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是否式微？

07-17

請不要有情感偏向，希望可以得到最公正的回答。

貼一篇舊文，雖已隔多年，但放在今天的環境下去看，仍然很有感觸，有興趣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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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雖然有點長，但是寫得很中肯。一所大學的失落與一種精神的缺失

南開大學九十年

文/鄺新華

&<&<新周刊&>&>第310期

從初創時的身家顯赫，到如今大學排名上的低迷，南開大學的「落伍」和其他大學的「上位」，其實都是中國大學教育生態的外部體征。

　　綜合得分68，聲譽得分85.1——這是深圳某商業機構發布的2008年全國大學排行榜里南開大學的得分。這一年，南開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在排行榜里並列第十。

　　與此相對照，南開大學最近在積極宣傳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事迹。70年前，被日本炮火夷為平地的南開大學與清華、北大兩校在昆明合併成西南聯大——今天，清華、北大依然雄踞大學排行榜的前兩位。自2000年以來，南開大學的排名在該榜單上一直徘徊在第十名前後。南開大學真的落伍了？

　　2009年10月，南開大學90歲。102歲高齡的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敬年很疑惑地說：「有人說現在南開大學的地位已經很低了。」這位上世紀40年代的牛津博士凝思了一會兒，似乎經過了一番經濟學運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身在廬山。」

並校風波

　　南開大學的人大都認為，南開最近的一次復興機會夭折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大學合併潮中。

　　那幾年，從北京到廣州、從上海到成都，大學生們都在談論大學合併。1998年，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3所大學合併於浙江大學，使浙江大學成為中國高校中的規模第一。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認為這「是個成功的範例」，他希望這樣的範例發生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兩大高校之中。當年，教育部實施「985計劃」，要與地方政府重點共建10所大學，不久後就選出了9所。當年參與合併事宜的Z先生（根據被採訪者要求用化名）現在已經是南開大學的高層，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教育部及天津市領導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負責人叫到一起，撂下一句話——你們什麼時候合併了，什麼時候給你們這個名額。

　　天津大學與南開大學分別位於天津西南隅的七里台與八里台，兩校沒有明顯的界牆。兩校曾經共有的通道叫天南街，遍布飯館，但最終因為兩校合而未果，天南街也立起一堵高牆。對於兩所學校的教職工而言，並校磨合的成本太高了——多出來的人怎麼安置呢？而且，南開與天大兩個鄰居歷史宿怨頗多。Z先生說：「要是把南開和天大並校的事情寫一部電視連續劇，寫二十集，集集有戲。」

　　南開校友會一位工作人員這樣描述：「曾有一次南開搞校慶，來賓住不開，就借天大的招待所住。在招待所門口，校友豎個牌子：歡迎南開校友回母校。天大立刻抗議：還沒並校呢，這個地方不是你們的地盤兒！硬是把牌子收了。」在天津大學看來，說是合併，但明顯是南開在兼并天大，因為合併之後校名還叫「天津南開大學」，而天津大學有著更長的歷史，其前身北洋大學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大學堂。

南開大學一些老教授對1952年的院系調整也耿耿於懷。楊敬年說：「經濟學院只留下了一個研究馬列的政治經濟學專業。會計、統計送到天津財院，外貿送到北京，管理、工科送到天津大學。」

　　南開大學校史專家梁吉生也說：「當年南開大學的工科非常有名，分走的化工系、機電系和機械系現在也是天津大學的重要學科，連學生、老師帶儀器設備全部劃給天津大學。」而工科的出走，讓南開大學成為一個偏於文理科的大學。不同的專業配置讓這兩所學校在經濟起飛後一個變得富有，一個變得貧困。

　　Z先生當年就不贊成合併天津大學：「我跟市裡領導說，讓南開和天津醫科大學合併，合併之後國家的第十所名額我們拿到手，然後把市裡給南開和醫大的錢給天大，讓天大在經濟上不吃虧，這樣就『己贏全贏』。如果並不成，最後等於大家全沒拿到名額。」

最後的結果，果然就是都沒拿到名額。

從私立到公立

　　南開大學在歷史中多次和發展機遇擦肩而過，其原因大多與政治因素相關。

　　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後國家圈定第一批重點大學，由於「舊南開大學是為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和蔣介石服務的」而榜上沒名。梁吉生說：「1959年周總理來校視察時，南開大學還屬於河北省的學校，招生只局限在河北，生源質量不能保證。為此，周總理讓秘書給教育部打了電話，第二年才改過來。但在第一批重點大學裡，就有天津大學。」

　　再往前推，1937年，日軍把南開大學夷為平地。抗戰勝利後，校長張伯苓再也無法募款重建南開大學。1946年，南開大學被國民政府收歸國有。自此，南開大學的財政只能聽命於教育部。

　　早期南開大學是私立的，資金來自社會捐款及學費。梁吉生說20年代南開大學的學費很高，一學年90塊大洋，連其他費用一年下來要120塊大洋，相當於一個中等收入家庭一兩年的收入，一般人是上不起的。「北京大學一年也就30多塊大洋。」抗戰後，教育部核定西南聯大三校的複員費30億元，商談分配辦法時北大去了4人，清華去了5人，而南開只去了1人。雖然南開全校被毀，但只拿到了最少的8億。

　　這樣的無奈，出現在幾十年後，每次南開大學都得不到政府給予某些大學的額外資金的待遇。Z先生自述某次到廣東參加一個會，廣東省領導問：南開這次從國家拿到多少錢？Z先生說拿到3.5億。省領導問：天津市給多少錢？Z先生說3.6億。省領導追問：到位沒？

　　「其實我知道，根本沒到位，即使到現在也還沒到位，但是我當時出於一種『愛地方主義』，我說『基本到位』，結果廣東的省領導說『我決定給中山大學9億，讓它全到位』，弄得我非常臊得慌。」回津後Z先生找市領導說這個事，「我說完，他木然。」

　　211工程的撥款審批時Z先生也在場，教育部正副部長都在場。「答應給南開的錢，一轉頭，不給了，反而說：誰答應了？你有什麼證據？就這麼賴皮。」Z先生訴苦道，「南開的經濟財政一直比較困難，現在都在『拆東牆補西牆』才能過下來。『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知道現在艱難到什麼程度。不僅僅是南開一校，（這樣的情形在中國高校）相當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吉林大學瀕臨破產了，天津師大發工資的錢也打不出來了。兩會開會有些代表還瞎說，好像是給（大學）的錢太多了，多得怎麼怎麼樣。你看國外同樣規模的大學給多少錢?那不是差幾倍的問題，還別說比美國比歐洲，你就比中美國家，甚至我們比很多非洲國家還低。」

輪迴與近親繁殖

　　資金困難首先導致的是師資的問題。

　　Z先生說：「教育要辦好，必須有一流的師資，要有一流師資，必須有一流待遇。說現在師資整個水平不行，你就給那麼高的待遇，那能好嗎？尤其大學裡的青年教師，可以說還是生活在貧困線上，兩三千塊錢的工資他根本就不敢要孩子，他要了孩子也養不活，還別說買房子了，租房子都沒錢租去。」

　　「南開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南開的教師。張伯苓說過，大學最要者乃良教師。而現在，南開大師級的教師太少了。」梁吉生很痛心地說，多年來南開教師隊伍近親繁殖現象很嚴重，「同出一個師門，怎麼能碰撞出超越師輩的智慧火花？」

　　這是南開的傳統嗎？楊敬年說：「完全不是。過去張伯苓當校長，都是挑著好的從國外聘回來。（現在一些人）在這裡做了領導，不願意引進比他高的人，武大郎開店嘛，這怎麼能發展呢?」

　　這樣的事情早在80多年前，南開大學剛成立的時候就有過，不過那個時候不是請不來好教師，而是請的留洋教師太多了。1924年，商科學生寧恩承在學生會主辦的《南大周刊》著文提出「輪迴教育」，說南開的教育就是中學到大學，大學再回去教中學，或者到美國混幾年回國教大學，教育嚴重脫離實際。文章一出，學生們都很贊成，留美教師們不高興了，指責文章污辱師長。教員們召開會議，以辭職威脅。「雙方各走極端，學生們仍按時上課，秩序井然。唯無教員到班教授。於各種罷課中，此類罷課辦法，尚屬創聞。」

　　這個爭論之後，校長張伯苓開始探索本土化的教育。不過，今天的南開，即使再有人敢引起爭論，也很難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短期內解決近親繁殖的問題。

　　「有了好的待遇以後一流人才就會來。」Z先生說，「不是說辦教育的人伸手向政府來要，是政府提前就該想到。一個教育一個衛生，可以說是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

大學的精神是什麼？

　　近親繁殖及封閉的循環讓南開的學風在複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顯得淳樸，南開的師生們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梁吉生最近對大學精神很關註：「大學必須跟世俗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必須真正有辦學自主權。太庸俗化、太政治化對教育不利。大學得讓大學生踏踏實實地讀書，真正地讀幾本書。我們現在，大學一社會化，學校就浮躁，學生就浮躁。」

　　在社會的評價中，與其他高校相比，南開的學生是相當踏實讀書的一群人。南開人都喜歡舉出周恩來和溫家寶兩位總理來代表南開人的精神。他們總結出來的詞大概是：務實、愛國、踏實、肯干、親民、不張揚、宰相之才。

　　事實上，南開大學在歷史上不乏叛逆的學生，周恩來就是一個例子。南開大學主樓前周恩來的塑像下刻著他90年前寫的半句話：我是愛南開的。對於後半句，南開學子們很好奇，戲言後半句是：可是南開不愛我。理由是第二年周恩來就因領導學生運動而被南開大學開除，其實不然。

　　南開大學於1919年2月初籌備時，後來出現在中學歷史課本五四運動一節中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向南開大學捐款，校方準備接受並聘其為校董。學生領袖周恩來當即反對，他寫給留日南開同學會的信中便有：「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很難想像今天的學生會聯名反對的事能被校方接受，但張伯苓接受了。

　　楊敬年教授當年也當過「學生運動」頭目。1936年考上南開大學研究生時，南開大學制度之嚴格讓他和同學無法忍受——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楊敬年等以集體退學捲起鋪蓋走人相威脅，要求改革考試製度。經濟研究所負責人只好屈服，改為每門課期中、期末各考一次。這不一定是件有利於學習的事，但至少學校的事可以由師生共議。這樣的傳統不僅在南開，在今天絕大多數的大學校園也很難再有了。

　　南開畢業的國資委某官員在評論大學教育時也說：「現在教育領域已經市場化了，腐敗也隨之而入。」現代大學教育受市場化和官場化要挾，這是很多教育者憂心忡忡的。有大學校長曾經在幾年前就寫文章指出，高校里「官場化、官僚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它不能完全按教育的規律辦事情，一說成績就說到規模的擴大。育人才是第一位的」。

　　楊敬年說：「現在的大學教育，還是沒有脫離計劃經濟的軌道。教師被管得太多，種種束縛不讓你自由地講學。現在的教師都想當官，當個系主任，當個所長。居然把教授當作是副處級幹部，系主任相當於科長，我覺得這是荒謬絕倫的。」

　　說到近些年南開大學排名的不利，梁吉生感嘆：「中國大學的體制，是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排名的背後有國家支持機制在發揮作用。其實，大學不見得非得大，普林斯頓大學就六千多學生，但這幾年在美國的大學排行榜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學，關鍵在精神。」

中國大學亂象

　　「大學校長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兩類，文科出身的……做到了也不以為榮，準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優則學……理科出身的……是政治生涯的開始；從前大學之道在治國平天下，現在治國平天下在大學之道，並且是條坦道大道。」

　　這是錢鍾書《圍城》里的一段話，民國時期的張伯苓就憑藉南開大學校長之威望成為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部級，一品），當時北大、清華的眾多學者也在「朝」為官。現在，由校長轉投政壇的風氣已經沒有了，因為重點大學的校長已經是副部級了。

　　很多人對大學的亂象頗有怨言，覺得中國大學的情節不該像刑偵片——學校花了納稅人的錢還收費賣文憑、博導抄襲論文評職稱還接受考博女生的性服務而沒讓人家考上、教授教育出來的學生不是太聽話了就是偶爾在講台上把他們捅死。

　　中國的大學應該怎麼樣呢？很多人想聽聽外國學者的看法。

　　不久前，一篇網文聲稱耶魯大學前校長施密德特炮轟中國大學，言辭激烈：「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一樣，他們必須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文科的計劃學術，……已經將中國學者全部利誘成犬儒，他們只能內部惡鬥。缺乏批評世道的道德勇氣。孔孟之鄉竟然充斥著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學者。令人失望。」看得這麼透徹？你一定覺得這位美國校長簡直就住在中國。

　　美國中部某大學的華人教授聽到「炮轟」一事時，說：不要信這個，美國人只管美國人的事，一般不管外國的事，更不在乎中國的大學怎麼樣。不久後，某媒體致電耶魯大學並得到了該大學的否認：他們的老校長從來沒有研究過中國問題。「炮轟」一文原是好事者別有用心地引用老校長的演講詞加鹽加醬油編成的。

　　不過在某次論壇上，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前校長海納西倒是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斯坦福的校園增加一倍，學生的人數也增加一倍，那麼，我們這所大學要花20年才能達到原有的教學質量。」不知道這是不是在影射那場前無古人的院校大合併。

　　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想法總有很多不同。家長們覺得大學越大，提起來就越有面子；大學生們覺得多了很多教學樓至少有地方自習；老師們天天奔忙在評職稱、發論文和走穴的路上。大家都很忙，大學自然就更忙。

　　如果還有誰在乎中國大學應該怎麼樣，那就是這位不願具名而篡改了耶魯老校長演講詞的好事者。他似乎不敢說自己是誰，但他還是在文章中道出了沒人關心中國大學怎麼樣的原因：「他們的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糊口的講台，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文/竇浩）

有人說我憤青的時候，我總是會想起《茶館》里常四爺說的一句話——「我愛大清國啊，我怕它完了……」，我也愛我的祖國，我也是愛南開的，我盼著她更好……周總理的後半句話說得發人深省，「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可是我們卻只記住了前半句話拿出去炫耀。而現在的趨向，又豈止南開一家……

還記得有同學給我發簡訊說：

「剛剛電視上介紹你們學校來著，好多大師啊，羨慕」

「是好多已故的大師吧？」

「差不多吧……」

「那就沒啥好羨慕的了，總是想當年說明現在已經老朽到無所作為了，只好提一提當年勇，弄出一點聲響來提醒一下世人不要忘了自己這個沒落的貴族。」

此刻，我似乎隱隱約約看到魯迅筆下的阿Q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我先前比你闊多了！」說得多麼洋洋自得。想起之前分享過的一篇文章《那個叫魯迅的終於TM從教材里滾蛋了》。某種程度上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把魯迅的文章逐步剔除於教材之外了。因為就讓後輩看到這樣振聾發聵的聲音會讓某些人覺得如芒在背，他們總有些不自信地對號入座。我該說些什麼？周杰倫進了教材，魯迅卻被踢出來了，這還真他娘的與時俱進啊……我們的教育……真和諧……哎……

真的不是我妄自菲薄，這年頭兒，國內的大師已經到了死一個少一個的地步了，南開如何倖免？企盼著我摯愛的南開真的能夠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其實我想說南開我愛你

文章轉自activity.renren.com/outshare/blog/229731655/43249400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很抱歉，確實如此。

我不能給出數據，但是有如下經驗可以佐證：

1.科研經費少。3億，在985高校中是很寒酸的。老教授們對此尤為頭疼。

2.校區落後+改造。「落後」當然指的是迎水道，那是個神奇的地方，每個來南開讀文科專業的同學都對它愛得深沉。「改造」指的是津南新校區，個人覺得新校區的建設不太妥當，很多教授暗地裡反對（人家房子買在了南開，妻兒都安置好了，突然搬遷難免有抵觸）。加上有些老教授對於「南開」二字的情結，搬遷對師生來說都是勞民傷財的事，但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人除外。

3.人才培養模式僵化。相比於對外經貿和廈大武大的新銳，南開的人才培養有些積重難返，很難說得上與時俱進。比如，大一專業課極少；大一上學期非常空閑，但是此後的忙碌程度呈指數爆炸；視野不夠寬闊，對外交流少（近，可以和人大北大以及對外經貿比較，遠一點，南方的廈大和復旦的培養項目都比較多，甚至是西南財大都趕超上來了）

以上只是表象，深層一點，可以說到政治氣候和經濟布局，前者不談，你懂的。天津被北京的服務範圍覆蓋，是硬傷，濱海新區的建設有望改變一些，現在開始了貿易試點，也值得關注，但是想跟上海自由貿易區一樣，接軌國際，還要走很長一段路，最起碼的，天津的產業潛力還不夠。

當然了，南開怎麼說也是聯大三校之一，師資和校友的力量還是很大的，特別是人文學科方面，很多教授的精神讓人欽佩（比如葉嘉瑩）。深圳有南開金融校友的一個研究所，在南方有一定影響力。至於國外，不好說，呵呵。

奮鬥終究歸己，學校行，自己不行也沒用呀。

以上。

桃李春風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燈

謝邀（裝得不錯，哈哈）。我是南開畢業的，避免感情很難做到。現在對母校的了解也沒那麼深入，但可以從自己的感受比較一下過去和現在。總得感覺，南開也是在進步的，只是可能入前面所說，發展得不如別人快，這個沒調研過，沒有發言權。看看近幾年的綜合排名，似乎也沒有顯示明顯的式微，不是還在天大前面么？（北洋，我不是故意黑你！）另外關於新校址的問題多說一句，老校址還保留，前面所說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人的詞語不敢苟同，至少目前看不出來。

其他的不說，只是對西區那邊被賣的地表示不值，吾校已弱至斯

是，而且短期內看不到進步的傾向。

其他學校都是在擴建，擴招，唯有南開一年比一年規模小，今年這裡賣點地，明年那裡賣點地。。。

先生告訴我們，南開精神，「公」字當頭。抗戰時期，在那麼危險的環境下，南開沒有出一個漢奸。即使是現在，南開畢業而違法犯罪者，也寥若晨星。近來，時不時有清華北大等各大學的教授跳出來發表雷人言論，稱「應該大幅提高火車票價格以緩解春運壓力」「中國房價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等等，引起罵聲一片，而其中絕無南開人的身影。論學術水平，那幾隻跳樑小丑絕不可能與南開的飽學鴻儒相提並論。這也就是南開人獨有的低調。公字為心，能字為身。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是薪火相傳的南開精神。如果說清華北大等名校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話，這裡一定是低調奢華有內涵了。我們極少有學術作假的醜聞，也絕無捏造校史的浮誇，有的，只是勤懇的學習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