有幾個還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談如何關懷盲人，而是談論賣唱——當然，這裡說的賣唱是廣義的，演奏樂器也在內。我見過各種賣唱者，其中最怪異的一個是在倫敦塔邊上看到的。這傢伙有五十歲左右，體壯如牛，頭戴一頂獵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鴕鳥毛，這樣他的頭就有點像兒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茄克，滿是污漬，但比西單的那些盲人乾淨——那些人身上沒有污漬，整個人油亮油亮的——手裡彈著電吉他，嘴上用鐵架子支了一隻口琴，腳踩著一面踏板鼓，膝蓋栓有兩面鈸，靴子跟上、兩肘栓滿了鈴，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為從聲音聽來，不止我說的這些。他在演奏時，往好聽里說，是整整一支軍樂隊，往難聽里說，是一個修理黑白鐵的工場。演奏著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時不討厭，看過一分鐘，就得丟下點零錢溜走，否則就會頭暈，因為他太吵人。我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嘩眾取寵得傢伙。他的演奏沒有藝術，就是要錢。　　據我所見，賣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臟，也不一定要要嘩眾取寵。比方說，有一次我在洛杉磯乘地鐵，從車站出來，走過一個很大的過廳。這裡環境很優雅，鋪著紅地毯，廳中央放了一架鋼琴。有一個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鋼琴後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過時，他並不多看你，只彈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報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無心回報時，就帶著這好意走開。我記得我走過時，他彈奏的是「八音盒舞曲」，異常悠揚。時隔十年，我還記得那樂曲，和他的樣子，他非常年輕。人在年輕時，可能要做些服務性的工作，糊口或攢學費，等待進取的時機，在公共場所演奏也是一種。這不要緊只要無損於尊嚴就可。我相信，這個青年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談的是我所見過的最動人的街頭演奏，這個例子說明在街頭和公共場所演奏，不一定會有損個人尊嚴，也不一定會使藝術蒙羞——只可惜這幾個演奏者不是真為錢而演奏。一個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維也納，陽光燦爛，城裡空空蕩蕩，正好欣賞這座偉大的城市。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首都，帝國已不復存在，但首都還是首都。到過那座城市的人會同意，「偉大」二字決非過譽。在那個與莫扎特等偉大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歌劇院附近，我遇上三個人在街頭演奏。不管誰在這裡演奏，都顯得有點不知寒磣。只有這三個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個金髮小夥子，穿件毛衣、一條寬鬆的褲子，簡樸但異常整潔。他似是這三個人的頭頭，雖然專註於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給他們無聲的鼓勵。有一位金髮姑娘在吹奏長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裡有點笑意。還有一個東亞女孩坐著拉大提琴，烏黑的齊耳短髮下一張白凈的娃娃臉，穿著短短的裙子，白襪子和學生穿的黑皮鞋；她有點慌張，不敢看人，只敢看樂譜。三個人都不到二十歲，全都漂亮之極。至於他們的音樂，就如童聲一樣，是一種天籟。這世界上沒有哪個音樂家會說他們演奏得不好。我猜這個故事會是這樣的：他們三個是音樂學院的同學，頭一天晚上，男孩說：敢不敢到歌劇院門前去演奏？金髮女孩說：敢！有什麼不敢的！至於那東亞女孩，我覺得她是我們的同胞。她有點害羞，答應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應，最後終於被他們拉來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十幾個人在聽，但都遠遠地站著，恐怕會打擾他們。有時會有個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錢，但他們看都不看，沉浸在音樂里。我堅信，這一幕是當日維也納最美麗的風景。我看了以後有點嫉妒，因為他們太年輕了。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於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打工經歷　　在美留學時，我打過各種零工。其中有一回，我和上海來的老曹去給家中國餐館裝修房子。這家餐館的老闆是個上海人，尖嘴猴腮，吝嗇得不得了；給人家當了半輩子的大廚，攢了點錢，自己要開店，又有點燒得慌——這副嘴臉實在是難看，用老曹的話來說，是一副赤佬像。上工第一天，他就對我們說：我請你們倆，就是要省錢，否則不如請老美。這工程要按我的意思來干。要用什麼工具、材料，向我提出來，我去買。別想揩我的油……　　以前，我知道美國的科技發達、商業也發達，但我還不知道，美國還是各種手藝人的國家。我們打工的那條街上就有一大窩，什麼電工、管子工、木工等等，還有包攬裝修工程的小包工頭兒；一聽見我們開了工，就都跑來看。先看我們掄大鎚、打釺子，面露微笑，然後就跑到後面去找老闆，說：你請的這兩個寶貝要是在本世紀內能把這餐館裝修完，我輸你一百塊錢。我臉上著實掛不住，真想扔了釺子不幹。但老曹從牙縫裡啐口吐沫說：不理他！這個世紀干不完，還有下個世紀，反正赤佬要給我們工錢……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別攬磁器活。要是不懂怎麼裝修房子就去攬這個活，那是我們的錯。我雖是不懂，但有一把力氣，幹個小工還是夠格的。人家老曹原是滬東船廠的，是從銅作工提拔起來的工程師，專門裝修船艙的，裝修個餐館還不知道怎麼幹嗎……他總說，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買工具、租工具，但那赤佬老闆總說，別想揩油。與其被人疑為貪小便宜，還不如悶頭幹活，賺點工錢算了。　　等把地面打掉以後，我們在這條街上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順便說一句，打下來的水泥塊是我一塊塊抱出去，扔到垃圾箱里，老闆連個手推車都捨不得租。他覺得已經出了人工錢，再租工具就是吃了虧。那些美國的工匠路過時，總來聊聊天，對我們的苦幹精神深表欽佩。但是他們說，活可不是你們倆這種干法。說實在的，他們都想攬這個裝修工程，只是價錢談不攏。下一步是把舊有的隔斷牆拆了。我覺得這很簡單，揮起大鎚就砸——才砸了一下，就被老闆喝止。他說這會把牆裡的木料砸壞。隔斷牆裡能有什麼木料，不過是些零零碎碎的破爛木頭。但老闆說，要用它來造地板。於是，我們就一根根把這些爛木頭上的釘子起出來。美國人見了問我們在幹什麼，我如實一說，對方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蹲，笑得就地打起滾來。這回連老曹臉上都掛不住了，直怪我太多嘴……　　起完了釘子，又買了幾塊新木料，老闆要試試我們的木匠手藝，讓我們先造個門。老曹就用鋸子下起料來：我怎麼看，怎麼覺得這鋸子不像那麼回事兒，鋸起木頭來直拐彎兒。它和我以前見過的鋸子怎麼就那麼不一樣呢。正在幹活，來了一個美國木匠。他笑著問我們原來是幹啥的。我出國前是個大學教師，但這不能說，不能丟學校的臉。老曹的來路更不能說，說了是給滬東船廠丟臉。我說：我們是藝術家。這話不全是扯謊。我出國前就發表過小說，至於老曹，頗擅丹青，作品還參加過上海工人畫展……那老美說：我早就知道你們是藝術家！我暗自得意：我們身上的藝術氣質是如此濃郁，人家一眼就看出來了。誰知他又補充了一句，工人沒有像你們這麼幹活的！等這老美一走，老曹就扔下了鋸子，破口大罵起來。原來這鋸子的正確用途，是在花園裡鋸鋸樹杈……　　我們給赤佬老闆幹了一個多月，也賺了他幾百塊錢的工錢，那個餐館還是不像餐館，也不像是冷庫，而是像個破爛攤。轉眼間夏去秋來，我們也該回去上學了。那老闆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天天催我們加班。催也沒有用，手裡拿著手錘鐵棍，拼了命也是干不出活來的。那條街上的美國工匠也嗅出味來了，全聚在我們門前，一面看我們倆出洋像，一面等赤佬老闆把工程交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連老曹也綳不住，終於和我一起辭活不幹了。於是，這工程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樣，掉進了美國師傅的懷裡。本來，辭了活以後就該走掉。但老曹還要看看美國人是怎麼幹活的。他說，這個工程幹得窩囊，但不是他的過錯，全怪那赤佬滿肚子餿主意。要是由著他的意思來干，就能讓洋鬼子看看中國人是怎麼幹活的……　　美國包工頭接下了這個工程，馬上把它分了出去，分給電工、木工、管子工，今天上午是你的，下午是他的，後天是我的，等等。幾個電話打出去，就有人來送工具，滿滿當當一卡車。這些工具不要說我，連老曹都沒見過。除了電鋸電刨，居然還有用電瓶的鏟車，可以在室內開動，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們留下的破爛從室內推了出去。電工上了電動升降台，在天花板上下電線，底下木工就在裝配地板，手法純熟之極。雖然是用現成的構件，也得承認人家幹活真是太快了。裝好以後電刨子一跑，賊亮；幹完了馬上走人，運走機械，新的工人和機械馬上開進來……轉眼之間，飯館就有個樣兒了……我和老曹看了一會兒，就灰溜溜地走開了。這是因為我們都當過工人，知道怎麼工作才有尊嚴。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　　我到過歐美的很多城市，美國的城市乏善可陳，歐洲的城市則很耐看。比方說，走到羅馬城的街頭，古羅馬時期的競技場和中世紀的城堡都在視野之內。這就使你感到置身於幾十個世紀的歷史之中。走在巴黎的市巾心，周圍是漂亮的石頭樓房，你可以在鐵柵欄上看到幾個世紀之前手工打出的精美花飾。英格蘭的小城鎮保留著過去的古樸風貌，在厚厚的草頂下面，懸掛出木製的啤酒館招牌。我記憶中最漂亮的城市是德國的海德堡，有一座優美的石橋夾在內卡河上，河對岸的山上是海德堡選帝侯的舊官堡。可以與之相比的有英國的劍橋，大學設在五六百年前的石頭樓房裡，包圍在常春藤的綠蔭里——這種校舍不是任何現代建築可比。比利時的小城市和荷蘭的城市，都有無與倫比的優美之處，這種優美之處就是歷史。相比之下，美國的城市很是庸俗，塞滿了亂糟糟的現代建築。他們自己都不愛看，到了夏天就跑到歐洲去度假——歷史這種東西，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呀。　　有位義大利的朋友告訴我說，除了臟點、亂—點，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國的城市。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是實情——北京城裡到處是現代建築，缺少歷史感。在我小的時候就不是這樣的，那時的北京的確有點與眾不同的風格。舉個例子來說，我小時候作在北京的鄭工府里，那是一座優美的古典庭院，眼看著它就變得面門全非、塞滿了四四方方的樓房，丑得要死。鄭王府的遭遇就是整個北京城的縮影。順便說一句，英國的牛津城裡，所有的舊房子，屋主有翻修內部之權，但外觀一毫不準動，所以那座城市保持著優美的舊貌。所有的人文景觀屬於我們只有一次。假如你把它扒掉，再重建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這位義大利朋友還告訴我說，他去過山海關邊的老龍頭，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磚城樓，覺得很難看。我小時候見過北京城的城樓，還在城樓邊玩耍過，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真古迹使人留戀之處，在於它歷經滄桑直至如今，在它身邊生活，你才會覺得歷史至今還活著。要是可以隨意翻蓋，那就會把歷史當作可以隨意捏造的東西，一個人盡可夫的娼婦；這兩種感覺真是大不相同。這位義大利朋友還說，義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屬於一代人，而是屬於一族人，從亘古到如今。他覺得這樣活著比較好，他的這些想法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現在我們談這些已經有點晚了。　　談過了城市和人文景觀。也該談談鄉村和自然景觀——談這些還不晚。房龍曾說，世界上最美麗的鄉村就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那地方我也去過，滿山樅木林，農舍就在林中。鋪了碎石的小徑一塵不染……還有荷蘭的牧場，瀰漫精心修整的人工美。牧場中央倉放乾草的小亭子，油漆得整整齊齊，像是園林工人乾的活；因為要把亭子造成那個樣於，不但要手藝巧，還要懂什麼是好看。讓別人看到自己住的地方是—種美麗的自然景觀，這也是一種作人的態度。談論這些域外的風景不是本文土旨，主旨當然還是討論中國。我前半輩子走南闖北，去過國內不少地方，就我所見，貧困的小山村，只要不是窮到過不下去，多少還有點樣。到了靠近城市的地方，人也算有了點錢，才開始難看。家家戶戶房子寬敞了，院牆也高了，但是樣子惡俗，而且門前漸漸和豬窩狗圈相類似。到了城市的近郊，到處是亂倒的垃圾。進到城裡以後，街上是乾淨了，　那是因為有清潔工在掃。只要你往樓道里看一看，陽台上看一眼，就會發現，這裡住的人比近郊區的人還要邋遢得多。總的來說，我以為現在到處都是既不珍惜人文景觀、也不保護自然景觀的邋遢娘們邋遢漢。這種人要吃，要喝，要自己住得舒服，別的一概不管。　　我的這位義大利朋友是個漢學家。他說，中國入只重寫成文字的歷史，不重保存環境中的歷史。這話從—個義大利人嘴裡說出來，叫人無法辯駁。人家對待環境的態度比我們強得多。我以為，每個人都有—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環境中，這一部分是不會死的，它會保存在那裡，讓後世的人看到。住海德堡，在劍橋，在薩爾茲堡，你看到的不僅是現世的人，還有他們的先人，因為世世代代的維護，那地方才會像現在這樣漂亮。和青年朋友談這些，大概還有點用。文化的園地　　我在布魯塞爾等飛機，等「人民快航」。現在的人大概記不得人民快航（People『s Express）了，十年前它在美國卻是大名鼎鼎，因為它提供最便宜的機票，其國內航班的票比長途車票還要便宜；其國際航班肯定要比搭貨船過海便宜——就算你搭得到，在舶上也要吃東西。這筆開銷也不小——我乘它到了歐洲，還要乘它回去。很遺憾的是，這家航空公司倒掉了。盛夏時節，歐洲到處是藍色的人流。大家穿著藍色的牛仔褲，背著藍色的帆布包，包上搭著一條小涼席，走到哪兒睡到哪兒，橫躺豎卧，弄得候車室、候機廳都像停屍房一樣。現在的北京街頭也能看到這些人：頭髮曬得褪了色，臉上曬出了一臉的雀斑，額頭曬得紅彤彤的，手裡拿著旅遊地圖認著路；只是形不成人流。但我是在這個人流里游遍了歐洲。　　窮人需要便宜的食宿和交通，學生是窮人個最趾高氣揚的一種：雖然窮，但前程遠大。當時我就是個學生，所以興高采烈地研究學生旅遊書里那些省錢的法子：從紐約市中心前往肯尼迪國際機場，有直通的機場bus，但那本書卻建議你乘地鐵前往昆士區的北端，再坐昆士區的公共汽車南下。這條路線在地圖上像希臘字母歐米伽。那本書這樣解釋這個歐米伽：要盡量利用城市的公共交通，這種文通工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便宜的。書上還教你填飽肚子的訣竅：在紐約，可以走進一家中餐館。要一碗白飯，用桌上的醬油下飯；在巴黎，你可以前往某教堂門口，那裡有舍給窮人喝的粥。在布自塞爾，這個訣竅是在下午五點以後前往著名的餐飲城City2，稍微給—點錢，甚於不給錢，就可以把賣剩下來的薯條都包下來。這種薯條又涼、又面，但還可以填飽肚子。這些招兒我沒有用過，就是用了也不覺得害臊：我是學生嘛。　　我到布魯塞爾時，已是初秋。這個季節北歐上空已是一片陰風慘霧，不宜久留，該幹啥快去幹啥，所以我在機場等飛機。忽然間腸胃轟鳴，那本旅遊書上又沒有在布魯塞爾機場找便宜廁所的指導，我只好進了收費廁所。這地方進門要一個美元，合四十比利時法郎，在我印象中，這是全世界的最高價。走進格間，把門一關，門上一則留言深得我心：啊，我的心都碎了……看來是個憤世嫉俗的美國小夥子留在這兒的。他心碎的原因有二：一是被人宰了一刀；二是把自己的問題估計得嚴重了。至於我，雖然問題是嚴重的，必須立即解決，不能帶上飛機，但也覺得收一美元實在太多。但仔細一看，不禁冷汗直冒：這行字被人批得落花流水——周圍密密麻麻用各種字體寫著：沒水平——沒覺悟——層次太低。這行字層次低，卻引起了我的共鳴，我的層次也高不了……　　我在布魯塞爾等飛機。去了一趟收費廁所，不想走進了一個文化的園地。假如我說，我在那裡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討論，你肯定不相信。但國外也有高層次的問題：種族問題、環境問題、「讓世界充滿愛」，還有「I have a dream today」，四壁上寫得滿滿的，這使我冷汗直冒，正襟危坐——坐在馬桶上。我相信，有人在這裡提到了「終極關懷」。但一定是用德文寫的。那地方德文的題字不少，我看不懂。大概還有人提到了後現代，但我也看不懂：那一定是用法文寫的，我又不懂法文。那裡還有些反著寫的問號，不知寫些什麼。中文卻沒有，大概是因為該園地收費太貴，同胞們不肯進來——我是個例外。我住了一家學生旅館，提供免費的早餐：麵包片和人造黃油，我把黃油塗得比麵包片還要厚，所以跑到這裡來了。用英文寫出的，大多是些雖很重要，但比較淺薄的問題。比方說，有位先生寫道：保護環境。後面就有人批了一句：既然要保護環境，就不要亂寫。再以後，又有一句批語：你也在亂寫。我很想給他也批上一句：還有你；但又怕別人再來批我。像這樣批下去，整個世界都會被字跡批滿，所有的環境都要完蛋。還有不少先生提出，要禁止核武器。當時冷戰尚未結束、兩個核大國在對峙之中。萬一哪天走了火，大家都要完蛋。我當然反對這種局面。我只是懷疑坐在馬桶上去反對，到底有沒有效力。　　布魯塞爾的那個廁所，又是個世界性的正義論壇。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獨裁者，從原則上說，我都支持。但我不知要打倒些准：要是用中文來寫，這些名字可能能認出個把來，英文則一個都不認識。還有些人要求解放一些國家和地區，我都贊成，但我也不知道這些地方在哪裡。除此之外，我還不知道我，一個坐在馬桶上的人，此時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動機——這當然是好的，但這些事到底是什麼、怎樣來做、由誰來做，通通沒有說明。這就如我們的文化園地，總有人在呼籲著。呼籲很重要，但最好說說倒底要幹些什麼。在那個小隔間里，有句話我最同意，它寫在「解放薩爾瓦多」後面：要解放，就回去戰鬥吧。由此我想到：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籲更大的勇氣和努力。要是你有這些勇氣和精力，不妨動手去做。要是沒這份勇氣和精力，不如閉上嘴，省點唾沫，使廁所的牆壁保待清潔。當然，我還想到了，不管要做什麼，都必須首先離開屁股下的馬桶圈。這很重要。要是沒想到這一點，就會誤掉班機。環境問題　　我生在北京城裡。小時候，我爬到院里的高樓頂上——這座樓在西單——四下眺望、經常能看到頤和園的佛香閣。西單離頤和園起碼有二十里地。幾年前，我住在北大暢春園，離頤和園只行數里之遙，從窗戶里看佛香閣，十次倒有八次看不見。北京的空氣老是迷迷糊糊的，有點迷眼，又有點嗆嗓子，我小時候不是這樣。我已經長大了，變成了—條車軸漢了——這是指襯衣領子像車軸而言。在北京城裡住，幾乎每天都要換襯衣，在國外時，一件襯衣可以穿好幾天。世界上有很多以污染聞名的城市：米蘭、洛杉礬、倫敦等等，我都去過，只有墨西哥城例外。就我所見。北京城的情況在這些城市裡也是壞的。　　但我對北京環境改善充滿了信心。這是因為一座現代大都市，有能力很快改善環境，北京是首都，自然會首先改善。不信你到歐美的大城市看看，就會發現有些舊石頭居於像瓦窯裡面一樣黑，而新的石頭房子則像雪一樣白。找個當地人問問，他們會說：老房子的黑是煤煙熏的，現在沒有煤煙，石頭牆就不會變黑了，我在美國的匹茲堡留過學，那裡是美國的鋼鐵城市，以污染著稱。據當地人說，大約三十年前，當地人出門訪友時，要穿一件襯衣，帶一件襯衣。身上穿的那件在路上就髒了，到了朋友家裡再把帶的那件換上。現在的情況是：那裡的空氣很乾凈。現代大城市有辦法解決環境問題：有財力，也有這種技術。到了非解決不可時，自然就會解決。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們可以戴風鏡、帶口罩來解決空氣不好的問題。　　我現在住的地方在城鄉結合部，出門不遠，就不歸辦事處管，而是鄉政府的地面。我家樓下是個農貿市場，成天來往著一些砰砰亂響的東西：手扶拖拉機、小四輪、農用汽車等等。這些交通工具有—個共同點：全裝著吼聲震天、黑煙滾滾的柴油機。因為有這種機器，我認為城市近郊、小城鎮等地環境問題更嚴重。人家總說城市裡噪音嚴重，但你若到郊區的公路邊坐上一天，回來大概已經半聾了。縣城的城關大多也吵得要命、上那裡逛逛、回來時鼻孔里準是黑的。據報道，我國的農用汽車產值超過了正裝汽車。叫作農用車，其實它們凈往城市和郊區跑。這類地力人煙稠密，和市中心差不個很多。這裡的人既有鼻子，又有耳朵，因此造這種車時，工藝也宜考究些，要把環境因素考慮在內才好，否則是用不了幾年的。　　在這方面我有—個例子；七四年我在山東煙台一帶插隊，　見到現在農用車的鼻祖：它是大車改制的，大車已經有兩個輪子，在車轅部位裝上個轉盤，安上抽水磨面的柴油機，下回裝上第二個輪子、用三角皮帶帶動，駕駛員坐在轅上，轉彎時推動轉盤，連柒油機帶底下的輪子一塊轉。我不知它的正式名稱叫什麼，只知道它的雅號叫作「寧死不屈」，因為在轉急彎時，它會把頭一扭、把駕駛員扔下車去，然後就頭在後，屁股在前，　—路猛衝過去，此時用手槍、衝鋒槍去打都不能讓它停住，拿火箭筒來打它又來不及，所以叫寧死不屈。當然，最後它多半是衝進路邊的店鋪，撞在櫃檯上不動了。但那台肇事的柴油機還在恬不知恥地吼叫著。後來，它被政府部門堅決取締了。不安全只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它對環境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那東西吵得厲害，簡直是天理難容。跑在煙台二馬路上，兩邊的人都要犯心臟病。發展農用汽車，也要以寧死不屈為鑒。　　說到環境問題，好多人以為這是近代機器文明造成的，其實大謬不然。說到底，環境問題是人的問題。煤煙、柴油機是糟糕，但也是人願意忍受它。到了下願忍受時，自然會想出辦法來。老北京是座消費城市，雖然沒有什麼機器，環境也不怎麼樣：晴天三尺土，雨天一街泥。我從書上看到，舊北京所有的死胡同底部，山牆底下都是尿窩子，過住行人就在那裡撒尿。日久天長，山牆另—面就會長出白色的晶體，成分是硝酸銨，經加工可以做鞭炮。有些大媽還用這種東西當鹽來燉肉，說用硝來燉肉能燉爛——但這種肉我是不肯吃的。有人說，喝尿可以治百病，但我沒有這種嗜好。我寧可得些病。很不幸的是，這些又騷又潮的房子里還要住人，大概不會舒適。天沒下雨，聽見自己家牆外老是嘩嘩的，心情也不會好。費孝通先生有篇文章談「差序格局」，講到二三十年代江南市鎮，滿河飄著垃圾，這種環境也個能說是好。我住的地方不遠處，有片亂七八槽的小衚衕，是外來人口聚集區。有時從那裡經過，到處是垃圾。污水到處流，蒼蠅到處飛。排水口的篩子上凈是糞——根本不成個世界。有一大群人住在一起，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所以就成了這樣——此類環境問題源遠流長，也沒聽准說過什麼。　　就我所見，一切環境問題都是這麼形成的：工業不會造成環境問題，農業也不會造成環境問題，環境問題是人造成的。知識分子悲天憫人的哀號解決不了環境問題，開大會、大遊行、全民總動員也解決不了這問題。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收拾—下環境就好了，在其中生活也能做個體面人。工作與人生　　我現在已經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來比喻人的一生，現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時從朦朧中醒來，需要一些時間來克服清晨的軟弱，然後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時分，他的精力最為充沛，但已隱隱感到疲憊；到了黃昏時節，就要總結一日的工作，準備沉入永恆的休息。按我這種說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題。這個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國，農村的人把生兒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題。把兒女養大，自己就死掉，給他們空出地方來——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裡則另有一種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會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題。站在北京八寶山的骨灰牆前，可以體會到這種想法。我在那裡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寫著：副系主任、支部副書記、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這些「副」字去掉個把，對這位大叔當然更好一些，但這些「副」字最能證明有這樣一種想法。順便說一句，我到美國的公墓里看過，發現他們的墓碑上只寫兩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這就是說，他們以為人的一生只有這兩件事值得記述：這位上帝的子民曾經來到塵世，以及這位公民曾去為國盡忠，寫別的都是多餘的，我覺得這種想法比較質樸……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寫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過傷感，還是及早回到正題上來罷。　　我想要把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推薦給青年朋友們：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制約。舉例來說，現在把生育作為生活的主題，首先是不合時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為不如，更不要說和黃花魚相比較；在這方面很難取得無窮無盡的成就。我對權力沒有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願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寫小說），並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人在年輕時，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什麼。在這方面，我倒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幹什麼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寫小說，這是和我搶飯碗。當然，假如你執意要寫，我也沒理由反對。總而言之，幹什麼都是好的；但要干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這後一方面不夠重視，這樣就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體，還有頭腦和心胸——對此請勿從解剖學上理解。人腦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科學還不能說清楚。心胸是怎麼回事就更難說清。對我自己來說，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某件事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認為它不值得一做；某個人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覺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種生活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會以為它不值得一過。羅素先生曾言，對人來說，不加檢點的生活，確實不值得一過。我同意他的意見：不加檢點的生活，屬於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種。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從一些電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活著》、《找樂》……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地不贊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骯髒、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只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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