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還有這樣的外語教師嗎

讀北大英語系一代名師李賦寧先生晚年大作——《學習英語和從事英語工作的人生歷程》，感慨良多，有一個問題我時常問自己，也問過正在從事外語教學的數位年輕博士 ，「如今還有這樣的外語教師嗎？」

我所說的「這樣的外語教師」，僅指李先生在上書中憶及的其諸多從事外語教學的前輩與同事中的兩位——楊業治、楊周翰先生，至於「中國比較文學的拓荒者」吳宓先生、「文化崑崙」錢鍾書先生、「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朱光潛先生等，自不待言。

李先生十分敬佩楊業治先生。回顧楊先生在西南聯大教大四「中世紀歐洲文學」時的情景，李先生以讚佩的口吻說，「楊先生是清華改國立大學後第一屆外文系學生，也是首屆清華庚子賠款公開考試赴美留學的獲勝者。踏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德文系，獲碩士學位（1931年），後轉入德國海德堡大學繼續研究德國文學（1931—1935年）。……楊先生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哥特語、古德語、古法語等語種。他愛好西方古典音樂，喜彈鋼琴，能作曲。為人淡泊名利，興趣很廣，尤喜陶淵明的詩歌，曾譯陶詩為德文詩體。」另外，楊先生德語發音純正，用詞典雅。

如此豐富的學、研經歷，如此理想的西方語言知識結構（李賦寧先生曾肯定說：「我認為古希臘是西方文化的源泉，因此希臘語很值得學習。」「我在Conell時注意到研究中世紀文學，必須學會中世紀拉丁文。」），如此高雅的業餘愛好與情趣，如此超凡的專業講究與追求。試問，如今還有這樣的外語教師嗎？

楊周翰先生，一九三九年畢業於西南聯大英語系並留校任教。一九四六年赴牛津大學續習英國文學，「用相當長的時間學了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楊先生言）。」一九五〇年回國，先後執教於清華、北大。李賦寧先生由衷地讚歎道：「周翰學長祖籍蘇州，說得一口純粹地道的蘇州話和標準的普通話。這且不說，我最佩服和羨慕的是他的典雅的牛津英語發音和他的爐火純青的余叔岩（余）派京劇唱腔。他的古漢語和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很深，毛筆字寫得流暢、飄逸。同時他又熟讀英國文學名著和西方文史哲典籍。」

了解李賦寧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的英語發音之考究，早在其留學耶魯時即為同行嘆服。一九七二年英國首相希思訪華，提出到北大聽一堂英語課，時年五十五歲的李先生，以一口純正優雅平實的英式英語令希思驚訝不已。試想，能令李先生「最佩服和羨慕」的英語發音，又當是何等的純正典雅!加之楊周翰先生在古英語、中古英語上的不凡造詣，這樣紮實、厚重的英語功底，如今的英語教師幾人能趁？遑論在此功底之上熟讀英國文學名著和西方文史哲典籍啦！至於楊先生具有的很深的古漢語和中國古典文學修養——這本是中國教授語言文學的大學教師們理應努力以求的目標，可如今，別說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外語教師難以企及，就是中文系的教師又有幾人能望其項背呢？都說「文史不分家」，坦白交代，我這位科班學歷史出身的所謂大學教師，真正是望塵莫及呀！京劇是中國的國劇，「流暢、飄逸」的毛筆字是中國的國粹，二者均屬國學內容。廣而言之，不僅中國的外語教師，在中國從事文史哲教學的所有大學教師，理應有點最起碼的國學修養。但是，你若請教正在大陸從事文史哲教學工作的眾多的大學教師們，關於京劇最初的「四大鬚生」——「余、馬、言、高」的簡況，我敢斷言，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只能搖頭。至於能寫毛筆字，更應該是中國的大學教師，至少是從事文史哲教學者的拿手好戲，可是，近五十年來，真正是一步不如一步的「與時俱退」啦（台灣地區例外）！我仍敢斷言，大學教師中能夠寫一手有點來歷的比較像樣的硬筆字者，定不足百分之五，更遑論能拿、敢拿毛筆寫字！眼下，照著屏幕「念課」，兩堂課都不寫一個粉筆字的大學教師還少嗎？是不願寫，還是字實在拿不出手呢？

原北大中文系深受學生受歡迎、愛戴的名教授、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先生，在其力作——《我的精神自傳》中，坦率承認：與其師輩王瑤等先生相比，自身存在著「無法彌補的知識與精神差距」。「特別是對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的視野、修養、情趣的狹窄、單一、淺薄、枯寂與粗糙」。並無奈、痛心地自嘲：「這是歷史造成的沒有文化的一代學者，無趣無味的一代文人。」

進入新世紀，更令人無奈與痛心的是，在中國的大學裡，像錢理群先生這樣的學者、文人，已屬鳳毛麟角了。水貨「學者」、無文甚至無恥「文人」，不乏其人。

官員們常喊「要提高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試問：缺乏甚至沒有像楊業治、楊周翰先生這樣頗具綜合文化修養的良師，能行嗎？都說「要給學生一杯水，老師需要準備一桶水。」問題是，與二位楊先生相比，我們有太多的教師即使準備了一桶水，水中的營養成分又如何呢？是富含人體所需的多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的礦泉水嗎？（201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