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中國四大商幫！莞、深、潮、溫商的「個性」比較...

作者：盧忠光

本文節選自花城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東莞商幫》。

在這個時代，想知道一個商幫的影響力，只需要將這個商幫的名字輕輕輸入搜索引擎。2016年10月1日，當筆者把幾個商幫的名字輸入百度搜索欄，出來的查詢結果如下：溫商392萬條，莞商325萬條，潮商303萬條，深商179萬條；而浙商3110萬條，徽商1890萬條，晉商1140萬條，粵商135萬條。搜索結果和數字都是會說話的，從中不難看出「大粵商」的共性：低調。

從廣義上說，莞商、深商、潮商均是粵商的分支，屬「大粵商」。但在大同之下，這三者無論是人群構成還是性格特點、經商風格等又有所區別，莞商和深商雖然同屬改革開放中崛起的新型商幫，但莞商的地緣、血緣、人緣關係如潮商一樣屬傳統商幫風格，且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東莞「白話」和潮汕話，其精神標識物為莞香和紅頭船、潮汕功夫茶。

而深圳作為一個新移民城市，其商幫人群是來自五湖四海的精英，通行普通話，信奉「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因為很多人來深圳時都是一窮二白，既沒資金又沒背景，所以創新便成為深商與生俱來的特質。他們思想開放、個性張揚、特立獨行，奉行著伏爾泰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4個商幫均位於沿海一線，博大、包容、冒險的海洋文化對這些商人影響深遠，無涯的海洋，開闊了他們的胸襟，變幻的海洋，靈活了他們的頭腦。有意思的是，潮商和溫商都因其吃苦耐勞、敢闖敢拼、經商精明，被世人稱為「東方猶太人」。不過，潮商享有這個美譽先於溫商，更因「會做生意」而被社會驚嘆為「可怕的潮汕人」。歷經五百多年商業洗禮仍薪火相傳的潮商，與晉商、徽商並稱為「中國傳統三大商幫」，是華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族群。

2016年初冬，筆者在北京某茶館與朋友閑聚喝茶時，請他們分別說出與莞商、深商、潮商、溫商這四個人群有關的幾件事，結果如下——

莞商：東莞老闆有錢；虎門硝煙；東莞製造；莞式服務。

深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不到深圳不知道錢少；北上廣深；馬化騰、王石。

潮商：功夫茶；潮汕話；潮汕人會做生意；講義氣。

溫商：只要能賺錢啥小生意都做；溫州小老闆遍布全國各地；「臉皮厚」，擅長推銷；炒房團。

筆者認為，朋友們為四個人群畫像的這些標籤性語言，相當準確。

在商言商，言商必談利。莞商與溫商、潮商一樣，具有強烈的老闆夢、發財夢，「有大錢的當大老闆，有小錢的當小老闆，沒有錢的借錢當老闆，借不到錢的夢想當老闆」，很多人寧願做只掙1萬元的老闆，不願做年薪10萬元的總經理。因為做老闆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將生意做大做強，做到幾十億元、上百億元的規模。何況當老闆在精神上有一種優越感，時間和人身上更自由，願意怎麼干就怎麼干，賺了錢還有成就感和刺激感，賠錢雖然驚心動魄，但玩的就是心跳，能欣賞到波瀾壯闊的人生。在老闆夢和強烈的賺錢慾望驅動下，他們眼裡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賺錢也不挑肥揀瘦、貪多嫌少，能否賺錢才是最重要的，有一分錢賺都要努力去做。

若問及這三地的商人為何經商，他們會毫不掩飾自己的目的，理直氣壯地說是為了賺錢過上好日子。他們人人都想當老闆，幾乎沒有「找工作」「就業」的想法，只有「找生意做」的念頭。他們都有點兒「逆來順受」，化解和消受生存磨難與命運挫敗的能力極強，培養出一種以趨利為核心的務實精神和商品意識濃厚的社會心理。從小攤小販做起、從來料加工做起，他們生活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賺更多的錢，更好地改善生活。由於目的單一、方向一致，在行動中少了一些盲目與動搖，多了一些動力與恆心。他們誰的錢都敢賺，外國的、中國的；外省的、本地的；山上的、水裡的。總之，只要有錢賺，什麼都可以干，真正具有「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把錢賺」的氣概。

莞商很少有打工的，他們一起步就是藉助港台優勢做「三來一補」，直接開工廠，哪怕是個家庭小作坊，然後再藉助外力逐步發展壯大。相比溫商的「小米加步槍」，莞商顯然已是扛著「洋槍洋炮」了，生意多為製造業、房地產、酒店、外貿等。深商則不同，由於他們大多是新移民，多為知識分子、技術骨幹、商業精英，雖然同樣懷著「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淘金、創業夢而來，但沖著大特區名頭而來的他們，不但要賺錢，還要當老闆；不但要當老闆，還要當企業家。他們是要憑自己的激情和才華，大顯身手為大特區做貢獻的。按當下時髦的說法就是，他們是有理想、有情懷，想實現人生最大價值的，其意義有時甚至大於賺錢本身。在深圳有這樣的說法：天上隨便掉下個東西，砸到十個行人，有九個是總經理，還有一個是副總經理。這句話指的是深商之中經理人很多。深圳甚至還誕生了一本受全國商界熱捧的《經理人》雜誌。深商經營領域多在港口貿易、高科技、文化創意。

潮汕有兩句俗語：「小小生意能發家」「先做打工仔，後當大老闆」，潮商大多白手起家，很多潮汕人都是十幾歲就幫助家裡看店做生意，或在親戚的店裡幫忙，很早就學會了經商的本領，一旦摸熟生意路數，就果斷地跳出來單幹，自己當老闆。潮汕人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工字三十難出頭，所以他們打工最多只打到三十歲，之後即使成了「打工皇帝」也不幹了，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去創業，自己當老闆。

潮商擅長在水產、玩具、珠寶、批發零售等行業深耕。溫商則愛四處闖蕩，佔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那些領域，且擅長模仿，做一行精一行，如紐扣、標籤、吸管、打火機配件等很多人懶得做的「小玩意兒」，儘管一個利潤只有幾厘錢，甚至幾毫錢，但他們卻做成了品牌，做成了佔全國市場半壁江山、銷售規模過億元的大買賣。溫商擅於推銷，他們心理素質過硬，經常自嘲「厚臉皮」，做生意不怕別人給臉色看，不怕被人拒絕，心裡只有一個想法，無論你怎麼對我，只要能讓你掏腰包我就高興。溫商用微笑、用不懈的說服、用不斷的跑動，把溫州產品送到全國各地，也把全國各地人的錢賺到自己的口袋裡。

在潮商、溫商看來，凡可賺錢的工作，凡有錢可賺的地方都是好工作、好地方，哪怕「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他們簡直是天生的賺錢機器，頭腦靈活、觀念常新，能準確地發現商機。人們對潮商和溫商的看法驚人地一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有錢賺的地方就有潮商」「凡有溫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場，凡是太陽照到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潮商遍布世界各地，他們尤其擅長從汪洋大海中「走出去」，目前海外潮人有一千萬人，以東南亞居多。

如果從十二生肖中選一個作為溫商的代表符號，則必屬「馬」無疑。溫商愛「跑」，四海為家，到處尋找發財致富的機會。溫州人多地少，要創業，只能向外拓展，不斷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因此，在國內30多個省、市、自治區中，散布著300多萬個溫州人，僅在東莞就有近4萬人。而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等大城市，溫州人無一不超過十萬之眾。所以有人說，邊荒之地新疆發現了銅礦，溫州人會不遠萬里跑去看看；千里之外的武漢有酒店要轉讓，溫州人會拍馬殺到。而促使他們去的原因很簡單：「說不定能發現什麼商機。」費孝通先生到寧夏西海固地區考察時，發現當地的修鞋匠竟然都是從溫州一帶過去的，十分感慨：在這麼窮的地方，這錢還是讓溫州人賺走了。

而莞商，除了那些早期漂洋過海謀生髮展的之外，大多固守本土，掘地三尺，多元發展，精耕細作。這裡頭，除了戀家愛鄉、故土難離的情結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過去坐等家裡都有港商、台商、外商將加工、貿易等生意送上門來，更何況還有土地出租後人均數萬元起的集體分紅，危機意識不夠，所以相當部分莞商出省、出國做生意的動力不足。有的莞商雖然錢多，卻把錢放進銀行，投資也局限在家門口。加之莞商行事低調，神龍見首不見尾，所以容易給人錯覺：「東莞製造」的產品到處都有，但東莞老闆在全國各地卻難覓其蹤。唯美集團董事長黃建平曾直言不諱，相對於溫商，可以肯定莞商知名度遠遠不夠，而且還表現為作戰半徑短，喜歡原地不動，寧願在東莞「挖地三尺」，也不願到他鄉「開疆闢土」。近幾年「雙轉移」才讓莞商「走出去」的數量增多，以前的曝光率很低。莞商應該要抱團，勇敢走出去，而不是繼續在東莞市甚至一個鎮不聲不響地做「山大王」。

不過，這種局面正隨著世界莞商聯合會的成立和青年莞商的成長，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們胸懷全國、放眼世界，有組織地走出東莞、走出國門，抱團發展開闢新天地。筆者曾採訪一位食品行業的東莞本地老闆梁某（其再三叮囑要求隱名。又是一個典型的莞式低調！），他年逾六旬，身家數億元，三個兒女均在海外求學。當筆者向梁老闆問及「將來希望兒女回東莞還是留在海外發展」的話題時，他大手一揮說：「他們人在哪裡，甚至家在哪裡都不成問題，問題是一定要放眼全球，做全世界的生意！不要像我們這一輩這樣只固守東莞本地做生意。」

潮商能吃苦、敢創業，是出了名的拼搏一族，他們堅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最喜歡唱的歌就是《愛拼才會贏》，無論多苦多難，只要「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愛拼才會贏」的歌聲一響，又豪情萬丈，鬥志衝天。潮商的字典里沒有「失敗」這兩個字，他們相信富貴險中求，意志頑強堅韌，敢於冒險，不怕失敗，屢敗屢戰，跌倒了，再爬起來，不成功誓不罷休。潮商這種永不言敗和吃苦耐勞、勇於拼搏的精神，唯有「走遍千山萬水，說遍千言萬語，用盡千方百計，突破千難萬險」「白天做老闆，夜裡睡地板」的溫商可與其比肩。《我來自潮州》《溫州一家人》這兩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就把這兩個商幫敢闖敢拼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社會反響極大。

莞商吃苦耐勞的精神亦不在話下，拼搏精神則體現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之中。如眾生葯業董事長張紹日，他的人生信條就是「搏」，堅持「有付出才有回報」。他專註、勤勉，一搏二十多年，把一個小企業「搏」成了大公司，並於2009年在深交所掛牌上市。而這兩部關於潮商、溫商的火遍全國的電視連續劇，卻很讓莞商眼紅，他們一直希望也能通過一部影視作品來「弘揚莞商精神、凝聚莞商力量、壯大莞商企業、樹立莞商形象、擦亮莞商品牌」，世界莞商聯合會甚至已將此納入未來發展規劃中，以「東莞女商」為切入點拍攝影視作品。對此，東莞商務局局長何躍沛認為：「東莞男人低調務實，女商人可以張揚彌補。女企業家可以當東莞經濟發展的代言人。」

而精英雲集的深商認為，做生意，不是僅僅依靠熱情、努力、勤奮就可以成功的。創業不應該僅僅是一個體力勞動，不應該僅僅是一個「排汗工作」，而應該是一個「食腦」的工作，一個有智慧、有技巧、有思考的過程。

溫商敢為天下先，創造了「溫州模式」。改革開放後，富裕起來的溫州人不等不靠，不為當時的經營體制所限制，民間籌資建起了溫州機場，這在當時國內民航業方面無疑是開創了一個先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令人驚嘆。因而溫州機場可以說是溫商敢為天下先的一個典型體現。

深商敢為天下先，以創意為瑰寶，以實利為衡准，創下了特區之「特」和「深圳速度」，敢為天下先的涵義不僅僅是「第一個做」，而且是要「做到第一」。就像萬科做房地產一樣，其專業化程度一騎絕塵，已令國內競爭對手難以望其項背。

潮商敢為天下先，是敢為人先闖向世界。

莞商敢為天下先，創下了「東莞模式」「東莞製造」。莞商有一種敏銳的先人一步的超前意識，但他們的超前意識不是超前消費，而是超前實踐，當許多人還在猶豫觀望，還在爭論不休時，莞商已經是低著頭默默探索，開始大膽實踐了。有多少事都是莞商先吃第一口，先邁第一步，然後推向全國的，如集資建橋、過橋收費等等。它的意義，不僅是解決了錢的問題，而更深遠的是它衝破了當時人們僵化的思維模式：只有國家、政府投資才可修高橋鋪大路。

許多學習這些商幫精神的人往往認為：他們天生精明、強幹，其他地方的人懶惰成性、不思進取。其實他們不明白這是絕大的誤會，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使當地的民眾擁有所謂的性格優勢和高素質。

莞商、潮商、溫商都通過血緣、地緣、人緣這「三緣」抱團發展，將商業網路編織得天衣無縫而又異常強大。這「三緣」首先體現在血緣上，他們的企業多具有家族企業背景，往往是父親當老闆，哥哥跑銷售，弟弟搞生產，老婆管財務，叔伯堂表，七大姑八大姨，所有親朋戚友齊上陣。平時大家一起為企業出力出策，一起閑嘮家常，可以一起開心享受家庭聚餐，其樂融融；有難時則群策群力，齊心出擊，共克難題。這種家庭工廠遍地都是，蔚為壯觀。即使廠子做大了，企業發展了，裙帶關係依然是老闆依靠的最主要關係。廠子對內是溫馨家庭，對外則是出擊的拳頭。血緣的向心力能使拳頭緊握成團，這樣不論出擊的速度，還是出擊的力度都提升很多。

據東莞官方所公布的調研報告顯示，東莞的民營企業具有明顯的家族企業特徵，企業傳承也普遍傾向於子女繼承。例如，《理財周報》發布的中國家族財富榜中，搜於特馬鴻家族、易事特何思模家族、勤上光電李旭亮家族、玖龍紙業張茵家族、眾生葯業張紹日家族、勁勝股份王九全家族、金葉珠寶王志偉家族、宜安科技李揚德家族、星河生物葉運壽家族、銀禧科技譚頌斌家族、興業集團王氏家族、新世紀梁志斌家族、光大地產陳潤光家族、三正集團莫浩棠兄弟、富盈集團劉學斌兄弟等家族企業先後榜上有名。其中何思模家族中，其本人及妻子、兒子、侄女、大妹夫、二妹夫等人，擁有易事特3/4的股權，使易事特成為典型的家族企業。

地緣則體現在地域老鄉關係上，這種以異常緊密的鄉情鄉音維持的關係是他們走南闖北的最大本錢。2008年年底，在東莞的溫州商人，在原先未經通氣的情況下各自宣布要成立一個社團：東莞市溫商企業協會和東莞市工商業聯合會溫州商會，但大家在鄉誼會一碰頭，為了放大溫州社團效應，立即決定合併，僅成立一個商會。這也是溫商團結同心、抱團發展的一個有力證明。「除了過分低調外，與溫商、潮商相比，莞商的抱團意識還有待加強。」東莞本土民營企業家李澤志說，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式快餐連鎖龍頭「真功夫」創始人蔡達標、潘宇海的內鬥，上市之路，從此遙遙無期。

學習以香港為代表的西方商業文明真諦的深商中，則很少見到家族企業，也不依靠血緣、鄉緣來聯結，而是依靠基於權利自治的新型商會來組織。來深圳創業，無需講究「抱團」「老鄉找老鄉」，而更需要具有開疆拓土的「五月花」號精神。有著「混血」基因的深商，彰顯的不是政府的力量，也不是「幫主」的力量，而是獨立商人的權利，來自五湖四海的商人群體，在深圳的商業活動中找到了最大公約數，那就是現代契約精神。

莞商、溫商、潮商都特別善於模仿，他們最初的創業一般是靠模仿發展起來的，很好地踐行了魯迅先生所提倡的「拿來主義」。當然，在創業成功之後，他們就會創立自己的品牌。當巴黎或義大利時裝周展示了最新時裝，不久之後，在東莞、溫州、潮汕市場上就會出現式樣相似的時裝，並隨之銷售到全國各地。他們有的是拍了別人產品的圖片，有的是委託國外的朋友以高價購得新產品後乘飛機帶回，連夜拆開研究，然後根據中國人的習慣加以改進。沒幾天，嶄新的樣式便可投放市場。他們把「拿來主義」稱為「與巨人同行」，並群起仿效。深商則注重原創精神，利用知識和科技力量無中生有，如發明製造無人機、機器人，所以深圳創客盛行，人稱「創客之城」。當然，深圳也有「拿來主義」，華強北路「山寨一條街」就是例證。

雖然商幫的真實生命力很難從一時的短長中看出端倪，但經筆者反覆比較，潮商的憂患意識，深商的創新精神，溫商抱團打天下的一些觀念和做法，值得其他商幫借鑒，尤其是長期單打獨鬥的莞商。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在東莞或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溫州商會，東莞的溫州商會甚至已與東莞兩個影響力最大的群體台商、港商「三分天下」。可在溫州或其他地方能找得到東莞商會嗎？少之又少。這值得莞商深思。

最初溫商以原始的手工技藝為主要的生存手段，如理髮、補鞋、裁縫，一個個游兵散勇燕子般地南來北往。後來，他們發現各地時常會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紛紛開闢新的商場或商品集散地。每到這時，游兵散勇們就聚到一起，出謀出錢出力，由於財力雄厚，競標時容易拔得頭籌。也因此，在全國很多城鄉都有以溫州人為主的商場或商品一條街。有的一個企業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銷點、辦事處，將溫州人的商品意識傳達給當地，輻射到周邊。「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哪裡沒有市場，溫州人一來也就有了市場。」這句流傳甚廣的諺語，說的就是溫州人經商遍布天下。

據統計，進藏經商者近一半是溫州人，拉薩還有一條以裁縫鋪為主的「溫州街」。溫商抱團，還致使信息靈通，商機頻現。20世紀80年代初，溫州號稱十萬推銷大軍，他們實際上還兼有了另外一種職責——信息採集員。這批人在溫州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們在跑到全國各地推銷產品的過程中，也搜集了很多信息：什麼地方急需什麼產品，什麼地方哪樣東西最便宜，什麼地方的人是何種性格……回到商會或家鄉後，他們一聚頭，將這些信息互相溝通、整合，一個個商機就不斷地湧現出來了。在一個地方，只要出現了第一個闖生意的溫州人，就會像螞蟻發現美食後喚來蟻群一樣，很快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隨後，便會出現一個龐大的群體。

當然，溫商抱團也容易引起爭議，由於宗族親情、同鄉親情的存在，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融資方式——依靠親友和同鄉籌集款項，而不藉助於銀行，這樣往往會留下一些「手尾」，甚至「爛尾」。溫商愛抱團「炒作」，炒房產、炒煤、炒油、炒金，炒一切可炒之物。那些轉戰南北的溫州炒房「集團軍」，多是親朋好友聯合起來的，幾十個人、幾千萬元資金一起砸在某個樓盤上，還善於利用媒體造勢，可以迅速抬高樓價，在獲得利潤的同時，也獲得了「天使派」的熱情謳歌和「魔鬼派」的激烈批判，社會褒貶不一。

看到別人的長處之後，便容易反觀自己的不足，富而思進。從大粵商的角度看莞商，關注中國商幫動向的著名策劃人王志綱曾發起了振聾發聵的「粵商八問」：粵商，你為何難成「常青樹」？為什麼只有「廣東經濟」沒有「廣東人經濟」？廣東的商品集散地為啥總是「長不大」？粵商，你為啥遲遲不上市？粵商，你為啥氣勢輸人一籌？粵商，你的商會為什麼總成擺設？粵商，你為什麼財富和頭腦不對等？粵商，你為什麼放棄領跑全國？

粵商八問，問的多是文人對粵商發展的深層思考。而2009年，以膽大直言著稱的香港《文匯報》發表的長篇述評《八大陋習阻東莞富豪轉型》，便絲毫「唔俾面」（不給面子）莞商，來了個直戳心窩式地批評指責，指出了部分莞商身上沉積已久、已成為產業轉型障礙的「八大陋習」，如靠發家門財，不敢往外拼；家庭式管理，沒膽識上市等等。

當然，這「八大陋習」，有的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有的是媒體為吸引眼球的聳人聽聞，有的早已時過境遷光景不再，比如不敢上市。截至2016年7月，已有19家莞商企業在A股市場上市，113家在新三板掛牌上市，其中世界莞商聯合會會員企業佔33家。還有的雖然言辭過於武斷，卻也點出了事實之部分，值得莞商反躬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過，「刀子嘴」的《文匯報》，還是有一副「豆腐心」的，述評指出此文的出發點是：「旨在響應東莞市領導對民企老闆轉型要求的呼籲，推動東莞培育具備現代商業、公民意識以及社會責任的莞商。」

而東莞市主要官員亦在《莞商風采》一書的序言中寄語莞商：「莞商是東莞經濟高水平崛起的脊樑力量。但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這個群體的不足。也正因為有不足，莞商才有更大的成長空間和動力。衷心希望莞商對成功減少一份迷戀，對夢想多一份動力；對成績減少一份倚重，對事業多加一份執著。」

無論是前瞻的「粵商八問」，還是尖刻的「八大陋習」，抑或是溫和的「官員寄語」，莞商都可以將其看作是一面鏡子，對照自己，反觀事業與人生。

最後，筆者想用「各地人捉到外星人」的故事為四個商幫做一個搞笑版註解——

莞商迫不及待地說：速速鑒定，如真是外星人，請他來東莞投資科技產業，正好要「騰籠換鳥」；如是機器人，快送去工廠，正好東莞缺工人。

潮商熱情義氣地說：交已冷？（潮汕話，自己人）快來喝功夫茶，我要跟你談生意賺大錢。

溫商兩眼放光地說：快照著打版，做成小商品賣到全國批發市場去。

深商充滿自信地說：這小玩藝雖然有幾分科技含量，但是我要做出比他更牛逼的。

呵呵，這種演繹，不知是否恰如其分？

作者盧忠光現為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新聞報刊處副處長，從事新聞報刊管理等方面工作研究；業餘潛心研究粵商文化及傳記文學寫作，出版有《新兵連》、《楊學思》、《頭版頭條》等專著，長篇報告文學《東莞商幫》即將出版。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

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是為十大商幫。

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由於地區和歷史原因，各商幫特點不同，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

晉商經營模式最先進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號儼然成為清政府的「財政部」。這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山西票號注重信息的捕捉與反饋，並視之為成功的關鍵。山西人能夠首創票號，他們長遠的戰略眼光和經商天賦無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山西票號堪稱現代金融業的雛形。

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晉商把商業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這是晉商成功的一大關鍵因素。

在實際經營中，晉商信奉關公，講究以義制利，義利結合，這是晉商價值觀的核心。而晉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東家與掌柜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紅與責任，並利用行會之權威培育從業者的誠信榮譽感，可謂最富中國特色的「委託——代理」制度，其所蘊涵的中國傳統智慧，對當下的民營企業的組織管理，仍有啟示意義。

首先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其次是人身頂股制。這也是山西票號首創的激勵機制，把員工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有利於協調勞資關係、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第三是管理監督機制。晉商一方面發明了聯號制即大號管小號的層級管理方式以加強自我約束，同時還創造了欽差制。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進了晉商的迅速發展。

點評：文化乃商業之脈。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

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賈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使徽商稱雄於明清兩朝。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點評：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樣的商人，真有魅力。

福建商幫「內外勾結」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點評： 盜亦有道

粵商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遠離政治中心，不受所謂「正統」、「權威」觀念的束縛。粵商為了賺錢，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邊球、有冒險精神是其最為突出的特性。他們永遠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歡「頭啖湯」。

粵商以快制勝，出擊迅速。粵商從不將自己的生產經營局限於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靈活變通， 「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正是這種寫照。

粵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資金不多，技術力量也不雄厚，但他們會「借」。一是借錢發揮；二是借才發揮。粵商文化信奉「開放包容不排外」，「不搵獨食、有錢大家賺」。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

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點評：開放為經商之先

1984年，因鄧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豪言壯語，「寧波幫」舉世聞名。

事實上，寧波商幫在十大商幫中屬於後來者。然而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齣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

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點評：後來者也能迎頭趕上

在明代的商業界里，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點評：逐利是商家本性

山東商幫有山東人的特點，重在一個「義」字上。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總起來講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和規範的商業行為。

同時，在山東商幫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魯商大部分可以說是封建性的商人。歷史上的「魯商」雖不如晉商、徽商那般輝煌，但興盛時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華北地區的綢緞布匹、糧食批發零售、餐飲等行業。特別在東北地區，魯商有著地緣、人緣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場」上縱橫馳騁，名重一方。

山東商幫經營總體看有兩種方式：一是獨資經營;二是合夥經營。在獨資經營中，一般情況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資本很雄厚，當然也包括不少資本較少的小商小販。

他們規範商業行為主要表現在與生意對象間的信義約束，按約定俗成的規矩辦事；在合夥經營中，山東商幫的規範行為有點像現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伙人之間先立合夥合同，據史料，往往邀同親好友作見證，以示恪守信用。

點評：信為經商之本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

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

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与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

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點評：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聰明的商幫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

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點評： 審時度勢是商人的天性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

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

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

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點評：草根起家，才更懂消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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