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戰指揮史——兩種指揮哲學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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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astvirginia（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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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美國東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海軍史專家邁克爾·帕爾默，出版了《海戰指揮：16世紀以來的海軍指揮與控制》。帕爾默研究了從風帆時代到蒸汽時代海戰指揮方式的演變。他認為，在海戰領域集中與分散兩種指揮哲學始終存在競爭，儘管大多數指揮官天然傾向於集中指揮，儘管旗語、燈光信號系統和無線電的應用也總是強化集中控制的傾向，但500年的海戰史表明，充分發揮下級主動性的分散指揮更具優勢，這正是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海戰、東鄉平八郎在對馬海戰、哈爾西在太平洋海戰中的制勝之道。

　　從17世紀50年代的第一次英荷戰爭開始，單縱隊戰術逐漸成為風帆時代海戰的主要戰術，如何指揮綿延數英里的艦隊實施機動和戰鬥一直是困擾海戰指揮的難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海軍先驅們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一是預先制定下發《戰鬥指導》，規定在特定情況下應當採取的行動；二是發展旗語和信號手冊，用來實時傳遞指揮官的命令。起初，後者只是作為前者補充。18世紀中葉，出現了數字信號旗和包括標準作戰指令的信號手冊。艦隊指揮官在後甲板上，通過旗語集中指揮戰鬥，逐漸成為海戰的主要指揮方式。

　　在近百年的大規模海戰實踐中，海軍指揮官普遍認識到旗語和信號手冊的局限性，一些海軍將領認為旗語只能用來指揮艦隊機動，不適合用於指揮戰鬥，過分依賴旗語指揮會抑制下級的主動性。1748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結束時，英國皇家海軍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指揮理念：一派主張實施分散指揮，充分發揮下級主動性；另一派主張依靠旗語和信號手冊實施集中指揮。

　　在七年戰爭的基伯龍灣海戰中，英國皇家海軍指揮官愛德華·霍克運用分散指揮方式取得了勝利。愛德華·霍克不是一位戰術改革家，他沒有創作過精心編排和繪製的信號手冊。他是一個指揮上的改革家，他通過拒絕集中控制來提升艦隊的戰鬥力。他堅信英國海軍的近戰優勢，他願意與下級分享自己的戰術構想，他將這兩者結合起來贏得戰鬥。霍克在海軍英雄的神殿里沒有取得像納爾遜那樣的地位，也許僅僅是因為「沒有任何一位法國海軍上將敢於與他打堂堂之陣。」

　　然而，七年戰爭之後，海戰史出現了一個重大的不解之迷：常勝的大英帝國海軍向其夙敵和手下敗將法國海軍尋求指導。英國海軍軍官對愛德華·弗農、喬治·安森和愛德華·霍克那種成功的、即興發揮的指揮風格棄之不顧，轉而熱烈信奉法國海軍開創的高度集中控制的信號系統。英國確實有許多東西要向「科學的」法國學習。法國在眾多領域遙遙領先，包括造船技術和海洋科學。很多英國軍官認為法國軍艦在設計和製造上要優於同等的英國軍艦。但是，七年戰爭之後的30年里，英國海軍軍官很少對布列斯特和巴黎出版的船舶製造手冊有興趣，卻如饑似渴地閱讀法國的戰術手冊和信號薄，他們完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皇家海軍有什麼缺點，在與法國海軍的對陣中，它一再表現出固有的、顯著的優勢。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為大多數皇家海軍的文職首腦和高級將領都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法國人更為「科學的」方法對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　

　　1781年9月，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皇家海軍在切薩皮克灣海戰中，因過分依賴旗語指揮喪失戰機，被法國海軍切斷海上補給線，導致康華利所部在約克城被殲，徹底改變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結局。這次海戰充分暴露了過分依賴旗語集中指揮的弱點，它不僅在於旗語可能被不良天氣或戰場硝煙遮蔽，更為嚴重的缺陷在於，在這樣的集中指揮體系中，分艦隊指揮官和艦長習慣等待上級命令，在戰鬥中喪失主動性。

　　1797年，英國皇家海軍准將霍雷肖·納爾遜參加了與西班牙艦隊在聖文森特角的海戰，在這次戰鬥中，他親身體驗到依靠旗語和信號手冊指揮的局限性，並深刻認識到艦隊司令不能像指揮樂隊那樣指揮戰鬥。納爾遜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應當怎麼做的指揮官，他只是第一個願意冒職業風險去反抗的人。問題在根源在於在集中控制的體系內，艦長們期望上級的指示，而如果沒有，他們就等待。當納爾遜有權指揮自己的分艦隊時，他摒棄了指揮官可以在戰鬥中控制艦隊的理念。在他看來，戰鬥勝利的關鍵是個人的主動性，而非管理。

　　在隨後指揮的尼羅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爾加三場大海戰中，納爾遜創造性運用了後來被稱為「任務式指揮」的分散指揮方式，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納爾遜的指揮方法既簡單又實用。戰前他總是通過備忘錄或者召集艦長們開會，明確自己的意圖和構想。例如，他在1803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完全相信，我有幸指揮的艦隊的將軍和艦長們，能夠準確理解我的目標，即近距離和決定性戰鬥，他們會彌補我不發號施令的缺失。」又如，特拉法爾加海戰前11天，他在《戰鬥指導》中強調，「如果看不到信號，或者不能清晰理解，艦長們將軍艦沿著敵艦隊部署就不會有大錯。」戰鬥實施中，他只是通過旗語傳達簡潔的命令，信任下級並充分發揮其主動性，例如，他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發出的著名旗號，「英格蘭期望諸君恪盡職守。」納爾遜開創了海戰指揮的新時代。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並未推動皇家海軍轉變指揮方式。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朱利安·科貝特爵士所言，皇家海軍未能「從整體上掌握納爾遜的戰術原則。」信號手冊仍然主導著皇家海軍的指揮理念。

　　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電報首次應用于海戰。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無線電廣泛應用於艦艇之間的通信。從克里米亞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電報和無線電在戰略和戰役層面對海戰指揮產生重大影響，但在戰術層影響有限，主要貢獻是情報傳遞。1905年對馬海戰中，東鄉平八郎指揮日本聯合艦隊迎戰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他命令聯合艦隊關閉電台，因為他相信一旦與敵接戰，無線電同旗語一樣，無法有效指揮戰鬥。在特拉法爾加之戰100年後，東鄉打出了一個納爾遜式的信號：「帝國存亡在此一舉，諸君務必竭盡全力。」東鄉效仿納爾遜運用任務式指揮，在東馬海戰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海軍軍官達德利·諾克斯對海戰指揮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他在美國海軍學院學報發表文章指出，不論是旗語、無線電報，還是口頭或書面指示，都無法產生協調一致的行動；正確的指揮方法是，上級發布宏觀指示，讓訓練有素的下級充分發揮主動性，這也正是納爾遜指揮海戰和老毛奇指揮陸戰的方法。他激烈抨擊美國海軍出現的指揮權過度集中的傾向，這種傾向具體表現為上級下達冗長的命令，涉及許多行動細節。作為海軍條令的起草者，他在1924年的《戰爭指導》中這樣寫道，「委託指揮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指揮官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訓練下級，在執行命令指示時敢於承擔變通的責任，同時要求他們清楚這種變通必須符合實際情況。」

　　諾克斯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二戰時期美國海軍的一代將領，其中包括他曾經的同事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1941年1月21日，大西洋艦隊司令金海軍上將發布了第53號命令，主題是《實施指揮——命令和指示中的過度細節》。他這樣寫道：「多年來，我一直擔心一種不斷強化的趨勢——今天幾乎已經成為某種『標準慣例』——海軍將級軍官和其他作戰群指揮官發布命令指示時，不僅告訴下級『做什麼』，而且詳細規定『如何做』，這種『軍種習慣』已經站到了『發揮下級主動性』這一指揮基本要求的對立面。」他強調說，必須貫徹「發揮下級主動性」這一原則，在擬制命令指示時，告訴下級「做什麼」而不是「如何做」要成為一種習慣。」

　　曾任南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和第3艦隊司令的哈爾西海軍上將，是任務式指揮的堅定奉行者。他曾這樣寫：「在今天這樣一個通信便捷的時代，指揮官干預下級獨立行動的誘惑是很強的。根據掌握的信息，很容易對遙遠戰場的形勢做出判斷。同樣也很容易對形勢做出完全錯誤的判斷。一線官兵擁有指揮官不掌握的信息，他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場景。必須信任下級，如果不信任，就撤換他。指揮官應當向下級提供掌握的所有信息，把任務實施交給一線官兵。出於同樣的原因，一線官兵必須立即行動，請求上級指示是不可原諒的冒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與哈爾西建立了相互信任的關係。尼米茲逐漸習慣了哈爾西率領艦隊執行任務時保持嚴格的無線電靜默。他後來堅定奉行一個原則，即「當指揮官帶著經過批准的作戰計劃外出執行任務時，不就如何完成任務向他發出任何指示和建議。」1947年，在尼米茲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期間，美國海軍頒布了二戰後的首部《戰爭指導》，其中明確：「指揮官控制和協調其計劃的實施……他必須分散責任，並通過賦予任務向下級指揮官授權……下級指揮官有全權調整計劃中由其負責的那部分任務，並主動採取新的行動，只要他認為對實現總體目標是必要的。」

　　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取得的勝利證明了分散指揮的優勢。從英荷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300多年中，儘管一些海軍將領運用分散指揮的方法取得勝利，但美國海軍第一個以條令形式正式承認這種指揮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核武器、信息技術和聯合作戰的發展，在特定時期不同程度強化過集中指揮的傾向，但並未從根本上動搖美國海軍分散指揮的基本理念。

　　1995年，美國海軍頒布的《海軍指揮與控制》條令。該條令的扉頁上赫然寫著金海軍上將在第53號命令中的那段名言：「多年來，我一直擔心一種不斷強化的趨勢……」條令這樣寫道：「我們將任務式控制作為處理不確定性和時間影響的最佳途徑……由於認識到戰爭不可能做到精確和確定，我們轉而運用任務式控制增強速度、靈活性和適應性。不僅如此，任務式控制是機動作戰藝術的核心。它提供靈活性以應對快速變化的戰場態勢，並利用稍縱即逝的戰機。」「協調一致行動並不意味著僵化的集中控制，而是通過合作、協同和任務式控制達成。當指揮官清楚說明意圖後，他指定一支部隊擔負主要行動，並將指揮權委託給下級，由他們負責決策和實施行動，以實現主要目標。」「現代海上作戰節奏、複雜性和分散式特徵要求實施分散指揮。現場指揮官必須基於對戰場態勢和上級指揮官意圖的理解，充分發揮主動性……分散實施並不意味著減少指揮官的責任和義務。各級指揮官通過清晰陳述意圖、發布任務式命令和監督事態進展，來保持分散作戰中的協調一致行動。」

　　海軍史注重書寫司令官、裝備和戰術，卻疏於研究指揮。這部罕見的以海戰指揮為專題的歷史著作，向我們講述了，五個世紀以來，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這兩種指揮哲學在海戰指揮領域的競爭。戰爭實踐反覆證明，不確定性是戰爭的本質屬性，任何信息技術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戰爭迷霧。正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的那樣，戰爭中的阻力、迷霧和不確定性，只能在戰鬥過程中通過正確的指揮加以解決。而馬丁·范克里韋爾德在《戰爭指揮》（Command in War）一書中指出，如果說2500年的戰爭實踐能夠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導，那麼可以說，分散處理不確定性比集中處理不確定性效率更高，這也正是分散指揮的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