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民心流失的歷史警示

「自古革命，務歸人心!」這是唐人張廷珪在武則天卧床不起被迫交權時說的一句話，意指政權的廢立即其合法性完全取決於人心向背。時人心歸向李唐，於是廢周復唐，順乎民心，這場流血很少的革命，僅誅除了武則天的幾個嬖倖。

古代聖賢歷來把民心得失看作是政治的晴雨表，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就是在民心喪盡的情勢下，在武昌起義後幾個月，即被各省代表選舉產生的民國臨時政府所取代。武昌槍響後一個月內竟有14個省宣布獨立，失民心的清室沒後援，空前孤立，只能任由袁世凱擺布，誠可謂失人心者失天下。

清政府自我改革挽救民心

清末，戊戌變法是政治體制改革，企圖挽大廈之將傾，但因觸犯既得利益權貴，僅行百日即被廢止。清上層倒行逆施又引發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為此康有為又上書粵督李鴻章，呼籲改弦易轍，「天時不可失，人心不可違」。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庚子禍亂後期上層幾乎沒有誰再反對改革，為救治沉痾，連慈禧太后也支持並主持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各方面，其特點是引鑒西學西政，1906年提出預備立憲，並派出大臣去西方各國考察。「 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同，博採眾長」。應該說清廷是看到了人心思變，企圖以改革來挽救危亡喚回人心。

辛亥前十年清改革力度很大、成效顯著，不能說是敷衍人心。北師大歷史系曾編了這十年「民變檔案史料」兩大冊，所謂「民變」，即群體性抗捐抗租等變亂，其實每年也不過就一兩百起。革命黨孫文、秋瑾等也發動了十數次起義和暗殺，但多限於局部地區，規模都很小，少有人響應，且無妨大局。應該說清政府通過全方位改革，在庚子亂局後很快穩定了人心，控制住了政治局面。

創設民意機構溝通民心

改革向縱深發展必然要觸及既有權力格局，觸及到政治體制根本。清改革「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所謂「公諸輿論」，即設立「民意」機關，以溝通民心，「博採群言」。1908年清廷開始在地方各省籌辦諮議局，在中央籌辦資政院，宗旨是「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院基礎」，而發揮其「輿論總匯」的功能。為此各省都進行了議員選舉，選出民意代表。1909年10月，全國有21個省召開了第一屆諮議局會議，並選出議長，江蘇為狀元張謇、湖北為進士湯化龍等。1910年10月3日，資政院在北京開院，宣御旨：「慨念時艱，深思政本，仰承慈訓，俯順人情，毅然宣布德音預備立憲，開千古未有之創局，定百世不易之宏規」。

民意機關的設置是中國政制前無古人的創革，也是對兩千年傳統君主專制政體作溫和且又是根本性的改造，這就要求清廷開放言路，開放政權。然而一觸及根本權力，就不是那麼好商量也不那麼好改了。清統治集團內部也有派系，而無論是清流還是濁流，各派都是主張改革的，由於尚未建立現代民主博弈機制，各派都耍弄權謀，圍繞著權力始終在明爭暗鬥。內耗大大地折損了改革成效，丁末政爭弄得兩敗俱傷，先是清流岑春煊被外放，後是濁流袁世凱被罷黜，大權最後歸於20來歲的攝政王載灃等滿族親貴。民意代表張謇等則在體制內打民意牌，要求「速開國會」，再成立向國會負責的行政內閣，以期從根本上改造政治博弈規則，建立憲政體制。

民意代表的能量也很大，他們身份合法，又是民選，有合法機關資政院、諮議局作為講壇，在體制內為民請願進行合法鬥爭。1910年他們組織了三次大規模要求「速開國會」的和平請願，徵集到20多萬人簽名，有百萬民眾參與，要求將民意機關升格為具有立法監督權的國會，真正實行憲政。湖南請願代表團赴京時，教師徐特立竟當眾剁下一指蘸血書寫：「請開國會，斷指送行!」產生震撼性影響。由於資政院開院，第三次請願就直接把請願書交給了這個「輿論總匯」的准國會，各地民意機關互相串聯，形成有組織的立憲派。

民意與清政府博弈加速民心流失

面對民意壓力，清政府也作了讓步，縮短了預備立憲期限，但也擺出了鎮壓姿態，指責請願是「民氣喧囂」，將企圖組織第四次請願的代表押送回原籍，逮捕併流放較激進的天津立憲人士溫世霖。清不立開國會，反而於1911年4月悍然組織了一個「皇族內閣」，致舉國嘩然，朝野上下一致譴責。連山東巡撫孫寶畸也公開上奏反對，被任為內閣總理的奕劻也請辭，說「誠不欲負天下臣民之望」。時滿清親貴一些的如奕劻、善耆、溥倫等其實都傾向立憲，但當權的是攝政王載灃及其兄弟載洵、載濤等一班不諳世事的少年，他們把權力看得比命還重，不但死抱不放鬆，反而更集權皇族，這就使朝廷人心解體。輿論認為朝廷不僅不信任漢人，甚至連無血緣關係的滿人(如鐵良)也不信任，仍將國家視為一姓之私產。這等於坐實了革命黨指控滿清乃騎在漢族頭上的「韃虜」，不「驅除韃虜」，漢人將永受奴役。本來革命黨打民族主義牌就使滿清王朝的正當性受到嚴詞追問，立憲派梁啟超、楊度等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對此有所化解，新政改革「破除滿漢畛域」也蠻有成效。但推出「皇族內閣」，不僅使先前多項改革努力前功盡棄，而且立即引發王朝的合法性危機，把清室推向了民心向背的臨界點。

「皇族內閣」使民眾與朝廷離心離德，但溫和的立憲派仍於7月4日以各省諮議局議長議員聯名的形式，以積誠罄哀的態度上奏，稱皇族內閣不合立憲公例，請另組責任內閣。攝政王載灃等一小撮權貴怙惡不悛，竟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批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讓議員今後「不得率行干請」。這就把朝廷苦心栽培的民意代表推向了對立面，徹底開罪了民意機關，使之與清廷尖銳對立，其後果是民心迅速轉向「排滿革命」，清室在政治上空前孤立。

民心的力量讓清政府土崩瓦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暴發，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第二天就來到起義士兵中間表示支持，並即時領銜率湖北省全體民意代表公開通電全國各省諮議局，號召響應革命。

民意有力量，有組織的民意機關更是力量強大。通電發出幾乎全國各省諮議局都不同程度地響應，一個月內有14個省宣布獨立，其中一半是由諮議局主導。南方獨立各省還馬上醞釀成立了新的民意機關，即各省代表會議，相當於臨時國會，未獨立的北方各省諮議局也派代表來參加。會議很快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參與起草的3人之一江蘇民意代表雷奮曾是清資政院議員，幾個月前還在北京參加資政院年常會，現已轉入革命陣營。相當多像雷奮這樣的民意代表，在極短的時間就由體制內轉為體制外，且參政議政同樣相當活躍。依據《組織大綱》，臨時國會以每省一票計，17票中16票占多數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投票者包括尚未獨立的北方諮議局派出的民意代表，如遼寧省等，說明民國新政府頗具民意基礎。3個月後又選舉袁世凱為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清朝也就壽終正寢了。

本來清末新政改革很有起色，預備立憲開始也辦得有聲有色，而一旦改革深入，涉及到根本權力，要求開放政權時，最高統治者就很吝嗇，舉措失當，死抱權力不放，以致毀掉改革。這說明要改革卻不敢徹底，也是沒有出路的。改革本是危亡中求生存，「情苦則慮深」，為求得民意支持，清政府引鑒西政舉辦了民意機關，最後卻又逆拂民意，開罪於民意機關，非但不能轉禍為福，反而轉福為禍，加速了其敗亡。為什麼?因為民意不可侮，民心不可欺，古聖所謂「順乎天」，即順應民意。

遙想當年多爾袞輔幼主入中原，任明降臣洪承疇等經略東南，京師明官吏一概留用，從而大獲人心，奠定了清朝基業;兩百多年後載灃輔幼主搞改革，卻拚命攬權於皇室，使民心喪盡，最後葬送了清王朝。清一頭一尾兩個攝政王，人心向背大不一樣，可謂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成敗在民心，順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所以，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說：「立國基礎，就是萬眾一心」。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