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貧富懸殊的國家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幾天前，中國改革論壇網發表了一篇題為《收入分配與「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簡稱《辨析》）的文章。該文謬誤不少，羅列的資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資料，但得出與其完全相反的結論。該文認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論並不可取」；「在具備『中等收入陷阱』特徵的國家中，經濟發展模式問題、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問題、人力資本問題、技術創新問題都是影響一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障礙，收入分配問題只是眾多影響因素之一」，因此，「不能誇大收入分配不公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並認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衝擊，都會因減少儲蓄、投資而令經濟增長中斷」。一、貧富懸殊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意義「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此後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政治體制轉型（表現為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發展經濟學將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稱為「貧困陷阱」，1000～3000美元稱為「起飛階段」，3000～5000美元稱為「中等收入陷阱」，1萬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門檻。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與之相對的是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它們分別花了12年和8年時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國家的人均GDP徘徊情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國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況地區說明國家人均GDP（美元）初次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忽高忽低徘徊，無法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拉美地區幾乎整個拉美地區的國家都深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墨西哥1255 美元（1974年）//8144 美元（2009年）巴西1144 美元（1975年）//8121 美元（2009年）哥倫比亞1063 美元（1979年）//5126 美元（2009年）阿根廷1145 美元（1962年）8000 多美元(20世紀末)2000 多美元（2002年）7666 美元（2009年）東南亞地區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1812 美元（1980年）//8209 美元（2008年）菲律賓20 世紀五六十年代3600 美元（2000年）5000 美元（2005年）3100 美元（2009年）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小國其特徵與經濟徘徊原因與上述國家類似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已經超過1000美元，成功突破「貧困陷阱」（我國在2003年才突破該陷阱），但是，經過四、五十年，幾經反覆，它們一直沒有能夠跨過1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經濟發展模式僵化。拉美國家在20世紀30、40年代一般都採用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本國工業，並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到1980年代，拉美國家固守自給自足、大而全的發展模式，令其比較優勢喪失，且逐漸與世界經濟脫軌，陷入了被動局面，錯失經濟全球化機遇。第二，宏觀經濟政策失誤，造成了外債激增、經濟大幅萎縮、資本外逃嚴重、失業率高等問題，經濟發展幾乎停滯甚至倒退。第三，貧富差距擴大。拉美國家的基尼係數在1970年代基本都在0.44~0.66，巴西在1990年代仍處於0.64的高位，大大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差距擴大導致了居民消費不足，內需不振，同時也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造成政局不穩，影響經濟增長。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經濟政策強調政府對價格干預，市場化改革緩慢；二是亞洲金融危機使其損失慘重，元氣大傷，並且長時期無法恢復；三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動蕩，影響國內經濟穩定增長。菲律賓經濟徘徊的主要原因：一是兩極分化嚴重，農村過於貧窮，農民的土地問題一直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二是人才匱乏，尤其缺乏高端、熟練勞動力。三是高度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過度依賴外部環境，內生經濟增長動力缺失。筆者需要補充的資料如下：拉美國家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經濟徘徊停滯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1）產業發展高度依附發達國家；（2）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其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3）外債高築，引爆亞洲金融危機，造成嚴重的經濟倒退；（4）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懸殊（進入21世紀，拉美的基尼係數平均0.522，有的國家甚至超過了0.6的危險狀態）；（5）長期政局不穩，對經濟發展造成致命影響；（6）缺少促成社會穩定的龐大中產階級；（7）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其壟斷地位阻礙社會民主化和社會改革，導致社會腐敗問題嚴重，一些國家，權力被金錢財富收買，整個社會被其控制操縱，人們的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完全被破壞。總起來說，新興經濟體國家之所以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在早期的經濟「起飛階段」，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制度問題，在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以後，其積累的經濟和社會矛盾便會集中爆發，其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便會進入臨界狀態，若在這一階段不能順利地實現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轉型，就難以克服經濟快速發展所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矛盾，在宏觀上就可能出現發展戰略失誤，其經濟增長就會回落（俗稱「撞牆」），並陷入經濟徘徊和停滯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衝擊，其經濟就會衰退。可見，經濟和政治體制轉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非常明顯，在眾多學者羅列出來的一大堆所謂主要原因中，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甚至兩極分化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都存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而貧富懸殊的背後，就是經濟和政治體制存在重大缺陷和問題。這些重大缺陷和問題的共同點是，這些體制竭力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忽視下層民眾的利益。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呈現權力與資本結盟的特點，有的甚至形成對整個社會進行控制操縱的局面，從而完全破壞了人們的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他們利用其壟斷地位阻礙並破壞社會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維護既得利益，從而導致社會腐敗問題嚴重，財富往少數上層和特權階層集中，數量龐大的下層民眾基本上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這些（或這類）經濟政治體制不僅是貧富懸殊的制度原因，而且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其它一些問題（或《辨析》所說的主要原因）的制度原因，比如：（1）「經濟發展模式問題」的主要方面就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這是這類經濟政治體制導致的主要問題。以我國為例，當國家壟斷了所有重要行業，壟斷了絕大部分經濟資源，介入了所有能夠掙錢的行業，嚴重障礙和制約了民營經濟、民間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無法通過創業和創新去獲取財富的時候，社會經濟內生動力不足是肯定的、必然的。（2）「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更多地表現為忽視農業、中小企業和微利行業，包括那些在我國倍受打擊的小商小販，街邊地攤，儘管一個地攤就是一個家庭的「飯碗」也不能倖免。看看這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性質，這種情況就不難理解。（3）「宏觀經濟政策問題」包括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剝奪民眾）、下層群體缺乏社會保障、中小企業稅賦過重、過度追求畸形經濟增長（為制度性尋租腐敗創造條件）、等等，最終也都是由經濟政治體制的性質來決定。（4）「人力資本問題」本質上是人力資本投資問題。當其經濟政治體制並不維護中下階層（尤其是下層民眾）的利益時，低收入人群、貧困人口幾乎完全喪失了投資人力資本的能力，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刨食，在微利行業甚至地攤經營中艱難求生。（5）「技術創新問題」更是典型的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會制約微觀經濟的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微觀經濟肯定缺乏創新精神。當企業能夠通過官商勾結、賄賂官員而獲取高額利潤時，很難想像企業會通過技術創新去爭取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拉美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高得多。它們的困難是更高層次上的困難。我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都明顯落後於拉美國家，因此，我們還沒有資格輕視拉美。近些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都在努力調整政策，促進經濟政治體制轉型，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幾年，一些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過8000美元，離1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已經只有一步之遙。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對社會經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當一國經濟發展忽視了下層民眾利益，導致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時，這個龐大群體事實上被排除在經濟發展之外，而這個社會也因此而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能容忍這種狀態時，這個社會就會動蕩不安，政局不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已經失去了穩定發展的條件，突破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幾成「騎著自行車上月球」的鬧劇。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確定的標準[2]，韓國在1970年代末已經成為典型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當時，韓國的基尼係數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根據國際標準，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相對合理區間的基尼係數為0.3～0.4）這說明韓國的經濟政治體制基本克服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而忽視下層民眾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夠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一系列問題。在這個基礎上，韓國在完成經濟「起飛」後，僅僅用了8年時間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韓國人均GDP在1995年達到11779美元，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韓國經濟負增長，1998年人均GDP急降到7724美元。韓國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經濟復甦，到2000年人均GDP又恢復到11347美元，並最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人均GDP為20591美元）要解決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只有建立規範的現代市場經濟、促進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這一條路，而如果真的實現了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那麼，不僅貧富懸殊的問題最終得以解決，而且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問題也迎刃而解。所以，我們需要從經濟政治體制轉型著手，去解決貧富懸殊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而不是象《辨析》那樣，把貧富懸殊放在「眾多影響因素之一」的地位上，並輕飄飄地說，「要找好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結合點」。二、發展經濟學論收入懸殊影響經濟增長《辨析》作者在文中羅列了許多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內容，名曰「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梳理」，但是，他們梳理的理論幾乎就沒有證明他們的什麼論點，相反，這些理論（主要是發展經濟學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收入分配關係失調會引發社會衝突，影響經濟增長，而這實際上也就論證了收入差距懸殊，會阻滯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在處理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上，戰後形成的早期經濟發展理論以發達國家原始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為依據，以單一的「效率優先」為原則，主張發展中國家先不急於縮小高度懸殊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以促進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通過收入分配的傾斜政策，增加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以增加儲蓄（富人的儲蓄偏好強），而儲蓄會轉化為投資，投資形成資本，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當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做大以後，再通過所謂的「涓滴效應」一點一滴地惠及社會中下階層，最終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然而，後來的情況顯示，上述傳統的「先促增長、再調分配」發展戰略在發展中國家並不湊效。因為他們的高收入階層盲目追求攀比，不是將增加的收入用於投資，擴大再生產，而是追求奢侈性消費。人們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取得了相對較高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可是，處於社會底層的40%以上人口的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卻很少改善或根本沒有改善，有的甚至有所下降。這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提高了資本積累和資本形成的能力，但最終沒有提升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反而使社會的貧富差別更為懸殊，原本就已非常緊張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這一情形大大動搖了傳統的發展經濟學觀點，1970年代，經濟學家錢納里和斯特勞特等提出了以增加就業、改進收入分配為目標的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後逐漸演化為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論和相應的發展戰略。新理論認為，單純的人均GDP的增長並不等於發展。發展是一種充分發揮人的潛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過程，它著眼於廣大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是一個人們生活水準不斷得到改善的漸進過程。因此，發展應該包括正義、公平、收入分配和服務等內容。應該重視農村的發展，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發展還應該重視生活質量，關心物質和精神的價值，使生活過得有意義。這一理論強調，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結構的變革，都不足以構成發展的目的，而不過是為達到發展目標所採取的一個手段。發展的真正目標應該是首先保證全體國民的基本需要。其實，在1960年代末，聯合國在第二個十年發展戰略中就明確指出，「發展的最終目的，必須是使個人福利不斷進步，並給所有人帶來好處」，強調發展中國家要實行「隨著經濟增長而重新調整分配」的發展戰略，並具體說明，除了經濟增長和工業發展指標外，還要把收入分配、就業、住房、教育、保健、營養、人力資源開發和農村發展等社會指標作為發展的重要內容。（2）事實上，1930年代，凱恩斯就已經顛覆了傳統單一的由市場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只不過他不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是針對發達國家。他認為，要實現收入分配公平不能僅僅依靠市場調節，而必須要有國家的主動參與，即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國家通過干預經濟、干預分配去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從而達到增加社會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凱恩斯還為醫治「有效需求不足」開出了藥方，一是提高富人所得稅，消滅食利者階層，二是增加政府開支，救濟失業者，實現充分就業。（3）20世紀50、60年代，卡爾多、羅賓遜和劉易斯等人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卡爾多和羅賓遜認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國民收入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到資本家手中，表現為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會不斷增加，但工資所佔比重會不斷下降。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收入分配關係失調，引發社會衝突，影響經濟增長。他們認為，要想擺脫這一困局，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必須調整利潤和工資的分配關係，保證收入分配的均衡發展，從而保障經濟穩定增長。劉易斯在其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中指出，要實現二元經濟的快速增長，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個必要條件，只有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況下，國民收入才能夠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實現資本積累的快速增加，從而推動二元經濟結構從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也就實現了經濟增長的目的。《辨析》自以為是地認為，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隱含了如下命題，「即收入均等化是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在經濟發展未達到特定階段之前，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衝擊，都會因減少儲蓄、投資而令經濟增長中斷，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與經濟增長這二者之間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時實現。」《辨析》的觀點有三個錯誤：（1）劉易斯的上述理論主要描述收入與增長漸次推進的關係，即適度收入差距推動經濟增長（低水平的收入與增長均衡）（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即來源於此），經濟增長引起收入差距過大並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我國目前即處於該階段），這時需要政府調節收入分配關係，再次形成適度收入差距推動經濟增長的態勢（中等水平的收入與增長均衡），促進中等水平上的經濟發展，並以此漸次推進，最終實現高水平的收入與增長均衡。（2）《辨析》自造了一個「收入均等化」概念強加給劉易斯，更臆想了一個偽命題強加給劉易斯，並用虛假的「收入均等化努力」去偷換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從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轉換」的出色論述。（3）《辨析》的上述錯誤隱含了一個偽命題，即一些學者關於「儘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體制」的主張是「收入均等化努力」。這是對眾多學者的誣衊，同時也嚴重誤導公眾。將抑制貧富懸殊、收入差距懸殊等同於「收入均等化努力」，在理論上是愚蠢的、有害的、惡劣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以遲福林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主張，我國經濟經過二、三十年快速增長，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積累了海量社會財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收入差距懸殊，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對社會穩定和進一步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特殊階段，因此，需要儘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體制，這包括制約權力、抑制腐敗、抑制收入差距懸殊、大力提高中低階層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水平，讓全體國民普享經濟發展成果，藉此激活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向更高的經濟發展目標邁進。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條件2010年我國人均GDP為4383美元[3]，正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30年以後，已經初顯疲態。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正面臨向下的拐點。「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正在我國徘徊，風險初顯，危險正在逼近。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天生就不是可以引領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想體制，而且，這個體制的弊端與事實上的原始市場經濟結合，已經製造出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諸如，利益集團坐大，腐敗泛濫，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加速發展，經濟和社會矛盾頻發，其中，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加速是這個體制弊端最為突出的惡果。未來一段時間，如果不能通過體制變革和轉型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那麼，貧富懸殊隨後就會成為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的特徵。相反，如果貧富懸殊問題得到解決，那就意味著體制變革和轉型得以實現，意味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條件已經具備，中華民族真正走向富裕的夢想也可以成真。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唯有銳意改革，促進經濟政治體制變革並轉型，才能解除魔咒，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我們目前正面臨困難和危險。這種困難和危險在於，曾經指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30年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已經面臨從疲軟到走不下去的地步。學者孫立平對此的解釋是，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求改革停下來，並且想把現在那些對他們有利的東西定型成一個體制（比如所謂「中國模式」）。「他們摸著一塊好石頭，不想上岸了。左派右派分別站岸兩邊拚命叫他上岸，但河裡的人既拒絕普世價值，又拒絕走回頭路。」[4]這種「半拉子」改革、中途停下來的想法雖然愚蠢，但是很現實。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停下來並弄成體制」的想法一廂情願，過於天真。著名學者吳敬璉對此說得很清楚，他說，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傳統），既可以前進到較為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統制經濟，甚至蛻化為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的過渡性體制。[5]「吳市場」是正確的，中國改革是停不來的，不進則退，沒有中間道路。2011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亞洲2050——實現亞洲世紀》的報告，亞行在報告中稱，韓國是通過培育中產階層和知識經濟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模範國家。[6]世界上所有現代化發達國家都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從而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龐大的中產階層對社會貧富分化具有較強的調節功能，對社會利益衝突也具有較強的緩衝功能，因而能夠長期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首要的一條就是，該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能夠克服「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而忽視下層民眾利益」的制度弊端，從根本上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1]彭剛、苗永旺：《收入分配與「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中國改革論壇網/社會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實踐，2012年2月13日。[2]聯合國工發組織確定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標準是，1978年人均收入超過1100美元，製造業凈產值占當年GDP的20%以上。（高步德：《世界經濟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65頁。）[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根據有關數據計算。[4]孫立平：《中國轉型陷阱》，《鳳凰周刊》，2012年第4期。[5]吳敬璉：《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財經〉評論》，2011年第1期，2011年10月17日。[6]記者張哲：《亞行稱韓國是模範國家韓官員用孟子名言吁亞洲合作》，環球網/國際/國際新聞，201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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