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歸隱真相：並非不願「為五斗米折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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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歸隱真相：並非不願「為五斗米折腰」

2011年10月23日 10:20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范子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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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卷二十六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也與桓玄有密切關係。在詩題下，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後人多據此認為陶淵明曾任宋武帝劉裕的參軍。但《魏書》卷九十七《島夷桓玄傳》載桓玄的從子桓振在桓玄被殺之後，曾一度襲取江陵，「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複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陳培基先生據此指出：「這是一個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荊州刺史是桓玄東下京師前的官職，由此可知鎮軍將軍也是桓玄原有的將軍名號。桓振襲用桓玄生前的官職和將軍名號，顯然是為了便於號召舊部，從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後，為進一步發展勢力，曾派人四齣與諸兄弟聯繫。當時他的從兄桓謙任吳國（今蘇州市）內史。陶潛為替桓玄送信給桓謙而前往吳國，因此經過曲阿（今江蘇丹陽縣）。他從尋陽出發，沿長江東下，到了京口（今鎮江市）就轉入運河，駛向吳國，中途遇風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是此行的記錄，也是陶潛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詩，當時他已三十五歲。陶潛對此行念念不忘。後來在《飲酒二十首》之十還寫道：『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從而可知，陶潛此行是到達了『東海隅』的吳國，完成了聯絡桓謙的使命。……陶潛於晉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時，所當的官乃是參軍。至隆安五年冬，陶潛因孟氏母去世而離開桓玄軍幕，其任期雖然不滿三年，但卻是陶潛出仕時間最長的一次。」（《陶潛歸隱真相新解——從陶潛與桓玄的關係說起》）他的這一觀點是很值得關注的。《宋書·陶潛傳》還說：「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陳先生認為，所謂「薄宦，不潔去就之跡」，「這是史臣隱晦地交代了陶潛當過桓玄官吏的史實」，而「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是史臣明確告訴人們，陶潛的不復肯仕，是與劉裕有關」，這也是他文章中極精彩的一筆。

陶淵明出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也與桓玄有關。今《陶淵明集》卷三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乙巳歲為晉安帝義熙元年（405）。據《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附子敬宣傳》，劉牢之及其子劉敬宣在安帝元興元年（402）三月歸降於桓玄，所以劉敬宣也就當了桓玄的咨議參軍，陶淵明結識劉敬宣當在此時，而出任他的參軍，則當在元興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間。因為劉敬宣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在元興三年（404）四月，此時劉裕在湓口之戰大勝桓玄，進據尋陽，而桓玄於元興三年五月敗亡。劉牢之反叛桓玄，窩窩囊囊地自殺了，被桓玄「斲棺斬首，暴屍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複本官」（《晉書·劉牢之傳》），所以劉敬宣對桓氏仇恨極深，而對劉裕則頗為感恩。事實上，劉敬宣任建威將軍之時已經是劉裕的人。劉敬宣是陶淵明通向劉裕的一座橋樑，儘管如此，陶公卻沒有繼續向前走，而是當了一個小小的彭澤縣令，在八十多天以後，就徹底辭官歸隱了。此後，特別是在劉宋建國以後，雖然朝廷屢有徵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為仕於桓玄的政治經歷畢竟是一個「歷史污點」，無論是晉朝的皇室集團還是劉宋皇室集團隨時都可能以此為把柄整治他，陶公對此當然是心存顧忌的。事實上，陶公求為彭澤令之舉以及出任劉敬宣的建威參軍的選擇，無疑拉近了他與劉裕新貴集團的距離，足以解除劉裕對他的戒心；而隨後的辭官歸隱，又拉開了他與劉裕的距離，從而使自己從容淡出了政治鬥爭的漩渦。就當時的歷史情況而言，作為業已覆滅的桓玄政治集團的一分子，或者說桓玄集團的餘黨，陶淵明必須妥善處理與劉裕集團和皇室集團的關係，這是他賴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則，他就要人頭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話，在人類文學史上也就不會有陶淵明這個響亮的名字了。事實上，陶淵明的文學成就與他的政治閱歷也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一個不懂政治的人永遠不會超越政治，一個沒有政治情懷的人也永遠不會有回歸田園的夢想，陶淵明能夠成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能夠創寫偉大的田園詩，也是由其政治閱歷和政治素養所決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淵明妥善地處理了當時複雜的政治關係，他是成功的，當然也是愉悅的，所以在將歸未歸之際唱出了「歸去來兮」那凄美、瀟洒、激越的人生音調。《莊子·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這種「存身之道」的。當然，陶淵明能夠免於荼毒之禍，不僅在於他善於自處，謀劃有方，還與其曾祖陶侃將軍對東晉王朝的卓越貢獻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護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祖先的這份蔭蔽，如果他朝中無人，他想輕輕鬆鬆地洗刷自己的「歷史污點」，他想隨隨便便地混個縣令乾乾，他想平平安安地還鄉隱居，吟詩作賦，那簡直是白日做夢！歷史證明，陶淵明選擇歸隱的道路是很有遠見的。從義熙三年（407）開始，劉裕對桓玄的餘黨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誅殺，這種政治清洗是極其殘酷的，有時不分青紅皂白，難免擴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於非命。而陶淵明早在義熙元年就已經摘清了與桓玄的瓜葛，並徹底脫離了桓、劉兩黨鬥爭的是是非非，正所謂「久在樊籠里，復得反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輕鬆，他的喜悅，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們根本是體會不到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重溫一下袁行霈先生對陶淵明的精彩論斷：「他在政治鬥爭中當然不是一個風雲人物，但在政治風雲中卻也不甘寂寞。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僅僅用生性恬淡解釋它的歸隱，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渦里翻騰過，他的進退出處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之中，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的立體的活生生的陶淵明的形象，並通過這個典型看到中國封建時代一類知識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悶。」（《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這才是真實的陶淵明——被後人稱為「亂臣賊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條在大軍閥劉裕（此人在後來在篡晉的前後謀殺了兩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僥倖逃生的小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