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視角

不同的「現場觀察」

蘇聯需要來自外部世界的頌揚，紀德、羅曼.羅蘭、蕭伯納等著名作家先後都被邀請訪問蘇聯，這些人回去後無不交口稱讚蘇聯的偉大成就。與這些文學家不同，有一個人的觀察視角很獨特，那就是以賽亞.伯林。我們知道，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1909-1997）的父輩是拉脫維亞的猶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蘇俄內戰期間度過了青少年時代，1921年離開俄國前往英國。這種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觀察俄國的獨特優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積澱和無障礙的語言交流，又有一種「跳出三界外」的旁觀者清的深邃角度，因此他談論俄國的著作都有一種「進得去，出得來」自如感和整體長視角。譯林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訪問蘇聯的十篇回顧性報告和講演。戰後伯林定期到冷戰鐵幕下的蘇聯訪問，每次去蘇聯的時間都不長，而且是有專人陪同只能讓他到「指定的地點」，但是嗅覺靈敏的伯林仍然能撲捉到「波將金村莊」背後的信息。

另外他所選擇的年代卻很有趣，從戰後初期的1945-1946年到 Stalin去世前的1952年，從赫魯曉夫改革的蘇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後的1965年，從「停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到戈爾巴喬夫改革90年代，幾乎二戰後蘇聯的每一個「關鍵年份」，伯林都以「現場觀察」的身份而成為直接「目擊者」。因此這本以「俄國文化」為名的書中的很多內容涉及蘇聯制度建立過程中的許多重要環節，體現了作者觀察的敏銳眼光。閱讀伯林書的過程中我就在想，我們也時常去俄羅斯，回來以後也要「向上」寫書面報告，但是從來沒有一份「報告」寫得這麼具有個人特色和力透紙背。我們的「報告」表達方式已成為一種固定的「八股」文體：全部歸納為「觀感」一二三或「座談」一二三，「問題」一二三，「對策」一二三。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這種向上呈報的「文體」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既不能過於學術化、充滿了大段學院派的論述和引經據典的注釋，也不能太具有個人特色和視角。記得有一次從俄羅斯歸來，不諳此道的我寫出來的「報告」因為太具有「個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級的批評。

《蘇聯的心靈》

[英國]以賽亞·伯林 著

潘永強 劉北成 譯

譯林出版社

2010年7月出版

曾經的「道內人」以傳授秘訣的方式告訴我，對報告的閱讀者要有兩個考慮：第一，這些人身居領導職務，日理萬機，沒時間閱讀大塊頭的東西，報告的上限字數不能突破四-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閱讀報告的人文化水準設想得很高，（雖然這些人個個都有博士學位），大體以高中文化程度為限，報告中除了談論規定內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總結性的口號，類似於「和平崛起」、「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

另外，報告不能有太體現個人色彩的自我表達方式，這樣不但容易引火燒身而且不符合公認的「報告文體」，甚至往極端里說，除了所見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現場觀察」與報告之間並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寧肯堆砌正確的「廢話」，也不要個性化的「片面正確」。讀了伯林的書後，我才知道，這種文本和真實之間脫離了關係的「標準化程序」的「功能性虛構」的報告模板始於蘇聯。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雷達里赫對此還提出了一個很著名的概念：「積極的不自由」。

主體和客體都以虛假的熱情投入蒙蔽對方，主體和客體「所有的思想、願望、感情在任何行為中都不發揮任何作用」，國-家假裝「為人民服務」，人民假裝擁護執政黨的領導和為黨工作，看誰蒙的過誰。這是這種體制下造成人的人格分裂和行為方式「雙重化」表演，「蘇聯把知識界訓練得充滿了諂媚味道」，活動與心靈之間的關聯是割斷的。伯林的報告之間的有機聯繫主要是建立在蘇政權對知識分子的鉗制和馴服的基礎上的。蘇聯的宣傳材料和政治書籍常說，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成功地改造了舊知識分子，使他們主動的融合到蘇聯政權中，又造就和培養了大批的新知識分子，所有這些人都心悅誠服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但是從伯林的書中我們讀到了完全不一樣的另一種解讀。你可以不認同，但是不能不知道。

「新雅各賓政權」的蛻變

俄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不予政府合謀」的傳統，他們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場使俄國文學界大師輩出，在19世紀文學家充當著啟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導致文學一枝獨秀，使俄國文學曾有世界文學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稱。十月革命和接下來的三年國內戰爭不但使俄國的經濟極度萎縮和自然經濟化，社會文化領域「凋敝化」更加嚴重，完全喪失了19世紀下半葉文化上的「最輝煌的」黃金時代的繁榮。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認，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動扼殺了文學」。 1921年新生政權度過了最緊張的關頭，對黨內反對派進行了一勞永逸地鎮壓，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識分子統統趕出俄國以後，黨內外都企盼著LN曾經許諾的在外患清除以後放鬆專政的閥門。人們認為內戰期間壓制民主是為了保證「非常時期」的一致對外性，等形勢緩和了自然會步入正常的憲政軌道。

另外執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後新社會秩序復甦和新政權下的文化繁榮，於是在新經濟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領域的「多元」局面有略微恢復，當時雖然也有嚴厲地書報檢查制度，但由於LN去世後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產以及「權力真空」集體領導時期，使布爾什維克的處在「這樣試試，那樣試試」的摸索階段，因此出現了短時間曇花一現的「自由的、帶有無政府主義文學試驗」期。托洛茨基說，「在我們這兒，文學是與新經濟政策一同開始復活的」。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切爾文盧布

20年代上半期相對寬鬆的文化氛圍，一度令知識分子充滿希望，但是這種短暫的「文化復甦」還在「孵化期」時就戛然而止，「新雅各賓主義」的「獵巫運動」接踵而至。所以後來的俄國知識界將20年代中期視為俄國與蘇聯斷裂導致「祖國歷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縫」。像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等人總是說他們的「精神食糧」來自「俄國」，來自19世紀以來的「俄國」，俄國才是他們真正家園和避難所。他們是屬於俄國的，從來不說自己是屬於蘇聯的。1928年Stalin在黨內鬥爭中勝出後，由於合法性缺失，使他一直有一種「安全焦慮症」，一方面「早產」的俄國革命指望「世界無產階級」的「後續行動」的希望落空，蘇聯的「孤島」生存意識格外強烈；另外，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推被到了極致，所有的人都神經緊繃到極致。

在 Stalin自感到根基不穩的情況下，保住權力立刻就上升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 他把自己化身為黨的「真身」和衣缽傳人，高舉著「決不允許分裂黨」的「懲罰之劍」，砍向所有敢於邁出「對他不效忠」的個人和團體，蘇-共的歷史成為從「理想主義蛻變」的歷史。就像恩格斯所說的，以革命的名義蠱惑民意，「製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打算的那個樣子」，而是走向了自己反面。俄共（布）早年在革命黨、反對黨時期爭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讓位於實用主義的權力鬥爭，無產階級曾經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憲（政）目標已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空話，新政權在馬克思主義詞藻的外衣下，向比原來所推翻的沙皇專制更強大的「新專制主義」演變。這種社會背景，必然形成了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對立，維護政權的暴力手段一點點蔓延開來，從對敵人發展到「灰色地帶」，再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它不但可以隨便踐踏非無產階級，也開始踐踏無產階級了。這個政權對人民的強制約束力和汲取手段已經超過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甚至比它所推翻的對象還要變本加厲。它實際上就像赫爾岑所說的，只不過是「顛倒的沙皇專制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從舊制度「抄襲」來的，而且是「抄襲」了舊制度惡劣殘暴不人道的一面。 在權力吞沒理想以後，理想中的反專制、爭民（主）的結果與「單專政」形成絕妙地諷刺，革命後當人們認為憲（政）民（主）唾手可得時，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標被「敵人圍困」「妖魔作祟的外部環境」和需要強化權力集中而無限期地推遲。

雖然掌權者心知肚明蘇聯的國策已經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分離，正如伯林在書中所說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體西方馬克思主義明顯的區分開來，這一概念不僅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關政治、社會和經濟信念與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無孔不入且讓人別無選擇」。就是要最終形成「體制與社會集體性的默契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