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的月亮凝立如冰 | 追憶安娜·阿赫瑪托娃
阿赫瑪托娃,1889年6月23日出生於烏克蘭小鎮敖德薩,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她以愛情詩見長,同時也充滿人文精神,以其寬廣之愛,使得她的作品始終與人民同在。茨維塔耶娃稱她為「繆斯中最美的繆斯」,曼德爾施塔姆則讚譽「目前她的詩歌已經快要成為俄羅斯之所以偉大的象徵之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還是一名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的在讀大學生,從校圖書館借到了一本索柯洛夫主編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詩歌》。於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阿赫瑪托娃和「白銀時代」其他詩人的作品。此前,我所知道的俄羅斯詩人,大約只有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馬雅可夫斯基等為數甚少的幾人,也根本不知道存在著所謂「白銀時代」、「阿克梅主義」那樣的專有名詞。當時,僅憑對阿赫瑪托娃的一小部分抒情詩的閱讀,我就已折服於她那清麗的詩句,幽婉的情感和出色的想像力。後來,我考上飛 白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外國詩歌史,這就有了進一步深入研究阿赫瑪托娃和「白銀時代」詩歌的可能性。攻讀學位期間,我試譯了一部分那個時代詩人的作品。若干年以後,我對它們作了局部性的修改,結集為《俄國象徵派詩選》和《俄羅斯白銀時代詩選》分別交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和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一九八八年以後,我雖說經歷了學生、教師和科研人員等身份的變更和在杭州、寧波、武漢與北京等地之間的遷移,對詩歌的愛好以及對阿赫瑪托娃的崇敬卻一直保留在內心深處。
在整個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群中,撇開他們各自的詩歌成就不說,僅以性格與為人而言,相比茨維塔耶娃、曼傑什坦姆、吉皮烏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執傾向的詩人,我個人比較偏愛阿赫瑪托娃。這種喜愛一部分與她天才的創作有關,另一部分則來自我對她的生活的認識。她生活在一個精神分裂的時代,但保持了一種和諧的健康心態,歷經苦難卻從不喪失對生活的信心,面對詩歌與生活之間時而出現的兩難困惑,總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切都讓我發自心底地欽佩和嚮往,並引為自己的生活和寫作的標尺。
不可否認,作為一名出色的抒情詩人,阿赫瑪托娃的創作具有很強的敘事性元素,它們的存在,增強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動性、可感性。詩人的這種創作風格與她的生活和生活態度密切相關。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們便可發現,在平易、瑣碎的底色下,潛伏著某種美麗、溫柔、堅韌、頑強集為一體的個性。阿赫瑪托娃一直努力做一個平凡的人,為了做一個好妻子,甘願為日常生活而嘗試放棄自己的詩歌天才;為了做一個好母親(保住身陷囹圄的兒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違心地寫過歌頌斯大林的詩行;為了做一個好公民,放棄了愛情與舒適的物質生活,留在了祖國。凡此種種,需要她付出極大的毅力與耐心,有時甚至是犧牲。就阿赫瑪托娃的一生而言,她堪稱完美地實現了平庸的日常生活與崇高的詩歌世界的神秘轉換。
那麼,阿赫瑪托娃是怎樣完成這一艱難的轉換歷程的呢?這是我,也是很多讀者關心的問題。上個世紀末,我有幸獲得了到俄羅斯國立師範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會,學校位於彼得堡著名的喀山大教堂附近,這一區域屬於「白銀時代」的文化中心之一。這樣,造訪「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瑪托娃的紀念館,自然被我列進了訪學的計劃之中。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終於造訪了這個詩歌的聖地。
阿赫瑪托娃紀念館位於風光旖旎的噴泉河畔,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詩人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正式開放。在其一生中,詩人曾因兩個男人而入住彼得堡這座著名的噴泉屋――舍列梅捷耶夫宮。第一次,跟隨第二位丈夫、亞述學專家希列依科寄居此地。第二次,則與自己的情人、藝術史家、文藝理論家普寧一家合住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噴泉屋是詩人命途多舛的一生的重要見證者。
紀念館設在三樓,共分六個展覽廳:第一個展廳,講述的是阿赫瑪托娃在皇村的生活和學習時期,詩人參與「野狗」俱樂部的活動情形。第二展廳的主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期間,敘述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繼而又更名為列寧格勒的歷史變遷,其中穿插了勃洛克的病逝和古米廖夫的被槍殺的事件。第三展廳,「安魂曲」時代,敘述的是詩人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詩人在這間屋子裡創作了《安魂曲》。在斯大林主義肆虐的時代,根本無法設想這首詩的公開發表,它甚至連手稿都沒有,只能在詩人和她的少數親友中間靠記憶背誦、口口相傳得以存留。因此,這一展廳既沒有照片,沒有存放《安魂曲》所歌吟的那些人的資料,也沒有記載這部作品的傳誦者的姓名。第四展廳,主要彙集了與同時代人的回憶和紀念有關的物品,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傑什坦姆、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皮里尼亞克和布爾加科夫等人的照片和相關資料;第五展廳原本是阿赫瑪托娃的卧室。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有將近兩年半的時間,詩人在這間只有一個窗子的房間里生活和寫作。她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聖母像,莫迪利阿尼的畫像,一張呢面摺疊式方桌(有一段時間,它既是她的寫字檯,又是她的飯桌);第六展廳,記錄詩人寫作《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的時期,它展示的是阿赫瑪托娃的一曲天鵝絕唱,或者說是這幕「悲劇芭蕾」的謝幕演出。
在瀏覽了所有展廳以後,我回到了第三展廳,管理員塔瑪拉熱情地向我推薦阿赫瑪托娃的原聲錄音。能夠在詩人生活過的地方,聽到她本人的朗誦錄音,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運。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記得,當我在一把稍顯陳舊的沙發椅上坐定後,房間里便響起了深沉、緩慢的聲音,……或許是經歷了太多苦難的緣故,面對死神,詩人顯得出人意料地平靜:
我要連根拔除記憶,
我要讓心兒變做石頭,
我要重新學習生活。
……
你遲早都要來――何必不趁現在?
我一直在等你――過得很艱難。
我吹滅了蠟燭,為你把門打開,
你是那樣的普通又神奇。
這是詩人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的片斷。它寫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也就是令俄羅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時代。當時,為了保存這部作品,詩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馬時代一樣,寫完某些片段,便給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誦,然後由後者背誦,在腦子裡「存檔」,再毀棄手稿。因此,在很長一個時間裡,《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間流傳的作品,直到一九八七年它們才得以全文發表在《十月》雜誌上。
這組詩歌不僅是一部關於自己的命運、自己兒子的命運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關於整個民族背負十字架的苦難的作品。在這首詩中,阿赫瑪托娃不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親,而且是整個俄羅斯母親的代表,詩人自覺地意識到了聖母瑪麗亞的苦難――獻出自己的獨子的沉痛。當墮落的天使們齊聲讚美那個偉大時刻的時候,她的聲音雖然低沉,卻是人道主義的精神在恐怖時代發出的最強音。
當聽完阿赫瑪托娃的朗誦以後,我告訴管理員塔瑪拉,我對阿赫瑪托娃在面對死亡時所表現的從容不迫感到十分詫異和欽敬。塔瑪拉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淡淡地說道:「在俄羅斯,信徒們面對死亡都十分平靜,因為死對於他們不過是另一種開始。」塔瑪拉的話給了我極大的震撼,片刻間,我有了醍醐灌頂般的徹悟:一個有信仰的人是永生不朽的,哪怕是身在地獄,也割不斷他(她)與天堂的聯繫。
回國至今已有五年,但走訪阿赫瑪托娃紀念館那一天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詩人的聲音還時常在耳畔響起。記得阿赫瑪托娃曾在一首詩中描述繆斯來臨的情景:
呵,她來了。掀開面紗,
目不轉睛地打量著我。
我問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
地獄的篇章?」她回答:「我」。
我以為,綜觀阿赫瑪托娃的一生,這首詩與其說是在描述繆斯告訴了但丁寫作地獄篇的秘密,倒不如說是阿赫瑪托娃藉著向但丁致敬之機昭示了詩人的使命,宣布了詩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光榮。它甚至揭示了俄羅斯詩歌所蘊含的整個精神奧秘。俄羅斯十九世紀詩人巴拉廷斯基說過:「一個人被賦予才能,就意味著,不論怎樣,他都要完成所承擔的使命。」這意味著,詩人的創造自由是與責任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寫作並不是一種僅僅與自身有關的個人行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擔某種道義上的責任――通過自己的詩筆認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運、整個人類的前景。作為一位偉大的民族詩人,阿赫瑪托娃自覺接受了但丁的遺訓,以自己大量的抒情詩、《安魂曲》和《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為生活在天空和大地之間的人們樹立了一座凝重的紀念碑。
眾所周知,在俄羅斯詩歌史上,普希金一直被看作是詩歌的太陽,據此,我們則可以說,阿赫瑪托娃就是詩歌的月亮。饒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比喻在色彩上也對應於他們各自的時代,普希金與他的同時代人開創了俄羅斯文化的「黃金時代」,被後世推為本民族文學的奠基者,阿赫瑪托娃則與俄羅斯現代主義詩人們共同鑄造了屬於自己的「白銀時代」,為俄羅斯詩歌贏得世界性聲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彷彿是一種預言,阿赫瑪托娃在《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中曾經寫下這樣的句子:
白銀的月亮凝立如冰,
燦爛地照耀白銀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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