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皇后——阮玲玉（中）　　作者: 朱劍

　　 何阿英見此情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張達民一看何阿英要壞他的好事，立刻對何阿英怒目相向，接著轉過臉來又向阮玲玉再三懇求。阮玲玉不知兩個月來張達民是否真的學好了一點沒有，雖然不敢抱有奢望，但心中對奇蹟的出現總是懷有一份希冀，加上張達民做出了一副苦苦哀求的可憐相，阮玲玉遂從貼身的衣兜里掏出了錢夾，從中拿出了僅有的三百元錢，交到張達民手中，「這是我去北平拍外景公司發給我的津貼，我一直捨不得用，今天全部給你，望你能派上正當用途。」　　 張達民見到阮玲玉手中的錢，兩眼放光，一把接過，嘴裡連聲說道：「一定的，一定的。」話音未落，人已到了門外，一晃就不見了蹤影。　　 阮玲玉望著門口，怔怔地有些發愣。何阿英又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你怎麼就信了他的話呢，他哪是跟人合夥做生意，是跟人合夥去賭，你不在時，他欠下了賭債，前些天討債的人都要到門上來了。」　　 「怪不得他要天天到公司去打聽我什麼時候回來，」阮玲玉恍然大悟，「他哪裡是想我，分明是想我口袋中的錢。」想明白這點，進門時那點幻想也就灰飛煙滅了。　　 回滬後略事休息，阮玲玉又投入到《故都春夢》內景戲的續拍之中。去北平之前，內景戲只拍了一半，為趕拍雪景和趕回上海過春節，匆匆去了北平，結果北平無雪的冬天使劇組在北平的飯店裡度過了1930年的新春佳節，為了把拍外景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內景的續拍顯得更為緊張。超工作量的拍攝倒也使得阮玲玉暫時忘卻了個人生活中的煩惱。　　 在《故都春夢》中，還有一個戲不多但不可缺少的角色，這就是妓女紅玉。在影片中，紅玉是阮玲玉飾演的燕燕的要好姐妹，後來深得大官的寵愛，男主角朱家傑命運的轉變*她一手促成，這個角色演得是否成功，關係到全片的可信程度，因此，導演孫瑜希望找到一個既漂亮又具有風塵味的女子來演，但一連試了幾個都不滿意。眼看再定不下來就要耽誤全片的進度了，孫瑜很是著急，但又不願降格以求。　　 阮玲玉看著孫瑜著急的樣子，猛然想起自己的一位同鄉好友歌女駱慧珠來。駱慧珠年紀與阮玲玉相仿，不僅歌唱得好，人也生得漂亮，還有表演經驗，阮玲玉想，也許駱慧珠能合乎孫瑜的要求。於是在拍完一天的戲後，她來到駱慧珠唱歌的夜總會的後台，找到了剛唱完歌回到後台休息的駱慧珠。「是來跳舞的嗎？」看到阮玲玉，駱慧珠很高興，她知道阮玲玉喜歡跳舞，以為阮玲玉是來跳舞，順便來看她的。　　 「不是，」阮玲玉搖搖頭，「我這兩天正在趕拍一部片子，忙得連喘氣的功夫都沒有，哪裡還有心思跳舞。我今天是特地來找你的。我正在拍的片子叫做《故都春夢》，這是我從影以來拍的最有意義的影片了，導演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學問的導演，這部片子一定會叫響的。現在影片中有一個角色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演，導演又不願降低要求，我一想啊，你來演准成，於是今天的戲一拍完就來找你了。」　　 「是什麼樣的角色，我真的能演嗎？我可從沒演過電影。」駱慧珠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讓你演這要導演說了才算，但我覺得你是一定能演好的。　　 這個角色與我在片中的角色是一對流落風塵的姐妹，。。」阮玲玉接著把劇情概要他講了一遍。　　 「聽你這麼一說，我想這個角色我是能演的，我一直都羨慕你能當個電影演員，唉，」駱慧珠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幽幽地說道：「你也知道，幹上我這個行當的人，都是跟老闆簽了死約的，沒有老闆的同意，別說不當歌女，不到人老珠黃，連成家都是做夢。我去拍電影，老闆恐怕是不會同意的。」阮玲玉見觸動了駱慧珠的傷心事，連忙安慰她：「也不盡然，老闆也許會准許的，你若真的拍了電影，名氣大了，不是能為老闆賺更多的錢嗎？我們先不管老闆同意不同意，你明天抽空先跟我去見見導演，若導演決定用你了，再回來跟老闆商量不遲。」　　 第二天，阮玲玉把駱慧珠帶到了民新公司的攝影棚，在為孫瑜和駱慧珠各自作了介紹後，阮玲玉問道：「孫先生，你看由駱小姐來演紅玉是不是合適？」　　 當阮玲玉在為孫瑜介紹時，孫瑜就以他那導演的眼光審視了駱慧珠，心中對阮玲玉帶她來公司的用意已猜出了幾分，看外形和氣質，她的確是飾演紅玉的理想人選，聽阮玲玉這麼一問，不由得點了點頭，「不錯，是挺合適的，不過我們還得試一試鏡頭，如效果好的話，紅玉就是駱小姐的了。」說干就干，阮玲玉幫著駱慧珠化好了妝，攝影機是現成的，駱慧珠根據導演的要求，表演了幾個片斷，孫瑜在一旁看了，覺得舞台味濃了一些，但這倒也正好和紅玉這個角色所應具有的做作相吻合。孫瑜乃就此拍板，紅玉一角由駱慧珠飾演。　　 駱慧珠趕回去和老闆商量，老闆眼珠一轉，點頭同意了，但隨即提了兩個條件：第一，不能因拍片耽誤了每晚的演出；第二，別指望就此跳槽，要跳槽也可以，但得拿錢來贖身。駱慧珠忍氣接受了老闆的條件，以客串的形式加盟了《故都春夢》劇組。好在她在片中的戲不多，也就不必天天到民新公司來，有她的戲時，提前一天通知她，她總是準時到場。駱慧珠很快就贏得了劇組人員的一致好評。孫瑜曾說：「駱（慧珠）為人也很爽朗坦率，深重信義。」不久，大家就發現，每次駱慧珠拍完戲，有位挺帥的青年人總是等在門口接她回家，相詢之下得知，這位小夥子姓郭，是位電車司機，他與駱慧珠正在熱戀之中。看著他倆親親熱熱的樣子，阮玲玉心中生出了幾多羨慕。她不由得想到，要是自己當年嫁的是位窮青年，而不是張達民這個自小就養尊處優被慣壞了的富家子，或許也能像他們這樣幸福，只怪當時自己太年輕太輕信，現在說什麼也晚了。其實，在拍了那麼多敘述別人故事的電影之後，阮玲玉的心中仍然渴望著真摯的愛情。　　 3月中旬的一天，孫瑜、阮玲玉等正在民新公司的攝影棚內拍戲，駱慧珠突然走了進來，而這一天並沒有她的戲，孫瑜正感到奇怪，難道是劇務錯發通知了？駱慧珠淡淡地笑了笑：「孫先生，我有個請求，能不能把我還剩下的十幾個鏡頭提前拍了，因為我就要出遠門了，短時間內恐怕回不來。」「是真的嗎？前兩天怎麼沒聽你說起過，你沒什麼事吧？」阮玲玉關心地問道，這也是孫瑜和大家想要問的。　　 「只是為我私人的事。謝謝大家的關心。」　　 聽她說是私事，大家也不便多問，她的請求既不過分，也不難辦到，孫瑜也就同意了。在接下來的十多天中，駱慧珠天天來公司拍戲，只是大家再也沒有見到那位郭先生來接她。至28日，她拍完了在片中的最後一個鏡頭。她向劇組的所有人員一一告別，淚珠在她的眼睛裡直打轉，大家也都為即將分別而有些傷感。　　 當晚阮玲玉回到家後細細回想駱慧珠這些天來的神情，尤其是今天跟大家告別時的舉止，總覺得有哪兒不對勁，她一定有什麼心事。這兩天忙著拍片，也沒顧得上跟她好好聊聊，想到這裡，阮玲玉心裡有些放心不下，她決定明天拍完戲後就去看看駱慧珠。第二天，阮玲玉來到了駱慧珠表演的夜總會，前台後台都不見駱慧珠的身影，難道她真的出了遠門不成？阮玲玉向後台的一位歌女相詢，歌女低聲答道：「你在這兒是找不到她的了，她昨晚服毒自殺了。」　　 「什麼？你說誰自殺了？」阮玲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駱慧珠昨晚眼藥自殺了。」歌女打量了阮玲玉一番，「你是阮玲玉阮小姐吧？我看過你演的電影，也聽駱小姐說起過你，她正在和你合演一部電影，是吧？」　　 「是的。昨天她剛拍完了她在片中的最後一個鏡頭。」淚水模糊了阮玲玉的雙眼，「她好好的為什麼要走上絕路呢？」　　 「還不是我們做歌女的命苦，她和郭先生相戀已有好幾年了，這你知道吧？」　　 阮玲玉點點頭。　　 「郭先生想娶駱小姐，可他又籌不出錢來為駱小姐贖身，前些天他倆來求老闆同意他倆結婚，答應婚後駱小姐仍然當歌女，可老闆說若拿不出錢來趁早死了這條心，郭先生看看結婚無望，半個月前已服毒自殺，駱小姐當是追郭先生而去了。」阮玲玉自己也不記得是怎樣回到家的，駱慧珠自殺的噩耗使她深受刺激，整整一個夜晚，淚水不停地流淌。第二天她帶著哭紅的雙眼來到公司，眾人一見嚇了一跳。孫瑜關切地問道：「阮小姐，出什麼事了？是張先生欺侮你了嗎？」阮玲玉與張達民不和的事，由於她不願被人說三道四，從不和公司的人提起，大家只是有些風聞，孫瑜此問，不過是猜測而已。「不是的」，阮玲玉搖搖頭，「駱慧珠自殺了。」言畢，淚水止不住又流了出來。　　 大家都被阮玲玉帶來的意想不到的消息驚呆了。阮玲玉哽咽著把駱慧珠自殺的緣由大致講了一遍。大家對這麼好的一對青年居然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唏噓不已。孫瑜沉思半晌，慢慢說道：「這麼說來，駱小姐早在半個月前郭先生自殺身死後就決定要殉情而死，所以她才要求我們把她的戲提前拍完。」「是啊，」阮玲玉沉痛地介面說道：「誰能想到，駱慧珠這樣一個歷來被人輕視的歌女，在她離別塵世之前，竟能忍受如此巨大的悲傷，堅決而不動聲色地拍完她答應過我們的戲，真是一諾千金！」　　 駱慧珠的死在劇組成員的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可時間不等人，戲還得接著拍，而且幾乎是沒日役夜的連軸轉。孫瑜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自恃年輕力壯（我快滿三十歲了），整天埋頭苦幹，連吃飯時也在想鏡頭想戲，放下飯碗後。。就忙著跑剪輯室去親自剪輯影片，看新印出來的『拉修』片，或去監改布景，一刻也不肯休息。那時我住在民新公司攝影棚旁的宿舍里，晚上也經常『開夜車』搞片子…後來終於在四月里的一個傍晚，當影片只剩下十幾個零碎鏡頭沒有拍完時，我突然昏倒了。」［10］孫瑜被大家手忙腳亂地送進了醫院。導演累得住進了醫院，作為主演的阮玲玉自然也不會輕鬆。為了趕進度，在孫瑜住院後，影片中還剩下的十幾個鏡頭就由黎民偉和攝影師黃紹芬等人商量著拍完了。1930年春末夏初之時，《故都春夢》正式向觀眾推出，此時，正值明星公司上映《火燒紅蓮寺》第十五集，天一公司上映《江洋大盜》，針對這一情況，羅明佑和黎民偉適時地打出了「復興國片」的旗幟，他們為《故都春夢》精心擬定的廣告是這樣寫的：復興國片之革命軍，對抗舶來影片之先鋒隊，北京軍閥時代之燃犀錄，我國家庭之照妖鏡。　　 復興國片的口號果然深得人心，加之影片的主題思想、故事情節、人物塑造、藝術處理都顯然高於粗製濫造的武俠片，的確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因而《故都春夢》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很快就打破了各埠的賣座記錄。作為女主角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為行家們交口稱讚，她完成了今人所謂的由本色演員到性格演員的轉折，因而，《故都春夢》遂成為阮玲玉成材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七 聲音鵲起　　 《野草閑花》《故都春夢》公映所產生的巨大轟動令羅明佑和黎民偉興奮不已，對羅明佑而言，初涉製片業就有如此成就，看來這一步是走對了；對黎民偉而言，在被武俠片攪得烏煙瘴氣的影壇，能由自己與經濟實力強勁的華北公司攜手吹出一陣清風，自然是件得意的事。因而，他倆都看到了繼續合作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意義上的廣闊而誘人的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加強了，一方面，他們開始探討更為緊密合作的可行方式；另一方面，一致決定加快拍攝兩家公司合作的第二部影片《野草閑花》的製作進度。　　 《故都春夢》的成功更使其主創人員孫瑜、阮玲玉、林楚楚等人自豪。　　 孫瑜自謙地說該片「異軍突起、轟動一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時勢造英雄，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影壇的普遍低水平的作品映襯出了該片的不同凡響，同時他也認為「電影的主題思想、人物情節反映了當時社會腐朽的生活，在藝術處理上也比較認真，引起了當時對現實生活不滿的人們思想上的共鳴，因而受到廣泛的重視。」阮玲玉雖然對自己在片中飾演的角色不甚滿意，但通過該片的拍攝，她第一次接觸到了表演藝術的真諦，而自己在片中細膩而準確的角色創造也得到了行家和觀眾的交口稱讚。林楚楚在片中飾演王蕙蘭一角，更使她交上了「星運」，「從此以後，林楚楚就以飾演『賢妻良母型』的角色，接過了『悲旦』第一把交椅，馳譽影壇。」因此，不用黎民偉催促，孫瑜和阮玲玉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野草閑花》一片的拍攝中去（林楚楚沒有參加該片的拍攝）。　　 與《故都春夢》不同，《野草閑花》對於孫瑜和阮玲玉來說，還具有另一層意義，這是一部孫瑜自己編劇並導演的影片，他可以在片中更加清楚和明晰地詮釋自己的創作思想和藝術主張；而阮玲玉則在該片中飾演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所演慣了的角色，這對阮玲玉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次機遇。1930年的盛夏，《野草閑花》在上海的拍攝正式開始。內景戲是在民新公司的玻璃攝影棚內進行的。室外驕陽似火，灼人的日光透過玻璃頂棚傾瀉下來，加上燈光的烘烤，攝影棚內更是悶熱不堪，導演、演員及劇組的成員們就在這樣的環境里揮汗如雨地趕拍。　　 《野草閑花》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寒冷的冬季，中國北方已是一片冰封，茫茫冰原上，一個逃荒出來的衣衫襤褸的青年婦女，懷抱著一個瘦弱的女嬰，蹣跚而行，凍餓交加，她撲倒在一片寒冰上暈了過去，懷中孩子凄厲的哭聲喚醒了她，孩子餓極了，垂死的母親已沒有任何食物可餵給孩子，她拼著最後一點力氣咬破了手指，顫抖著的手指伸進了孩子的嘴裡，母親永遠地閉上了雙眼。此時，也是逃荒的木匠老王頭夫婦路經此地，他們救起了孩子，一路南行，來到了上海，在棚戶區安下了家。他們給孩子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麗蓮，他們自己也已有了一個6歲的女兒小妹。　　 六年後，老王頭的妻子生病去世了，老王頭一人承擔起撫養兩個女兒的重任，生性樂觀豁達的他笑對生活的艱辛，*做木匠活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幾年後，小妹和麗蓮也能為父親分憂了。活潑調皮的小妹帶著聰明穎慧的麗蓮走上街頭賣花，以補助家用。　　 轉眼麗蓮18歲了，雖然長在窮人家，粗衣布履，但並不能掩飾她的青春亮麗。一天，一位英俊的大學生模樣的青年來到麗蓮家，他請求老王頭把一間臨水的空屋租給他暫住，老王頭答應了。原來，他是個富家子弟，名叫黃雲，已經從音樂學院畢業，他那當商人的父親想與政界搭上關係，遂為兒子定下了一門婚事，未婚妻是吳委員的嬌女吳瑪麗，這種包辦婚姻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接受了新思想薰陶的黃雲的斷然拒絕，其父一怒之下，將他逐出了家門，於是他才來到棚戶區，租下一間廉價的小屋，進行他的音樂創作。他正在根據俄羅斯的民間故事《萬里尋兄》創作一部同名輕歌劇，該劇描寫一對兄妹自幼遭兵災離散，妹妹長大後萬里尋兄，最後找到已當了軍官的哥哥的動人故事。　　 黃雲在此住下不久，就注意到麗蓮有一副音色很美的歌喉，於是，他就一邊作曲，一邊輔導麗蓮進行聲樂訓練，當他完成劇本之時，麗蓮也已達到了可以登台表演的水準。《萬里尋兄》一劇投入了排練，黃雲自飾俄國軍官，而讓麗蓮飾演妹妹。不久，歌劇公演了，麗蓮雖第一次登台演出，可她那出色的表演還是傾倒了觀眾，每當演到妹妹彈著吉它一路賣唱，歷時十年，輾轉萬里，終於在一個雪夜的酒店外與哥哥重逢時，觀眾總會報以熱烈的掌聲，麗蓮和黃雲唱起了催人淚下的主題歌《尋兄詞》，演出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黃雲看著飾演他妹妹的純樸而美麗的麗蓮不由得心潮激蕩，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貧苦人家的女兒；而麗蓮對黃雲則充滿了感激和愛慕之情。這一對青年男女不由自主地跌入了愛河，黃雲和麗蓮締結了婚約。　　 黃雲的父親從報紙上看到了兒子刊登的婚約，氣憤已極，他親自找到兒子，軟硬兼施，要兒子取消這個在他看來十分荒唐的婚約，但黃雲任父親威逼利誘，堅決不為所動。其父無奈，乃請出黃雲的姑母，姑母是位老謀深算的婦人，她知道黃雲決不聽勸，多說亦徒勞，乃設計從麗蓮身上突破。她悄悄地找到麗蓮，直夸麗蓮有眼力，並告知麗蓮黃雲的前程是何等遠大，可她話鋒一轉，嘆息黃雲已自毀前程。麗蓮不明白，姑母遂解釋道，黃雲若娶了麗蓮這樣的妻子，那他本該屬於的那個上流社會就再也不會接納他，他還有什麼前程可言。姑母料定，深愛著黃雲的麗蓮是最不願意看到因為自己而毀了心上人的，她必定會主動作出自我犧牲。果然，麗蓮被姑母的一席話鎮住了，她作出了痛苦的選擇，她告訴姑母，請她放心，她不會嫁給黃雲。姑母見其計得售，非常得意，表面上卻做出假惺惺的同情，稱讚麗蓮深明大意，又不放心地說，黃雲這孩子自小就認死理，他若知道你決定不嫁給他的原委的話，是決不會答應的。麗蓮允諾一定不讓黃雲知道，姑母聽罷，方才心滿意足地離去。　　 就在預定的麗蓮和黃雲結婚的前夜，麗蓮突然通知黃雲，他們的婚禮取消了，她永遠也不會嫁給他的，然後獨赴舞廳，佯醉狂舞。黃雲趕至舞廳追問情由，麗蓮強忍著內心的煎熬，拒不回答。黃雲被激怒了，他失去了理智，當眾辱罵麗蓮是下賤的野草閑花。心中痛苦萬分的麗蓮幾乎經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擊，但為了愛人的前程，她寧可自己被誤解、受委屈，也不願將真情吐露。　　 當晚，精神幾近崩潰的麗蓮硬撐著登台，與另一位飾演軍官的演員合唱《尋兄詞》時，聲帶撕裂，昏倒在台上。黃雲終於探知了實情，他毅然決然地與他那富有的家庭徹底決裂，來到失業卧床在家的麗蓮身邊，決心要和麗蓮一起在殘酷無情的社會中共同奮鬥。　　 這顯然是一部中國式的《茶花女》，孫瑜自己在談到該片的創作時，也說過他的確是受到了小仲馬的影響和啟發，但他更改了《茶花女》悲劇式的結局，他要讓「脫離富室的少爺黃雲和賣花女麗蓮這一對青年男女，在舊社會的生活濁浪中繼續鬥爭下去，哪怕這一鬥爭比死亡還更為艱難和需要更大的勇氣！」孫瑜正是以要在「舊社會的生活濁浪中繼續鬥爭下去」的激情投入了影片的攝製，而他在國外所學到的新的拍攝技法則使他如虎添翼，他在分鏡頭、鏡頭處理和攝影技巧上著實下了功夫，採用了象徵、對比、疊印、序幕等在當時十分新穎的手法，而在演員的選擇上，更證明了他獨具慧眼。旱在孫瑜率《故都春夢》外景隊赴北平拍外景時，他就選定了《野草閑花》的女主角麗蓮由阮玲玉來飾演，並由她兼飾序幕中麗蓮的母親，因而才有了在北平拍攝麗蓮的母親冰上遇難的戲那個感人的場面。　　 麗蓮母親的戲只是一個序幕，麗蓮才是整部影片中最最重要的角色，這也是阮玲玉步入影壇以來飾演的第一個真正令自己滿意的角色，她要以出色表演來證明自己的能力，演慣了妖燒潑辣女性的她，將會把一個聰明爽朗、純潔天真、出污泥而不染的貧家女演得活靈活現令人信服。在這部影片的拍攝過程中，她清貧而多桀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苦難經歷使她比較容易地走入角色的內心，無需修飾，無需造作，片中的麗蓮簡直就是自己的化身，如果說本色表演的話，這才是阮玲玉的真正的本色。每一場戲的拍攝，往往只要導演稍加點撥，她對導演的意圖就心領神會，通過自己的表情動作，傳神地表演出來。如果說孫瑜在執導《故都春夢》第一次和阮玲玉合作時感到阮玲玉的表演還很幼稚、還未完全了解她的才能的話，那麼，在《野草閑花》開拍不久，他對阮玲玉的表演天賦已發出了由衷地讚歎。孫瑜說：阮玲玉以她真摯準確的角色創造和精湛動人的表演，雄辯地說明了她不愧是默片時代戲路最寬、最有成就的「一代影星」。［1］在《野草閑花》中飾演黃雲的是孫瑜一手培養出來的青年演員金焰，他與阮玲玉的成功配合為影片增色不少。這是他倆的首次合作，後來，阮玲玉與金焰曾共同主演過多部著名影片，成為「黃金搭檔」，當阮玲玉日後聲震影壇之時，金焰則被譽為「電影皇帝」。　　 金焰是一位有著不同尋常經歷的演員。他原名金德麟，1910年出生於漢城。當醫生的父親是一位朝鮮愛國志士，金焰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帝國主義正式吞併了朝鮮。金焰的父親參與發起並領導了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由於組織遭到破壞，金焰的父親攜全家從漢城來到中國東北通化定居，並加入了中國籍，這一年金焰剛兩歲。金焰的童年是在貧困中度過的，1914年，全家又遷往齊齊哈爾市郊，父親的小診所的微薄收入是家庭開支的唯一來源，家中人口多，金焰的兄弟姐妹共有七人，還要不時接濟為躲避迫害而從朝鮮遷來的老鄉。1918年，金焰的父親病逝於齊齊哈爾，金焰先後投*了在上海和天津的兩位姑姑，曾就學於東方大學附中、濟南的濟美和天津的南開中學。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大革命開始了，他讀了魯迅先生的《吶喊》，深為折服，並打算改名為金迅，仍覺得不夠響亮，乃改名為金焰。1927年，金焰南下上海，由於身無分文，希望找一個無需本錢的職業，經人介紹，他進了民新影片公司，從此涉足影壇。然而事業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他在「民新」只在《木蘭從軍》和《熱血男兒》兩片中作為群眾演員在銀幕上偶而露了兩面，*著每天賒來的麵條勉強度日。第二年，他經卜萬蒼介紹，加入了田漢主持的南國社，在南國社，他得到了田漢的幫助和指導，與田漢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從事了一段舞台表演生涯後，金焰於1929年自薦於明星公司，但仍未得到重用。是年，孫瑜拍攝他回國後的第二部影片《風流劍客》，他大膽起用了在影壇默默無聞的金焰飾演男主角，金焰從此才正式地走上了銀幕。《風流劍客》雖然未能在影壇激起多大反響，金焰也未能一舉成名，但導演孫瑜記住了他，當孫瑜在編寫《野草閑花》劇本時，他心目中的黃雲就是金焰這個樣子，儘管金焰並不是富家子，但他所特有的朝氣蓬勃的大學生的氣質，使得他和片中的黃雲從形象到性格都十分接近。應該說，黃雲是一個全新的電影形象，他既不同於流行的武俠片中*電影特技而變得神乎其神的劍客俠士，也不同於古裝片或鴛蝴片中的多情公子落難少爺，這與《野草閑花》這部影片一反影壇遠離社會現實的風氣，積極地介入現實，並旗幟鮮明地反對等級觀念，同情下層人民的疾苦是分不開的，在黃雲身上，寄託了作者想要改變現實不合理狀況的良好願望，金焰則以他良好的外形條件和出色的表演準確地傳遞出了導演的創作思想，從而塑造出一個全新的「銀幕小生」的形象。對此，孫瑜極為滿意：我們第二次在《野草閑花》里合作，他（指金焰——引者注）突出地創造了他那種「學生型」的、活潑而淳樸的自然風度，健美勻稱的體格和青春蓬勃的朝氣。這一新型的男主角在國產電影里出現，立即使當時那些充斥十里洋場「淺妄極矣」的電影里（見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油頭滑腦」、「才子加流氓」的男主角黯然失色。那一批沾著上海灘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氣味的「折稍、揩油、弔膀子的滑頭少年」，作為銀幕「英雄」的男主角形象，一天一天地受到廣大觀眾的唾棄了。［2］從作為導演的脅瑜對影片的主角阮玲玉和金焰的由衷讚揚中不難看出這部影片也是孫瑜的得意之作。另一個令孫瑜自豪的理由是《野草閑花》雖然是一部默片，但卻是中國第一部有專門作詞配曲的電影插曲的影片。該片的插曲《尋兄詞》由孫瑜作詞，配以俄羅斯民歌的曲調，共有四段，由兄妹倆對唱。在影片拍攝的同時，即在大中華唱片公司將插曲灌製成唱片。阮玲玉和金焰都有很好的歌喉，演唱一事自然不用別人代勞，他倆主唱了這首旋律悲愴感人的插曲。　　 1930年仲秋，《野草閑花》片成，而此時羅明佑與黎民偉及大中華公司的聯合也已成定局，一家實力雄厚的電影公司即將在上海崛起，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也已在阮玲玉面前展現。　　 崛起如前所述，羅明佑與黎民偉自《故都春夢》的拍攝就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合作，通過黎民偉，羅明佑又找到了正因經費困難而一籌莫展的大中華百合公司的董事長吳性栽商談合作事宜。此前「大中華百合」已將本公司的台柱阮玲玉借與《故都春夢》劇組，而《故都春夢》的成功為合作展現了良好的前景，為合作的最終形式——合組一家新的電影製片公司奠定了基礎。關於合作的商談也就變得十分順利，1930年8月，以「民新」、「大中華百合」的原班人馬、場地、設備，加上在滬經營印刷業的廣東人黃漪磋的合作，「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正式組成。　　 「聯華」成立伊始，即視《故都春夢》為其第一部出品，並圍繞著「復興國片」的主題，展開了強大的宣傳攻勢。早在《故都春夢》公映之時，羅明佑就曾親筆撰寫了《拍制故都春夢宣言》交報界發表，該宣言稱：國產片之於今日謂為衰落耶，則社會之需要方殷，民眾之興趣極厚，。。海上諸影片公司昔如雨後之春筍者，今乃若秋後之寒蟬，不獨產額銳減，抑且聲名狼藉。然則國產片固可為而不可為耶？曰否。一言以蔽之，凡事漫無宗旨。舍正道而勿由者，未有不失敗也。　　 鄙人不敏，營影業於華北者十餘年矣，以藝術為前提，以益世為職志，鄙人所抱之宗旨也。不合乎此，不敢為亦不屑為也…今敝公司得國內同業團體之贊助，乃先與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合作，而開始自製影片。吾人之宗旨亦有四端。請分而析之：一、普及社會教育也…二、對抗外片之壟斷也…三、提高藝術及道德也…四、尊重演員人格也…以上四端，為鄙人歷來之志願，亦即此次自裝（制）影片所抱之宗旨也。［3］羅明佑的宣言應該說是切中要害的，外來影片的長趨直入和國產影片的格調低下正是當時中國影壇有目共睹的兩大病害，然而影壇內有實力有可能改變這一狀況的人士如張石川、邵醉翁等非但對此熟視無睹，而且被武俠片帶來的暫時利益一葉障目，根本無心改變現狀，而影壇之外的有識之士一時難以涉足影壇，只能對此現狀表示痛心，卻也無法改變它。羅明佑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外，他既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又已「營影業於華北者十餘年矣」，且一貫抱定「以藝術為前提，以益世為職志」的宗旨，故而有可能也有能力嘗試改變眼下令他極為不滿的影壇現狀，《故都春夢》即是他這種嘗試的具體體現。　　 《故都春夢》在各地的放映大受歡迎的成績使得新成立的聯華公司更為自信地隆重推出了它的第二部出品《野草閑花》，這部影片同樣是以「復興國片」為主題進行宣傳的，而且還被冠以「中國第一部配音有聲片」稱號。該片於1930年深秋，當蕭瑟的秋風吹落了滿樹黃葉的時候，在上海和羅明佑手下龐大的電影發行網中與觀眾見面。孫瑜在上海首映該片的影院放映室里，曾一連三天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銀幕，每當銀幕上出現阮玲玉和金焰唱歌的畫面，他就立刻把電唱機的唱針放到事先做好標記的唱片上，從而使觀眾們第一次在觀看國產影片時聽到了與劇情完全吻合的且由劇中演員親口所唱的歌聲。當然，把《野草閑花》說成是有聲片未免言過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宣傳手法罷了。　　 《野草閑花》公映之時，正值明星公司推出《火燒紅蓮寺》第十五集、天一公司推出《火燒百花台》、友聯公司推出《荒江女俠》第四集，在影壇仍是四處「起火」，煙霧籠罩之時，《野草閑花》恰似一陣拂面的清風，影片從選材立意、導演手法到演員的自然表演都令觀眾的耳目為之一新，特別受到了知識階層和青年學生的歡迎，許多因武俠片充斥影壇而發誓不再看國產影片的觀眾重新回到了影院，並為《野草閑花》大聲叫好。一時間，該片的插曲《尋兄詞》唱遍了北國江南。　　 《野草閑花》繼《故都春夢》之後再次成為轟動影壇之作，使得當時對羅明佑投身製片業心存疑慮的手下人徹底打消了心中的顧慮，羅明佑新的合伙人也信服了羅明佑所確立的公司製片方針。1930年10月25日，羅明佑在香港設立了聯華公司的總管理處，12月成立了公司的董事會，由於羅明佑的努力，請出了英籍貴族、巨紳何東為董事長，由羅明佑的父親羅雪甫、叔父羅文干、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加上羅明佑、黎民偉、吳性栽、盧根、胡文虎、戴士嘉、馮香泉、黃漪磋、黎北海等十四人組成董事會。其中部分人雖根本不懂電影藝術，但卻為「聯華」提供了強硬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山，這是「聯華」和其他電影公司的重要區別之一，從中亦可看出羅明佑的精明之處就是從大處著眼的，這與張石川等純粹商人式的精明顯然不一樣。與此同時還確定了羅明佑為公司的總經理兼總監製，黎民偉為副總經理兼總廠長，陸涵章、朱石麟為製片主任，金擎宇為秘書長。　　 聯華公司正式運作之後，羅明佑更是抱定了「復興國片」這一法室，在他為公司擬定的形諸文字的「宗旨」中，開宗明義的「總綱」就是日後被「聯華」奉為圭臬的四句話：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在這總綱之下，他又具體列出了十項綱領：復興國片；普及社會教育；為影界全體服務；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與經濟侵略；培植新人材；輔助國營事業；推廣國外市場；維護從業員人格；為國家社會服務。［4］從上述宗旨和綱領中不難發現，羅明佑自《復興國片計劃書》到《拍制故都春夢宣言》再到正式為「聯華」擬定宗旨，他始終高舉起「復興國片」這一旗幟，並使其製片方針從形式到內容都更加完善，而實際上，羅明佑的這些鼓舞人心的宣傳與其商業利益不僅不相背離，而且對其營業大有促進，這也是羅明佑的過人之處。　　 從《故都春夢》的開拍到「聯華」宣告成立這一年不到的時間，是阮玲玉從影以來最為振奮的時期，一方面，由她主演的《故都春夢》和《野草閑花》對「聯華」的順利創建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這兩部影片被順理成章地列為「聯華」的開山之作，阮玲玉也隨著她所在的大中華百合公司一起，成了「聯華」的一員，而且是公司的功臣；另一方面，這也是她在表演藝術上真正顯露才華並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不管是在觀眾還是在同行的眼中，她至此方被視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電影明星，從而在「聯華」的演員陣容中，佔據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阮玲玉與新誕生的「聯華」一起崛起於中國影壇。　　 讚譽就在《野草閑花》公映後不久的一天，阮玲玉來公司上班，一個她所熟悉的高大的身影映入了她的眼帘，那不是卜萬蒼導演嗎？她趨步上前，熱情地向卜萬蒼問好：「卜先生早！」　　 卜萬蒼應聲回頭，見是阮玲玉，高興地應道：「是阮小姐啊，咱們可有好些日子不見了，但你拍的《故都春夢》和《野草閑花》我可是都看了，真是許多年沒看到過的好片子啊，你演得太精彩了。」　　 「卜先生過獎了，我能有今天，還真得謝謝卜先生呢。」阮玲玉說著，不由地想起了四年多前報考明星公司時的情景。她又想到「聯華」自正式成立以來，正在到處招募人才，前些日子就聽說卜萬蒼可能會加盟「聯華」，這個消息曾令她著實高興，今天在公司見到了他，看來這個消息不會假了，於是她試探地問道：「卜先生今天來有何貴幹？」　　 「我已經正式加入『聯華』了，從今後我們又是一個公司的同事了！」　　 「真的？那可太好了！我前些天就曾聽說你要來，但又不敢相信。」阮玲玉顯得很開心，「這麼說，你以後又可導演我啦？」　　 「只要阮小姐願意，不過你現在是大明星了，還肯演我導的片子嗎？」　　 卜萬蒼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道。　　 「卜先生言重了，」阮玲玉聞言有點著急，「不要說我現在還不是什麼大明星，就是有朝一日我果然成了大明星，那也是卜先生栽培的結果，怎麼能說到肯不肯呢？」　　 卜萬蒼看著阮玲玉著急的樣子，哈哈一笑，隨即收起笑容，滿臉認真地說道：「說起我這次加入『聯華』，還真得感謝你呢，我在你之前就離開了明星公司，這你是知道的，後來在兩家小公司拍過幾部片子，仍覺得不滿意，在我看了你為『聯華』主演的那兩部片子之後，我想我找到了我該去的地方。我今天既然已經加入了『聯華』，只要有適合你的角色，一定請你來演。咱們一言為定？」　　 「好，一言為定！」　　 幾天後，卜萬蒼找到了阮玲玉，遞上一個電影劇本，「阮小姐，請你看看這個本子，這是由朱石麟先生編寫的《戀愛與義務》，朱先生說，他是專門為你寫的。」　　 當晚，阮玲玉在燈下細讀劇本。該劇是由朱石麟根據波蘭名作家華羅琛夫人的原著改編的，經朱石麟之手後，已經成了一個完全中國化了的故事，而原著的思想意境和故事情節則為改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一座著名的高等學府里，兩位風華正茂的大學生李祖義和楊乃凡相愛了，這是發生在大學裡的最為平常的事了，然而，這場戀愛卻引出了一場兩代人的悲劇。　　 原來，楊乃凡生於一個地位顯赫的大家族，而李祖義卻生於一個貧寒人家，*個人奮鬥才艱難地跨入了大學之門。豪門與平民之間的鴻溝成了他倆結合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楊乃凡的父親知曉了女兒的戀情後，堅決地不許她再與李祖義來往，並且要把她嫁給自己為她選定的世家子弟黃大任。李祖義鼓勵楊乃凡勇敢地脫離封建家庭，與他一起出走，楊乃凡卻沒有這份勇氣，她聽從了父母的安排，痛苦地割斷了與李祖義的戀情，嫁給了她根本不愛的黃大任。婚後的生活波瀾不興，楊乃凡雖生下一對兒女，精神上卻極為孤獨。一個偶然的機會，楊乃凡見到了一別數年的李祖義，李祖義仍孑然一身，他仍深深地眷戀著楊乃凡。李祖義的出現勾起了楊乃凡深埋在心底的情思，其實，她對李祖義也是一直不能忘懷。別後數年的思念以及生活給予他們的磨難使得他們之間重新爆發出更為熾熱的情感，楊乃凡終於拋下兒女，不顧一切地跟著李祖義出走了。　　 出走後的楊乃凡與李祖義一起離開了喧囂的城市，蟄居於鄉間，但這個世界已沒有世外桃園，他們很快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重返城市，尋找適合於他們的工作。然而，這對被認定是「羞祖宗、辱門楣」的青年男女已不見容於社會，他們被視為大逆不道之人，李祖義到處找工作，到處碰壁，最後在貧病交加中死去，撇下了楊乃凡和他們幼小的女兒平兒。　　 為了把女兒撫育成人，楊乃凡不惜委屈自己，當上了被人看不起的女佣人，含辛茹苦，熬過了十多個寒暑，平兒長大了，她活潑漂亮，充滿青春活力，並和一個出身富家的青年相愛。然而，父輩的悲劇在她身上重演了，當那青年家得知楊乃凡的「不體面」的身世後，認為這門親事有辱門風，拒不認可。楊乃凡陷入了痛苦和絕望之中，她思前想後，自己唯有一死，方能將這份強加的恥辱從女兒身上帶走。她給黃大任寫下遺書，把女兒平兒託付給他，請他照顧，自己投河自盡了。　　 阮玲玉手捧劇本，一頁一頁地讀了下去，漸漸地，她忘記了自己是在讀一個劇本，她的心情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而跌宕起伏，楊乃凡屈從於家庭的壓力而嫁給她所不愛的人，阮玲玉為她惋惜；楊乃凡婚後孤獨寥寂，阮玲玉完全能夠體會；楊乃凡終於鼓起勇氣離家出走，阮玲玉既為她高興更欽佩她的膽量；楊乃凡失去了愛人，忍辱負重，育女成人，最後為了女兒的幸福而自殺，阮玲玉深感痛心。　　 讀完劇本，已是夜深人靜，不知不覺中，淚水已經浸透了握在手中的手絹。夜深了，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劇本中的故事觸動了她記憶的神經，打開了她記憶的閘門，特別是讀到楊乃凡為哺育女兒而當傭人的情節，使她回憶起了幼年隨母親在張家幫傭的往事。　　 第二天，阮玲玉見到卜萬蒼的第一句話就是：「卜先生，朱石麟先生的這個劇本寫得太好了，楊乃凡這個角色我演定了！卜先生對我有信心嗎？」「當然有，朱先生動筆寫劇本時，在他腦子裡楊乃凡的形象就是你阮小姐，我看了劇本後也認為這個角色由你來演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我也料定你一定會樂意拍這部片子的，不過，我還是先讓你看了劇本，讓你自己來決定。我還打算讓你兼演平兒，至於片中的男主角李祖義，我已請金焰先生來演，他和你在《野草閑花》中合作得非常好，我想，他定會把李祖義這個角色演好的。」　　 「是的，」阮玲玉忽然想起了什麼，「只是讓他演這個角色可有點委屈他了。」　　 「為什麼？」卜萬蒼有些不解。　　 「你想啊，」阮玲玉笑道，「在《野草閑花》中，他是位少爺，而我只是個貧家女，而在這部片子中，我和他的角色可是對換了，我成了位闊小姐，而他卻成了個窮書生了。」　　 「有道理，阮小姐真聰明，」卜萬蒼被阮玲玉逗笑了，他隨即正色地說道：「你這樣想，實際上說明你已經看出了這部片子與《野草閑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我看來，這兩部片子都是通過一對戀人悲歡離合的描寫來抨擊現實社會的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對青年人的戕害。戀愛原是人間至上至美的情感，然而，不平等的社會卻要拚命地扭曲它、摧殘它，強加給戀愛中的情人許多冠冕堂皇的所謂義務，使得他們尤其是女主角常常處於戀愛與義務的矛盾煎熬之中，難以自拔。」　　 「我也是這樣想的，」阮玲玉輕輕地點了點頭，「昨晚我是一口氣把劇本讀完的，我當時就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朱先生的這個本子的確是為我寫的，我雖然出身貧寒，但我完全能夠體會楊乃凡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心境，請卜先生放心，我要把這個角色演好，我也一定能把她演好。至於平兒，我想只要拍攝技術上沒問題，我也是能演好的。」　　 「我等的就是你這句話。」卜萬蒼有些興奮地說道。他極想把這部影片拍成一部不同凡響之作，這畢竟是他入「聯華」後執導的第一部影片，也是「聯華」正式成立後開拍的第一部影片，因此，不管是對卜萬蒼個人，還是對聯華公司而言，這都是一部必須成功的影片。　　 1930年寒冷的冬天，阮玲玉卻是在一片熱氣騰騰的攝影棚內度過的，由於公司的重視、同人的努力，《戀愛與義務》一片的拍攝很是順利。兩位主要演員對於導演的意圖心領神會。金焰飾演窮大學生李祖義，較之他在《野草閑花》中飾演黃雲更為駕輕就熟，他個人所曾經歷過的艱難歲月，遠甚於劇中的李祖義，他只是沒有像楊乃凡這樣的一個愛人罷了。阮玲玉從讀劇本的那一天開始，只要一有空閑，必定是在琢磨楊乃凡的戲，她雖不是闊小姐，但闊小姐還是見過不少的，她不滿足於簡單地模仿王漢倫等得到公認的大家閨秀式的表演，而是根據劇本所規定的楊乃凡特殊的人生道路，設計出每個特定時期楊乃凡的特殊的表情動作，循序漸進地將楊乃凡從少女時代的富家小姐到人過中年的女佣人的近二十年間坎坷不平的人生歷程展現於銀幕，令人信服，令人同情。至於平兒的戲，對於阮玲玉說來沒有任何難度，這幾乎就是阮玲玉本人親身經歷：有一個當傭人的母親、一個生於富貴人家的愛人、由於門不當戶不對而遭受的種種屈辱。。這難堪的一幕幕的再現，令阮玲玉一次次地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演來自然是格外地真實感人。在《戀愛與義務》一片中同時飾演母女兩個角色，再一次顯露了阮玲玉非凡的表演才華。《戀愛與義務》剛剛拍竣，阮玲玉又馬不停蹄地投入了新片《一剪梅》和《桃花泣血記》的拍攝。《一剪梅》是由黃漪磋根據莎士比亞的戲劇《維洛那兩紳士》改編的。擔任編劇的黃漪磋原本是位經營印刷業的商人，他在與羅明佑、黎民偉等聯合組成聯華公司後，也想嘗試一下電影創作，於是編寫了這一劇本，雖然是根據莎翁名劇改編，但其格調和品味較之《戀愛與義務》卻不免遜色。影片描寫一對相愛的青年男女的愛情波折：因受人離間，男主角對愛人產生了誤解，愛情幾乎夭折，女主角歷盡艱難，終於使真相大白，兩人重歸於好，而陰謀離間者則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執導這部影片的仍是卜萬蒼，他再次啟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參加該片拍攝的演員還有與阮玲玉已合作過的林楚楚、陳燕燕、劉繼群，另外還有一位在30年代成為著名影星的高占非。該片於1930年底開拍，為了增加該片的號召力，公司不惜花費巨資，在廣州和香港拍攝了部分外景，阮玲玉隨外景隊南下，平生第一次回到她的故鄉廣東。在香港，「聯華」董事長英籍貴族何東爵士盛情款待外景隊，作為女主角的阮玲玉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南國之行令阮玲玉非常開心。《桃花泣血記》則是由卜萬蒼自己編劇並導演。該片亦是描寫一對貧富懸殊的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故事，一位出身富有家庭的知識青年德恩愛上了貧寒的牧羊女琳姑，懸殊的社會地位和殘酷的封建禮教為他們的愛情設下了重重障礙，琳姑命若桃花，雖曾短暫地燦爛開放，卻擋不住無可奈何地凋落，最後飽受生活的折磨，凄苦地死去。阮玲玉和金焰在該片中分飾琳姑和德恩，這是他倆的第四次合作，也是第四次在銀幕上扮演一對戀人。　　 與阮玲玉一部接一部拍攝影片的同時，作為「聯華」新成員的原「民新」、「大中華百合」的編、導、演、攝人員，羅明佑從「華北」帶來的人員以及「聯華」成立後從其他電影公司羅致的電影人材們也都在以飽滿的熱情拍攝新片。羅明佑鑒於公司的製片業務主要在上海進行，公司的總管理處又設在香港，管理有所不便，遂於1931年3月，在上海設立了分管理處，統一管理公司設於上海的「聯華一廠」（黎民偉主持的原「民新」）、「聯華二廠」（吳性栽主持的原「大中華百合」）、「聯華三廠」（朱石麟新辦於徐家匯）。［5］是年秋，但杜宇的上海影戲公司加入「聯華」，稱「聯華五廠」。為了培植電影人材，公司又在北平設立「聯華演員養成所」，在上海則合併了黎錦暉領導下著名的「明月歌舞團」，易名為「聯華歌舞班」。一時里，「聯華」真可謂人材濟濟。　　 真正令影壇對「聯華」括目相看的還是它的出品。在風格清新的最初兩部影片《故都春夢》、《野草閑花》之後，到1931年中，已有一批「聯華」的影片相繼問世，除了卜萬蒼導演、阮玲玉和金焰主演的幾部影片外，還有王次龍導演的《義雁情鴛》、《愛欲之爭》、《自由魂》，史東山導演的《恆娘》、《銀漢雙星》，楊小仲導演的《心痛》，庄國鈞導演的《玉堂春》（該片由阮玲玉主演）等等，這些影片的編、導、演、攝雖出自眾人之手（編劇大多是朱石麟），但其中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不迎合武俠神怪片的潮流，而是堅持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展開以家庭矛盾、人際關係為主題的故事。這些影片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電影藝術特性的比較成功的把握，這在孫瑜、卜萬蒼、史東山等人導演的影片中都有突出表現，這與「聯華」的主要編導和演員大多接受過較好的教育，有學識、有抱負、有志於電影事業是分不開的。在導演方面，比較講究技巧，探索和採用了一些新的表現手法，影片的剪輯得到充分重視，結構上有較多的突破和創新；在演員方面，已擺脫了文明戲的影響，湧現出了像阮玲玉、金焰這樣戲路很寬、藝術上有較高造詣的新一代演員。　　 在30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正式創建僅僅一年的「聯華」即以其創造的新的電影形象和它發出的「復興國片」的號召，贏得了知識階層和青年學生為主的一大批觀眾，那些對武俠神怪片已經厭倦了的一般市民觀眾，也樂於換換口味，看看「聯華」的出品。「聯華」在廣大觀眾眼中，成了新崛起的一派，而仍然沉迷在武俠神怪或鴛鴦蝴蝶中的「明星」和「天一」則自然被視為舊派。羅明佑是從經營影院業起家的，這使「聯華」一開始就有了從製片、發行到放映的一整套完整的機構。因此，「聯華」業務發展迅速，很快就在影壇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使得30年代初的中國影壇形成了「聯華」、「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局面，而在這三強之中，「聯華」顯然是最具活力的。　　 「聯華」的迅速崛起不僅為阮玲玉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表演天地，而且使她聲譽鵲起，使她真正得以躋身一流影星的行列。　　 心病阮玲玉在事業上取得空前成功的同時，個人生活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隨著阮玲玉的名聲一天大似一天，張達民無賴的程度也在不停地升級。　　 前面曾經說到阮玲玉自北平拍《故都春夢》外景剛回到上海，就被張達民逼要去了身上僅有的三百元錢，還了賭債。可是沒過幾天，他耐不住賭癮，借了錢又下了賭場，這回手氣不錯，贏回了上百元錢，然而沒過兩天，就又輸得兩手空空了。忍了幾天後，再次開口問阮玲玉要錢，他把那個說了多少遍的借口毫不害羞地原封不動地又說了出來。　　 阮玲玉當然不會再相信他，並忍不住揭穿了他的老底：「你哪裡是拿錢去做生意，分明是拿出去賭，你還在外面欠下了賭債，前些日子剛給你的三百元就是去還賭債的吧！」　　 張達民一聽此言，知道何阿英事後還是把他的劣跡告訴了阮玲玉，不由得惱羞成怒，衝上前去，照著何阿英劈頭蓋臉就是幾個耳光，嘴裡還在罵道：「我就知道是你這個老東西在背後嚼舌頭，我讓你再嚼，看我不打死你這個老東西！」何阿英哭著跑回了自己的房裡。　　 這一幕就發生在阮玲玉的面前，她甚至來不及反應，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張達民竟敢當著她的面痛打她的母親，她氣得用手指著張達民：「你。。你。。」卻不知該說什麼是好，於是她轉身向母親的房間走去。　　 張達民一個箭步跨了過來攔住了去路：「怎麼，我說得不對嗎？難道不是她在你面前說我的壞話嗎？」　　 阮玲玉此時心中氣苦萬分，想當初自己決意嫁給張達民時，還曾指望*上他可讓前半生吃盡辛苦的母親安度晚年，誰料到他不僅不能掙錢來承擔起對家庭應負的責任，相反還要向自己伸手要錢去揮霍，今天竟然當著自己的面作出如此惡劣的行徑來。至此，阮玲玉心中已十分明白：以前也曾與張達民一次次地爭吵，明知，沒有多少可能，但心中總還抱有一線希望，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改邪歸正，而從今天開始她和張達民再也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了。想明白了這一點，她漸漸地冷靜下來，對著攔在面前的張達民冷冷地說道：「我母親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　　 「就算是吧，」張達民見抵賴不過，索性耍起了無賴，「大男人偶爾賭個一兩回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輪得著她來管嗎？」　　 「你若用自己掙來的錢去賭，不要說是賭，任你幹什麼，我們自然不會管你。可你。。」　　 張達民自知自己理屈，沒容阮玲玉把話說完即搶過話頭：「好，好，好，今後只要她不再來管我，我就不打她，這總好了吧？怎麼說，你今天倒底肯不肯給我錢？」　　 「不是我不肯給，」阮玲玉真想一口拒絕，但不知道這樣會使張達民再做出什麼出格的舉動來，見張達民已答應不再打何阿英，也就把口氣放軟了一點，「我僅有的三百元錢已經給了你，公司這個月的薪水還沒發，我哪來錢給你。」　　 「沒有現錢，給東西也行。」張達民眼珠一轉，「你去北平拍外景時不是買了件皮大衣嗎，現在天氣暖和了，反正也穿不著，拿去當了不就是錢嗎？」　　 阮玲玉想不到張達民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看來今天他是要糾纏到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了，只得依了他。後來，阮玲玉曾把當時的情形向記者訴說：「他竟當我的面打起我的母親來了，你說這還成什麼呢？到這時，我倆的感情就無法再彌補了。但是，他是什麼都會做的。他會恐嚇，他會鬧，他要起賭博的本錢來，眼見我把衣飾當了湊錢給他，他也不叫一聲可惜。你想，我還有什麼辦法呢？」［6］阮玲玉在對張達民的態度上始終強硬不起來，一方面是因為她生性比較軟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極不願意使自己的私事成為報紙尤其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小報熱衷的話題。隨著她在「聯華」最初幾部影片的公映，她的名聲一天比一天大，也就越發引起這些被稱為「輿論」的報紙的關注，她已經看了太多的明星是怎樣被這些所謂的「輿論」損毀的，對自己名譽看得極重的她不願意步他們的後塵，因此，儘管她已明白她與張達民的感情「無法再彌補了」，但仍然只能遷就於他。就這樣，他倆磕磕碰碰地又過了一年。　　 轉眼到了1931年的春天，張達民見阮玲玉已在「聯華」紮下了比較深厚的根基，在影壇的名聲也已與穩坐明星公司頭把交椅的胡蝶並駕齊趨，心中不免有些發毛，擔心阮玲玉終有一天會棄他而去，而且在上一年，由於阮玲玉的堅持，他們已從張達民名下的鴻慶坊的房子里搬了出來，住到了海格路大勝衚衕。心虛的張達民更加緊了對阮玲玉的糾纏，甚至常趁阮玲玉拍片之時到攝影棚去鬧，阮玲玉已疲於應付。　　 3月初的一天，阮玲玉下班剛回到家中，張達民又伸手要錢，阮玲玉好言相勸：「你再這樣胡鬧，我真的不能再給你錢了。」　　 張達民聞言呵呵冷笑幾聲，從西服口袋裡掏出一張當天的報紙，「你不妨先看看這條新聞再說這樣的狠話不遲。」　　 阮玲玉接過報紙一看，只見報紙的大幅標題赫然寫著：「電影明星胡蝶訴未婚夫林雪懷無故解約案今日開庭，千餘旁聽者擠破法院門廳」。阮玲玉不由得愣住了，胡蝶與林雪懷關係破裂她也是最近才聽說的，但他倆失和她是知道的。林雪懷一直*胡蝶資助，勉強支撐著他的點心店，胡蝶見林雪懷並無經商才能，老是這樣賠下去不行，乃自己出資開設了一家胡蝶公司，由自己的父親胡少貢當經理，並讓林雪懷關了點心店來胡蝶公司當僱員。林雪懷自然不高興，但又不得不如此，到胡蝶公司不久，原本生活比較檢點的他開始放縱自己。胡蝶也看出林雪懷的不滿，為了安慰他，胡蝶特地為林雪懷買了一輛小轎車，供他專用，林雪懷卻開了這輛車來往於歌場賭館，輸了錢就問胡蝶要，變得與張達民也沒什麼兩樣。胡蝶聞知林雪懷的種種劣跡後，覺得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遂不再給林雪懷錢。斷了賭本後的林雪懷惱怒異常，為了要挾胡蝶，他請出了上海著名的鄂森等兩位律師，致信胡蝶，聲言胡蝶行為不檢，要和胡蝶解除婚約。他的如意算盤是，作為電影明星的胡蝶，是傳媒尤其是一些專登名人隱私的小報關注的焦點人物，她一定不敢弄出被未婚夫「休」掉的新聞來毀了自己的名聲，只好乖乖地掏錢供他揮霍。不想胡蝶不吃他這一套，乾脆也請了位叫做詹紀鳳的名律師，先到法院去告了林雪懷無故解約，並要求法院判決准予解除婚約、林雪懷歸還欠胡蝶的財產和給予胡蝶精神賠償。1931年2月28日，此案在上海第一特區法院開庭，此前新聞界已將此案炒得沸沸揚揚，當日到庭旁聽的竟有上千人。張達民拿回來的報紙上說的就是這天法庭的「盛況」。　　 阮玲玉低頭細讀這篇報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經歷的種種難堪，法官和林雪懷的律師提出的許多涉及個人隱私的提問，胡蝶不得不一一作答，旁聽者猶如看戲一般看得十分開心。更要命的是這種婚姻訴訟由於雙方當事人各執一詞，法官很難判斷，第一天的庭審，什麼結論也沒能做出，在法官宣布下次再審後閉庭。報紙預測，這場官司將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好戲還在後頭。看著看著，阮玲玉不由得為好友胡蝶捏了一把汗。　　 張達民在一旁察言觀色，見阮玲玉臉上露出了擔憂之色，暗自得意，「怎麼樣，來勁吧？還有比這個更精彩的，街頭的許多小報關於胡蝶情史風波的描寫那才叫絕，我是在賭。。哦，不，我是在一個朋友那裡看到的，可惜我出去晚了一步，沒能買到，要不就能給你欣賞欣賞了。」　　 「我不要看，你別拿回來。」阮玲玉連忙搖頭。　　 「那有什麼，其實胡蝶那點事遠沒有咱倆的事精彩，要不要我把你16歲上就嫁給我的詳細經過說給這些小報記者聽聽，我保證，那一準能賣個好價錢。」　　 阮玲玉聞言大驚失色，「你千萬不要胡鬧，那樣可把我給毀了。」　　 「我知道你愛面子，我不是被你逼絕了，也不想這麼干。」「我逼你？　　 這從何說起？」阮玲玉被張達民說急了，她唯恐張達民真的這樣做，只得讓步，「你要錢的事，給我兩天時間，讓我來想辦法，好嗎？」　　 「好吧，今天就依你，給你兩天時間，可我有言在先，只是兩天，不然，你就等著看報紙吧！」　　 當晚，阮玲玉為此事愁得一夜沒合眼，思來想去，只有設法為張達民謀一份既體面，又能賺錢且不需化什麼氣力的事情做做，讓他有份固定工作和收入，也許還能讓他收斂一些，也不會老是纏著自己要錢。　　 第二天，阮玲玉直接去找了羅明佑，請他為張達民在公司安排個職務。　　 羅明佑對張達民並不了解，但看在阮玲玉的面上，不便拒絕，他想了想，告訴阮玲玉，公司的光華戲院正缺一位經理，若張先生願意屈就的話，公司可以支付120元的月薪。阮玲玉連聲稱謝，她想，對張達民這種一無所長的人來說，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職務了，而且月薪可謂不低，公司的一般演員每個月才只幾十元的薪水。　　 當天下班回到家中，阮玲玉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張達民，張達民聽了之後，也顯得很高興，「請我當經理，這還說得過去，不過要是太累人我可是要辭職不幹的。」於是張達民當上了戲院經理，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個正經工作。　　 張達民當上經理後，阮玲玉總算是有了一段稍微平靜的時日。她暗自慶幸，沒有像胡蝶那樣備受法庭和小報的折磨。胡蝶在經過了第一次開庭之後不久，3月20日又第二次出庭。此日大霧迷漫，但仍擋不住旁聽者潮水般地湧向特區法院。一大早，法院門外，「已見人影憧憧，青年男女陸續赴院，此輩旁聽者，多因前次開庭，未曾佔得一席地，故此番提早前去，以期捷足先登。」［7］法院仍比戲院還要熱鬧。此次庭審仍因證據不足，未能判決。至7月3日，此案第三次開庭，時天已大熱，旁聽者們依然踴躍，「男女麇集，汗流浹背，不以為苦，反以為樂」。［8］此次庭審終於將基本事實審理清楚，一個星期後的7月11日，法庭進行了判決，准予解除婚約，被告林雪懷需償還欠原告胡蝶的借款千餘元，但胡蝶要林雪懷給予精神賠償的請求法庭不予支持。正當胡蝶為拖了半年之久的官司有了結果而鬆了口氣的時候，林雪懷卻不服判決提起上訴，胡蝶的罪還沒受完。　　 這半年來，阮玲玉始終關注著這場被報紙稱為「雪蝶解約案」的訴訟，對胡蝶能否咬緊牙關挺過來也十分擔憂。在一些影星們常出席的社交場所，也不見胡蝶的身影。阮玲玉曾專門登門去看望過胡蝶，胡蝶與她談起這樁惱人的訴訟來頗有悔意——不是懊悔與林雪懷解約，而是悔不該採用打官司這種比較極端的方式。胡蝶談起在法庭上的尷尬和對小報記者的怨恨，真是滿腹苦水。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既已選擇了這一方式，也只有奉陪到底了。胡蝶的韌勁令阮玲玉很是佩服，她真不能想像若換了自己該如何應付。當傳來此案一審的判決結果時，阮玲玉也為胡蝶鬆了一口氣。　　 此後不久的一天晚上，在一個朋友聚會的晚會上，阮玲玉終於看到了在這種場合久違了的胡蝶。阮玲玉笑著與胡蝶打招呼，方知胡蝶是被其堂妹也是影星的胡珊硬拉出來散心的。當一曲終了，阮玲玉回到座位上來的時候，看到胡蝶正在與一位身材頎長的男青年交談著，看得出來，他倆談得頗為投機，愉快的笑容又回到了半年來一直愁眉不展的胡蝶的臉上。這位名叫潘有聲的男青年是一家洋行的普通職員，這是他和胡蝶首次邂逅相逢，後來他成了胡蝶與林雪懷分手後的第二位戀人，當然，他們以未婚夫妻的身份出現在社交場合，那是三年後的事了。1931年餘下的時間裡，胡蝶仍然陷在解約的官司中，經過10月19日和11月25日的兩次庭審，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到12月2日終於作出了駁回上訴的判決，至此，歷時一年之久且為各報炒得滾燙的「雪蝶解約案」總算塵埃落定。胡蝶的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給阮玲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構成了她日後視打官司為畏途的一個原因。　　 從1929年底到1931年底這兩年時間裡，阮玲玉共為聯華公司主演了六部影片（不包括並未正式公映的《自殺合同》），就數量而言，與當時的著名影星相比並不十分突出，但就影片的思想、藝術品位和她在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華而言，在當時的中國影壇可以說已沒有哪一位影星可以比得上她，她也由此而走向了一生中最輝煌的年代。　　 八 走向輝煌變革　　 當阮玲玉躊躊滿志，要在影壇大顯身手的時候，電影界的一場巨大變革正在醞釀之中。　　 在整個20年代，電影界內儘管有鄭正秋、洪深等人始終堅持電影「教化社會」的功能，但在一般人的眼中，電影仍擺脫不了供人消遣的玩意兒的形象，特別是言情片、古裝片、武俠神怪片充斥銀幕，電影一直遠離中國社會的實際，談何教化社會？　　 這種狀況在30年代初有了根本改變，隨著電影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聯華公司在30年代初的崛起給影壇吹進的新風，電影開始顯出了它特有的魅力。「聯華」、「明星」等公司所擁有的龐大的觀眾隊伍以及其作品對觀眾潛移默化的影響，也使許多文藝界的有識之士對電影刮目相看。這種對群眾的影響力尤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人士所看重，1931年9月，「左翼文藝戲劇界聯盟」（簡稱「劇聯」）就決定進軍影壇，參加電影製作和開展對現階段中國電影的批評。　　 此時的中國電影發展也正處在十字路口，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由於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東三省即淪入敵手。翌年初，「一·二八」事變在中國電影的大本營上海爆發，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燒到了上海，戰火使電影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聯華」的損失尤為慘重，設於閘北的「聯華四廠」完全毀於戰火，營業額銳減。「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的炮火使包括電影公司老闆在內的電影界人士對深重的民族危機有了親身的感受，切膚之痛使他們驚醒。「一·二八」的炮火，一面固然毀壞了無數的建築物，但一面卻樹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的新境地，而替那漆黑一團糟的神怪國產片編製了一支送葬曲。」［1］面對新的局勢，電影界的「有識之士，如蔡楚生、史東山和金焰等電影工作者，覺悟到電影不是有閑者的消遣品，應該使之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宣傳武器」，「必須選取適合時代的抗日救亡的愛國內容的現實題材」。［2］在「一·二八」的戰火中，「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均派出了攝製組，在前線拍攝抗戰紀錄片。「聯華」拍攝的《暴日禍滬記》、《淞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明星」拍攝的《抗日血戰》和「天一」拍攝的《上海浩劫記》及其他小公司拍攝的抗戰紀錄片在上海和內地乃至南洋的放映，都受到了空前的歡迎和讚揚。這也使各電影公司大受鼓舞，拍攝抗戰影片的積極性十分高漲。在「一·二八」事變爆發二十天後的2月18日，「聯華」的編導蔡楚生就聯合史東山、孫瑜和王次龍共同編寫出了抗日故事片《共赴國難》的劇本，2月27日投入拍攝，4月即告完成。可見，被「一·二八」炮火驚醒的電影界已出現了革新的契機。　　 此時，阮玲玉正在香港。她是與羅明佑、黎民偉、林楚楚等為避「一·二八」的戰火而去香港的，張達民和女兒小玉與她同行，母親何阿英則因家中無人看守不放心而堅持留在了上海。羅明佑、黎民偉和阮玲玉都是廣東人，且羅明佑就出生在香港，黎民偉、林楚楚夫婦也曾在港經營多年，「聯華」董事會的許多成員也都長住香港，此次返港，都有回到故鄉的親切感。黎民偉和林楚楚夫婦仍在當年民新公司遷滬前的舊址住，並盛邀阮玲玉和張達民與他們同住，他們特地把房子的整個二樓都讓給了阮玲玉和張達民。在林楚楚的熱情陪同下，阮玲玉暢遊了香港的風光名勝，並見到了「聯華」的許多幕後人物，再一次見到了「聯華」董事長英籍貴族何東爵士。他們對「聯華」的首席明星阮玲玉的到來極為熱情。阮玲玉在香港呆的時間並不長，不久就去了澳門，在那裡，她住到了這一年的4月。　　 身在香港的羅明佑心中很不踏實，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未受到戰爭的威脅，仍是一派歌舞昇平的花花世界，但幾千里以外聯華公司的所在地上海，卻正是戰火紛飛的戰場，駐守上海的中國軍隊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的指揮下，對日寇的侵略予以迎頭痛擊。在香港的羅明佑一直關注著上海的局勢，眼看著上海炮火連天，「聯華四廠」被毀，他心急如焚，並對繼續在上海從事拍片的前景有些悲觀，於是他在港積極活動，一度曾想把聯華公司抵押給香港影院業巨頭盧根，甚至還打算把「聯華一廠」遷往南洋。他的主張遭到了留在上海的「聯華」人員的一致反對。不久，上海的戰事漸趨平息，羅明佑這才打消了賣廠或遷廠的打算。但在此期間，「聯華」除了拍攝了幾本淞滬抗戰的紀錄片和一部故事片《共赴國難》以外，製片業務基本處於停頓狀態。　　 上海的戰事稍趨平息後，阮玲玉就執意要返回上海。她人雖在港澳，上海的局勢卻無時無刻不掛在心上，她從報紙和廣播中了解到十九路軍浴血奮戰，上海人民踴躍勞軍的動人情景後，深悔自己在危難之時避走港澳，沒能和同事們一起為保衛自己的家園而出力，因此，她決定儘快返回上海。　　 但在港澳的幾個月生活卻令張達民流連忘返，香港的跑狗賽馬，澳門的大小賭場，對他而言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當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時，張達民幾乎是想也設想，就一口回絕了：「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　　 「也好，」阮玲玉思考了一會兒後說，「你既然喜歡這兒，在此多住些日子也無妨。不過，你若長時間不回去的話，你在光華劇院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　　 「不就是個破經理嗎，不當就不當唄，有什麼了不起的。」張達民滿不在乎地說道，「何東爵士不是認你做了乾女兒嗎，你何不找他為我在香港找個事做做？他在香港名氣大得很，為我介紹個工作還不是小事一樁。」　　 「乾女兒什麼的只是玩笑話，豈可當真。你想在這裡找個正經的事做當然好，我走之前如有機會一定請何爵士幫忙，但願能滿足你的願望。」　　 阮玲玉在向何東辭行時，婉轉地提出了為張達民介紹一份工作的請求，何東滿口答應下來，不久，張達民正式辭去光華劇院經理一職，由何東出面安排，在太古輪船公司的瑞安輪上當了買辦。［3］阮玲玉在1932年4月間踏上了歸途，帶著女兒小玉回到了上海。阮玲玉的家位於租界內，因而躲過了「一·二八」的炮火，留在上海看家的何阿英安然無恙，阮玲玉也就放心了。她把家遷到了靜安別墅。　　 此時，上海的戰火已告熄滅，後又經國際聯盟決議和英國駐華公使蘭普森的斡旋，中日雙方於5月5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上海的戰爭危機暫時算是過去了。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不但沒有因此次戰事而有所收斂，反而更為變本加厲。「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戰火，在上海和全國人民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國電影要再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侵略者的炮火給電影界造成的巨大損失和民眾對現實越來越不滿的強烈情緒，使各家電影公司尤其是「聯華」、「明星」這樣的大公司不能不認真地考慮今後的拍片方針。　　 創建僅兩年的聯華公司，雖然一開始就以新派的面目出現，並贏得了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的觀眾的好評和歡迎，但此時卻已面臨著重重困難。隨著聯華四廠毀於炮火，營業每況愈下，「聯華」內部也發生了分裂，黃漪磋首先脫離了「聯華」。自組了一家專拍獵奇影片的藝聯公司，北平分廠在拍完其唯一的影片《故宮新怨》後倒閉，盛極一時的「聯華歌舞班」宣告解散，但杜宇和他的原班人馬也正在準備退出「聯華」，這樣，「聯華」實際上就剩下了黎民偉的「一廠」和吳性栽的「二廠」，且舉步維艱，今後該拍什麼樣的影片才能挽回頹勢，羅明佑和黎民偉都心中無數。　　 但拍片業務已基本停頓了幾個月的「聯華」不能再不拍新片，處在因境中的「聯華」為了確保新開拍的影片賣座，決定拍攝當年曾為「聯華」創下牌子的首部影片《故都春夢》的續集，片名即為《續故都春夢》，所用的仍是原班人馬，故事情節則加入了一點「革命」的內容。因此，回到「聯華」後的阮玲玉立即投入了《續故都春夢》的拍攝。　　 影片說的是：朱家傑參加了北伐軍，並與燕燕重逢，朱家傑為北伐軍送情報，在遭軍閥擊殺之時，燕燕挺身衛護而中彈犧牲，而朱家傑則獲救了，北伐勝利後，一家人重又團圓。該片純粹由編者面壁虛構，並無多大現實意義，公映後反響平平，遠不及當年《故都春夢》放映時那般轟動。　　 聯華公司已意識到時局的變化導致了觀眾欣賞口味的改變，而什麼樣的題材才能為今日的觀眾所歡迎呢？宣傳抗日的影片顯然是會得到廣大觀眾認可和歡迎的，但當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為抗日影片的攝製設下了重重障礙，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新的題材呢？「聯華」的老闆和編導們都在苦苦的尋求之中。　　 與聯華公司一樣，實力強大的明星公司也面臨著痛苦的選擇，對明星公司而言，首要的抉擇是繼續拍武俠片、鴛蝴片，還是改弦易轍。有一點是明擺著的，就是曾紅遍影壇的武俠神怪片至此時已走上了窮途末路。風行了四年之久使觀眾看膩了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國難當頭之時，這種胡編亂造遠離現實的影片引起了觀眾的不滿和進步輿論的抨擊，就連政府當局也不得不出面干涉了。1930年11月3日，國民政府頒布了《電影檢查法》，並由內政部、教育部擬定《電影檢查法施行規則》和《電影檢查會組織章程》，1932年3月1日，「電影檢查會」正式成立，直屬內政部和教育部，最初主要負責查禁武俠神怪片，武俠片的始作俑者《火燒紅蓮寺》首先遭禁。1932年6月29日，內政部、教育部會同傳令「電檢會」：查江湖奇俠傳一書，。。經本內政部審查，內容荒誕不經，有違黨義，不準登記在案，自應一體查禁，以免流毒社會。近查明星公司出品之紅蓮寺影片，完全取材此書，其傳播之廣，為害之烈，甚於書籍，。。應即依據出版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九條之規定，禁止該片全部映演，並於今後，凡未經依照出版法在本內政部登記許可出版之小說，或其他書籍，一概不準據以取材，攝製電影。合行令仰該會遵照，即行撤消紅蓮寺影片各集之准演執照，並通知各製片公司遵照為要。此令。［4］顯然，武俠片此路已經不通，但這些年來，因武俠片一直非常賣座，張石川一頭扎在其中，僅《火燒紅蓮寺》就一連拍了十八集，明星公司已完全陷在了舊的套路之中，要革故鼎新，談何容易。　　 除了武俠片遭禁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明星公司革新的要求顯得更為迫切，那就是明星公司因投下巨資拍攝的長達六集的故事片《啼笑因緣》遲遲不能公映而給公司造成的空前的經濟困境。這部根據張恨水的著名小說改編的同名影片於1931年秋天開拍，胡蝶一人在片中飾演唱大鼓的貧家女沈鳳喜和富家千金何麗挪兩個角色，為求逼真效果，公司特地派出龐大的外景隊赴故事的發生地北平拍攝外景，並將原定的三集擴充到六集，本指望這類市民階層最喜愛的鴛蝴派作品能為公司創下巨額票房利潤，卻不料半路殺出個大華公司的顧無為，利用明星公司為搶時間未等在內政部拿到准演執照即行開拍的漏洞，搶先註冊，鬧出了個《啼笑因緣》「雙包案」。顧無為的後台乃是上海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明星公司「三巨頭」張石川、鄭正秋和周劍雲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拜在另一位黑社會頭目杜月笙門下，請出杜月笙來「擺平」此事，到1932年6月，已花去了十多萬的巨款，事情卻仍未能了結，《啼笑因緣》仍未能公映，明星公司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正因為如此，明星公司率先在革新方面邁出了一大步。要革故鼎新就得輸入新鮮血液，電影界內的創作人員在舊的套路里陷得太深了，要他們寫出反映時代潮流具有新的意識的劇本看來不大可能。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請些人進來。1932年5月間，素有「明星」智囊之稱的洪深不失時機地向「明星三巨頭」進言，提出轉變作風，請幾位左翼作家來當編劇顧問的建議，為他們所接受。於是，一方面左翼文藝工作者決定進軍電影界（進軍的具體辦法尚未考慮周全），另一方面，電影界也主動敞開了門戶，一場在中國電影史上影響深遠的左翼電影運動產生的條件到此就成熟了。　　 「明星三巨頭」在接受了洪深的建議後，即由周劍雲出面，請其同鄉左翼作家錢杏邨（阿英）幫助，「再找幾位有名氣的作家去做他們公司的劇本顧問。」［5］阿英接受其請，很快找到了左翼作家鄭伯奇和沈端先（夏衍）［6］，他們一致認為這是打入電影界的一個好機會，遂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提交了報告，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　　 在盛夏的一個傍晚，夏衍、阿英和鄭伯奇在善鍾路霞飛路口一家外國人開的DD咖啡館與周劍雲見了面，周劍雲再次表達了相請的誠意，並表明公司的意圖是請三位對公司今後的方向出主意，最好能寫劇本，劇本的審查問題公司有辦法解決。夏衍稱這次會面「是一次相當坦率而又相互間心照不宣的談話」。不久，夏衍、阿英、鄭伯奇分別化名黃子布、張鳳吾、席耐芳，當上了明星公司的編劇顧問，並與鄭正秋、洪深等一起組成了「明星編劇委員會」。左翼電影運動由此而揭開了序幕。　　 左翼電影運動發端於「明星」，很快就擴展到了「聯華」和「藝華」［7］，隨著一大批以「劇聯」盟員為主的新文藝工作者通過不同的渠道紛紛加入，這三家公司遂成為左翼電影運動的主要陣地。左翼電影運動的興起，帶來了影壇風氣的變化，作為演員的阮玲玉很快就感受到了這清新的空氣，也迎來了她一展鴻圖的大好機會。　　 《三個摩登女性》就在夏衍、阿英、鄭伯奇進入明星公司的前後，另一位左翼作家田漢開始了與聯華公司的合作。與夏衍等由文學戲劇界起步，而後轉入電影界不同，田漢很早就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田漢生於1889年，字壽昌，湖南長沙人。生於農民家庭，畢業於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後留學日本，就學於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系。學生時代的田漢就酷愛寫詩，並以小詩人聞名。東渡日本後，即對電影著了迷，有許多時間是在神田、淺草一帶的電影館裡消磨的，並深受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文學觀和電影觀的影響。1921年回國，創辦了《南國半月刊》，並撰寫有關電影的文章，後集成《銀色的夢》出版。1926年田漢首次編寫電影劇本，其感受「就像得了一個新戀人似的」。［8］同年底，他發起創辦了南國電影劇社，他在為劇社親筆擬就的宣言中稱：「酒、音樂與電影為人類三大傑作，電影年雖稚，魔力也最大，以其能在白日造夢也。夢者心之自由活動，現實世界被壓榨的苦悶，至夢境而宣洩無餘，。。」［9］田漢以他詩人的氣質、浪漫的情懷開始了電影創作，他自編自導影片《到民間去》，可惜功敗垂成。1927年，他為明星公司編寫了《湖邊春夢》一片，這是他的第一部與觀眾見面的電影作品。　　 1930年田漢的思想發生劇變，他發表了《我們自己的批判》和《從銀色的夢裡醒轉來》等文，批判自己「熱情多於卓識，浪漫的傾向強於理性」，這一年，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為「左聯」的重要成員。1931年他編寫的電影劇本《母性之光》標誌著他在電影創作上的轉折，由耽於幻想，充滿浪漫主義詩意而開始正面描寫階級矛盾尖銳對立的現實。1932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左翼電影運動中的重要一員。　　 這一年，田漢編寫了堪稱他代表作的電影劇本《三個摩登女性》。這部影片的緣起，與聯華公司和阮玲玉及金焰等都有很大的關係。據田漢本人回憶，「『一·二八』前夕，我避居在閘北郊外一個荒廢的別墅里，戰爭爆發，別墅燒得無影無蹤，連藏在地下室的幾箱書也全都被炮火給炸毀了。記得那時曾在金焰同志那裡寄居過一些時候。金焰同志的家就在聯華電影公司宿舍里，與卜萬蒼、吳永剛們朝夕相見，有時也去看他們拍戲。他們有時也跟我一道跑過戰地。」就這樣，田漢與「聯華」的編導和演員們結下了友誼。在1932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晚上，田漢與金焰等一起參加了一個電影演員的聚會，田漢不僅見到了「聯華」的阮玲玉，也還見到了「明星」的胡蝶、胡萍以及歌舞演員粱氏姐妹，看著阮玲玉、胡蝶這些麗人，田漢不由得聯想到社會上對於摩登女性的定位，「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動上走在時代尖端，而只是在形體打扮上爭奇鬥豔，自甘於沒落階級的裝飾品」，當然，他不是指阮、胡等人，而是指那些「花瓶」式的女性，田漢「很哀憐這些頭腦空虛的麗人們，也很愛惜『摩登』這個稱呼」，因而產生了要編寫一部電影來揭示「青年婦女們應該具備和爭取的真正的『摩登性』、『現代性』」［10］於是，根據手頭已有的素材，田漢寫出了《三個摩登女性》，交給了聯華公司。這部寓意深刻的影片使主演該片的阮玲玉在表演藝術上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三個摩登女性》的故事是這樣的：東北青年張榆的父母欲為他包辦婚姻，他們選定的未來的兒媳是一位名叫周淑貞的女青年。張榆不滿包辦婚姻這種形式，連周淑貞的面也沒見一次就忿然離家出走，來到繁華之地上海，進入一家電影公司，很快便成了萬人矚目的大明星。　　 張榆的未婚妻周淑貞，苗條秀麗，因為張榆的拒婚，淑貞矢志求學，決心自立於世。未幾，因為「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於敵手，淑貞帶著母親，也流亡到上海，進入電話公司，當上了一名接線生。　　 上海灘有一交際花，名虞玉，成日無所事事，周旋於社交場上。張榆成名後，虞玉即纏上了他，終日邀其出沒於歌台舞樹，醉生夢死。張榆一時意志軟弱，貪圖享受，亦夜夜歡歌。　　 陳若英是一個小城市的純樸女子，因看張榆演的電影而痴情戀張，自奉愛情至上主義，每當看過張榆主演的新片後便不能自拔，不斷給張榆去信，她寫道：愛之神啊，愛之神，你為什麼只停留在影戲上的英雄美人那裡，而不降臨在我的身邊！因為總也得不到張榆的迴音，若英便動身到上海來尋找張榆。　　 「一·二八」戰事爆發後，日寇侵略的炮火促使了民眾的覺醒，觀眾們對銀幕上卿卿我我談情說愛的老一套已很是不滿，張榆主演的言情片的賣座率開始下降。一天，張榆拆閱一封觀眾來信，信中說：國難深重，民族危機，不要再演風花雪月、男歡女愛了，演一些有益國家民族的片子吧。張榆見信，良心似有觸動，而虞玉又來拉他去跑狗場玩。這時電話鈴響了，張榆拿起聽筒，只聽一個女聲說：救亡圖存，這是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的責任，你們拍影戲的，也應該出把力才對，不要再麻痹觀眾和麻痹自己了！張榆頗受震動，問道：你是誰？回答是：接線生周淑貞。竟與自己逃婚的對象同名同姓，難道就是她？張榆慚愧地低下了頭，感到自己是該為救亡做點事。　　 張榆參加了戰地救護隊，冒著危險，救護傷員。就在他背著一個傷兵向後轉移時，一顆炮彈在他身旁落下，他倒下了。張榆被送到了一家醫院進行搶救，而周淑貞恰好在這家醫院義務護理傷員。在她的精心護理下，張榆蘇醒了過來。當他得知這位丰采秀逸有正義感和上進心的女青年就是周淑貞時，馬上明白前幾天的電話就是她打來的，不禁深悔當初冒昧逃婚。　　 張榆出院後，特意來到電話公司門口，想見淑貞一面。淑貞隨著下班的人流走出大門，見到張榆，客氣地點了個頭便走了，張榆悵然若有所失。此時，少女陳若英從她生活的小城來到了上海，想見見自己心中的偶像。當她找到張榆的住處時，恰好張榆被虞玉拉出去玩了，陳若英便在張宅等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一夜歡歌疲憊不堪的張榆回到家中，見到了痴等著的陳若英，張榆有些感動，招待她吃了早點，又表示可領她參觀製片廠。不過，張榆的心已在淑貞身上。第二天下午，張榆來到淑貞家，淑貞下班歸來，禮貌地請他到家中坐坐。一番交談後，兩人似都心有所動。　　 幾天後，張榆應若英之邀來到她住的旅館。張榆勸她回家，不料，若英猛然對張榆說：我愛你。張榆不知所措，好久才平靜下來，對若英說：謝謝你對我的情意，但是我已經愛上別人了。若英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不禁哭了起來。張榆不知說什麼好，又不忍見若英如此難過，便安慰她說：我們可以合拍一部電影，作為紀念。若英點了點頭。　　 影片開拍了，情節是男主角不愛他的情人了，情人卻仍痴戀著他，最後殉情自殺。張榆與若英分飾男女主角。影片開拍了，當演至女主角殉情自殺的那場戲時，若英的表演感動了在場的所有的人，誰知若英竟是假戲真做，水銀燈下，熱血染透了她淡藍色的旗袍，她死了！此事給張榆以極大的震動。張榆經過這些日子的事，與淑貞的感情不斷加深。他對淑貞說：通過這次悲慘的教訓，我才感到，愛情竟是這樣嚴肅的事。淑貞對他說：豈止是愛情，整個的人生都是這樣。張榆帶淑貞到他常去的舞廳與酒吧，淑貞很不習慣，她帶張榆去看自己接觸的社會，碼頭、工地、工棚、貧民窟，張榆感嘆地說：從前我沒有深入了解過這些人的生活，你給我上了一課，對人生很有益的一課。　　 虞玉喬遷新居，大宴賓客，得知張榆有了女友淑貞，特意請了張榆與淑貞，以圖在淑貞面前炫耀她的豪闊。張榆與淑貞來到宴會廳，淑貞不施脂粉，一襲藍布旗袍，在滿場珠光寶氣中，顯得與眾不同。虞玉則滿臉的不屑之情。宴會開始，滿場談笑，淑貞聽著這些醉生夢死之調，極為不滿，嚴肅地對大家說：我是一個失去故鄉的人，我親身經歷了「瀋陽事件」，我的感受與在座諸位不同。請問，我們大片的國土淪喪於鐵蹄下，幾千萬同胞過著亡國奴的日子，這是小事嗎？我們的兄弟姐妹被敵人屠殺，這是小事嗎？大家都被淑貞的話吸引了，圍了過來。淑貞繼續說：你們說，不要管小事，自己活得好就行了。可是這些是小事嗎？你們想一想，一旦敵人打來了，你們能有好日子過嗎？你們看看那些被你們視為是愚夫的勞苦大眾吧，他們滿懷著愛國心，決意同敵人拼到底，可是你們呢？淑貞最後有力地說：同胞們，醒醒吧！大家聽完議論紛紛，有的人還鼓起掌來，張榆走上前說：淑貞，今天我才知道，只有真正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關心大眾利益的，才是當代最摩登的女性！　　 淑貞在公司里領導了一次工人罷工，她作為工人代表與總經理談判，要求總經理答應工人的條件。總經理語帶威脅，同時布置流氓在工人中搗亂。就在工人同流氓扭打時，淑貞出來了，她對那些流氓們義正詞嚴地說：你們的搗亂，動搖不了我們的決心，我們的要求是合乎人權的。那種忍氣吞聲、任人宰割的日子，我們過得夠多的了！就在這時，一塊石頭向淑貞飛來，她跌倒了，現場一片混亂。　　 淑貞躺在家裡的床上，張榆前來看望她。淑貞的母親擔心淑貞被公司開除後，往後的日子怎麼過。淑貞坦然地說：媽，不用發愁，鬥爭還沒完，我有手能勞動，不怕養不活您。張榆聽著淑貞的話，感到自己真正地了解了淑貞，了解了自食其力的勞苦大眾。他緊緊握住淑貞的手，凝望著淑貞，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田漢寫這個劇本是有感而發。他把走在時代前列的新女性視為真正的「摩登女性」，他認為，他在電影里批判了追求官能享受的虞玉和傷感的殉情女性若英這樣的「摩登」，歌頌了自食其力、為大眾利益而奮鬥的淑貞這樣的「摩登」。現實生活則為田漢的劇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虞玉這樣的女性在上海的有閑階級中多得是，而金焰家裡不少女影迷的熱情來信，便成了若英的素材。當時上海公共租界電話公司正鬧罷工風潮，女接線生的行動就是淑貞形象的來源。　　 《三個摩登女性》的劇本交到了「聯華」名導演卜萬蒼的手上，在演員的選擇方面，男主角是最容易確定的，張榆自然非金焰莫屬，可以說這個角色就是以金焰為模特寫就的。女主角的人選卻令卜萬蒼頗費躊躕，在他以往導演影片時，女主角的首選都是阮玲玉，然而這一次他卻猶豫了，影片中的第一女主角無疑是女工周淑貞，這是一個全新的銀幕形象，而阮玲玉一貫所擅長的是演風流女性或悲劇人物，周淑貞這一樸實正直、無私無畏的青年女工的角色阮玲玉能演得好嗎？卜萬蒼有些擔心，若用阮玲玉來演周淑貞的話，很可能演砸了，而「聯華」此時已不允許再有失敗，而且這麼好的一個劇本，若因自己沒能選好演員而導致失敗，也太可惜了。因此，卜萬蒼決定該片就不請阮玲玉來演了，至少不能讓她演周淑貞。阮玲玉從金焰那兒知道了《三個摩登女性》籌備開拍的消息，並讀到了劇本，阮玲玉看完劇本，劇作者全新的藝術視野和思想境界都令阮玲玉折服。對阮玲玉而言，劇中三個女性角色飾演虞玉難度最小，作為一個不得不經常出現在交際場所的電影明星，阮玲玉經常能見到像虞玉這樣的女子，而且她在以往的影片中也扮演過類似的角色，但她卻對淑貞的形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每一天發生在身邊的事，刺激著阮玲玉，她的思想也在變化，她想通過自己的銀幕表演為社會做點事，淑貞的形象正好是個契機，何況她也一直想改改戲路，拓寬自己的表演層面。不過，卜萬蒼卻沒有像以往那樣一拿到新的劇本首先來找阮玲玉，卜萬蒼的態度讓阮玲玉擔憂，於是她主動去找卜萬蒼。　　 「卜先生，周淑貞一角定下了嗎？我想演這個角色。這個角色對我太重要了，我希望能有一個新的銀幕形象。」阮玲玉懇切地提出了要求。　　 卜萬蒼有些為難，「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不過這個角色可能確實不適合你，再說，老闆的態度你也知道，萬一演砸了，收不回成本就壞了。」　　 阮玲玉沉思片刻，毅然說道：「卜先生，那沒關係，演砸了我負責。如果不成功，我賠償公司的損失，可以用我的家產擔保。」阮玲玉的執著感動了卜萬蒼，「那好，我儘力為你爭取，我也相信只要你努力，你是能演好這個角色的。」　　 經過努力，阮玲玉終於如願以償，周淑貞既定，其他角色也就好分派了：虞玉由頗具風度的黎灼灼扮演，若英則由年僅16歲、本身即清純可愛的陳燕燕扮演。　　 阮玲玉用自己的決心爭取到了周淑貞這個角色，她不敢掉以輕心，用心揣摸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對周淑貞這個人物揉進了自己的理解與感悟。她也有過人生痛苦的經歷，有過奮鬥的歷程，影片中所寫電影界的事，她又是那樣的熟悉和親切。她以充滿激情而又純樸自然的表演使周淑貞這個形象立了起來，並在銀幕上大放光彩。　　 1933年元旦前夕，《三個摩登女性》片成公映，在1933年初即成為整個影壇為之轟動的作品。影評者在對影片給予好評的同時，時三個女演員的表演做出的評論是：阮玲玉「甚佳」，黎灼灼「甚可」，陳燕燕「努力但過火」。阮玲玉通過這部影片開始確立起自己新的藝術風格，她的表演得到了影評界的肯定，也為一般觀眾所接受和喜愛。阮玲玉終於跳出自己原來的表演路數，以一個特具個性的勞動女性的形象，體現出了她不可多得的表演天才，從而也更增強了她在表演上的自信，為她今後進一步拓寬戲路開了個好頭。　　 《三個摩登女性》在中國電影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它以左翼電影運動的先聲而被載入史冊，三個月後，明星公司出品的由夏衍編劇胡蝶主演的《狂流》公映，這是一部正面描寫中國農村階級矛盾的影片，因而被視為左翼電影的第一部作品。　　 也許是因為周淑貞形象的感染吧，阮玲玉拍完《三個摩登女性》後，心情也好了許多，她憧憬著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城市之夜》1933年初，上海出現了一件令影迷們感興趣的事。元旦這天，一份新的報紙在上海創刊了，這就是以刊載電影消息為主的《明星日報》。為了招徠讀者擴大銷路，報社發起了評選「電影皇后」的活動。在該報的創刊號中，對開展此次評選活動的目的作了如是說明：「鼓勵女明星之進取心，促成電影事業之發展。」並宣布，選票印在每日《明星日報》報端，選票的截止日是兩個月後的2月28日，其間《明星日報》將逐日公布各位明星所得的選票的票數。《明星日報》此舉的確頗合許多影迷的興趣，投票很是踴躍，兩個月內，收到了數萬張選票。2月28日，《明星日報》報社邀請了各界名人及律師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菜社舉行了揭曉儀式，結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21334票列第一，榮登「電影皇后」的寶座，天一公司的陳玉梅和聯華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11］在中國電影史上，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選舉「電影皇后」，早在20年代中期，張織雲就獲得過「影后」的桂冠，在30年代中期，各種名目類似的評選活動還曾有過多次，但是，沒有哪一次評選有1933年初的這次影響大，究其原因，主要與特殊的時機和候選人有關。此前，很少有人把電影視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演員的表演並不受重視，受重視的是他（她）們的外貌，到了1933年初，包括左翼文人在內的文藝界人士，誰也不會再小看電影了，廣大的影迷觀眾當然就更不用說了。而在1933年之後，隨著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電影發展成為一門嚴肅的藝術，甚至是一門階級鬥爭的藝術，那種帶有嘩眾取寵性質的「影后」評選也就顯得不合時宜。在1933年評選中名列前茅的胡蝶和阮玲玉已經是而且一直是得到公認的最優秀的電影演員當然也是這次評選影響深遠的原因之一。　　 在這次評選中胡蝶當選「影后」而阮玲玉的名次稍稍居後，並非阮玲玉在表演藝術方面的造詣不如胡蝶，而是因為其他方面的多種原因造成的。首要的原因是，這種評選並非是專家投票，許多喜愛阮玲玉的知識階層的觀眾對這類的評選活動根本就不感興趣，最多的選票恰恰來自於非專家和非知識階層的市民觀眾，在他們的眼中，胡蝶確實有著別人難以取代的位置。從中國影壇掀起的第一個熱潮——古裝片熱潮開始，到武俠片熱潮，再到有聲片，胡蝶無不是始創者之一，而在這些熱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大多由她主演，如《火燒紅蓮寺》、《歌女紅牡丹》和直到1932年末方公映的《啼笑因緣》等片。這些影片題材不一，藝術質量參差不齊，但有一點共同的就是都有一個比較吸引人的故事，為市民階層觀眾所喜聞樂見，投票者既然絕大多數屬於市民階層，投胡蝶一票也就不奇怪了。當時曾有人將阮玲玉和胡蝶作了一個比較：阮玲玉胡蝶於電影女明星中並以美艷著稱，論儀容，則胡蝶無阮玲玉之俏麗，阮玲玉不如胡蝶莊嚴；論藝術，則阮玲玉之表演活潑生動，作風浪漫，易受人愛，亦易為人輕視，胡之演技，滯鈍呆板，但態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12］這個比較實在是膚淺的，但卻代表了一般市民階層觀眾的普遍看法。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胡蝶一進入明星公司就得到了張石川和鄭正秋的重視，財大氣粗的明星公司的大力宣傳使胡蝶具有了其他演員所無法比擬的影響力。而阮玲玉在明星公司時則遭到了明顯的冷遇。張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女士憶及當時的情況時曾說：「胡蝶一跨進明星公司的大門，就受到石川的歡迎和器重。胡蝶的脾氣恰和阮玲玉相反，她柔順，和藹，拍起戲來很用心，而且聽導演的話。」「阮玲玉性格剛烈，感情奔放，在攝影場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直，拍起戲來，表情自然。但她對石川這個大導演的指派並不言聽計從。石川對她有些傷腦筋，因此，也就沒重視培養。」「石川和胡蝶合作十年之久，在那時，電影界的導演和演員從來沒有這樣長久和諧工作過的。石川有意地捧胡蝶，不遺餘力地物色寫手，編寫適合她的戲路的劇本。等到她大紅大紫起來以後，他更有意的把胡蝶主演的片子都控制在自己手裡，讓『胡蝶主演，張石川導演』、『張石川導演，胡蝶主演』的影片連續不斷地出現在觀眾面前。日子長了，公司的作品就深入人心了。而他們兩人互相標榜的結果，一是『大明星』，一是『大導演』，也都成名了。」［13］阮玲玉從外形到氣質，均不對佳人才子、鴛鴦蝴蝶的戲路，熱衷於拍攝這類影片的張石川當然也就不會看重阮玲玉，即使鄭正秋，雖注重影片的社會意義，但他本人與鴛蝴派淵源頗深，當然也更願用胡蝶這種類型的演員而冷落了阮玲玉，阮玲玉在明星公司是很難找到用武之地的，幸虧她離開了「明星」，後來進入了「聯華」，導演孫瑜和卜萬蒼等充分激發了她的表演才華。但聯華公司並沒有像明星公司捧胡蝶那樣刻意力捧阮玲玉，公司對市民們所熱衷的「影后」評選這樣的活動也沒有多大的興趣，這也使得胡蝶的當選變得十分順利。　　 當然，胡蝶能夠當選「影后」，與她在電影藝術方面的造詣也是分不開的，她所塑造的銀幕形象多為端莊嫻靜的淑女，程式化的表演足以應付，但也不乏像紅牡丹、沈鳳喜、小鳳仙這些性格頗為複雜創作有一定難度的成功的銀幕形象，不僅得到觀眾的喜愛，也得到了專家的認可。不過如果僅僅就演技而言，阮玲玉是足以與她匹敵的，在默片表演方面，尤要勝出一籌。阮玲玉在此次「影后」評選中得票雖較胡蝶少了不少（7290票），但如上所述，是由多種與演技無直接關係的因素造成的。即使如此，選舉結果公布後，還是有許多觀眾為阮玲玉抱不平：選舉的結果令我大大的失望。我覺得一百個電影迷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人應當擁護阮玲玉。為什麼呢？自從聯華的作品問世後，阮女士參加的片子由《野草閑花》以至最近的《三個摩登女性》，扮蕩婦像蕩婦，扮鄉女像鄉女。。她一舉一動，莫不把劇中人物的個性表現得痛快淋漓。美麗固然是重要，可是藝術比其他的一切條件更是重要。。可惜得很，我只有唯一的感想：「何以欣賞藝術的同志這麼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那麼多。」［14］阮玲玉和聯華公司的許多同人一樣，對「影后」評選這類活動並不怎麼放在心上，好友胡蝶當選，阮玲玉也為她高興。即使胡蝶本人，對當選「影后」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稱之為「遊戲」。其實，在評選「影后」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還都沒有達到她們表演藝術的巔峰時期，代表她們表演藝術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後的兩年中拍攝出來的。那兩年中，阮玲玉在「聯華」的默片中一展其長，胡蝶則在「明星」的聲片中盡顯風流，她倆交相輝映，聲震影壇。她倆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電影表演藝術的執著追求，有一份強烈的事業心，她倆的敬業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客觀地講，胡蝶比較善於理解導演意圖，對導演是言聽計從；阮玲玉則更多的獨立思考，注重體驗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藝術魅力。　　 就在「影后」的評選熱熱鬧鬧進行的時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攝。　　 《城市之夜》原著為鍾石根，由賀孟斧、馮紫墀編劇，「聯華」的新進導演費穆執導。　　 該片描寫的是：在一座大城市的貧民區里，生活著一家三口，父親在碼頭上當苦力，女兒在紗廠里當工人，幼小的兒子無處可去，只能在家玩耍。他們住著一間破屋，天晴漏光，天陰漏雨。　　 就在這座城市裡，生活著許多富人，住著洋房，吃喝玩樂。有一個富人看中了貧民區的地皮，想弄過來建跑狗場。這一來，貧民區的住戶連破屋都住不安生了。就在這時，天下大雨，貧民區的房子倒了好幾間，壓死了病婦和孩子。　　 這位想在貧民區建跑狗場的富人的兒子長得英俊瀟洒。他曾有過理想，然而社會環境包圍著他，容不得他另走正道，他也只能終日玩樂，無所事事。苦力得了心臟病，他已經沒有力氣再去碼頭賣苦力了。他躺在床上，女兒悲苦地望著他，可是沒有錢去買葯請醫生。怎麼辦？總不能眼看著父親死去，女兒瞞著父親去了舞場，當起了伴舞女郎，想掙點錢為父親治病。　　 舞場里熱鬧得很，音樂飛舞，燈紅酒綠，富家子弟在此盡情享受。那位富人的兒子也來了，不經意間，他摟著苦力的女兒跳起來。少女皎好的容貌、哀憐的神情打動了他，他俯身對她說：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我看你面帶憂愁。她說：我想有些收入給父親治病。他笑了，說：這好辦，到時找我就行。說到這裡，他的浮華本性又顯露了出來，對她說：那麼，你今晚能陪陪我嗎？她一聽楞住了，生活的殘酷一下顯示在自己面前，她想有錢，但不想賣身，她一個巴掌打在他臉上，自己含淚跑了出去。他被她的一巴掌打得好半天緩不過神來，快快地回家了。　　 女兒回到了家，掩面而泣。父親猜到她幹什麼去了，對她說：好孩子，你的苦處爸知道。不過我們人窮志不窮，可別干那些傷風敗俗的事。　　 夜深了，女兒坐在床沿，思前想後，找不出好辦法。爸爸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沒有錢就是等死。房子過幾天就要拆了，今後住哪裡呢？沒有錢總不行的。弟弟還小，指望不上。家裡的事只能*我了。想到這裡，富人兒子的話又了冒出來，看來只有這一條路了。女兒一百個不願意，可總不能眼瞧著父親病死、一家人無處可去吧。想到這，女兒下定了決心。她從箱子里翻出僅有的一雙皮鞋，穿上素布旗袍，對著小圓鏡，用一根燒剩的火柴棍修起了眉毛，用沾濕的紅線塗抹了嘴唇。一切收拾停當後，她像一個奔赴戰場的戰士一樣，抱著赴死的決心，毅然拉開房門，準備去富人家。　　 病榻上的父親發覺了女兒的異常舉止，厲聲阻攔。　　 女兒無奈，走，還是不走？她還在猶豫著，終於，她下定了決心，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挽救這個家，以後再求父親的諒解吧。她咬了咬嘴唇，低頭衝出門去。　　 父親眼見女兒奪門而出，自己卻無能阻止，默默凝望著夜空，似有無限感慨。　　 夜色更濃重了，天下起了大雨，濃密的雨柱敲打著大地。在這座城市裡，在這樣的夜晚，還在發生著多少這樣的悲劇故事。　　 《城市之夜》是費穆的導演處女作。費穆字敬廬，號輯止，原籍蘇州，1906年生於上海。10歲時，隨家人遷居北京。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自幼喜愛文藝，在礦務局做事期間，他博覽群書，舉凡文學、歷史、地理、哲學，以致經濟、數學，無所不涉，為他以後的創作打下了堅定的基礎。就因為用功，他的左眼幾近於失明。因為喜愛電影，他辭去了礦務局的差事，進入天津的華北電影公司，為上映影片寫說明書，並努力鑽研電影編導的技巧。1932年，他成為聯華公司的導演。　　 費穆早年曾輾轉各地，尤以北平與天津為常駐地，對城市生活有獨到的觀察與了解。加上他早就細心鑽研過電影的藝術表現與技術技巧，雖第一次執導影片，就出手不凡，而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則為影片增色不少。阮玲玉在片中飾演的是片中的女主角，那位在生活的重壓下苦苦掙扎的少女。與她演對手戲的仍是金焰，只是這一次金焰演了一個他不很熟悉的角色，那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兒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關注。當時人曾在評論中寫道：大家都不會忘懷從《城市之夜》中所得來的深刻的印象：貧民窟與高大的洋房，大富翁與赤貧的奴隸，悲苦與荒淫，天堂與地獄。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們無處安身，而同時對於富貴之家的庭前，卻添了幾多春色。以顯明的貧富對照，現實的表現人間的不平，強調的提出了住的問題，嚴肅的處理了這社會悲劇。［115］左翼電影的領軍人物夏衍用黃子布的筆名與其他人合寫的影評也對《城市之夜》給予了較高評價：當我們開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時候，在我們腦海之中，就可以躍現出許許多多這個「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車，靜安寺路上的高樓，跳舞場里的客人，跑狗場里的狗，。。黃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橋頭的可憐的非人生活的女人，無家可歸的乞丐，一邊是過著非分的享樂與迷醉中的生活，而一邊是受著慘惻的欺凌與壓迫下的待遇。。這是多麼矛盾又是多麼使人驚嘆的一幅都市之寫真畫。　　 而這個《城市之夜》就是這樣一幅寫真畫之中的明晰地浮動之一部分。　　 無疑地，對於《城市之夜》，我們以為它的題材之「接觸現實」與「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異曲同工的一樣有意義的新作品。［16］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評，以上所引夏衍等人的文章在談及演員的表演時，對阮玲玉和飾演她父親的演員王桂林在片中的表現予以好評：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曾有過那種困苦、貧愁的經驗，而是因為那種貧苦的人物是最現實的，是我們隨處都可以發現，隨時都有得接觸的人物，所以演員的表情，容易著力。這樣阮玲玉和王桂林就從容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了。　　 另一則評論則是這樣來評價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的：「阮玲玉是較以前有進步了。阮玲玉這次在《城市之夜》里人家看的不是阮玲玉，而是那位生活壓迫下的女工了。她在這裡是給了人家一個新認識。」［17］就像當時的影片廣告說的：阮玲玉演了二十幾部影片，直到這部影片才確立了藝術生命，放射萬丈的光芒。事實說明，自從《三個摩登女性》之後，阮玲玉在表演上打開了新路徑，這與她演的影片和這些影片導演的指導當然是分不開的。《城市之夜》是費穆導演的第一部影片，阮玲玉也是第一次與費穆打交道。費穆貌不驚人，瘦弱的身軀，不高的身材，鼻樑上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增加了他的文人氣質。就氣質而言，費穆與阮玲玉不無某些相通之處，敏感而脆弱。費穆對電影技巧的重視，與阮玲玉的表演天賦結合，使影片在藝術上達到了較高水準。而費穆追求的非戲劇化表演方式，正好適合阮玲玉的個性與表演特點。正是在費穆的指導下，阮玲玉的表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從而為她攀登上表演藝術的高峰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繼《城市之夜》後，阮玲玉與費穆還有兩次合作，還將從費穆那裡得到更多的教益。　九 重入迷途·舊軛　　 自1932年4月從香港返回上海後，阮玲玉進入了她一生中在電影表演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造就她在這一時期如此輝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張達民的「貼身」糾纏，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是阮玲玉與張達民同居後第一次能在上海獨享清靜，而不必擔心張達民隨時隨地會進行的騷擾，使她得以將精力集中在拍攝電影上。　　 當然，獨自在香港的張達民不會就此安份守己，也不可能從此不再糾纏阮玲玉，雖然無法再像以往那樣三天兩頭地往「聯華」的攝影棚跑，纏著阮玲玉要錢，他知道阮玲玉愛面子，不願讓公司的人知道她嫁了個沒出息的丈夫。所以，以往他缺錢的時候，總喜歡到公司去找阮玲玉要錢，元需吵鬧，只要悄悄地把阮玲玉叫到攝影棚外，手一伸，阮玲玉總得給幾個錢。現在遠隔千里，直接去公司要當然不可能，但是張達民自有他的辦法，他會給阮玲玉寫信，信中除了一大堆好聽的話外，就是訴說他一人在港日子是多麼艱難！僅*那200元港市的薪水實在不夠開銷，也太跌明星丈夫的面子，讓阮玲玉給他寄錢。　　 阮玲玉每每接到張達民的來信，心中也不勝其煩，但想想終究比成天跟在身後要錢好些，以往拍戲時，有好幾次情緒醞釀得好好的，只待導演一聲「開麥拉」即可表演，恰恰此時張達民就來了，兩手一伸要錢，情緒全給破壞了。演苦戲時還好，有時演到高興的戲時，經這麼一來，喜悅的心情哪裡還演得出來？現在這種情況總算不復再現，花兩個錢也就花吧。於是阮玲玉免不了常常要給張達民寄些錢。每回寄錢寫信時，總忘不了叮囑張達民幾句，要他好自為之，這個職務得來並不容易。當然，她也知道這些話說了恐怕也是白說，張達民未見得會聽她的。　　 就這樣，阮玲玉平平靜靜地過了幾個月，1932年秋，正當她全身心地投入《三個摩登女性》的拍攝的時候，一天下班回家，突然看到了坐在家中的張達民，很是詫異：「你怎麼跑回來了？」　　 「怎麼，不歡迎嗎？你難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輩子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阮玲玉連忙否定，「我是說你在香港幹得好好的，怎麼連聲招呼也不打就跑回來了？」　　 「香港那個鬼地方有什麼好，我為那每月區區200元錢，天天賣苦力，實在不值得，我辭職不幹了。」張達民振振有詞。　　 「我不是每個月都給你寄錢嗎，怎麼還不夠用？」　　 「那幾個錢管什麼用，還不夠我到澳門玩一趟的開銷。」　　 張達民提到澳門，阮玲玉馬上想到，張達民一定又去賭了。在澳門賭起來可是沒底，不要說每月幾百元，萬貫家財賭個精光也沒什麼希奇。想到這裡，阮玲玉心中猛然一緊，「你是不是又欠下賭債了？」　　 「賭債倒是沒有欠下，只不過。。」　　 看著張達民吞吞吐吐的樣子，阮玲玉心中著急，「只不過什麼，你倒是說呀。」　　 「說就說，反正你早晚也會知道的。」張達民做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樣子，「你明知我那點薪水是不夠用的，可每月就給我寄那麼一點錢，我有什麼辦法，我沒錢用的時候，就只好問公司借一點嘍。」　　 阮玲玉聽他說是問公司借了一點錢，稍稍有些放心，「借了多少，咱們還了就是了。」　　 「要有你說得這麼簡單就好了，我單身一人，每月有200元的薪水，公司哪裡還會借錢給我，我是暗借的。」　　 「什麼叫暗借？」阮玲玉有些不明白。　　 「連這都不懂，真笨。」張達民的口氣有些不屑，「你想啊，瑞安輪每天的票款都要匯總到我手上再交公司，我急需錢用的時候，就跟自己。。借了那麼一點。」　　 阮玲玉一聽，不由氣上心頭，「你這哪是借，分明是貪污嘛！」　　 「想不到你也這麼說，」張達民大為不滿地說，「他們也是這麼說我的，我借了沒有幾回，也就一千來塊錢吧，就被公司發覺了，把我訓斥了一頓，就讓我回上海了，還說不是看在你和何東先生的面子，就要去法院告我，真是小題大做。我想，你們不要我，我還不幹了呢，我就回來了。」　　 看著張達民厚顏無恥的樣子，阮玲玉氣恨交加，「你竟然做出這等醜事來，讓我怎麼說你是好呢。」　　 「不知說什麼就別說唄。」　　 「我不說不等於別人就不說，你想，這事能不傳到聯華公司來嗎？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再去公司找我呢？」　　 張達民一想，這話倒也不錯，以往去公司找阮玲玉要錢，她怕丟面子，總是給錢了事，這事傳過來的話，她的面子也給丟光了，縱然自己不怕別人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老老臉皮再去公司找她，她也未見得再給錢了。想到此，他沒主意了，只好問阮玲玉：「那你說怎麼辦？」　　 「我一時又能有什麼好辦法，好在此事要傳過來的話，總還要些日子，你先安安穩穩地在家呆幾天再說。」　　 張達民想想只好如此了，也就不再多言。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此事成了阮玲玉的一塊心病，思前想後，「覺得放他（指張達民——引者注）依舊在上海的惡劣環境里，是無論如何改不過他的壞脾氣的」，但一時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來。一天，阮玲玉偶爾看到了報紙上關於十九路軍在福建的有關消息，猛然想起她的廣東同鄉在十九路軍中任財政處長的范其務。當初十九路軍駐紮在上海，「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眾抗日情緒空前高漲，阮玲玉曾和上海各界人士一起前往十九路軍駐地慰問，就在那時她認識了范其務，相詢之下，得知范其務乃廣東大埔人，與阮玲玉的故鄉中山很近。老鄉相見，自然比別人就多了一番親情。之後，在一些社交場所，他們又曾見過幾次面，再後來，阮玲玉在香港時得知了「一·二八」事變時十九路軍在上海奮勇抗敵的壯舉，很是欽佩，而待阮玲玉自港返滬後，十九路軍已被調到福建與紅軍作戰去了。阮玲玉想，若把張達民託付給范其務，讓他遠離上海、香港這樣的花花世界，少了這些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的誘惑，也許他還能收心斂性，重新做人。　　 主意既定，阮玲玉遂給范其務寫了封信，請他為張達民在福建謀個職位。范其務很快回信表示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張先生願意到福建這個偏僻的地方來，一定重用。范其務在信中還說，眼下福清縣稅務所正缺一個所長，張先生要肯屈就的話，他可以一手安排。阮玲玉接此信後，如釋重負，當即與張達民商量。張達民的內心當然不願離開上海，但剛在香港惹了禍，回到上海來不得不有所收斂，聯華公司暫時是不敢去了，手頭的錢也就不免有些緊，一聽說有個稅務所長在等著自己去做，考慮再三，他才同意去試試。幾天後，張達民隻身踏上了去福建的旅程。　　 送走了張達民，阮玲玉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總算又可以安心地拍片子了。然而，好景不長，就在把張達民送到福建後「不到兩個月吧，竟有三日隔兩日地寫信來騷擾了」，［1］張達民那似雪片般飛來的信件所言無非兩個字：要錢。他在信中迭陳福建福清這個地方生活是多麼艱苦，他的薪水又是這樣的少，根本就不夠用的。阮玲玉擔心張達民耐不住在福建的寂寞，再自說自話跑回上海來胡攪蠻纏，只得花錢消災，不斷地給他寄些錢去。張達民除了好賭錢以外，倒也沒有其他更花錢的嗜好，而賭錢也並不是非要到大都市不可，有著每月的薪水另加上阮玲玉不停地「輸血」，賭本還是有保障的，這樣，他也就不急著回上海了，因為回到上海，未見得比呆在福建錢多。　　 眼不見，心不煩，早已與張達民沒有了絲毫感情的阮玲玉漸漸地將張達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迷惘這時，一位中年男子闖地了她的生活空間。　　 那是在1932年底聯華公司的一次聚會上，除了公司的同人以外，幾位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賓客或公司老闆的親友也來助興。大家人席後，阮玲玉坐在了林楚楚的右邊，而在林楚楚的左邊，坐著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士，阮玲玉覺得此人似曾相識，卻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的了。林楚楚熱情地為他倆作介紹：「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們民新公司的故交，當然也是今天聯華公司的老友啦。」林楚楚又轉過臉來，「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紹了吧，唐先生一定早就認出來了。」　　 「當然，」唐季珊含笑點頭，欠身向阮玲玉致意，「阮小姐好，真是幸會。阮小姐主演的片子我看過不少，的確都是好片子，故事好，阮小姐演得更好。」　　 哦，原來他是唐季珊，怪不得那麼面熟，阮玲玉想起來了，年初在香港時曾經在一次舞會上見過此人，只是當時在場人多，沒有人專為他們作過介紹。此時林楚楚一提，她馬上就想起來了，於是客氣地回應道：「唐先生好。」席間，唐季珊頗為得體地問了阮玲玉一些拍片中的問題，間或也談起自己經商時的一些趣聞軼事，既不顯出過分的熱情，也不致冷落了阮玲玉。此次與唐季珊見面，並沒有給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為一個電影明星，她少不了經常出席一些應酬，常會被介紹給一些社會名流，互相說幾句交際場所的客套話，今天與唐季珊的見面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所以當時席間說過什麼話，阮玲玉過後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見面卻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懷。這位肩季珊不是別人，就是當年曾把號稱中國第一位「影后」的張織雲金屋藏嬌的富商。與阮玲玉的見面勾起了唐季珊對許多往事的回憶。　　 唐季珊亦是廣東人，大約生於1895年前後，家庭富有，後又娶了一位比唐家更富的人家的女兒為妻。他在茶葉的經營上頗為成功，廣東、上海、浙江等地均有他名下的茶莊，他的生意甚至做到了美國，在美國也開設有他的茶葉公司。他的婚姻完全是出於經濟利益的需要，因而談不上美滿，他常年在外經商，妻子並不跟隨，而是在老家常住。1925年，張織雲榮膺「影后」桂冠，一時名聲大噪，唐季珊為她的美貌所傾倒，千方百計地接近張織雲。當時正值張織雲跳槽民新公司主演《玉潔冰清》一片，而唐季珊與「民新」的兩位老闆黎民偉和李應生原本相熟，［2］唐季珊遂通過李應生的夫人周淑芬結識了張織雲。周淑芬經常帶著張織雲出入社交場所，因是老闆夫人的邀請，當時正與張織雲相戀並同居的卜萬蒼不便拒絕，他陪著張織雲參加了幾次舞會，覺得既費時間，又太費金錢，漸漸地就不大願意再每天陪著了，這正中唐季珊的下懷，唐季珊為贏得張織雲的芳心，出手豪闊，一擲千金，當攝影師的卜萬蒼自然無法相比，待《玉潔冰清》拍完，張織雲就投入到唐季珊的懷抱中去了。對此，卜萬蒼很是傷心，但徒喚奈何。　　 然而，唐季珊卻是個典型的上海灘的「白相人」，喜新厭舊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為了他而不惜在事業頂峰時告別影壇的張織雲帶到美國轉悠了一趟後，就一腳踢開了。張織雲後來談及她和唐季珊分手的原因時曾說：「歸國後，我和季珊，很不幸的，彼此竟生了隔膜，第一次使我受著心理上刺激的，我知道了他是有了夫人。第二次使我受著刺激的，我知道他分心去愛在我以前他曾愛過的妓女花神老四。第三次使我受刺激的，他又愛上了在我以後的一愛人。」［3］張織雲至此方明白原以為下半輩子有了著落之想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痛定思痛，她總結自己不幸愛上唐季珊的原因時說：成名後，「不期而然的為許多愛護我的人們注意，我的生活，便完全跌入了這愛底環境的包圍中，而物質的誘惑，就漸漸環繞了我，我因經歷淺薄，學識不足，使我不知不覺向物質享受下了降書。」［4］被拋棄後的張織雲情緒一落千丈，為排遣苦悶和煩惱，竟然吸上了鴉片，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很快就變得面黃肌瘦，精神萎頓，一個本來還可在影壇有一番作為的電影明星，就這樣自毀前程。對於張織雲藝術生命的毀滅，唐季珊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大責任，他甚至從沒有認真地思考過這個問題。出於商人的本能，他是一個從不把事情做絕的人，在丟棄張織雲時，他曾甩下過幾萬元錢，區區幾萬元錢對他說來算不了什麼事，他認為這就已盡到了責任。於是他又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新的目標去了。他只是在見到了一個令他感興趣的女性時，會偶爾想起張織雲，拿新的追逐目標與當年剛當上「影后」的張織雲作個比較。當他把目光轉向阮玲玉時，他十分自然地在心中作了比較，他覺得，阮玲玉的外貌、氣質、才華均遠遠地勝過了當年的張織雲，這一發現，令他猶如獵人見到了搜尋已久的獵物，興奮不已。　　 自從聯華公司的那次聚會之後，唐季珊開始頻繁地出現在「聯華」的片場。在一般人眼中，他是公司老闆的故交，常來看看拍片很是正常。可漸漸地，大家也看出了一些名堂，他每次來，總是只去阮玲玉參加的那個攝製組，且總忘不了給阮玲玉帶上一束鮮花，不免對他的來意有些猜測。在阮玲玉，有熟人來看她拍片是常有的事，送一束鮮花也不算出格，因而並不為意。唐季珊又是那樣的溫文而雅，風度翩翩，也的確讓人高興，因而對唐季珊從一開始心理上就沒有設防。　　 但是，僅常到片場送送花，或者偶爾約阮玲玉出來跳跳舞，均屬一般正常的社會交往，與阮玲玉的關係就難以突飛猛進，同時，作為情場老手的唐季珊深知欲速則不達和過猶不及的道理，他明白任何過分露骨地表白自己愛慕之意的舉動，都有可能嚇退了阮玲玉，那樣的話，若想遂自己的心愿真會是難上加難了，因此他暗自祈禱老天能賜予自己一個機會，既能向阮玲玉大獻殷勤，讓她明白自己的心跡，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等待著。1933年元旦後的一天，唐季珊又手捧鮮花來到了聯華公司，獻給了正在拍攝《城市之夜》的阮玲玉，當阮玲玉含笑接過之時，唐季珊附耳輕言：「阮小姐，新年期間敝公司業務繁忙，好些天沒來看你了，今晚一起去跳場舞如何，阮小姐肯賞光嗎？」　　 阮玲玉想了想，點頭說道：「好吧，下次再陪唐先生跳舞恐怕得過一段時間了。」　　 唐季珊聞言心中不由得格登了一下，難道阮玲玉看破了自己的圖謀，要疏遠自己了？心中不免有些著慌，「怎麼，我令阮小姐討厭了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阮玲玉見唐季珊一臉的失望，連忙否認，「是我要離開上海一段日子，再過兩天我們《城市之夜》攝製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戲了。」　　 哦，原來如此，唐季珊舒了一口氣，「唐先生，晚上見面再說吧，大家都在等我了。」　　 「那好，晚上我用車去接你。」說完，他轉身和攝製組的眾人熱情地打招呼，他常來片場，跟大伙兒也都混熟了。招呼過後，他就退在一旁，靜靜地觀看拍戲。待拍完兩個鏡頭後，他起身微笑著與大家告辭後離去了。　　 幾天後，阮玲玉與《城市之夜》的外景隊成員一起，登上了南去杭州的列車。經過幾個小時的旅程，當阮玲玉一行走出車站之時，十分意外地發現唐季珊已等候在車站出口處。唐季珊熱情地迎上前來，「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諸位多時了，我已為各位訂好了房間，接各位的車就停在車站前，大家請跟我來。」　　 唐季珊看著眾人臉露驚異之色，解釋道：「我在幾天前聽說了劇組要來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莊有筆業務要我親自來洽談，我既來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設有茶莊，當算得半個地主，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當盡這份地主之誼。」一番話說得大家都非常高興。　　 其實，洽談業務云云，皆為無稽之談，唐季珊此番杭州之行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阮玲玉。自從那天聽阮玲玉說起將赴杭州之後，唐季珊的腦筋就動開了，真是天賜良機啊，我正愁找不到討好阮玲玉的機會，想不到機會竟送上門來了，外景隊到杭州拍戲，人生地不熟的，困難和麻煩一定不會少，憑著我在杭州經營茶葉多年，許多在他們看來十分難辦到的事，對我說來只是小事一樁，無非多花兩個鈔票而已。我把外景隊安排好了，人人都會感激我，阮玲玉對我自然也會另眼看待，我再多施些討好的手段，不怕她不落到我為她準備的套中。他越想越得意，恨不得此時自己已在杭州，挽起阮玲玉的臂膀徜徉在美麗的西湖邊了。他通過黎民偉打聽到外景隊赴杭的準確日期和車次後，即提前趕到了杭州，當外景隊抵抗時，他已為外景隊訂好旅館，他為阮玲玉準備的是西湖飯店最豪華的房間。當晚，他又在杭城著名的知味觀設下豐盛的宴席為外景隊接風洗塵。因此，外景隊一到杭州，就為唐季珊的熱情所包圍了。　　 在此後的幾天中，唐季珊幾乎與外景隊形影不離，外景隊有了他後，自然方便了許多。拍片之餘，唐季珊又為外景隊安排了豐富多採的娛樂活動，不管是在外景地還是在娛樂場所，唐季珊都有了比平時多得多的機會和阮玲玉呆在一起，而且又不顯得那樣扎眼。當外景隊完成任務返滬時，大家都覺得唐季珊這人挺夠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對唐季珊的幾分好感。　　 憑著在杭州出外景時結下的友誼，唐季珊不必再常常乾耗在攝影棚尋求接近阮玲玉的機會，他開始登門「拜訪」了，到1933年新春來臨之時，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就是感覺再遲鈍，對唐季珊的「良苦用心」也已明白了。　　 面對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迷惘之中。阮玲玉自與張達民同居以來，已度過了七個春秋寒暑，這七年正是阮玲玉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雖然在事業上創下了輝煌的成就，然而，這期間屬於她的個人生活的時間，卻幾乎是在吵吵鬧鬧中流逝掉的。縱然在與張達民戀愛和同居之初曾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但再多美好的情感也經不住近七年的磨礪，況且當時年僅16歲的阮玲玉並未能真正領悟愛的真諦。七年的風霜雨雪下來，不要說愛情，就是對於曾有過的愛的回憶，也都已消失得蕩然無存。或者可以說阮玲玉從未享受過真正的愛情，因此，她心中那份對於愛的渴望也始終沒有消逝。但是，這七年來，她卻從來也沒有碰到過一個既愛她而又值得她去愛的人。唐季珊可以說是第一個執著地要闖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對阮玲玉的追求是經過了精心設計的，他不著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了阮玲玉，他對於阮玲玉是那樣的細緻周到體貼入微，令阮玲玉為之感動。對唐季珊並未刻意設防的阮玲玉在不知不黨中漸漸地對唐季珊產生了頗為微妙的好感。　　 對於唐季珊，已有所動心的阮玲玉在明白地知曉了他的意圖後所做的第一個思考，自然是拿他來和張達民進行比較，其結論似乎十分簡單，不管從哪方面來看，唐季珊都遠遠勝過張達民。衡量一個男人的好壞，其主要標準無非是事業與感情。在事業上，張達民遊手好閒，一事無成，還陷在了嗜賭的惡習中難以自拔，唐季珊卻是一個有大成的人，說他是一個春風得意的商界驕子並不過分；在感情上，張達民對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為一個字——「錢」，如果感情要*錢來維繫，那也就不成其為感情了，況且還是要由阮玲玉來付錢，張達民是一個既不懂感情又喪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問題上當然也難以令人滿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與「影后」張織雲同居，此事人人知曉，他的用情不專是顯而易見的，但畢竟那都是過去了的事，現在他一門心思都在阮玲玉一人身上，比之張達民，自然還是要勝出一籌。至於在其他次要方面，唐季珊比起張達民來也毫不遜色。雖然唐季珊比張達民要大將近10歲，但經濟上的富足使他保養良好，年近不惑不僅不失翩翩風度，而且更表現出一種成熟的魅力，舉手投足，無不顯露出事業成功者的得意與矜持；張達民雖然剛屆而立之年，但沉溺賭海，生計無著，早已風度盡失而跡近無賴。說起對於阮玲玉事業上的關心，張達民更是無法與唐季珊相比，張達民雖然常「光顧」阮玲玉拍戲的片場，但去的目的只是為了要錢；唐季珊卻只要有空，定會手執鮮花出現在片場，熱情的眷顧，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長長，杭州之行更是感動了整個劇組。　　 因此，拿唐季珊和張達民相比，自然是高下立見。但是，阮玲玉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拿正在熱烈追求她的唐季珊與己不再看重她的張達民相比是不合適的，准又能保證明天的唐季珊在達到目的後不會變成今天的張達民，而他對張織雲不就是這樣做的嗎？當然，阮玲玉對此也是隱隱感到一些不安的，張織雲的前車之鑒使她對唐季珊能否始終如一地對待自己不免心存猶疑，然而她又下不了決心割捨這段對她說來頗為難得的感情，她因舉棋不定而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新枷唐季珊在看到阮玲玉對自己已經有所動心之後，心中自然十分得意，但並未因得意而忘形，他也看出阮玲玉因他的過去而對他很不放心，他知道這是他的短處，因此著意彌補。唐季珊只要一有機會就在阮玲玉面前大講他如何飽受包辦婚姻之苦，他把他與遠在家鄉的原配夫人的婚姻說成是包辦婚姻，這也許有幾分真實，但他卻隻字不提這場婚姻帶給他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唐季珊見阮玲玉對他的這個說法有點相信之後，又小心翼翼地主動提起他與張織雲的往事，他把他與張織雲同居說成是為了擺脫包辦婚姻，追求自由和愛情的結果，至於他和張織雲的分手，那自然是因為張織雲愛慕虛榮不懂愛情的緣故。自從與張織雲分手後，他已對愛情不再抱有希望，為了排遣內心的孤獨與寂寞，他有時也就不免放浪形骸，混跡於聲色場中。直到遇見了阮玲玉，他才明白了自己真正應該追求的是什麼，因此，生活才又重新充滿了希望。他把阮玲玉描繪成他心目中的女神。　　 唐季珊的這些似是而非的解釋使原本心存疑慮的阮玲玉大大地放鬆了對他的戒心，而他讚頌阮玲玉的甜言蜜語對於久困於與張達民惡夢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來說，則不失為一針鎮痛的嗎啡，自幼飽嘗世態炎涼，年長後一直渴望美好愛情而始終不得，內心非常孤獨和寂寞的阮玲玉太需要愛了。來自於唐季珊的愛猶如艷麗的罌粟花，既充滿了難以抵禦的誘惑，又隱含著致人死地的危險，在是接受還是拒絕的徘徊中，隨著唐季珊愛情攻勢的一浪高過一浪，阮玲玉越來越傾向於冒險接受這份愛情了。　　 其實，所謂當局者迷而旁觀者清，阮玲玉此時若能與幾位清醒的摯友討論一下這份因緣，也許能得到及時的忠告。然而，在她最需要朋友拉一把的時候，卻沒有這樣的朋友出現在她的身邊，誠如「聯華」的名導演費穆所言，「聯華的導演和演員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藝友』的關係而不是『朋友』，這是一個特點，同時也是缺點。特別是女演員，往往不拍戲就沒有見面的機會。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5］費穆在此所說的朋友，當然不是指的一般意義上的朋友，而是特指的那種為了朋友可以兩肋插刀的推心置腹的摯友。導演和演員的關係如此，一般演員之間的關係更是如此，雖然阮玲玉在公司和所有人的關係處得都很好，她私毫沒有大明星的架子，待人特別和善是有口皆碑的，但卻也沒有可以傾心相交無所不談的人；至於和其他公司的演員，比如明星公司的胡蝶，可以算得上是好朋友，有時也會互相訴說一下心中的苦悶，但也不會談得很深，這與阮玲玉的性格以及從小養成的不與人多談自己的身世和情感的習慣有一定的關係。因此，這就註定了阮玲玉在決定她未來命運的關鍵時刻，只能跟著自己的感覺走了。據說阮玲玉曾在私下裡徵求過林楚楚的意見，而林楚楚處在既是阮玲玉的好友又是唐季珊的故交的特殊地位，誰也不好得罪，因此她的答案很是世故：「唐季珊當然比張達民要好。」這無疑在阮玲玉心中的天平上，又為唐季珊添加了一隻砝碼。　　 這時，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發生，阮玲玉與唐季珊的這種微妙的關係也許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這件促使阮玲玉下決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阮玲玉意料地發生了。這就是被稱為「新聞輿論」的某些小報乾的好事。由於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阮玲玉與唐季珊經常雙雙出現在一些社交和娛樂場所，引起了那些專門探究名人隱私的小報記者們的興趣，他們跟蹤了幾次，遂發現了唐季珊還經常出入於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這一隱密的小報記者猶如發現了一顆可以投向公眾的重磅炸彈，興奮不已。試想，平日無事時，他們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隱私來招徠讀者，現在有了這重要線索，如何肯輕易放過，於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一番，在小報上渲染開來，大談電影明星阮玲玉與茶界鉅賈唐季珊的所謂戀情，暗示他倆早已同居。　　 阮玲玉看到這樣有損她名譽的報道，心中十分氣憤，而唐季珊卻正中下懷，他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有朝一日能與阮玲玉同居，只是礙於面子，難以啟齒，亦怕遭到拒絕而弄巧成拙，今小報記者幫了他的大忙，將這個他不知該如何向阮玲玉提出的建議擺到桌面上來了。於是，他來到阮玲玉跟前，先是大罵小報記者無恥，安慰氣極了的阮玲玉一番。接著，話鋒一轉，說起但凡有了這樣的謠言，那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與其頂著這份虛有的「罪名」，還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幫無恥的記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唐季珊一邊說著，一邊注意看阮玲玉的表情，他見阮玲玉並無明確的拒絕之意，進而大談自己對阮玲玉的一片真情，唯有對天可表。無論阮玲玉作什麼樣的決定，他都無條件地服從。　　 阮玲玉細細思量唐季珊的話，覺得也不是沒有道理，自己走到今天這一步，與張達民從來就沒有過正式的名份，這些年來用自己的血汗錢供他肆意揮霍，對他而言，自己不管做出什麼樣的舉動，都談不上有什麼對不起他的，而自己和唐季珊的關係發展下去，終究要走到同居這一步的。想到與唐季珊的同居，心中不由得產生了一種對於幸福的期待。在唐季珊的愛情攻勢和小報「輿論」的夾擊之下，阮玲玉既是出於對愛情的追求，也是出於一時的衝動，草率地做出了與唐季珊同居的決定，而此時阮玲玉正式結識唐季珊僅3個多月。　　 1933年3月，阮玲玉帶著母親何阿英和養女小王搬出了原來居住的海格路大勝衚衕127弄22號（阮玲玉於1932年自港返滬後，居靜安別墅，後又幾次搬遷，直至住到大勝衚衕），在原來住的那條衚衕的147弄21號另租下一套房子，開始了與唐季珊的同居生活。　　 對於阮玲玉與唐季珊的同居，遠在福建的張達民並不知曉，阮玲玉並不認為此事必須徵得他的同意，一來她與張達民從未履行過正式的結婚手續，二來早在她與張達民同居之初，兩人就曾有約定：合則留，不合則去，她與張達民的不合由來已久，早就該與張達民分手了，只是礙於一時的情面沒有痛下決心而已。再說，阮玲玉是在一時的衝動之下與唐季珊同居的，當時也容不得她對如何處理與張達民的關係有過多的考慮。　　 就在阮玲玉與唐季珊同居後不久的1933年4月9日，張達民突然出現在上海，他是因赴南京出差而路過上海，自然要回家看看，當他來到海格路大勝衚衕原來的家時，卻發現已是人去樓空，不由得大吃一驚。經向鄰居打聽，方知阮玲玉已搬了家，根據鄰居提供的地址，他很快找到了阮玲玉新的居所。張達民的出現也令阮玲玉很是意外，但她很快鎮靜下來，靜觀事態的發展。張達民的目光從阮玲玉的肩頭越過，看到了端坐於客廳內儼然一副主人模樣的唐季珊。眼前的情景使張達民一下子楞住了，但他馬上就醒悟過來，不過他不知說什麼是好，只得恨恨地離去。　　 當晚，張達民暫且在上海的中國飯店住下，他要仔細地思考一下他該採取的對策。事情是明擺著的，在他去福建之後，在他和阮玲玉之間，終於出現了第三者。這其實也是他一直擔心的事，想當年他與阮玲玉同居時，他是位富有的公子哥，而阮玲玉只是個窮傭人的女兒，社會地位的懸殊使他充滿了高高在上的優越感，然而時過境遷，當他賭盡了萬貫家財變得一文不名之後，阮玲玉卻已由昔日的醜小鴨變成了今天的白天鵝，變成了一個被成千上萬的影迷崇拜的電影明星，今天他倆的地位仍是懸殊，但不同的是高下已經易位。作為電影明星這一特殊職業的阮玲玉平時免不了要有各種應酬，也就有許多機會結識各類社會名流，張達民雖說也是個世家子弟，但已經落魄的他對自己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阮玲玉結識的人中，大都勝過他，誰能保證這些人中沒有對阮玲玉有非分之想的，而自己與阮玲玉之間既無正式的婚姻關係的約束，更談不上有真誠的愛情來維繫，雖然在他去福建之前，並未發現阮玲玉有絲毫的不軌行為，他料想這恐怕一來是因為阮玲玉品行端正，二來也是因為他時時威脅要向小報記者兜售他倆的隱私，素來愛惜自己的名譽甚於生命的阮玲玉當然也就不會輕易地冒險投入別人的懷抱。而他若留在上海不去福建，倒有可能因為自己的行為不檢導致兩人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從而使阮玲玉痛下決心離開自己，這也是他肯去福建的一個原因。　　 然而，張達民的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阮玲玉在經歷了由對張達民的一次次失望到一次次的憤怒之後，離去之心早已有之，只是役到最後攤牌的時刻，即使沒有唐季珊的出現，阮玲玉與張達民的分手也是遲早的事，唐季珊的出現只是使這個時刻提前到來而已。當張達民親眼看到了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起的情景後，對於這一點才有所明白。他知道，阮玲玉既然走出了今天這一步，那她一定是豁出去了，再用小報記者來嚇她，她雖然還是懼怕，但未見得就會回頭，那樣的話，他張達民除了能出心頭這一股惡氣，其他恐怕會一無所獲，他要再想從阮玲玉身上榨取錢財只能是痴心妄想了。一想到要人財兩空，張達民不由得心裡發虛，看來還是設法利用這個機會從阮玲玉那裡再弄一大筆錢來更為划算。於是，他轉而開始謀劃如何從阮玲玉身上榨錢的方法來了。　　 張達民的出現也使阮玲玉不得不考慮如何了結與張達民的關係問題，雖說她和張達民並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但畢竟有長達七年的同居歷史，總要有一個了斷。自己早有與他離異之心，甚至曾服毒以死抗爭，但都沒能如願，現在自己終於用事實來說話了。不過，她對張達民的秉性可謂了如指掌，張達民豈是能善罷甘休之人，若不攪個天翻地覆那他就不是張達民了。一想到張達民的胡攪蠻纏，阮玲玉還是有點不寒而慄，因此，得想個息事寧人之法，要張達民不鬧，最好的辦法就是用錢來束縛他的手腳，她預料，她和張達民之間將要有一場艱難的談判，於是，她決定聘請一位律師來辦理此事。　　 阮玲玉聘請了伍澄宇律師來辦理與張達民解除同居關係之事，4月14日開始的談判進行得的確頗為艱難，張達民先是堅決拒絕解除關係，阮玲玉知道這並不是他的真實意圖，因而提出如張達民同意解除關係，則鑒於他目前生計困難，而自己收入頗豐，可以看在以往的情份上，適當地給予一定的補貼，張達民這才來了精神，雙方就補貼的數額和期限經過了一番討價還價後，終於達成了一致意見，張達民的目的既已達到，也就承諾不向報界披露此事。於是，兩人在由伍澄宇擬定的約據上簽字。約據全文如下：阮玲玉張達民脫離同居關係約據立脫離關係約據人阮玲玉張達民（以下簡稱甲乙）　　 今雙方曾一度發生戀愛同居關係，現為彼此免日後爭執，訂立脫離關係條件如次：（一）雙方自簽約後，彼此各圖自立，不相干涉，所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並聲明以前並無婚姻關係。　　 （二）甲因生計較乙為優，並於脫離後如乙方生計果有困難情形，甲為念舊日戀愛之情，仍需酌量津貼，但每月至多一百元為限，以二年為期，期滿乙不得再有何要求。　　 （三）前條甲之生計若不能繼續維持時，乙不得以此為要求。　　 （四）乙之生計如若不要甲之津貼，以友誼將實在情形商告，不得有不實之事瞎欺甲方。　　 （五）雙方為名譽保障起見，約定對本約不為登報。　　 （六）乙方對甲方之津貼依照第二條，若遇困難實甚，經甲方同意，按月之給付有時超過一百元以上，則陸續給付以滿足二千四百元為額。　　 （七）雙方以前手續，自立約之日後為清楚，以後不得有何項事件之主張。本約一式二紙，各執一紙為憑。　　 阮玲玉張達民伍澄宇民國二十二年四月［6］張達民拿了這份約據就匆匆返回福建去了，回到福建後，張達民對於這份約據又仔細推敲了一番，覺得有些吃虧，僅得二千四百元，而且還不能一下子到手。他轉念一想，心中不由冷笑了幾聲，哼，你阮玲玉別高興得太早，以為我張達民是這樣好對付的，你既然和我有了這一段經歷，想*一紙文書就一筆勾消，你想得也太簡單了點，且待我將這兩年的津貼拿到手，咱們再作論理，你那麼怕報界知道，我就不怕你不就範。　　 阮玲玉拿到這一約據後，心中的一塊石頭方才落地，她哪裡知道張達民還有如此惡毒的想法，她自以為已得到了解脫，可以就此與唐季珊白頭偕老，而實際上，她是未脫狼窩，卻又身陷虎穴，張達民在伺機反撲，而唐季珊未見得可*，張、唐二人已經以各自的方式，將兩把無形的枷鎖套在了阮玲玉的身上。十鼎盛時期《小玩意》　　 1933年的春末夏初，阮玲玉沉浸在一種從未有過的偷悅心境之中。愉悅的心境來自兩個方面：在個人生活上，終於擺脫了張達民的長期糾纏，並與熱戀著她的唐季珊結合，心中的快樂自不待言；在事業上，隨著左翼電影運動的興起，電影界的面貌有了巨大改變，在新的製片作風下拍出的影片，不管是選題立意還是藝術風格，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被視為新風格影片代表作的最初的三部影片《三個摩登女性》、《狂流》和《城市之夜》中，有兩部是由阮玲玉主演，她的表演天地得到了大大的拓寬，她的新的成就得到了人們的一致讚揚，這怎能不令阮玲玉感到從未有過的振奮。她滿懷激情地投入了新的影片的拍攝之中。　　 繼《城市之夜》以後，阮玲玉參加了《小玩意》一片的拍攝，這是一部由孫瑜編導的新片。孫瑜是阮玲玉的恩師，阮玲玉最早引起廣泛注意的影片《故都春夢》與《野草閑花》便是由孫瑜執導的，可以說，是孫瑜最早將阮玲玉引上電影表演的正途，使她最終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對孫瑜，阮玲玉一直懷有尊重與欽佩之情，也一直希望能有與孫瑜再合作的機會。可是因為種種原因，兩人的合作總是失之交臂。直到《小玩意》籌備開拍，阮玲玉主動找到孫瑜，要求在片中擔當一個角色，孫瑜也早有意與阮玲玉再度合作，因此很爽快地答應了。　　 《小玩意》描寫的是：美麗的太湖邊，坐落著美麗的桃葉村，遠近稱此村有「三絕」，即景絕、人絕、藝絕。村裡有一戶姓葉的人家，男主人老葉是個漁民，女主人葉大嫂，原名葉秀秀，美麗、聰慧，以做各種手工小玩意過活，女兒珠兒活潑可愛。一家人相親相愛，過著平靜的生活。每當晨霧初散，老葉搖船下湖，葉大嫂倚窗而坐，製作著各種新奇玩意兒，有紙糊、竹削、泥塑、木雕、面捏、草編等各式新鮮玩意。人稱桃葉村的「三絕」全體現在葉大嫂一人身上了。她十七歲時嫁給老葉，丈夫雖然笨拙粗壯，不過人卻老實忠厚，葉大嫂與他相伴幾年，雖然心裡不無悵怨，但日子畢竟也過下來了。　　 學工科的大學生袁璞從上海來此地度暑假，同時調查手工業發展的情況。不知不覺間，袁璞愛上了天仙似的美人葉大嫂，葉大嫂對英俊熱情的袁璞也心生愛意，但想到自己的家庭、丈夫與孩子，葉大嫂沉默了。一天晚上，袁璞要求她離開她的家庭而隨他去過一種更美麗更合適她的新生活的時候，她毅然拒絕了他，並且很委婉地提醒袁璞一個大學生將來的責任。袁璞被她感動了，決定遠赴德國去繼續研究工業。臨行前，他沒有悲哀和怨恨，他告訴葉大嫂：我是永遠愛你的，因為愛你並不是罪惡。　　 帝國主義的鐵蹄，不斷踐踏和蹂躪著中國，威脅著中國的手工業，一年以內，葉大嫂就接連失去了丈夫，丟失了幼子。為了躲避內戰，她帶著女兒珠兒流落到了上海，在北站附近搭了間草棚棲身，仍然*做些傳統的手工玩具勉強維持著半飢半飽的困苦生活。葉大嫂並沒有被困苦的生活所壓倒，她常說：要挺起胸口朝前上。　　 十年的光陰悄悄地逝去了，葉大嫂的女兒珠兒十七歲了，猶如初出水的芙蓉，天真、活潑，她繼承了母親的美麗和聰明，創造了許多更適合教育兒童的新的玩具。她閑時教一群窮孩子練習她從學校竹籬縫裡偷學來的柔軟體操，或用自己因陋就簡製作的運動玩具給窮孩子們在拾垃圾、撿煤渣之餘，增加一點娛樂。她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創辦一家大規模的玩具工廠，以施展她的天才。健美而富有青春朝氣的珠兒，只知用「甜」來解除人生的酸苦，只知用「笑」來驅逐弱者的悲哀，「小傻子才哭呢！」是她從小就掛在嘴邊的話。　　 此時袁璞學成歸國，並開辦了一家玩具廠。他曾到太湖邊的桃葉村去尋訪葉大嫂，結果看到的只是內戰留下的斷垣殘壁，並聽說了誤傳的葉大嫂的死訊，他傷心不已。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終於由洋商品發展到飛機大炮，從「九一八」到「一·二八」，玩具的飛機大炮軍艦變成了真的飛機大炮軍艦開進了中國，中國的十九路軍英勇抗敵，珠兒勇敢地參加了戰地救護，卻不幸倒在了侵略者的炮火之下。。1933年的「一·二八」適逢舊曆新年，因炮火已轉移到另外的地方，在雨後的上海靜安寺路上的春花舞場外，仍舊是往日的車水馬龍，人們仍醉生夢死於燈紅酒綠之中，而可憐的家破人亡的葉大嫂仍在沿街叫賣她的小玩意兒，悲愁蒼老的臉上已不再見往日的美麗，但她仍懷著一顆破碎的心堅強地活著。在夜晚的街頭，她與十多年前丟失的兒子小玉兒不期而遇，卻母子不識，但看著這位極似自己兒子的少年，舊痛又湧上了葉大嫂的心頭。　　 忽然，街頭響起了慶祝新年的爆竹聲，葉大嫂以為槍炮聲又起，她當街長呼：敵人又殺來了！大家一齊出去打呀！救你的國，救你的家，救你自己！醒吧，不要做夢了！中國要亡了，快救中國啊！許多人間言嚇得魂飛魄散，當他們明白過來後，卻不屑地說：那個女乞丐瘋了！　　 她真的瘋了嗎？　　 顯然，這是一部正面反映人民要求抵抗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呼聲的影片，通過對村姑葉大嫂由一個美麗的少婦到淪落為上海街頭被人視為瘋子的老婦這十多年人生悲苦歷程的描寫，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對華的經濟侵略到武裝侵略，以及其間中國軍閥的混戰，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而在葉大嫂和珠兒身上，則體現了中國人民勤勞、質樸的優秀品質，珠兒的鮮血和葉大嫂在片尾的振臂狂呼，既反映了人民的抗日呼聲，又警告那些成日醉生夢死不知國之將亡的有閑階級「救你的國，救你的家，救你自己！醒吧，不要做夢了！」　　 阮玲玉在片中飾演美麗堅強的葉大嫂，這個角色對於阮玲玉來說是比較陌生的，生於都市長於都市的她並不了解農村手工藝人的生活，但阮玲玉有這份自信，通過在外景地對現實生活中的手工藝人的觀察和體驗，以及自己的悟性，一定能把這個新角色塑造成功。導演孫瑜對阮玲玉也充滿信心，孫瑜曾說：導演阮玲玉拍電影，是任何導演的最大愉快，開拍前略加指點，她很快地就理解了導演的意圖，一試之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總是一拍成功，極少重拍。導演在攝影場里，平常總致力於如何啟發和幫助演員創造角色和表演，但阮玲玉卻在很多時候反轉過來啟發和幫助了導演，她在鏡頭前試拍出來的戲，常比導演在進入攝影場前所想像出來的戲要好得多、高明得多。當一個導演對阮玲玉具體地規定了某些機械的、不真實的形體動作時，阮玲玉並不要在鏡頭前停下來，和導演面紅耳赤地爭論一大篇，她只消滿懷信心地、真摯地把她的角色在規定的情景中所應有的形體動作表演出來，便能使導演心悅誠服了。作為導演之一，這就是我所可能給予任何演員的最高評價。［1］有這樣優秀的演員來主演自己執導的影片，孫瑜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該片中的另外一個重要角色就是葉大嫂的女兒珠兒，由「聯華」的青年演員黎莉莉飾演。這位日後成為聲震影壇的著名影星，身世頗有傳奇色彩，她生於1915年，原名錢蓁蓁，安徽桐城人。其父錢壯飛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黨員。她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度過了艱難的童年，由於父母從事革命活動，無暇顧及子女，黎莉莉自幼就蹲過孤兒院，做過人家的養女，還曾在京劇班子里學過戲。1926年，其父為了掩護工作，入北京光華影片公司，參加《燕山隱俠》的拍攝，黎莉莉也在片中擔任了角色。大革命失敗後，她隨家人遷居上海，1928年加入了黎錦暉領導的著名的明月歌舞團。黎莉莉自幼在北方長大，第一次登台，就以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博得滿堂喝采。是年她隨團赴南洋演出，演出結束後，與黎錦暉一家暫留新加坡，為安全起見，她認黎錦暉為義父，並改名為黎莉莉。聯華公司成立後，黎錦暉的明月歌舞團全團加入，改名為聯華歌舞班，黎莉莉由此而正式走上銀幕。她的電影啟蒙導演也是孫瑜，孫瑜分別於1932年和1933年編導的《火山情血》和《天明》兩片均啟用了黎莉莉主演，這回孫瑜執導《小玩意》再次請她參加拍攝。　　 黎莉莉雖然已主演過兩部影片，並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和阮玲玉這樣的大牌明星配戲，還是心中無底。黎莉莉憶及當時的心情時說：「那時阮玲玉已紅遍影壇，和這樣一位『大明星』搭戲，使初出茅廬的我不能不有所害怕和顧慮，害怕的是不能和她接近，搞好合作關係，完成創作任務，顧慮的是她會不會譏笑我幼稚，使我一敗塗地。在舊社會中，有所謂『星海浮沉』的悲劇，舊人怕新人搶去『飯碗』、新人怕舊人『排擠』，在當時這是一個生命攸關的鬥爭。我還不知道阮玲玉會怎樣對待一個新演員。」但到了影片開拍的那天，黎莉莉就發覺自己的害怕和顧慮完全是多餘的。　　 「小玩藝」開拍的那天，阮玲玉到達攝影現場比別人都早。我偷偷地注視著她，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並不是像我想像中那樣架子十足，一副「大明星」的派頭。導演孫瑜忙於現場指導，來不及和我們正式介紹。我們倆只好默默地走向化裝室，我想和她談話，但苦於找不到適當的話題，感到很窘。她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情，當我們的目光偶然相遇時，她便對我笑了一笑。這笑是那麼溫和親切，勝過多少句客氣的俗套，使我馬上平靜輕快起來。我眼看她化裝得又快又細緻，技術熟練。化完裝，我們再走進攝影現場，孫瑜向我們講解所要拍的劇情，他講到劇中母女二人「相依為命」時，阮玲玉忽然拉著我的手，用不純粹的國語說道：「珠兒，快叫我媽媽！」逗得全場大笑，我就更輕快了，我們的合作關係就這樣地建立了起來。在這部影片的拍攝過程中，由於她開朗大方，使我可以所無（無所）顧慮，問她這個那個，得益不少，而且她還主動地啟發、誘導我。［2］在《小玩意》的拍攝過程中，阮玲玉對影片的寓意和角色的理解完全印證了孫瑜對她的評價。有一場戲的拍攝給黎莉莉和孫瑜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拍攝珠兒在「一·二八」戰火中為搶救傷員而身負重傷，臨死前對葉大嫂說：媽媽別哭，小傻子才哭哩！黎莉莉的理解是重傷後的珠兒，一定非常痛苦，於是緊鎖雙眉，一臉異常痛苦的樣子，但拍了好幾次，孫瑜都不滿意。這時，阮玲玉過來啟發黎莉莉：「你在這個時候所要表演的不是你的痛苦，而是要忍著極大的悲痛，去安慰你的母親，你應該抓住角色的內心活動。你想這樣是不是可以把珠兒的性格表現得更準確更感人？」　　 阮玲玉的幾句話使黎莉莉茅塞頓開，這個鏡頭很快就拍成了。　　 默片時代的電影完全*演員的表情和形體動作來表現角色的性格和心理活動，演員對角色的心理把握不準，就會導致表演上的偏差，阮玲玉對此已深有體會，所以，她在每接一部新片時，總是認真揣摩她所飾演的角色的心理活動，再配以看似隨手拈來實是精心設計的與此相對應的形體動作，這是她的表演總是那樣真摯感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拍攝《小玩意》時以上的這段插曲可以發現，她不僅掌握了自己所飾演的角色，而且對與她有關的片中的其他角色也有獨到的見解。　　 為了飾演好自己並不熟悉的葉大嫂，阮玲玉在該片的外景地太湖之畔的無錫鄉間，曾仔細地觀察了泥塑藝人工作和生活的情景，從而使自己在片中的形體動作真實可信，而對葉大嫂的心理的把握，則更多的是*她平時的生活積累和感悟。　　 《小玩意》片成之時，導演孫瑜對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極為滿意，認為阮玲玉在該片中的表演，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他晚年撰寫回憶錄時，對阮玲玉在該片中的傑出表現，仍記憶猶新：她（指阮玲玉——引者注）對葉大嫂的角色塑造，突出地精湛動人。她把一個農村勞動婦女迭遭禍變的苦難一生，對自己親人和*她的智慧和才能而生活的許多手工藝人的階級友愛，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崇高品質，刻劃得無微不至，激情滿腔。直到今天，我腦海里還閃映著《小玩意》劇終時，葉大嫂似乎神經錯亂、手指觀眾大聲疾呼，而實際上是極清醒地睜著那雙眼睛，充滿了焦急和懇求而又帶著命令的神色，使人靈魂震顫，永誌不忘！［3］孫瑜是一位具有詩人氣質的導演，他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樂觀明快積極的情緒，帶有明顯的浪漫主義色彩，即使在拍攝《小玩意》這樣一部主題嚴肅的悲劇作品時，他仍然較好地保持了他所特有的藝術風格。桃葉村優美的自然風光，葉大嫂的美麗和聰明，珠兒身上所洋溢的青春氣息，她與窮孩子們苦中作樂的生動場景都極富感染力，而小道具的運用更是孫瑜的拿手好戲。這些輕快的畫面並非只為了明快刻意製造，而是蘊含了與作品所要表現的嚴肅的主題相吻合的寓意，這就是孫瑜的高明之處，現實主義的題材和浪漫主義的風格在他的作品中是如此的和諧協調。　　 1933年仲秋，《小玩意》與觀眾見面了，該片豐富的歷史蘊含、獨特的導演技巧、出色的演員表演贏來了一片讚譽。夏衍以書信的形式表達了對該片的稱讚：瑜兄：今天看了你的《小玩意》，我慶祝你的新的成功。上海的戰火雖則已變成了別一種形態，但是更殘酷更大規模的戰爭，正在不斷地準備和醞釀，我相信，在這時機製作《小玩意》這種影片，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真的，我們需要葉大嫂那樣的瘋子，需要不怕被人當作瘋子而還是大聲疾呼地向著大眾警告的瘋子！最後的那一場面，真的使我感動…［4］柯靈在他的評論文章中則盛讚「孫瑜以他豐富的想像塑造人物，編織故事，這些可愛的人物和故事，對觀眾是這樣的陌生，又是這樣的熟悉，因為他所表現的是詩化的人生，理想化的現實。」同時指出：「編導者真正的描寫對象，不是玩具，而是葉大嫂這個人物的悲慘遭遇。葉大嫂聰明善良，她憑自己的巧思創造了許多新玩意，。。可是人的巧手畢竟敵不過外國的機器，坎坷的世路終於使她落入家破人亡的境地，這就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自然地連結起來。」［5］《小玩意》的拍攝，在阮玲玉表演藝術的長廊里，又增加了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　　 《香雪海》在與孫瑜成功地合作了《小玩意》之後，阮玲玉在1933年的冬天到1934年的夏天又與費穆兩度合作，拍出了《人生》與《香雪海》這兩部不同凡響的影片。可以說，費穆是除孫瑜之外，給阮玲玉影響最大的電影導演。　　 《人生》的劇本由鍾石根編寫。影片的女主角是一個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女，從小就沒有家庭的關愛，享受不到人間的親情，面對的只是冷眼與險惡。女孩就這樣長大了，她做過大戶人家的婢女，做過工廠的女工，最後又淪落為風塵女。在這樣的人生道路中，女孩學會的只有粗俗與狂野。一個偶然的機會，淪落風塵的女孩認識了一個小職員，她對賣笑生涯已經厭倦了，想有一種平靜的生活，於是便嫁給了這個剛剛離婚的小職員。婚後的生活是平靜的，女孩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好妻子，她還為小職員生了個兒子。小職員對她和孩子也還關心，想使她們過上好生活，可是*自己的工資顯然是不夠的，小職員便想法挪用了一筆公款，去作投機生意，企圖賺一筆錢。不料生意失敗，血本無歸，小職員絕望了。挪用公款的事一旦敗露，自己只有下大獄一條路。小職員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將兒子託付給了前妻，自己自殺而死。他死後，他的妻子即本片的女主角也失望了，為了生活，她又改嫁。誰想到第二任丈夫是個浪蕩公子，婚後無心過日子，仍然在外四處遊盪，終因鋌而走險，進了監獄。女人徹底絕望了。兩次婚姻都成為一場空，命運就是如此。沒有辦法，女人只好重操舊業，又開始了賣笑生涯。就這樣過去了十幾年，她的兒子已經長大，並且在育嬰堂里謀了一份差事。她也老了，人老珠黃，沒有人來搭理，晚景很是凄涼。她打聽到了兒子的下落，找到兒子工作的地方，想與兒子相認，卻又沒有勇氣，她不知該怎樣向兒子訴說自己的經歷，她怕兒子不認她這個母親。她只好白天遠遠地看看兒子，晚上在兒子居室的窗外看著兒子的身影。就這樣夜以繼日，她與兒子近在咫尺，終無緣相認。她支持不住了，一個晚上，她孤獨地倒在兒子的窗下，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人生》是費穆精心創作的作品。費穆認為「人生即是生活」，因此，費穆在影片中描寫了一個女人自小到大直至離開這個世界的人生歷程。這種描繪是根據人生的生命流程進行的，費穆的精心，並不在於編排多少戲劇化的情節，而是通過對人生的描寫，闡發對生命的感悟。他在影片的導演者言里說：「在《人生》影片里，並不能解答那些近乎玄妙的人生問題，只是摭拾一些人生的斷片，素描地為人生畫一個輪廓。」［6］影片的監製、聯華公司的老闆羅明佑也說：「《人生》影片，就是將有用的人生，無用的人生，空虛的人生，美的人生，丑的人生，一切地、片段地顯示出來，不加以任何褒貶，只是讓人們來考慮一下，決定一下。」或許有人認為這是過於自然主義的態度，但這更適合費穆的人生哲學與藝術風格，而對影片藝術上的成功，則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生》女主角由阮玲玉飾演，這是一個有相當難度的角色，從孤女、婢女，到女工、妓女，以至人妻，這種豐富的角色轉換，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對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難勝任的。費穆在挑選演員時首先想到了阮玲玉，有如此難度的角色，恐怕也只有阮玲玉能演得好。阮玲玉的表演風格樸實自然，也正適合費穆的藝術追求。費穆說：「我拍戲是代表心裡的思想，通過電影技術、電影手法來表達。凡是真正的藝術品，內里一定要有意義，表面的美或一流演技並不可以稱為成功。」［7］阮玲玉恰恰是符合費穆的要求的，她的演技固然高超，但她在拍戲時更注重對角色心理的理解，通過自己不著痕迹的表演，表現出作品的思想意義，她的確是費穆所說的能拍出真正的藝術品來的不可多得的演員。在《人生》這部影片中，女主角的一生經歷了許多矛盾曲折，可以造成非常富於戲劇性的效果，但阮玲玉沒有這麼做。相反，她注重於角色內心思想的表達，不用大的形體動作，而是用豐富的表情，刻劃人物的內心世界，達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阮玲玉表演時表情之豐富準確，當時演員中無人能出其右。《人生》充分發揮了阮玲玉在這方面的潛能，她的一顰一笑，無不細膩入微地表達了女主角人生幾十年的酸甜苦辣，牽動著觀眾的心。《人生》全片長達兩個多小時，又是自然展現人生歷程，缺乏一般觀眾易受感染的戲劇性的高潮，完全是阮玲玉高超的表演，征服了許許多多的觀眾。阮玲玉自己也曾說過，《人生》的表演是她最滿意的。　　 在片中飾演男主角小職員的是「聯華」的青年演員鄭君里，他與阮玲玉一樣，祖籍廣東中山而出生於上海，他生於1911年，比阮玲玉晚了一年來到這個世界上。童年也是在貧寒中度過的，中學沒畢業就考進了南國藝術學院戲劇科，與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30年代初他成為左翼戲劇運動的積极參加者，在南國社演過《莎樂美》、《慳吝人》等劇，也辦過雜誌、組織過劇社，並參加了「劇聯」的組織工作。1932年加入聯華公司，在拍攝《人生》之前，已主演過《野玫瑰》、《火山情血》、《奮鬥》等多部影片，而此次與阮玲玉共同主演《人生》和一年後再次合作主演《新女性》卻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位30年代的著名演員、40年代以後的著名導演憶及他的同鄉好友阮玲玉時曾滿懷深情地說：「作為阮玲玉的同時代人——像我，每當緬想起過去中國電影演員們的成就時，她的藝術才華和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立刻閃現在眼前——鮮明、生動而不可磨滅。」「阮玲玉在影片中所創造的人物大都有高度的真實性和說服力。每個人物都逼肖現實中的真人。作為一個表演藝術家，她具有豐富的激情——純真、強烈而又細膩。她的技術熟練、撲（朴）素而自然，絲毫沒有雕鑿的痕迹。每個人物都烙印著她所特有的清麗而優美的表演風格，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8］在論及阮玲玉是如何能達到如此藝術高度時，鄭君里有一個頗為透徹的分析：我以為阮玲玉的表演藝術之所以獲得成就，首先是由於——她所塑造的人物與她的切身社會閱歷有著密切的關聯。她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藝術創造…阮玲玉一生的經歷，有許多地方跟她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如果把她所創造的幾種女性的典型按照編年的次序排列起來，（被封建勢力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弱女；被闊佬損害的風塵女性；打破傳統的婚姻觀念的女性；要求與勞動人民結合的有初步覺悟的女性），這些人物的思想演進過程，跟她本人的思想進程頗有隱然偶合之處…她的藝術和生活奇妙地相互滲透，她的創造工作在生活上獲得豐富源泉。　　 。。但，具備了豐富的閱歷並不保證可以創造出真實的人物，這中間還有演員藝術中最複雜的問題——「形象化」和「性格化」的問題，。。她是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形象化」的問題呢？。。我認為她是依*「直覺」…在臨場時間，阮玲玉通常是隨便而鬆弛：有時開開玩笑，有時打打毛線，有時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聽著導演的簡單的囑咐。。可等她一站到攝影機之前，在轉瞬之間，她的神態、情感、動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興地流露出來。沒有強迫和誇張，也沒有意識的設計的痕迹，一切顯得純真、新鮮、恰當。這時候她與角色已合抱為一。可是一待導演發出「停止」的號令，她又毫不費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妝，恢復了她愉快輕鬆的本來面目。　　 像這樣的一種進入角色的方式，我以為她是依*了「直覺」。［9］《人生》的導演與表演風格，在隨後拍攝的《香雪海》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香雪海》由費穆編導，阮玲玉、高占非主演。故事梗概是：青山碧，綠水人家繞，乍暖還寒時節，開遍十里香雪。小村的四周，梅林正在吐艷，一切顯得那樣的恬靜，但就在這恬靜的表面下，醞釀著發生著一個個故事。　　 村裡有一位女子，如寒梅一樣清幽美麗。她的舅舅把她倚為搖錢樹，要把她嫁給村中富戶的浪蕩子。但她的寡母已把她許給了另一位小夥子，而她自己也愛著這位小夥子。為此，她常常到山上的尼庵中祈禱，祈求神佛的保佑。每當舅舅迫她與富人成婚時，她便發誓寧願皈依佛門，也不願嫁給富人家的那個無賴。最後，她受不了舅舅的逼迫，投奔了尼庵。舅舅無奈，只好同意她嫁給了心上人。於是，她還了俗。女子成婚後，與丈夫相親相愛，*種田過日子。但終年胼手胝足，所得還不夠應付軍閥的橫徵暴斂，生活非常辛苦。這時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軍閥對人民更加緊了壓榨，富戶的兒子成為徵收委員，向村民敲榨勒索。他本來就對沒能佔有女子懷恨在心，此時便勾結軍閥，把女子丈夫抓了去，打了一頓，關了好長時間。丈夫放出來後，感到村中不可久居，離家另尋生路。路上遇見一位革命黨，一席談話，使他明白許多道理，便毅然投軍北伐。家中婦人含辛茹苦，盼夫歸來，但丈夫一去就沒了消息。母親死了，自己織布換來的錢也不能維持家計。不幸的是，兒子又生了重病。婦人便日夜在神前祈禱，只要兒子病癒，丈夫歸來，她願再度削髮為尼。奇蹟發生了。兒子的病被醫生給治好了，丈夫也在離家幾年後平安歸來了。這對婦人是很大的安慰，但她又覺得這一切都是神佛的賜予，她要還願，不然她就覺得要受天譴。為了丈夫和兒子的平安，她二度離家，到深山尼庵中，再次做了尼姑。她的丈夫苦苦勸她回家，孩子也含著眼淚要她回去，但是，她覺得神佛的力量是超於骨肉之情的。直到有一天，當寒梅再度開放時，兒子來找她，在山路上跌傷了，兒子的真情使母愛忽然蘇醒了，她第二次還俗，下山重回丈夫的懷抱。大地回春，梅花盛開。一家人重又過起平靜的生活。丈夫耕作，妻子持家。當妻子燒香拜佛時，她的兒子喊道：「不要燒香了，我的肚子餓了。」夫婦兩人對望一眼，露出了會心的微笑。費穆在這部影片里「以一貫的沉靜的情調寫出了那個被知識所限止因而被封建的宗教勢力（神權）所捉弄的女性的感傷憂鬱和生活之憔悴。」［10］與此相適應，他要求演員的表演手法自然，避免過於戲劇性的表演，阮玲玉忠實地體現了費穆的要求，通過影片女主角幾個不同時期的心理刻劃，展示了人物一生的命運，含而不露，斂而不張。因此被當時人認為：「演員的優秀，使這個影片更獲得了成功的把握。阮玲玉的表演的深刻，使極迂緩的調子減少了不少的沉悶，這尤其值得提出來一說。」［11］有意思的是，阮玲玉自己就是一個虔誠的信佛者。她拍電影出外景時，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教寺廟，她都要去燒香拜佛。這與阮玲玉在片中飾演的角色倒是不無相通之處，阮玲玉虔誠而精彩表演所渲染的神佛的氣氛，使影片所描寫的人物更加真實可信，當然這在無形中對這部影片反對迷信神權、超凡出世的主題不免有所削弱，由此也可見阮玲玉表演技巧之高超。在《人生》和《香雪海》這兩部充分展現費穆導演風格的影片里，由於費穆的指導，阮玲玉的表演藝術水準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徹底擺脫了文明戲對電影表演的誇張、程式化的影響。在拍攝《香雪海》的前後，阮玲玉還拍了兩部影片。一部是朱石麟編導的《歸來》，由阮玲玉、高占非主演，描寫一個賢慧的妻子怎樣忍辱負重，感動了忘恩負義的丈夫另娶的外國女人，使那外國女人悄然離去。另一部影片是《再會吧，上海》，寫一位邊省的女教師因學校停辦而投奔上海的親戚，親戚家很有錢，然而內里卻是淫靡墮落。女教師不幸被人所誘失身。她離開了親戚家，又難以謀生，只好當了舞女，並且傍上了一個富商。在她的兒子病死後，女教師醒悟到上海非久留之地，乃毅然離去。這部影片的導演朝鮮人鄭雲波（鄭基鋒）是金焰的好友，金焰請阮玲玉在片中擔任女主角，阮玲玉爽快地答應了，也算是對金焰這位朋友的支持吧。不過，這兩部影片由於題材等方面的原因，並沒有充分發揮出阮玲玉的特長，映後影響也不大。用鄭君里的話來說，即使像阮玲玉這樣優秀的演員，偶爾也會有「敗筆」。　　 《神女》在經歷了由1932年秋《三個摩登女性》到1934年春《香雪海》等數部優秀影片的拍攝，阮玲玉的表演藝術已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這時，她拍出了她的表演生涯中的巔峰之作——《神女》。她在該片中的精彩表演，歷久彌新，至今仍不失光彩。　　 令人驚異的是《神女》這部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的導演吳永剛卻是一位初次執導影片的導演，該片是他導演的處女作，但只要細看一下吳永剛此前的經歷，對他能如此的出手不凡也就毫不奇怪了。　　 吳永剛，江蘇吳縣人，1907年生於一個知識分子之家，在上海讀小學時就是一個電影迷，中學就讀於開封聖安德烈中學，學生時代，讀書成癖，對中外文學名著更是愛不釋手。1925年因參加學潮而被教會學校開除，在家庭上下一片反對聲中，毅然踏上從影道路，來到上海，在百合公司當了一名美工練習生，時年僅18歲。在百合公司，吳永剛一面像打雜一樣什麼活都干，一面悉心鑽研電影藝術和技術，觀察導演拍片和觀摩外國影片，「在書本中追求認識世界，也在大量影片中擴大了視野，獲得許多感性知識」。　　 然而不久之後，吳永剛迫於家庭的壓力，考進了商務印刷所圖畫部當練習生。時值大革命年代，目睹了革命由高潮至失敗，廣泛地接觸了畸型發展的上海社會，懷著個人奮鬥的意志，吳永剛下決心選擇電影工作作為終身職業，再度踏進了大中華百合公司，擔任美工助理。其時他除美工外，還經手各種工作，大大豐富了業務知識。吳永剛刻苦求學的精神得到了名導演史東山的賞識，應其邀，為史東山導演的幾部影片做場記，史東山的導演技巧、工作方式給吳永剛留下深刻印象，他學到了很多東西。　　 1928年，吳永剛離開了「大中華百合」，經友人介紹，進入「天一」任布景師，同時考入上海美專西洋畫系學習繪畫。「天一」的出品製作粗糙，格調不高，使吳永剛苦悶彷徨，大有「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感，1931年夏，終於退出「天一」。不久吳永剛加入「聯華」，仍當美工師，參加了《三個摩登女性》等片的拍攝，與田漢等左翼文藝工作者有了較多接觸，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啟發，從而萌生了要自己編導一部影片的想法，《神女》的劇本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問世的。由此足見，吳永剛雖然首次編導影片，但他已經在電影界摸爬滾打了十年，積十年之功於一片，其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神女》的劇本雖然是吳永剛進入「聯華」後才動手編寫的，但這個題材已在他的腦海中孕育了多時，可以追溯到他在「天一」當布景師的時候。從天一公司到美術專科學校有一段路程，每天都要乘坐電車往返。在電車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孤苦無*的婦女，在昏暗的街道上遊盪。她們在做什麼呢？開始我還不清楚，後來看了她們抹了粉脂，強打笑臉，到處拉客的情景，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們是一些為了生活被迫出賣自己肉體的「暗娼」。這是多麼悲慘的景像啊。每當看到這種場面，我的心都十分激憤。我同情這些不幸的婦女，憎恨那個黑暗的社會。我不滿，我苦悶，我要吶喊！但是，我當時畢竟還只是個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缺乏起來革命的勇氣和力量。於是就想藉助自己的畫筆來反映一點人民的痛苦生活。我想畫一幅油畫，畫面都已構思好了：一盞昏暗的街燈下，站著一個抹了口紅、胭脂，面帶愁容的婦女…後來這幅畫沒有完成，但是，這個悲苦的婦女形象卻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中。［12］當吳永剛進入「聯華」後並試圖編導一部影片時，「原先在心頭印刻了幾年的悲慘的妓女影子又開始活動起來。我想，如果能通過具體的銀幕形象來傾訴廣大婦女的不幸和被迫害，那麼，對這個黑暗社會也是一種批判和控訴。在這種思想驅使下，我便開始了編寫劇本《神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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