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一生的三變- -

　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覆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 」。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 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他一生三變，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第一變：從中共一大代表到蔣介石的親信

　　１８９７年５月，周佛海出身於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敗落。

　　起初，周佛海在鄉塾接受啟蒙教育，後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當時，北洋軍閥各派爭權奪利，國內政局動蕩，內閣頻頻更迭。這種景況，使出生低微的周佛海感到前途一片渺茫。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的人生發生了轉折。１９１７年，他在好友和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的日本，一方面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一方面社會主義思潮正席捲全國。周佛海在進入日本第七高等學校前已經接觸到一些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入校後，他專門閱讀和研究了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對西洋歷史和國際形勢，特別是俄國和德國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思想受到感染，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１９２０年暑假，離別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決定回沅陵省親。當時，湖南正在開展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道路堵塞，使他無法回鄉，不得不滯留上海。在此期間，周佛海拜訪了《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蓀。由於周佛海在張東蓀等人辦的《解放與改造》上發表過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他的名字也為陳獨秀所熟悉。陳獨秀當時正在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商討建立共產黨，正需要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士。於是，陳獨秀通過張東蓀，約見了周佛海。

　　一天，周佛海和張東蓀、沈雁冰等人應陳獨秀之邀來到陳在上海的住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在座。維經斯基指出：中國思想界太複雜，要改變思想界的這種局面，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就必須組建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的談話，對周佛海來說，非常新鮮。要不要建立一個新興革命黨？這個問題立刻在他腦海中縈繞。參加發起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這不是實現自己「抱負」的一塊敲門磚嗎？於是，周佛海表示贊同。會議結束後，他積极參加了籌組上海共產黨的活動。暑假結束後，他返回日本繼續學習。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創立了《共產黨》月刊，為創立全國性的中國共產党進行理論上、組織上的種種準備。周佛海是刊物的積極撰稿人。他以「無懈」的筆名，相繼發表了幾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１９２１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的消息後，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參加了「一大」。周佛海稱：「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並選舉陳仲甫（陳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委員長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

　　「一大」以後，周佛海奉黨的指示，參加了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工作，而後又奉命前往長沙、武漢、安慶等地，負責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準備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弱小民族會議。返回上海後不久，他帶著戀人楊淑慧，於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１９２２年３月，周佛海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後，升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照理，他可以繼續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他沒有繼續前進。相反，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漸漸動搖起來。

　　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的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１９２３年即將畢業之際，他應邀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並擔任了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黨組織對他耐心批評教育，幫他認識錯誤，但周佛海卻毫無悔改之意，決意與黨分道揚鑣。１９２４年秋，在對其無法挽救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純凈黨組織，准其脫黨。

　　脫黨後，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他多次拜見戴季陶，戴季陶對周佛海這個反共「後生」寄以「厚望」並面授機宜。周佛海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創辦了以反共為主旨的《社會評論》，並先後在《孤軍》、《獨立青年》等雜誌上發表一系列的文章，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製造輿論，搖旗吶喊。１９２５年１１月，他參與「西山會議派」掀起的反蘇、反共逆流，並被推舉為宣傳部長，後因赴日完成學業，未就職。

　　１９２６年３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國後輾轉到上海，一面為反動報刊寫些反共文章，一面仔細觀察形勢。當時，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蔣介石的地位也節節上升。周佛海決心效力蔣介石，以實現其更大的政治野心。不久，他拿著戴季陶的推薦信，到武漢面見蔣介石，但不巧的是當時蔣介石不在武漢。同年１１月１日，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成立，周佛海被任命為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建立了與武漢政府相對峙的南京政府。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迅速在武漢掀起，周佛海坐卧不安，決定離開武漢前往上海。當時，寧漢對立，南京方面視武漢來人為敵對分子，周佛海剛到上海即被捕。在吃了兩個星期「不能下咽的牢飯」後，幸而其妻楊淑慧奔走，才得開釋。開釋後，周佛海去見蔣介石，被蔣委任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同年８月，由於寧漢雙方及蔣桂矛盾，蔣介石被迫下野。周佛海失去靠山後，便也離職而去。

　　１９２８年１月，蔣介石東山再起，大權獨攬。作為蔣介石的忠實追隨者，周佛海官升一級，被任命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為蔣代擬重要文稿。他負責出版以反共、鞏固蔣反動統治為主旨的《新生命》月刊，並編寫《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為蔣介石反革命統治製造理論根據。此後，周佛海擠進了蔣介石智囊團，為蔣介石內戰、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各派雖高喊「共紓國難」，但又不願放棄私利，分別在三個地方召開了國民黨四大。周佛海參加了蔣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國民黨四大。由於蔣介石的提攜，他當選中央委員，且得票最多，號稱「狀元中委」。１２月２９日，在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周佛海被任命為宣傳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在四屆一中全會召開前，周佛海還一度列席南京臨時常務會議。１９３２年１月，經蔣介石同意，周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１９３３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

並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活動。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又相繼被任命為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大本營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長。１９３８年３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他又被任命為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從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９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可謂紅極一時。但是，蔣介石卻料想不到周佛海會背叛他。

第二變：從蔣介石的心腹，成了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

　　從歷史上講，周佛海與汪精衛本無淵源，而且由於蔣、汪對立，他是反汪的主要人物。在歷次蔣、汪鬥爭中，周佛海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出謀劃策助蔣反汪。汪、周之間相互諷刺和謾罵，一直勢不兩立。但是國民黨各派系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當全民抗戰的浩大風濤捲來之時，各式各樣的人開始按照新的標準重新組合。蔣介石集團被迫停止內戰，進行國共合作，溶共抗日；汪精衛卻堅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國論」。蔣、汪為了各自的利益分道揚鑣。周佛海基於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由於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上的相通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了。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軍佔領上海後，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活動頻繁。他們一面竭力慫勇蔣介石集團儘快接受日方的條件與敵人談判，一面大肆進行反共宣傳，鼓吹民族失敗主義，為他們「求和」製造輿論。隨著日軍的節節入侵，他們震驚於大片國土的喪失，又懼怕日本的恫嚇，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建立一個新政府」等聲音的誘惑，派人前往上海、香港和日本東京等地舉行秘密會談，協商所謂「中日和平條件」。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帝國主義陷入戰爭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緊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汪精衛、周佛海派人與日本秘密簽訂所謂的「重光堂密約」，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認偽「滿洲國」、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攜等各項賣國條件，並擬定汪精衛等人逃離重慶，在蔣介石勢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偽「和平」政府的步驟和辦法。經過秘密策劃，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周佛海追隨汪精衛從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內，甘心當漢奸賣國賊。周佛海是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主要策劃者，也是汪精衛偽政權建立的主要組織者。周佛海會講日語，和日本方面策劃汪偽政權的要人關係密切，包辦了與日本的勾結和談判。１９３９年５月，周佛海隨汪精衛等人一起飛赴日本討論汪偽政府的成立問題。經過討價還價，汪精衛集團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偽政權的保證。

　　１９３９年７月，汪精衛發表題為《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的廣播演說，公開宣傳建立偽政權。作為汪偽「和平運動」參謀長的周佛海立即與汪精衛相呼應，發表《回憶與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為他叛國投敵進行辯護，說中國抗戰必大敗，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條件，與日本「停戰議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賣國論調，自然深得汪精衛的賞識和寵信。從此，汪精衛更把他視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１９３９年８月底，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為了取得國民黨「黨統」、國民政府「法統」的合法依據，在特工總部所在地召開了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偽中央黨部。汪、周等人在一片烏煙瘴氣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場鑼鼓，接著又開始了建立偽中央政府的活動。

　　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追隨汪精衛，竭盡全力籌備成立漢奸傀儡政權。為了在汪偽政權中奪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方式，發展和培植自己的親信勢力。周佛海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任特務組織頭目。

　　經過與日本侵略者討價還價，周佛海作為全權交涉代表先後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與日本帝國主義相繼簽訂秘密的和「正式」的賣國條約。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奪得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要職，旋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並先後任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質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及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汪偽政權成立時，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十分鐘之內產生的」，偽政府實際是由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他甚至狂稱：「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慮生一世也！」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和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日、德、意法西斯勢力猖獗之時，周佛海的漢奸氣焰極為囂張。當時，國民黨中統局在上海的情報特務人員，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便將來去汪」，周佛海拒絕了。他表示要與汪精衛「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決不反汪，決不反悔」。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５日的日記中寫到：「余與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難相隨，無論在政治道德上及個人道義上，余決不能反汪，此與余離渝前情形不同。蔣對余向未以國士相待，且和戰政策與余不同，故忍痛離渝。今汪先生與余，主張既同，而又以國士相待，余焉忍相離？全面和平為余主張，余本人決不能反汪。」但漢奸畢竟是漢奸，心猿意馬的周佛海言不由衷，對汪精衛作過信誓旦旦的政治道德上的「保證」後，又很快將自己的表白忘卻了，再度朝秦暮楚。

第三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隨機應變、反覆無常，可以說是周佛海一生的特徵，是他陰險狡詐的本質。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像一條狗，嗅出日本人不行了。為了尋找出路，他重新向蔣介石拋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慶方面進行「輸誠」。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周佛海背著汪精衛，秘密派人潛赴重慶，面見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向他轉達了自己的請求。戴笠立即把這一消息報告給蔣介石，蔣在戴笠寫給周佛海的親筆信上，批了一個「可」字。於是，戴笠把信和密電碼一起託人帶給周佛海。自此以後，周佛海背著汪精衛開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動。他不斷地通過設在偽財政部上海辦事處的秘密電台，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除向重慶方面提供情報外，周佛海還根據「指示」，安插重慶的特工人員，並向敵偽保釋重慶方面的被捕人員，掩護他們在淪陷區內開展活動，並設計殺死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這些活動，並非想抗日救國，而是為自己將來尋找出路。

　　周佛海的種種「傑作」，贏得了重慶方面的褒揚和嘉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汪精衛病死於日本之後，日軍敗跡漸漸明顯。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慶蔣介石集團，一切視重慶方面馬首是瞻。根據汪精衛赴日就醫前的手諭，周任偽行政院副院長，並主持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汪死後，周佛海密電重慶當局，得到同意後，才走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裝，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這正適應了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利用日偽軍阻止共產黨軍隊進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蔣介石的實際行動。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立即向蔣介石拍了急電，表示將他控制的１萬多人的武裝，維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並乘機向蔣介石表示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後，寧願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指揮偽軍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後蔣又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行動總隊司令，得以全權指揮。就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抗戰的有功之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威風不減當年。

　　但是，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遭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民眾的譴責，要求「快懲漢奸，嚴懲漢奸」的正義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和蔣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審判。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７日，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對周佛海作出判決：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蔣介石下令將周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１９４８年初，周佛海心臟病複發，死於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囚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