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不是政治「仆臣」：以郭沫若為例

07-17

核心提示：要指明的是，郭沫若只是一個典型的標本，喪失獨立品性的「郭沫若式」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而且生生不息，後繼有人。那麼，對郭氏的分析和警惕便有現實性和迫切性。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1-04-17第GB22版，作者：魯衛，原題：知識分子不是政治「仆臣」

中國向來不乏知識分子(古代的「士」也是一種「知識分子」吧)，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剪不斷，理還亂」，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社會的利和弊，經驗和教訓也很少得到細緻的清理。

《五四知識分子的淑世意識》以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三個典型人物胡適、魯迅、郭沫若為中心，條分縷析地分析了五四知識分子豐富多樣的淑世意識。的確，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經歷了「五四」這一歷史轉折時段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會在「知識探求」與「公共關懷」兩者之間權衡較量、徘徊躊躇。然而，在這往來於書齋與社會之中，他們既有偉大和優長之處，又有渺小和缺陷之處，既為後世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也為後世知識分子留得了教訓。讀過之後，真是感慨萬千。

長期以來，胡適被醜化，魯迅被神化，郭沫若被美化。胡適甚至被當作反動文人看待，對他的口誅筆伐長達半個世紀，魯迅被奉為新文化的旗手，幾乎成為聖人，而郭沫若則緊跟著形勢，失去自我，青雲直上，備受推崇。然而，時間是公正和無情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時間還了他們以本來面目，被醜化者漸露真容，被神化者開始走下神壇，被美化者也開始彩妝剝落。

奧·威·施萊格爾說過：「歷史學家是往後看的先知」，是要史學家以史為鑒，針砭現實，從而預示未來。可是如果知識分子自視為臣僕，沾染上佞臣的陋習，以媚君頌德為己任，那就只能無視民眾的疾苦，寫出令人不堪的文字，成為「政治流氓」「文化弄臣」。

郭沫若留給我們的警示和教訓最為值得吸取。魯迅曾論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才子這點，無人否定，史學家、古文字學者、詩人、作家、書法家、翻譯家這都是事實。可是知識分子獨立品性的喪失正是他本人悲劇的根源。

人生雖然短暫，橫豎就是幾十年，可是文章和精神卻是永世長存的。一旦淪為「文奴」，則千秋萬代之後也難逃罵名。除非像聲稱「朕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法王路易十五那樣的人，一般人還有道德底線，還在乎身後的名聲，尤其是文人，難道寫出來的作品只是為了一時的效果而不顧他日的褒貶？

其實，郭氏也並不全是後來所表現的惟命是從，對領袖盲目崇拜。在國共對峙、勝負未卜之時，郭氏能保持冷靜的頭腦，做正確的分析，執公正的論述，然而一俟新政府成立，榮辱得失取決於新舊功勛，「重在表現」，於是這位天才詩人便變成了「喇叭花」，以期永保「聖寵不衰」，後世人們論其時皆認為其不恥於士林。然而，我們還應超越士人「可恥」的層面。他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時時想表忠心處處爭立新功惟恐失去聖寵的急迫心情，實在讓人可悲、可憐。

要指明的是，郭沫若只是一個典型的標本，喪失獨立品性的「郭沫若式」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而且生生不息，後繼有人。那麼，對郭氏的分析和警惕便有現實性和迫切性。

如果說知識分子不應當是政治的「仆臣」的話，那麼，知識分子應當是什麼呢？

我以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時代的先驅，應該是盜取天火贈與世人的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應當是在眾人皆醉這冥頑唯我獨醒，眾人皆濁之時唯我獨清，而不是隨波逐流、趨炎附勢。在這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堪作楷模的文人，從《五四知識分子的淑世意識》一書中所分析的魯迅便是這樣的楷模。無論在怎樣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下，他都能保持獨立不旁的風骨和飆發凌厲的批判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