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之死

07-17

中國大學之死

——陸波

大學死穴：行政力把關　　　　現在，隨便拉一個人來都能痛斥教育尤其是學院教育的通病：以行政偷換學術；以學術偷換創造力；以有益掩蓋無趣；以無趣故作高深。中國學術教育在行政學術共同體內，飽受行政對學術的指揮之苦，備受行政對教育的僵化範式之憂。「體制外」教授陳丹青，指出大學教育正在用「行政思維」替代「教育思維」。新一輪的大學合併、擴招、擴建運動，不亞於又一場災難，大學「高大全」了，但行政指令卻使大學強行成為校際比拼場。　　　　大學死黨：群抄公當道　　　　網上買賣論文；在全球範圍內抄襲；為評職稱而買版面上論文。從學生到老師，從學士論文到教授職稱評定，無一例外地都發生過抄襲事件。是什麼使得人格變得不再重要？答案自然是群抄公當道的外部環境：要畢業、要升遷、要福利待遇、要出人頭地、要跑步進入新天地。學術成為一種信息級差下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大學死相：創造性萎縮　　　　現在，讀書無用論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從經濟學來看，昂貴學費背後可能是一畢業就失業的底線；從社會學來看，雖讀書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接受到的教育方式卻千篇一律，我們需要的究竟是「批量化的標準件」，還是生態多樣的有創造力的人？有人分析中國全球競爭力無法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大學本是國家創新的動力火車，卻成了學術腐敗的重災地。　　　　大學死敵：唯利益是圖　　　　大學不是開商場，不是賣東西。所以，大學憑什麼「產業化」？教育憑什麼要變成「消費」？大學資源憑什麼要一一「變現」？大學盛行與公司合作培訓模式：由公司招生、教學，由學校蓋結業章。每年暑假一過，各大城市的報紙分類廣告上，份額頗大的就是各大學的各研究生班招生及培訓廣告。熱門專業的大學老師，正像明星一樣忙於走穴授課；公共領域的教授，正奔忙於各地的研討會、考察活動和商業合作。有研究生感嘆說，一年難得與導師見一次面，這等實情實景，委實令人心痛。大學最大的命門和死敵，就是在不可調和的商業利益面前，彎下了腰。　　　　大學死貴：都說讀不起　　　　我們的大學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教育組織：大學一年學費相當於一個貧困縣農民35年的純收入；我國大學收費是世界上最富國家的3倍。女兒考取大學，母親因無力承擔學費而憤然自殺；一個胸前掛著「賣身契」的小夥子出現在街頭，胸前掛著一張白紙，用毛筆寫著「賣身契」3個大字，上面還有一小行空心字：「大一新生籌學費，自願賣身貴公司，學成回報。」二八律同樣在這裡有效：20％的人享受的是80％的高等教育機會。到現在為止，通過國家助學貸款，資助了115萬大學生，實際貸出的數額大概是95個億，但這只是表象。一方面國家在資助貼補想辦法；一方面大學在擴招、增加熱門專業收費標準。　　　　大學死心：精神之缺失　　　　李敖在北大演講時說：「現在的大學都是孬種。」王小波為什麼離開大學當自由撰稿人？因為他看到大學不是他的精神家園。陳丹青為何辭職？因為他痛惜大學精神的淪陷。賀衛方為何停招研究生？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蠅營狗苟的學術體制。大學之為大學，太多人做過論述，但現在的大學，只能稱之為高四年級或高十一年級。　　　　大學死罪：青春浪費地　　　　錢鍾書曾經在小說《圍城》中大罵博士文憑：「這一張文憑，彷彿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從上大學的那一刻起，學生們便獲罪了，與青春賭明天的罪，拿知識當賭注博未來，在大學這所青春集中營里，死讀書活受罪。清華退學博士王垠因此發出呼告：「博士學位，累壞了多少年輕的中國人!我不再為它浪費我的青春。」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像他這樣洒脫呢，前思後慮一番：想想家人、想想未來、想想前途。每個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蒼蠅一樣，自覺前途一片光明，卻彷彿無路可走，那好，還是繼續服刑吧。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的風度

梅貽琦，這不僅僅是一個名字，而是代表了民國教育家的風度。他的一生，和清華大學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個名字，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清華大學的學術精神和教育理念。

「平凡里見偉大，沉默中寓神奇。」梅貽琦有著傳統儒家最好的性格，人稱寡言君子。葉公超回憶道：「我認識的人裡頭，說話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趙太侔兩個。」陳寅恪曾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早年執教清華

1915年，梅貽琦應清華學校校長周詒春之聘，到清華園任教。當時清華學堂還不是一所大學，一般沒有「教授」稱號，但給梅貽琦的聘書上明確寫著聘他為教授，「聘約三年，第一年工資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這是梅貽琦執教清華之始。

梅貽琦工作半年後，回到天津，去見恩師張伯苓，大概由於不善辭令的緣故，他表示對教書沒有什麼興趣，想換一個工作。張伯苓語重心長地對弟子說：「你才教了半年就不願幹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書！」這段掌故是1949年梅貽琦去美國後，對夫人韓詠華講的。韓詠華1977年回到祖國，在一篇文章中寫了下來，並感慨地說：「月涵照老師的教導老老實實地回到北京，繼續在清華任教。……這可倒好，這一忍耐，幾年，一輩子下來了。」的確，梅貽琦的品格中有一種埋頭苦幹的執著精神，正是他的嚴謹、風度、胸懷、實幹，締造了以後清華大學的輝煌。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華所培養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鍥而不捨的，已有幾人？目前從事於大學教育的人中，或負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與大學環境之中，數十年如一日，中國之大，又有幾人？」這三問便概括了梅貽琦校長終其一生的堅持與執著。

……

清華有驅逐校長的傳統，從1928年到1931年，羅家倫等幾任校長像走馬燈，時間長者如羅家倫為兩年，短者兩三個月，有的派來的校長甚至連清華校門都進不了，被師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貽琦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出任清華校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李書華晚年回憶說：「民國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正值清華久無正式校長，我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再三考慮，認為月涵最為適當。……由民國廿年起，他繼續任清華校長達卅一年之久，是中國國立大學任職最久的校長。他對清華儘力甚多，貢獻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滿意的並不多；我為清華選擇了這位校長，卻是我最滿意的一件事。」

從1931年至梅貽琦逝世，他被稱為清華「終身校長」（晚年創辦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他沒有博士學位，也不像胡適那樣有名氣，為何能在大師雲集的清華，而無反對者、驅逐者，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他幽默地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是沒有人願意倒『梅』！」這正好印證了霍寶樹對梅貽琦的印象：「先生處理公務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則謙誠懇切，和藹可親。其個人志趣高尚，嚴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卻極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時偶發一語，雋永耐人回味。」

「大師論」是梅貽琦將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國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貽琦在就職演講中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論斷。梅貽琦千方百計廣招人才，使清華園內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有效地推動了清華學術和教育的進步。

梅貽琦接任校長後，清華也就從此結束了因屢發校長風波而造成的長期不穩定局面，並且開創了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清華一躍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大學。

梅貽琦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卻又是國際學術界有名的「寡言君子」。他倡導「為政不在言多，顧力行何如耳」。他認為學校造就了人才是為了實用，「否則將是極悲慘的事」。梅貽琦提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主張學與術分開，文與理通科，主張學生自學。有了他的這些主張，才有今日之水木清華。

梅貽琦的選擇

1948年秋季，國民黨在內戰中不斷吃敗仗，經濟崩潰，政治紊亂，人心不穩，全面潰敗的跡象開始顯現。1948年11月，從昆明回遷到北平的清華大學又面臨一次南遷的選擇。教育部計劃將平津等地著名學府南遷，並「搶救」教授。清華為此專門召開教授會議討論遷校問題，結果決定，不予考慮。這一抉擇的做出，梅貽琦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據吳澤霖的回憶：

國民黨破壞了華北的安寧，戰雲日益瀕近古都，校內政治鬥爭也隨之日趨激烈。關於學校的方向以及由此引起的遷校或護校等原則性問題，梅先生根據一貫的務實精神……在不斷探測教授會、評議會、校務委員會上的意向，並個別徵詢各種有代表性人士的意見後，作出了學校不再南遷的決定……力圖使學校教育少受時局的影響，其苦心孤詣、始終不渝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吳澤霖所說，是清華的意見。

梅貽琦在清華大學面臨的棘手難題，是怎樣讓大學教育少受時局的影響。在波濤洶湧的時代巨浪中，這位清華的舵手，如何把握住方向，早在抗戰勝利之後就已經預料到現在的景況。

1945年10月28日，梅貽琦赴章矛塵（章廷謙）之約，同座有傅斯年、楊振聲、樊際昌、錢端升、周炳琳、湯用彤，皆北大同人。大家在飯局談論時局以及學校將來的問題，談的非常熱烈。受所談問題的影響，這天，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將更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果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反而非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

如今，梅貽琦的憂慮變為現實。更為嚴峻的是，梅貽琦在作出清華大學不予南遷的決定後，他個人究竟如何選擇。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這是每一位大學教授必須作出的人生抉擇。

此時的梅貽琦更加沉默寡言，外表的平靜並不意味著內心的平靜。

梅貽琦若想要留下來，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在清華的歷次學潮中，他不分背景和黨派，學生只要遭到危險，就毫不猶豫地予以保護，這並不僅僅是校長保護學生的一種本能。對待教師，也是這樣，具有「吳晗托夫」雅號的吳晗的黨派背景他是清清楚楚的，但當他知道國民黨要對其進行「管教管教」時，立即讓教務長吳澤霖通知吳離開清華園；在動輒逮捕進步師生的當局下，他甚至有時還主動找到共產黨地下幹部問：「你們的人都躲得怎樣了？」這顯然不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做法。

在走還是留的十字路口，我們無從得知他的內心，是不是經過了猶豫彷徨，是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但從其所作所為中，可以判斷，梅貽琦選擇了「出走」。

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對梅貽琦出走的心理動機，當屬知人論世之言。梅貽琦在美國留學和生活多年，他接受的教育和形成的價值理念，促使他在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一走了之。這一走，是生死離別，他再也沒有回到清華大學，再也沒有回到「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故國家園。梅貽琦的出走，顯然是政治行為，更是意味深長的文化行為。他的出走，有一個參照。和胡適同機離開北平的有陳寅恪，陳走到廣州就不再走，他的想法和吳宓的想法是一致的，吳宓說：「我不願逃到台灣去，依附美國。『父母之邦，不可棄也！』」而和梅貽琦同機離開北平的楊武之，留在了上海，儘管他的兒子楊振寧在美國留學。去留之間，有多少學者背井離鄉，有多少家庭生離死別！歷史的大潮中，個人不論做出怎樣的選擇，命運都因此而改寫。

1950年春起，梅貽琦飛抵紐約。1955年以前，他一直住在紐約。1950年起，他就出任了華美協進社（ChinaInstituteinAmerica）的常務董事，繼續保管著清華基金。

梅貽琦在美國，會不會有寂寞和孤單的感覺？人在美國，他會回來嗎？據吳澤霖回憶，北京解放初期，周恩來總理在協和醫院禮堂對北大、清華兩校教授們的一次講話時曾說：「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梅貽琦曾對清華在美國留學的學子表態：「你們回去我贊成，但我自己還想在外面看看再說。」

1954年，梅貽琦的公子梅祖彥早已在美國完成留學，決定返回大陸。從對待梅祖彥回國這件事中，可以隱隱覺察出梅貽琦的內心想法：

父親知道我和一些同學也在策劃遠行，他雖未動聲色，但仍顯得出心中的焦慮，後來還是重視了我自己選擇的志願，只在為人處世的道理上，對我做了規勸，而對我的行動給予默許。我到法國後遇到一些旅程上的困難，父親讓我看望當時的駐法大使段茂瀾先生（清華老校友），希望我能聽聽他的意見，或許能改變我的決定。我當時已經決心已定，沒有去見段大使。我回到北京後兩年，父親即長住台灣，沒有給我寫信，但從我母親由美國的來信中，知道他聽到我回到清華母校任教後感到欣慰，對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情況很為關心。

梅祖彥的這段回憶，有一個細節，是梅貽琦到台灣後，「沒有給我寫信」，用心良苦。梅祖彥文說梅貽琦兩年後長住台灣，不準確。觀望之後，梅貽琦於1955年11月由美國去台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從空間的距離上來看，梅貽琦去了台灣，離大陸更近了，而事實上，離大陸更遠了。

民國時期，國家動蕩不安，民族蒙難，戰爭頻仍，梅貽琦代表了民國學者的風度，他的成就代表了民國時期大學教育所能達到的高度。

清華歷史——

清咸豐皇帝題寫的御匾「清華園」

清華園曾為清康熙年間所建的御園熙春園的一部分，道光年間，熙春園被分成東西兩個園子，西邊的園子起名為「近春園」，東邊的園子仍名為「熙春園」。咸豐登基之後，將東邊的熙春園改名為「清華園」了。

曾經，大師雲集的清華

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1931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以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1955年在台灣新竹恢復「國立」清華大學。

梅貽琦先生是清華大學（含北京、新竹）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1931年 - 1948年、1955年 - 1962年）。清華人尊稱為「永遠的校長」。

「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便是梅貽琦校長的名言。

毛澤東題寫的「清華大學」四個字

院士和人文名家

校史展中1949以後部分沒有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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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翻看手機報，關於清華的兩則消息與擁有眾多大師之歷史上的清華形成鮮明對照，不勝唏噓、慨嘆。。。

消息一：億萬富翁校友清華最多

《2012中國大學傑出校友排行榜》榜單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清華大學培養和造就84名億萬富豪校友，校友財富合計近3000億，首次超越北大成為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冠軍。從榜單上看，清華、北大兩校培養和造就的億萬富豪校友人數領先於其他大學，被外界稱為中國「億萬富豪搖籃」並不為過。

消息二：兩成大學生從不提問

清華大學今日發布一份報告，從包括清華大學等985高校在內的23所本科院校中，收集2萬多份調查樣本，對中國的985院校和美國研究型大學做了一番比較：985院校學生在「課上提問或參與討論」題項上，有超過20%的中國大學生選擇「從未」，而選擇這一選項的美國大學生只有3%；只有10%的中國學生選擇「經常提問」或「很經常提問」，而選擇這一選項的美國大學生約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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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坐在教室，原以為整天上課會很辛苦，豈知當學生還是比上班要輕鬆得多，至少，心情是絕對放鬆的。

瞧，這是上學路上堵車時用手機拍的。

天氣和心情往往成正比，那幾天北京的天空呈現少有的蔚藍，雲捲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