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文化初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如同探索人類文化的起源一樣，是一項很有意義的考古研究課題。史前考古發現表明，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轉變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研究表明，華北地區早期舊石器已經顯示出地理分布的區域性【1】，晚期舊石器更是多樣化【2】。新石器的出現在華北地區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和時間位相的差異似乎愈加錯綜複雜。因而，探討華北乃至中國文明起源不能不重視對華北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研究。

　　一、文化遺存和特徵

　　中國史前考古學中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段嚴重的缺環，事實上缺環是不存在的。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是逐漸由量變轉化為質變的過程。隨著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和考古工作的新進展，連接這段缺環的可能性越來越成為現實。多年來，我國華北地區考古發現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積累，可以看到細石器的發生和發展是探索我國華北地區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關鍵。正如我國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所指出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之間，細石器的出現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環節【3】。

　　我國細石器文化的出現經歷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發展過程。華北地區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的桑乾河流域泥河灣盆地，孕育了舊石器時代早、中、晚各個時期的古文化。有距今100萬年以前的東谷坨和小長梁舊石器地點文化遺存，石製品以中、小型為主，有的器物加工比較精緻【4】。我國已故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曾指出小長梁的石器達到了黃土時期的式樣，好象把周口店時期飛躍過去了【5】。在大約距今10萬年的許家窯人文化的石製品中，拇指狀刮削器已接近細石器文化傳統中的此類器物，尖狀器、雕刻器以及石鑽都加工得小巧精緻。研究者認為許家窯遺址發現的石器不僅細小，而且從類型上也應歸到東亞、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傳統範疇之內【6】。距今2.8萬年前的峙峪人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石製品，以及骨製品，還有裝飾用的鑽孔石墨，文化遺物豐富多彩。石製品中以小石片和細小石器為主，構成了這一文化的主要特徵。類似拇指狀的小圓刮削器，修理把手的斧形小石刀，以及加工成類似帶鋌的石鏃，它們都可能是用作複合鑲嵌工具的。峙峪文化無疑成為華北細石器工藝傳統文化的先驅【7】。

　　距今1萬年前的虎頭梁文化中出現了典型的細石器工藝技術，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大部分採用了壓制技術。虎頭梁的石核具有華北細石器文化傳統中典型的楔形石核，數量也相當多，約佔虎頭梁全部石核的85%，從而可見虎頭梁文化細石器工藝水平已達到相當嫻熟的程度，這無疑體現出虎頭梁文化石葉——細石器工藝傳統的顯著特點。虎頭梁的石製品採用的剝片技術主要是錘擊法，另有砸擊技術存在。虎頭梁的石器中以刮削器和尖狀器為其主要的工具類型。其中短圓頭刮削器（即拇指狀刮削器）是細石器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尖狀器主要採用壓制技術進行通體剝片修理，製作相當精細，類型也多種多樣，根據其底端的形制，研究者分為圓鈍型、尖型、凹型、一側凹型和平直型。其中凹型在形態上似乎與帶有兩翼的石鏃有關，推測所以修理成凹狀可能是為了便於安柄。虎頭梁的尖狀器是一個主要的、突出的石器類型，就在這種工具類型上出現了局部人工磨製的痕迹。這些磨痕出現在石器的一面，呈深淺不一的縱向和橫向的條紋狀【8】。這種技術的出現不能不說是我國華北地區石器工業中的一大革命。顯然，虎頭梁文化對於研究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近些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桑乾河流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和發掘，在虎頭梁一帶發現了從距今大約30000～7500年的4個連續發展的文化序列值得重視和研究。它們是：距今約3萬～2萬年的西水地大西梁南溝文化層，地點東距虎頭梁約2.5公里，其文化層比虎頭梁文化層低10米左右，分布在桑乾河二級階地的中部礫石層中，發現石製品百餘件，研究者認為石器工藝類型屬於華北小石器文化傳統；距今約2萬～1.8萬年的西水地大西梁西溝文化層，地點距南溝不足100米，其文化層比虎頭梁文化層低5米左右，分布在桑乾河二級階地上部的砂質黃土層中，發現石製品十餘件，石器工藝類型屬於細石器文化傳統；距今約1.1萬年的虎頭梁文化層，分布在桑乾河二級階地上部砂質黃土層靠上部位，發現石製品4萬多件，石器工藝類型屬於典型的細石器文化傳統；距今7500年前的陽原石匣頭馬坊黑土坡文化層，分布在桑乾河二級階地的頂部褐色土層中，發現的文化遺物有細石器、骨角器和少量的磨光石器，細石器中有典型的鉛筆頭狀細石核，是採用間接打擊法剝離石葉而成，根據黑土坡文化遺物的性質以及所處的時代，黑土坡的文化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9】。以上4個文化層層位明確，文化內涵早晚有序，時代上大致也可以銜接，這就為研究華北小石器文化傳統向細石器文化傳統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也為研究華北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層依據。

　　山西南部中條山在東端沁水、垣曲、陽城一帶廣泛分布著下川細石器文化10多處地點，歷山腳下下川盆地是下川細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區。下川文化的主體是以燧石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細石器，僅有4.7%的石器是由石英岩、砂岩等原料製成的粗大石器【10】。下川細石器中細石核已趨於典型化，有錐狀、柱狀、楔狀等，其中錐狀和窄楔狀石核打製得相當精美，從石核片疤痕迹觀察，打下的細石葉薄長而規整，有的可能採用了間接打擊技術。發現了大量人為截斷的細小石片，應是作為複合鑲嵌工具之用。另外，石器中以琢背小刀、長身圓頭刮削器、三棱小尖狀器、斜邊雕刻器最具特色。下川文化成為華北地區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

　　山西細石器文化遺存在汾河谷地和呂梁山南端也有分布。距今2.6萬年左右的襄汾縣柴寺丁家溝文化層，與山西北部峙峪文化層時代大致相當。然而，丁家溝的石器與峙峪者不同，首先，丁家溝的石製品包括粗大石器和細石器兩大類；其次，丁家溝的細石器比峙峪的顯得進步、典型，從錐狀、楔狀石核上剝下的薄窄條狀的細石葉佔有一定的比例，石器中出現有採用壓剝技術修理成的石鏃、琢背石葉、小圓頭刮削器，以及斜邊雕刻器和小型石鑽等【11】。丁家溝文化早於距今約2.3萬～1.6萬年的下川文化，兩者時代相接，文化上也有某些聯繫。蒲縣薛關細石器遺址距今1.3萬年前，晚於下川文化遺址，從石器性質上看與下川文化有較多的一致性，石器中以小型者居多，打片技術採用直接和間接法兩種，石器組合中有細小的刮削器、尖狀器、斜邊雕刻器和琢背小刀等【12】。吉縣柿子灘細石器遺址距今1萬年左右，文化特徵與下川文化有某些相似之處，但進步因素更為突出。發現有典型的錐狀和楔狀細石核，剝下的細石葉薄長而規整，數量占石製品總數的30%以上，其中大量的石葉去頭斷尾，與下川文化同類器物相同，應是作為複合鑲嵌工具之用。由細石葉壓制而成的石器有石鏃、尖狀器、刮削器和細長石鑽等。石器工具多樣化，根據底端的形制，石鏃可以分為斜鋌、圓底和平底等，根據尖部的形制，石鏃又可以分為扁尖和斜尖等；刮削器可以分為拇指狀、半月形，直刃、凹刃和端刮等；尖狀器可以分為雙尖梭形、正尖形、歪尖形、心形和小三棱形等。另外，發現有雕刻器、琢背石片、石鋸、磨盤、磨石、手斧和石錘等，以及蚌器、赤鐵礦石和反映人們心理和信仰的岩畫。研究者認為，這些文化遺物和遺迹的時代應處於中石器時代較早階段【13】。

　　近年，山西中部榆次縣大發發現傳統的小石器與細石器並存的石器地點。該地點的石器主要由燧石和石英岩製成，加工技術主要採用錘擊法，同時也出現了壓製法。小石器有常見的刮削器、端刮器、尖狀器、雕刻器、石鑽，以及石鑽——端刮器和刮削器——凹缺刮器等。細石器有楔狀石核、石葉和小圓頭刮削器等。研究者認為大發地點發現的文化遺物，其時代屬於晚更新世末期。該地點的發現對於研究山西南北兩地小石器和細石器的發展關係具有重要意義【14】。

　　最近，山西報道距著名的下川文化遺址不遠的高平縣羊頭山發現細石器。石製品皆為黑色燧石製成，其中細石核、圓頭刮削器、楔形器、鋸齒刃器等具有時代特徵，與下川文化的同類器物相似，因此，羊頭山的細石器可以劃入下川文化範疇之中【15】。

　　燕山南麓渤海灣的西北陸地發現有4萬多年前的遷安爪村舊石器文化遺址、1萬多年前的玉田孟家泉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的文化遺址，以及時代大致與孟家泉相當的灤縣東灰山文化遺址。

　　爪村遺址的石製品發現的數量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指出無論打制石片還是加工石器可能都採用了軟錘技術【16】。軟錘技術在北京人1～3層的石器文化中就可能已經開始使用【17】，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這種技術得到較廣泛的應用，在峙峪、小南海等遺址文化遺物中都發現有這種技術的運用【18】。

　　孟家泉文化遺址文化遺物包括有大批的石製品和一些骨製品。其中石製品數以萬計，大量石片製成的刮削器、尖狀器和石錐體現出華北小石器文化傳統的特徵，而細石器的成份在文化組合中佔有一定比例，有典型細石器文化中的拇指狀刮削器，下川細石器文化中的琢背小刀，以及採用壓制技術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錛狀器等。以上特徵說明孟家泉文化繼承了華北小石器文化傳統並由此轉向細石器文化傳統，細石器文化在這一文化體中佔據主導地位【19】。值得提到的是，孟家泉人已經開始使用磨光技術，壓製法修理的錛狀器腹面磨光，這種器物形制上有些象富河文化的寬刃斧【20】，所不同的是，前者一面修理成凸起狀，另一面磨光呈平坦狀，而後者兩面皆修理成凸起狀。孟家泉文化與峙峪文化相比要進步得多，而與虎頭梁文化相比，表現出細石核不夠定型，細石器中採用壓制技術者較少。根據遺址所在層位相當於附近河流的二級階地，以及與文化遺物共生的原始牛、野馬、葛氏斑鹿等動物群的分析，孟家泉文化遺址的時代可能距今1萬多年前。

　　東灰山遺址發現於燕山南麓一條主要河流灤河的第二級階地上部灰白色砂層中。文化遺物主要為石製品，從石製品上可以觀察到剝片採用的是錘擊技術，加工石器以錘擊法為主，兼有壓製法，細石核、石葉和細小石器是這一遺址文化集合體的主要內涵【21】。細石核多為船底形石核，石葉短小，與兩側平行的典型細石葉相比，不甚規則，它們應是採用直接打擊技術所產生。細小石器有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等，文化面貌無疑屬於細石器文化傳統，與孟家泉文化基本上相似，二者時代大致相當。

　　近些年來，考古工作在河北省徐水縣和滿城縣有了新的突破。南庄頭是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縣高村鄉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之初的文化遺址，據報道其時代為距今1萬年左右，出土的文化遺物有石片、石磨盤和石磨棒等。並發現少量燒制火候很低、極易破碎的夾砂陶片，動物遺骸有大量的獸骨、禽骨和螺蚌殼，以及植物的莖葉和種子等。根據這些遺物推測，當時人們的經濟形式仍以狩獵、採集為主，豬和狗可能已被馴養，農業也可能有了萌芽【22】。

　　滿城古人類遺址發現在河北省滿城縣的曹仙洞。這裡出土了大量的動物化石和新石器時代慣用的石斧和石鐮，以及經磨製的骨針和圓滑的骨珠等，但是沒有發現陶器。根據遺址中存在的生產工具石鐮來看，它遠遠不同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甚至是末期的直刃或凹刃刮削器，也不同於便於採集用的琢背小刀，它很可能是農業的收割工具。根據動物化石和文化遺物的研究分析，遺址的時代可能是新石器時代之初，年代距今約1萬年前【23】。

　　近年，北京房山區鎮江營遺址文化層下部揭露出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被稱之為「鎮江營一期類型」。該類型文化遺存除發現一些素麵陶器外，並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加工而成，石器刃部稍加磨製，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鉛筆頭狀石核、楔狀石核和小石葉等細石器文化成份【24】。這一文化類型的發現為研究華北舊石器到新石器的過渡增添了重要資料。

　　研究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遠古人類的文化，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當時人類製造和使用的生產工具。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滅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滅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25】。

　　晚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時，狩獵經濟空前高漲。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峙峪人已經開始製造和使用石鏃這種箭頭工具。下川文化中的石鏃不僅數量漸多，而且在製作技術上也有了很大進步，皆採用壓製法修理成器，並包括有圓底和尖底兩類。虎頭梁文化中的尖狀器有些可以歸入石鏃工具中，特別是底端凹形尖狀器很象是帶有兩翼的箭頭。恩格斯指出：「弓矢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及槍炮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26】弓箭的出現無疑成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顯著標志之一。根據普遍出現的箭頭工具推斷，過渡時期我國華北地區人類的經濟活動仍以狩獵為主。

　　過渡時期文化的又一顯著特徵是複合工具的廣泛運用。華北舊石器晚期許多細小石器似乎安在木質或骨質的柄或桿上才能有效地使用。到了典型的細石器文化階段，那些小拇指狀刮削器、小雕刻器、箭頭和細石葉等製品，顯然就是作為鑲嵌工具用的。甘肅永昌鴛鴦池遺址長46厘米嵌有石葉的骨刀柄、長33.5厘米兩側嵌有石葉的骨匕首【27】，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號遺址長約15厘米嵌有石葉的骨鏢，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長24.1厘米具有一道凹槽的骨刀柄【28】和青海西寧朱家塞遺址長25.4厘米嵌有石葉的骨刀【29】，雖然都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然而從它們的製作水平來看，足以顯示鑲嵌工具的出現可以追溯到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鑲嵌工具中的骨刀以及下川和孟家泉等文化遺址中的琢背小刀等工具，除其他用途外，更多地可能用於野生植物的採集。這一時期的採集經濟仍具有重要意義。

　　舊石器時代晚期骨器的製造已經達到一定水平。遼寧海城小孤山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現有雙排倒勾的骨魚叉【30】，它反映出當時人類的捕魚已成為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到了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隨著最後一次冰期的結束，華北地區氣溫轉暖，冰川消融，水域擴大，因而漁獵活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興盛。山頂洞雖未曾發現類似小孤山的骨魚叉，但用青魚眼骨製成的裝飾品【31】可以判斷當時人們對這種魚相當的了解，因而推斷山頂洞人可能從事頻繁的捕魚活動。

　　過渡時期人類仍然受著自然環境的制約依山傍水而居。這一時期的人們與動植物間形成錯綜複雜的有機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人們獵取動物雖然是為了獲取肉食解決食物來源，然而對那些獵獲過剩的較溫順動物，如羊、牛、豬等，以及可以成為人類狩獵助手的狗，會將它們馴養起來，於是促成了對它們的馴化和飼養。人們採集植物種子是獲取食物的又一經濟方式。在長期的採集活動中人們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長規律，一旦氣候變化，自然生長的植物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時，人們就開始有意地將以往採集的植物作為種子，將它們播種到地里，按照它們的生長規律進行管理，成熟後進行收割，年復一年，人們又促進了植物的進化和發展。徐水南庄頭遺址中發現的豬骨和狗骨遺骸很可能是被人們馴養的家畜。滿城曹仙洞遺址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慣用的石鐮，可能是收割栽培植物的工具。隨著經濟的發展，人群的擴大，人們由遊盪性的攝取型經濟，向固定性的生產型經濟轉化。

　　蘇聯學者H·N·瓦維洛夫在研究穀物農業的起源問題時指出：穀類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長在草原荒漠地區，也不是生長在肥沃的河谷地帶，而是生長在亞熱帶的山前地帶和丘陵地區【32】。事實上，山前地帶洪積扇地貌發育，在洪積扇邊緣與平原過渡地帶地勢平坦，地下水出露，多有湖泊沼澤，草木茂盛，動物經常出沒。這樣的地理環境，對於過渡時期人類無論是從事漁獵，還是採集、栽培植物，都是十分理想的場所。華北地區河北的虎頭梁遺址和玉田縣孟家泉遺址就是分布在這樣的地貌單元上。我國北方穀類小米就適合于山坡地帶生長。這種作物生長期短，耐乾旱，就是貧瘠一些的山麓坡地也可以種植。新石器時代許多遺址的調查和發掘表明，我國華北地區是穀類作物的發祥地。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相當多的一些窖穴內發現有遺留的粟，有的窖穴內堆積得還相當厚【33】。據此可以推測粟的種植應出現的更早。在全新世之初的第一個高溫期時，約1萬年左右這種作物的栽培可能就趨於成熟。

　　根據以上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不難看出華北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人們經歷了數千年的狩獵、捕魚和採集等經濟活動，在這基礎上發生了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經濟。

　　二、文化區系和類型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論述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時提到，人們活動地域的自然條件不同，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34】。考古學家張之恆先生又明確指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並非僅一種過渡形式【35】。

　　在華北地區由於各處環境不同決定了不同區域內人群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於是有的學者將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和細石器文化做了一些區分，把它們劃分為3種平行發展的石器技術的3個不同的文化集合體，它們是石葉集合體、石片集合體和細石葉集合體。石葉集合體以水洞溝文化為代表，採用直接打擊法從石核上剝下較大的石葉，用它製成較規整的石器工具，如尖狀器和刮削器等。石片集合體以劉家岔、閻家崗、西八間房、小南海和山頂洞等遺址文化為代表，不含有石葉和細石核，用不規則的石片沿其邊緣修理成各式工具。細石葉集合體分早、晚兩個階段：早期階段以許家窯、薩拉烏蘇和峙峪遺址文化為代表；晚期階段分為南北兩個系，南方系以下川文化為代表，細石核以錐狀和柱狀為主；北方系以虎頭梁文化為代表，細石核以楔形為主【36】。另外，有的學者將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統稱為長石片——細石器工業。它們的共性是都有一定數量的長石片、石葉，以及用它們製成的石器和各類石核。根據它們的不同，又進一步分為長石片亞工業和細石器亞工業。長石片亞工業以水洞溝文化為代表，既有長石片細石器工業產品，又有以小石製品為主的工業產品。細石器亞工業從類型上和加工技術上都是相當成熟，可以細分為單一的和多樣的器物組合群。單一的器物組合群以下川文化為代表，它以細石器亞工業產品居主導地位，並存在大量小的石製品；多樣器物組合群的薛關、虎頭梁等遺址文化為代表，它們都有相當數量的細石器亞工業產品，又有屬於不同區域的工業產品，具有內涵的多樣性，可分為3個文化變體：Ⅰ、典型細石器與精緻石器共存，如薛關；Ⅱ、細石器與「丁村器物組合」型的石製品共存，如襄汾柴寺丁家溝口；Ⅲ、細石器與多樣材料器物共存，以虎頭梁為代表，包括細石器亞工業產品、加工精細的石器和多樣材料製成的裝飾品【37】。

　　以上我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和細石器文化的兩種分類大體相同，這正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文化在不同區域內呈現出不同類型的原貌。從這些不同類型中似乎可以看到，在華北舊石器時代兩大文化系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文化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如細石葉集合體或細石器亞工業中的Ⅰ和Ⅲ文化變體是繼承和發展了「小石器文化傳統」，石片集合體恐怕是繼承和發展了「大石片石器文化傳統」，而石葉集合體或長石片亞工業及細石器亞工業中的Ⅱ型文化變體，可能是兩種文化傳統的相互融合和進一步發展。可以看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石器工業不僅在製作技術上有了飛躍，就是在類型上也趨於多樣化。

　　從分析的大多數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文化材料來看，可以反映出這樣一些跡象，山麓地帶如桑乾河流域和燕山南麓的文化以「小石器文化傳統」發展起來的細石器文化傳統為主，虎頭梁文化和孟家泉文化可以作為代表。平原地區的文化似乎受「大石片石器文化傳統」的較大影響，比如徐水南庄頭和滿城曹仙洞遺址文化類型。前者以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繼而進一步發展為原始畜牧；後者則以採集為主要生產方式，繼而進一步發展成原始農業。而在兩者的交界處則是多種經濟並存。

　　對華北地區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類型的研究，為探討北方和中原地區豐富多彩的新石器時代各種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中原地區的磁山、裴里崗文化【38】，與北方地區的興隆窪、新樂文化【39】時代大相致當，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40】與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41】、富河文化【42 】時代大致相當。然而，兩個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相差甚遠，恐怕徐水南庄頭和滿城曹仙洞文化與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有更多的淵源關係，而桑乾河流域、燕山南麓的細石器文化與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有更多的淵源關係。當然，我們並不排除新石器時代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

　　三、討論與結論

　　研究中國的古文化和文明起源不能不探討舊石器和新石器的聯繫，因此，研究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成為當前考古學中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

　　華北遠古文化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過渡，正是距今大約1萬年前典型細石器發生和發展時期，因而，研究華北舊石器向新石器的過渡，必須從細石器研究入手。

　　關於細石器的起源問題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大問題。考古學家賈蘭坡先生和安志敏先生曾在這方面做過一些探討，提出過細石器文化起源於我國華北的觀點【43】。舊石器時代晚期細石器的出現，主要可以歸納以下3個方面的因素：1.自然環境的變化；2.原始人類的進化；3.傳統文化的繼承。以上3個方面相互作用，互為條件。

　　第四紀更新世晚期，我國受全球性最後一次大冰期即玉木冰期的影響，華北地區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勢較高的地方被冰雪覆蓋，山間盆地植被減少，華北草原面積大幅度擴展，植被更替，動物演變。渤海、黃海海平面下降，海岸線退縮。為了適應這種環境，人們被迫改進生產工具以便提高生產效率，於是出現了細石器。華北典型細石器的出現和成熟發展，特別是磨製技術的出現導致了舊石器到新石器的技術革命。

　　自然環境的改變只是細石器產生的外部因素，這裡起決定性因素的是人類自身的進化。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進化到晚期智人階段，這一時期的人類已經成為現代人類型，例如山頂洞人頭腦已經高度發達，雙手更加靈巧。與山頂洞人文化時代大致相當的下川文化已經具有進步性質的細石器工藝，發明了適應複合工具特殊需要的細石器工具。人類學家吳汝康指出：人類在地球上的出現是一次大的突變，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新人（即晚期智人）的出現也可能是一次突變【44】。那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細石器工業的出現，正是人類進化突變的結果。

　　根據目前發現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華北地區遠古文化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時期。東谷坨、小長梁文化的發現，開始將華北小石器傳統文化提前到100萬年前。之後，經歷了北京人文化、許家窯文化、峙峪文化漫長的發展時期，到了1萬多年前華北細石器文化誕生，出現了下川文化、孟家泉文化、虎頭梁文化等，隨著這些文化的成熟發展，進一步向新石器文化過渡。大量的遠古文化資料顯示出華北細石器文化應該是小石器傳統文化的繼續。

　　華北地區許多細石器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細石器材料表明，細石器工業的創造者在選用製作細石器原料時以燧石為主，兼用石英、石英岩和石髓，甚至是瑪瑙。其中燧石、石髓和瑪瑙具有硬度大、韌性好和質地均勻等性質，有利於製作出精美細小的石器工具。

　　過渡時期人類在原有石器製作技術的基礎之上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砸擊技術的應用是中國遠古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比如北京人文化、許家窯文化、虎頭梁文化等都存在有砸擊技術。採用砸擊技術有助於生產小石片以及各類小型石器。另外，砸擊技術較直接錘擊技術接近於間接技術，推測我國華北細石器工藝中的間接技術可能與砸擊技術有關，很可能前者是由後者進一步發展演化的結果。人們採用由直接打擊技術進一步發展而來的間接打擊技術，獲得了更符合需要的薄長而兩側平行的標準化細石葉（見圖）。

　　細石器工業中生產石葉而獲得的細石核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船底形石核、楔狀石核、錐狀石核（進一步發展成鉛筆頭狀石核）和柱狀石核等。根據不同時期細石器遺址中細石核出現情況分析，細石器工業早期以船底形石核或寬楔狀石核為主，如柴寺丁家溝口者，典型細石器工業時期以窄楔狀石核或錐狀和柱狀石核為主，如虎頭梁和下川者；細石器工業進入新石器時代，由於間接打擊技術的廣泛運用，多見典型的鉛筆頭狀和圓柱狀石核，如黑土坡和富河溝門者（見圖）。

　　細石葉進一步加工成石器主要體現在刃部和尖部，因而形成一些直刃的石葉刮削器和修理成尖的石葉尖狀哭和石鑽等。這些石葉工具類型主要出現在我國地區，而歐洲、西亞和非洲等地則不同，這些地區的細石器主要是採用石葉修理加工成幾何形石器【45】。因而，許多學者認為以上地區的細石器不屬於一個類型，不是起源於同一個地區【46】。

　　關於細石器在我國的分布，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得知，細石器不僅在我國北方地區存在，其他地區如山東汶泗流域和臨沂地區【47】，江蘇北部的馬陵山一帶【48】，西南部的四川廣元【49】和雲南元謀【50】，青海、西藏高原地區【51】和華南的廣東西樵山【52】等地也有廣泛的分布。就目前發現的材料來看，細石器在我國南方和青藏高原出現的時間較晚，它們是自成體系還是受華北的影響，需要更多材料的進一步發現和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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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石器中幾種類型的演化圖

　　1.嘎查【52】2.樓子町【54】3.黑土坡距今7530年【55】4.富河溝門距今4735年【56】5.新樂距今6620年【57】6.洗馬庄【58】7、8、9.新開流距今5430年【59】10、14、15.海拉爾11.虎頭梁12.下川13.油房【60】16.榆社距今11960年【61】17、19.下川　18.孟家泉20、21、22.丁家溝23、27.許家窯24.小南海【62】25、26.峙峪

　　華北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細石器工業成為這一地區的主要工業體系，其表現特徵為：

　　1.細石器工藝技術不僅存在錘擊法、砸擊法等直接打制技術，而且已由直接打制技術發展成間接打制技術，這是細石器工業興盛的重要技術因素，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細石葉，已製作出典型的細石器及複合鑲嵌工具。

　　2.細石器的加工普遍採用壓制技術，這是細石器工業中製作石器的典型技術。這種技術多出現在尖狀器、石鏃、斧形器和錛形器等石制工具上。

　　3.軟錘（包括骨錘、木錘和角錘）技術不僅廣泛運用於打片技術上，而且在石器的加工技術上也得到應用。

　　4.標誌著複合工具興盛和狩獵經濟發達的工具石鏃普遍出現。

　　5.磨製技術已經出現，表現在石器某些部位的磨製和骨角器的磨製。

　　6.鑽孔技術已經產生，主要表現在裝飾品和骨器上。

　　7.標誌著捕魚經濟發展和人類行為進一步提高的具有專門用途的骨器，如骨魚叉、骨針、骨珠等的出現。

　　8.標誌著狩獵、採集經濟已開始向原始農業、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打制石斧、石鋤和石鐮等石制工具的出現。

　　細石器文化出現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時期。這種細石器文化承前啟後，它是舊石器時代「小石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北方某些新石時代文化的源流；然而，這種細石器文化又不同於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文化傳統，也不同於新石器時代的石器文化傳統，因此，這種細石器文化表現出高度的獨特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註：本文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蘇秉琦教授選定題目、指導分析下完成的；北京大學考古系呂遵諤教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衛奇教授，對本文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表示衷心地感謝。

注釋：

【1】張森水：《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中國遠古人類》第97～118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衛奇：《中國北方早期舊石器新觀察》，黃海地區環境與文化國際研討會，1992年。【2】【36】《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參加第十三屆國際第四紀大會論文選》第21～31頁，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3】安志敏：《海拉爾的中石器遺存——兼論細石器的起源和傳統》，《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4】衛奇：《東谷坨舊石器初步觀察》，《人類學學報》1985年第4卷第4期；尤玉柱等：《泥河灣組舊石器的發現》，《中國第四紀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尤玉柱：《河北小長梁舊石器遺址的新材料及其時代問題》，《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5】裴文中：《泥河灣組舊石器發現的討論》，《中國第四紀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6】【46】賈蘭坡、衛奇：《陽高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7】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8】蓋培、衛奇：《虎頭梁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4期。【9】【55】謝飛：《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文化研究新進展》，《人類學學報》1991年第10卷第4期。【10】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11】王建、陶富海：《丁村遺址群舊石器概述》1979年，油印本。【12】王向前等：《山西蒲縣薛關細石器》，《人類學學報》1983年第2卷第2期。【13】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縣柿子灘中石器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3期。【14】高星等：《山西榆次大發舊石器地點》，《人類學學報》1991年第10卷第2期；李壯偉、王志剛：《山西榆次大發地點的舊石器》，《人類學學報》1992年第11卷第4期。【15】王益人、常四龍：《山西高平縣羊頭山細石器》，《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16】張森水：《河北遷安縣爪村地點發現的舊石器》，《人類學學報》1989年第8卷第2期。【17】裴文中、張森水：《中國猿人石器研究》，《中國古生物志》總號第168冊，新丁種第12號，科學出版社，1985年。【18】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劉景芝：《石葉直接打制技術的研究》，《史前研究》1990～1991年輯刊。【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玉田縣孟家泉舊石器遺址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20】蘇秉琦：《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2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發現細石器遺址》，《考古》1989年第11期。【22】徐浩生：《徐水發現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中國文物報》1990年12月20日；保定地區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縣南庄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11期；金家廣、徐浩生：《淺議徐水南庄頭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23】《滿城發現古人類遺址》，《北京日報》1992年2月27日。【24】陳光：《北京發現鎮江營遺址》，《中國文物報》1991年6月9日。【25】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27】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等：《永昌鴛鴦池新石器時代墓地的發掘》，《考古》1974年第5期。【28】【42】【56】楊虎：《試論興隆窪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29】蓋培：《環太平洋圈細石葉傳統之中國瞻望》，《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參加第十三屆國際第四紀大會論文選》第21～31頁（英文），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30】黃慰文等：《海城小孤山的骨製品和裝飾品》，《人類學學報》1986年第5卷。【31】賈蘭坡：《山頂洞人》，龍門聯合書局，1951年。【32】科爾斯：J.M.，E.S.希格斯：《早期人類考古學》，倫敦，1969年（英文）；懷默，J.：《舊石器時代》，倫敦，1982年（英文）。【33】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34】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35】張之恆：《關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幾個問題》，《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37】張森水：《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工業分類初探》，《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38】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3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10期；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40】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41】尹達：《關於赤峰紅山後的石器時代遺址》，《中國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55年。【43】賈蘭坡：《中國細石器的特徵和它的傳統、起源與分布》，《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9年第16卷第2期；安志敏：《海拉爾的中石器遺存——兼論細石器的起源和傳統》，《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44】吳汝康：《人類起源與進化過程中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1960年第2期。【45】巴比洛夫，H.H.：《目前研究中的世界農業起源問題》，莫斯科，1932年（俄文）。【4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汶泗流域發現的一批細石器》，《考古》1993年第8期；臨沂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臨沂縣鳳凰嶺發現細石器》，《考古》1983年第5期；臨沂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郯城縣圖書館：《山東郯城黑龍潭細石器遺址》，《考古》1986年第8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郯城馬陵山細石器遺存調查報告》，《史前研究》1987年第1期。【48】張祖方：《蘇北馬陵山中段的細石器》，《東南文化》1985年第1期。【4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隊：《四川廣元市中子鋪細石器遺存》，《考古》1991年第4期。【50】周國興、張興永：《元謀盆地的細石器遺存》，《北京自然博物館研究報告》1980年第5期。【51】蓋培、王國道：《黃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時代遺址》，《人類學學報》1983年第2卷第1期；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的試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9期；安志敏等：《藏北申扎、雙湖的舊石器和細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劉澤純等：《西藏高原馬法木湖東北岸等三個地點的細石器》，《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4期；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吉隆縣羅壟溝石器地點》，《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輯；李永憲：《吉隆羅壟溝等雅魯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遺存——兼論西藏高原細石器遺存的相關問題》，《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輯。【52】曾騏：《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4期；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南海縣博物館：《1986年西樵山考古發掘報告》，《史前研究》1990～1991年輯刊。【53】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內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嘎查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考古》1983年第8期。【54】陳哲英、吳永春：《山西天鎮縣樓子町發現細石器》，《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3期。【57】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58】陳哲英：《山西廣靈縣洗馬庄石器遺存》，《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59】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60】謝飛、成勝泉：《河北陽原油房細石器發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89年第8卷第1期。【61】衛奇等：《山西榆社細石器遺存》（待刊）。【62】安志敏：《河南安陽小南海舊石器時代洞穴堆積的試掘》，《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原文出處：《北方文物》（哈爾濱）1994年04期第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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