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徒號、鐵羅漢號、上海1號：抗戰中有著古怪名字的戰機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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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太公令」與「天馬號」——那些有名字的抗日戰機

二戰中很多國家的空軍都習慣給戰機進行命名，中國空軍也不例外。中國空軍的戰機命名主要採取兩種方式進行，其一是由政府進行命名：由於抗戰中國民政府號召全國民眾捐款購機、航空救國，因此很多戰機被政府以地域、單位、團體或個人的名字進行命名，這種方式一直沿用到抗戰結束；

其二是由飛行員自己進行命名：抗戰後期，中國飛行員看到美方飛行員流行給自己的戰機起一個吉祥的名字，於是也效仿他們，自己給飛機進行命名，但由於此時人多機少，飛行員沒有屬於自己的飛機，因此大部分時候只有隊長才能命名，但飛機還是大家一起用。

早在1.28第一次淞滬會戰後，民眾的捐款購機行動便已出現。上海天廚味精廠的職員們在目睹了日軍對上海的狂轟亂炸後，決定捐款購買一架戰機，用於支援抗日。1933年，天廚味精廠以11萬元的價格訂購了1架捷克產K-47全金屬戰鬥機，捐獻給南京政府，並將附贈的1架小型教練機捐獻給中國飛行社。1934年國民政府將兩架飛機分別命名為「天廚」號和「天廚副號」。

從1933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團體、民眾和各國華僑總計捐獻了上百架各型戰機，極大地支援的抗戰。1933年，上海各界捐獻飛機有「上海市第一號」、「滬二號」、「滬學號」、「滬商號」等，浙江民眾捐獻有「浙江救國號」，中央軍校師生捐獻有「黃埔第一號」，浙江政學兩界捐贈有「浙政號」和「浙學號」。

1934年，安徽、湖北和河南各界捐獻有「安徽號」、「湖北號」和「河南第四、五號」，各地鐵路員工捐贈的「平漢一、二號」、「正太鐵路號」、「北京鐵路號」等，爪畦華僑捐贈的「爪畦」號。1935年，吳興綢業小學捐贈的「兒童號」、交通部郵政員工捐贈的「郵政員工一、二、三、四號」等等。

而到1936年的「獻機祝壽」運動，更是達到了高潮，截止到1937年底，這次獻機運動共購機114架，命名102架，這其中廣東省以11架飛機（一說為18架）位列全國各省之首。

其中機關團體捐贈有「公務員號」、「省銀行號」、「四路軍號」等，廣東賭王霍芝庭和香港廣東銀行董事長霍寶材父子捐贈有「芝庭號」和「寶材號」…而廣大華僑在這次獻機運動中表現最為踴躍，他們的捐款佔了總捐款的20%，僅馬來西亞一地的華僑就捐贈了高達13架飛機。

捐贈飛機的運動一直延續到了抗戰結束，這其中還出現了許多感人的故事。1936年獻機運動中，一位因在9.18事變中反抗日本侵略而受傷致殘，被迫流浪到上海，並淪為乞丐的東北青年，靠省吃儉用將數月辛苦乞討賺來的一元法幣捐獻出來用於購機，扣除匯款後實捐9角8分6厘。

1940年，四川合川縣舉行「一元獻機運動」，全縣各鄉鎮小康之家8歲以上人口，每人勸募1元購機款，全縣最大的一個家族一次捐款24500元，甚至有一位農民將自己身家的四分之三，四十畝田租（約合24000元）捐獻了出來。就這樣，合川縣以區區一縣之力就捐贈了3架戰機，被命名為「合川一、二、三號」。

獻機活動的熱潮迅速席捲了全國，佛教界捐獻了一架飛機「佛徒號」，青幫大佬杜月笙捐獻了兩架飛機，被命名為「月文號」和「月輝號」，甚至監獄的囚犯也積極捐款購機抗日。

1941年，洛福縣監獄在押犯人董作明將自己僅有的5元積蓄捐獻給了航委會用於購機，並勸說其餘12名犯人總計捐出了47元2角6分的購機款，他還把飛機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在獄人號」。

1941年11月29日，五華縣監獄全獄停食一天，用停食省下來的120元伙食費，捐給重慶市航建會，用以購買戰機。而華僑領袖陳嘉庚更是發動和號召了全世界的華僑為抗戰捐贈了高達217架飛機。

全國各地的機關單位團體、民眾和海外華僑捐贈的這些飛機，在抗戰中起到了極大地作用。空軍的將士們駕駛著這些戰機，在天空上英勇地抵抗日寇的侵略。其中在抗戰初中期，最著名的戰機要算由美國華僑捐贈並命名為「檀香山華僑號」的伊—152戰機了，因為這是抗戰空軍的頭號王牌柳哲生的座機。

伊—152戰機機動性能出眾，尤以水平盤旋機動見長。1939—1940年間，柳哲生駕駛這架戰機，在重慶上空共擊落了7架日機（此為官方認可戰績，另還有未確認戰果多架。），佔到了其戰鬥生涯總戰績的一半以上。「檀香山華僑號」在重慶的天空中威震敵膽，曾有倖存的日軍飛行員說到：「從編號上看，這架來襲擊我的伊-152飛行員應該是中國空軍著名的「荒鷲」柳哲生，今日死裡逃生，真是幸運啊！」

抗戰後期，中國飛行員也開始自發的給飛機進行命名，其中有「鐵羅漢」、「千里眼」、「小意思」等名字。而在整個抗戰期間，名氣最大的戰機，則要算被叫作「太公令號」的P-40了。這架戰機曾是兩位王牌飛機的座機，他們分別是中美混合聯隊第三大隊七中隊的首任隊長徐華江和第三任隊長王光復（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親哥哥）。

徐華江是這架飛機的命名者，他曾回憶道：「我心就想，如要取名字第一字體筆劃一定不能太多，以免在空中不容易辨別，同時又要有意義。想起了小時候所最喜歡讀的一本小說「封神榜」書裡面的每一個人的個性及名字至今依舊耳聞能詳，其中有一位奇人就是姜太公(名為姜尚號子牙)在軍中扶助(周)武王伐紂，他等於現在的軍中的參謀幕僚長，建立了很大的戰功死後封神，在眾神之間具有很高的權威性，並能領導全眾神下達命令…雖是如此我也就把我飛機也神化了，就把我的座機命名為「太公令」三個字。並將這幾個字請機械員，採用黃色的油漆寫上，飛在天空上就非常的明顯了。於是，我座機兩面都寫了「太公令」三個字，並告訴隊員們此名字的由來。

中美飛行員都跑來要同我飛機照像，想沾一點眾神的保佑…」這架飛機隨徐華江多次馳騁戰場，並有過擊落日機的記錄。而讓這架「太公令號」真正揚名的，還是王光復。王光復駕駛這架P-40戰機，總計擊落了高達8架日機，他也成為了抗戰空軍的第四號王牌。特別是在1944年10月27日的荊門戰役中，他駕駛著這架戰機，一人便擊落了1架轟炸機和2架戰鬥機。在整個戰鬥生涯中，該機從未被日機擊落過，堪稱一架極其幸運的戰機。

抗戰後期的另一架著名的戰機是一架名叫「天馬號」的P-51戰機。該機曾隨第四大隊參加了1945年中國空軍遠征南京明故宮得那場著名戰役，並有擊落日機的記錄，此後，這架飛機作為中華民國當時最先進的戰機，成為了國民政府在大陸期間第四大隊最後一任大隊長徐華江的座機。徐華江曾回憶說；「這架飛機機頭前下方有四大隊(志航大隊)的隊徽，有了上次取「太公令」為名非常的幸運。

此次，也將隊長座機取名，其上前一樣的位置寫上「天馬」二字，其名是從「天馬行空昂昂不群」而來，意思為特立獨行出眾的意思。機身上有紅色三細一粗代表上校大隊長(空軍編製大隊長官階是上校)，事實上，當時我只是有中校官階，機尾三圓圈代表四大隊的三個中隊，紅色21隊、黃色22隊、藍色23隊。」

「偉績光昭青史冊，不教青史盡成灰。」

抗戰的硝煙早已遠離我們而去，而那些有名字的戰機和那些駕駛著戰機的先輩們，則未曾遠去，他們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因為這是屬於整個國家的抗戰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