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能力的培養4
第五章 要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各級黨委及其領導幹部，必須立足全黨全國工作大局，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善於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這是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解決好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繼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使我們黨始終與時代發展同步伐，與人民群眾共命運，對各級黨委及其領導幹部提出的新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從這樣的高度深刻認識提高總攬全局能力的重要性，並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總攬全局的能力。
一、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
古人說，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說的是目無全局的將軍，即使爭得一城一池，最終難免全軍覆沒；目無全局的棋手，即使圍得一子一目，最終難免滿盤皆輸。毛澤東說，處於局部地位的各級領導之所以有必要研究全國大局，是「因為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①
1.謀全局不是喊口號
總攬全局是由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所決定的。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但必須明確的是，謀全局不是喊口號。現在我們有些領導幹部，整天忙於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忙於各種場面和應酬性活動，以電視上有影，報紙上有字，廣播里有聲為榮，從早到晚，不停地發表各種言論：今天有個新戰略，明天有個新思路；今天說農業是基礎，明天說科技是關鍵，後天又說教育是根本。他們不僅對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工作沒有通盤的考慮和籌劃，更是很少靜下心來考慮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全局性問題，不了解當前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是什麼，不善於從全局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也不善於把一些具體問題提高到全局性的高度去解決，只是空喊一些口號而已，以至於一些老百姓嘲諷地說「農業是基礎，科技是關鍵、教育是根本」這些口號都對，就是在當地對不上號。這同領導幹部擔負的職責是不相襯的。各級領導幹部如果不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就難以做好領導工作，更難以擔當歷史的重任。
空喊口號說白了是作風不深入，滿足於搞形式主義造成的。中國共產黨成立80多年來，一貫倡導求真務實，反對形式主義，要求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作風，講真話，辦實事，求實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轉變領導作風，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和一些同志身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形式主義傾向。不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而是滿足於對上級文件照抄照轉；追求表面轟轟烈烈，不講實際效果；不願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報喜不報憂，有的甚至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等等。
空喊口號從根本上是脫離群眾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領導幹部長期養尊處優，滿足於開會發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群眾急需解決的困難和問題。比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三農問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下崗工人問題等都是亟待解決的。但如果不真正深入到群眾中去，就只能喊喊口號而已。
2.謀全局不是謀局部
各級領導幹部作為幹部中的領導者，可以說都是大大小小的指揮全局的人。而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上面。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事情，甚至為了一時一事的局部利益而不顧全局利益，那就難免要出問題了。這已經被大量的事實所反覆證明。例如，有的地方的領導幹部為了謀求當地經濟的一時發展，竟保護當地一些民眾制假販假的違法活動，使得當地的制假販假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雖然使當地民眾有了一定的收入，但這些收入畢竟是非法收入，民眾在其採取的藐視國家法律法規行為得到縱容的情況下，會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起來，不僅使當地的法制環境受到破壞，民風不正，社會治安混亂，而且也破壞了當地的長遠經濟發展環境，特別是投資軟環境差會使當地失去很多發展的良好機會和空間。從發展的角度講，這樣的領導幹部不是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為官一任，害苦一方」。
再比如，有的地方的領導幹部，深受「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的影響，在跟外地投資商已經簽訂項目開發協議和合同且該投資項目已經取得良好效益的情況下，擅自單方毀約，把該投資項目轉給本地人去經營。這不僅落得個不講誠信的罵名，而且今後還有誰願意到該地去投資呢？而在嚴重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沒人投資無疑是斷了當地經濟發展的「脈」。所以，作為為官一任的領導幹部，必須樹立「你發財，我發展」的觀念，「築巢引鳳」，著力改善當地投資環境，引導外資和國內資本參與本地開發，這樣，才能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3.謀全局是管總的、管方向
什麼是總攬全局，怎樣才能做到總攬全局呢？所謂總攬全局，對於整個黨來說，包括這樣一些含義：首先是管總的，管方向。可以說，在當代中國，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如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如何等等的一切，全繫於中國共產黨一身。國家搞得好，人民滿意，是我們黨的光榮，國家搞得不好，人民不滿意，是我們黨的失職和恥辱。所以，黨要管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全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等的都要管。其次是黨要「協調各方」。也就是說，要把各方面的力量協調起來，形成合力。而不是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條件下，我們黨要真正做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應該說是一個不小的課題，過去沒有做過的課題，它對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是一個考驗。我們既要攬得住，綱舉目張，又要充分發揮國家政權組織及一切社會組織的作用，使它們盡職盡責地發揮作用。
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毛澤東高超的領導決策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多謀善斷，全局在胸，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遠。當主客觀條件具備時，他能抓住機會，而當條件尚未成熟，但朝著有利的形勢發展時，他也敢下決心。正是這種素質，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個年頭，他親自組織和指揮了著名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他先是選擇決戰的方向，這就是東北，因為有了東北，就支援了全國。正當遼瀋戰役方興未艾之時，毛澤東抓住時機，布置了淮海戰役，取得了中原決戰的勝利。當遼瀋戰役、淮海戰役激戰之時，毛澤東秘密命令東北野戰軍入關，配合華北野戰軍發起平津戰役。這三大戰役的布局可謂一環緊扣一環，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領導全局的藝術。
把握全局是領導幹部必備的一種素質和能力。善於把握全局，就是要能夠總攬全局、駕馭全局，爭取全局工作的主動，這是做好一切領導工作的必備條件。現代科學理論告訴我們，事物不但作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為系統和過程而存在。作為系統，它包括諸多要素；作為過程，它包括發展的各個階段。事物的全局，就是事物諸多要素相互聯結、相互作用的發展過程。我們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各行各業、各地區各部門，包括一系列相互聯繫的過程和階段。因此，必須處理好各個方面與各個階段之間的關係，力爭全局工作取得最佳效果，切不可囿於局部而忽略全局。
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不謀長遠不足以謀一時。如果領導幹部整天忙於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忙於各種應酬，不善於考慮帶有全局性、長遠性的問題，不善於把具體問題提高到原則高度去分析思考，就難以獨當一面、擔當重任。
把握全局，首先要把全局作為領導幹部考慮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亞里士多德曾說：「整體不等於各個孤立部分的總和。」整體的功能可能大於、也可能小於部分功能之和。「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說的是整體功能大於部分功能之和；「三個和尚沒水吃」，說的是整體功能小於部分功能之和，其中決定因素在於局部。所以，作為領導幹部，要善於把握全局，要時刻意識到，全局高於局部，在事物的發展中，全局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決定著事物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我們處理問題首先要著眼於全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觀察局部。全局協調一致，才有利於局部的發展。
把握全局，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重視研究全局問題。懂得全局，才能自覺地服務於全局，服從於全局。鄧小平總是告誡我們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考慮局部問題。例如他曾指出「要提倡顧全大局，有些事從局部看可行，從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從局部看不可行，從大局看可行。歸根到底要顧全大局。」①後來鄧小平在談到對外開放時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又說：「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②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在談到東西部關係問題時，是從全局和長遠的高度著眼的。作為局部的沿海和內地，只有立足全局才能堅決和正確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
領導幹部不但應當重視研究全國大局問題，而且應當密切關注世界大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鄧小平在精心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藍圖時，不但立足於中國的國情，而且以馬克思主義者寬闊的眼界觀察世界，密切注視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只有了解世界大局，我們才能深刻理解鄧小平理論，增強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堅定性和自覺性。
處於局部地位的領導幹部不僅要注意研究全國和世界大局問題，還應當注意研究自己這個局部所應處理的全局性重大問題。全局和局部是相對而言的。毛澤東說：「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要照顧各方面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③因此，負責局部工作的領導幹部，一方面要研究全局的重大關係及其變化，同時局部自身作為全局，又包含一系列自身的重大關係和變化，作為局部的領導者，研究、處理好這個局部所包含的重大關係，是做好局部工作的重要條件。抓住並正確處理這些問題，就可以有效地推動全局工作的開展。
因此，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有大局意識，想問題，辦事情，都要有戰略思維，或者說要有全局性思維，即著眼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全局觀察和處理問題。各級領導幹部不僅要對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工作進行通盤的考慮和籌劃，更要靜下心來考慮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全局性問題，了解當前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是什麼，要善於從全局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善於把一些具體問題提高到全局性的高度去解決，這是提高總攬全局能力，做好領導工作的必備條件。
二、抓大事、議大事、管全局
我們的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擔負著領導一個地方或部門全面工作的重任。怎樣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不辜負人民的信任和重託，是一個必須經常思考的首要問題。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機關和同志，關鍵在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所擔負的責任。毛澤東說過，領導無非是兩項工作，一個是出主意，另一個是用人。出主意，就是決策，就是制定方針政策。制定哪方面的方針政策，對哪些問題進行決策，領導幹部必須搞清楚。方針政策性質的東西是管總的，是必須牢牢抓在手上的。而決策就不能事無巨細，鬍子眉毛一把抓。
二、始終關注和把握方向和大局
地方黨委，擔負著對中央和上級黨委負責和對本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實行全面領導的重大責任，必須集中精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乾部，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加強領導，較好地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按照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的規定，地方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內涵包括以下內容：「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的領導主要是：對本地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組織的主張成為本地區的法規或政令；向地方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幹部；在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成立黨組；組織、協調本地區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工作；動員、組織所屬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團結帶領群眾實現黨的任務。」
什麼是本地區的重大問題？改革發展穩定是重大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重大問題，一句話，經濟建設是中心，是重大問題。在當前，按照十六大的部署，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於本地區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問題，如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問題，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都要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全面謀劃，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
黨組織要依法執政，就要學會和人大、政府打交道。怎麼打交道？要明確黨不是人大，人大是權力機關；黨不是政府，政府是執行機關。黨組織要把自己的主張變成人民的意志，化為現實，需要經過一個中介環節這個中介環節就是法定程序。黨組織向人大提出建議，人大經過立法程序把黨的意志變成人民的意志。
黨管幹部是不能動搖的原則。執政黨要執政，沒有組織保證是不行的。但是怎樣執政，怎樣管幹部，是一個方式問題。黨管幹部，但是黨不應該直接用委任制任命制的方法管理國家機關的幹部。要向地方人大機關進行推薦，經過法定的任免程序來完成。要協調和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關係。怎麼協調，現在探索出的辦法是在這些組織中成立黨組，黨組受黨的領導，黨的意志通過黨組然後對這些組織進行領導。
2.牢牢把握基本環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黨委要在領導過程中做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一定要在把握基本環節上作出努力。
一是要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的要求，加強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一方面，地方黨委既要全面正確理解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把握其精神實質，又要弄清自身現狀，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符合本地區實際的經濟建設的工作方針和經濟發展戰略。另一方面，地方黨委又必須學會運用經濟規律，依法加強對地方經濟工作的指導。黨組織不僅要從「領導一切」向「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轉變，做到放開而不放任，促進政府更好地履行管理經濟的職能，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強化協調機制，把基層黨組織以及人大、政協、群團組織、民主黨派等各方面力量有效地組織起來，統一步調，同心協力把經濟搞上去。
二是地方黨委要在理順黨委與政府關係中做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在實踐中，黨委與政府的關係問題，是我們一直在探討但並未解決好的重大問題。地方黨委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就無法實現「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發揮不好領導核心作用。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於領導。加強黨的領導，不是由地方黨委包辦一切，干預一切，不是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不是直接向國家機關和人民群眾發號施令。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應該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範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三是注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健全社會主義地方法制。鄧小平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聯的。健全法制，最根本的是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一方面要加強地方立法，用法律指導改革，為建立新型的黨政領導體制提供法律保障，使地方黨政關係進一步規範化、法制化。另一方面要破除人治的思維模式，切實做到依法治國。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地方黨委應當保證地方的立法、司法、行政各機關積極主動、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工作，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都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
3.形成把握全局的領導格局
地方黨委擔負著對中央負責和對本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實行全面領導的重大責任，必須站得更高一點，看得更遠一點，想得更深一點，集中精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乾部，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加強領導，切實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善於從政治上、全局上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本地區得到準確、全面的貫徹執行。對於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干擾和影響我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種種錯誤思想，必須及時堅決地予以排除，以保證我們的各項工作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要把中央精神與本地區實際結合起來，從探索一條發展新路子，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做好工作，把對上負責同對下負責結合好，關心人民疾苦，誠心誠意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謀取幸福。
決策重大問題。抓好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決策，是地方黨委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所謂重大問題，一是涉及全局性的問題，包括本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二是重大政策問題，包括重要的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在未經人大討論通過和正式公布前也屬於政策的範疇）。由於政策具有導向性，對本地區工作的協調推進必然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地方黨委要進行討論研究和提出建議或意見，並推進有關部門依法有規範有秩序地組織實施。三是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包括物價、收益分配、職工就業等調控舉措，也是地方黨委需要討論的重大問題。重大問題的決策，要按照有關規定，規範決策程序，完善決策制度，促進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
安排重要人事。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保證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大計，也是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重要組織保證。抓好乾部管理教育是各級黨委的重要任務。要根據幹部分級分類管理的原則，集中精力抓好自己分管的領導班子的配備，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按照中央的規定，嚴格執行重要幹部的推薦和任免程序，在組織考察與群眾評議相結合的基礎上，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對於同級人大、政府、政協及主要群眾團體，黨委負責考察、推薦重要領導幹部人選，然後按法定程序選舉和任命。堅持黨管幹部，不僅要管好乾部的選拔、任命，而且要加強對幹部的培養、教育和監督。在幹部任命、使用前，要注重培養、教育、考察；在任命之後，要繼續培養、教育和考察，嚴格執行幹部管理的各項制度，完善監督機制，增強領導幹部為民掌權、依法行政的意識和能力。
開展宣傳教育。宣傳思想戰線歷來是我們黨直接領導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戰線，事關輿論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地方黨委必須花大力氣抓好宣傳思想戰線的工作。要準確把握輿論導向，廣泛深入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幹部群眾的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六大精神上來，把力量凝聚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上來。維護社會穩定。政法工作也是我們黨直接領導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它關係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各種因素不僅大量存在，而且還會繼續增多。因此，一方面，各級黨政組織要認真落實維護
穩定工作領導責任制，堅持各種預防和處置突發事件的工作制度，依靠人民群眾，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及時化解和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另一方面，政法系統作為職能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公、檢、法、司導下進、安等部門要在黨委的統一領行有效的運作，嚴密防範和依法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破壞活動，依法嚴懲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嚴懲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掃除社會醜惡現象，以保障本地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黨委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的領導，組織本地區各方面的力量，協調各種工作關係，但決不包攬和代替人大、政協特別是政府的日常具體工作；另一方面，人大、政府、政協也必須自覺服從黨委領導，緊緊圍繞黨委的中心任務，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做好工作。
領導群眾組織。工會、共青團、婦聯是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是黨聯繫人民群眾的橋樑和紐帶，必須注意發揮它們的作用。地方黨委要加強對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領導，通過這些組織，廣泛團結職工、青年和婦女，為推進本地區三個文明建設而奮鬥。要積極支持工青婦組織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開展工作，更好地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發揮群眾組織在治理國家事務中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作用。通過工青婦組織與群眾的聯繫，了解和掌握基層的情況和群眾的呼聲，使地方黨委的決定或決議能更符合實際，更好地體現群眾的意願，不斷提高工作水平。
三、提高解決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能力
立足於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是黨的十六大報告為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總攬全局能力而提出來的一項基本要求。有的領導幹部可能會說，考慮和研究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問題，這是中央一級領導同志的事情，而我在一個地方或部門工作，有這個必要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你所在的地方或部門的局部工作是全黨和全國工作大局的局部，離開了全黨和全國工作大局，你所在的地方或部門工作的局部就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局部，就不可能真正發揮局部的作用。
當前，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就必須對新世紀新階段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問題有深刻了解和把握。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並把它同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結合起來，做到胸中有數，把握好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動權。
1.要有執政黨的理念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即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所處歷史方位的這一變化，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以時代的眼光，科學制定黨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以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從而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進步。
一是我們黨已經從一個奪取全國政權的黨，成為一個執掌全國政權的黨。黨的地位的這種深刻變化，決定了我們黨應該從「奪權的黨」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向執政黨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轉變。今天我們要思考和解決的是「執政黨的建設」，而不是「奪權的黨的建設」或者「革命黨」的建設，它要求我們各級領導幹部要從執政黨的角度來思考和解決「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的問題。
二是我們黨不僅僅是執政黨，而且是長期執政的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跟剛剛上台執政的黨是有所不同的。它要求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認真思考長期執政的黨容易產生什麼問題，以及如何避免和解決問題。我們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是人人皆知的一個常識，可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什麼呢？對於這一點，卻不是人人皆知的，因為我們過去往往更多地是闡述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優勢和特點。對其存在的突出問題雖然在執政後的不同歷史時期也有過深刻的闡述，但是，真正從「最大危險」的角度和高度來審視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存在的問題，是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上。在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中，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這個命題。黨的十六大報告和黨章都重申了這個命題，指出「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為什麼說脫離群眾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呢？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突出特點是一黨長期執政，執政黨支配著國家和社會的各種資源，其權力之大，是其他任何政黨和組織所無法比擬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監督實效往往取決於執政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的大小。如果掌握著各種權力的執政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不能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或者各級領導幹部在運用和行使國家公共權力的時候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就必然會被人民群眾所唾棄，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難以鞏固。因此，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監督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是深刻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歷史方位必須解決的一大課題。
三是從受到外部封鎖狀態轉到對外開放狀態。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它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充分認識到，今天我們黨領導國家建設已經不再是受到外部封鎖的那種條件下，而是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對外開放最直接的意義和作用，在於已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融入到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這種融合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增強。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想問題、作決策的時候，必須摒棄封閉狹隘的思維方式，具有開放思維和世界眼光，遵循國際通行的經濟規則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善於從我國對外開放的角度來理解黨中央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特別是對一些突發性事件的處理的用意所在。
四是從實行計劃經濟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去我們是領導國家搞計劃經濟，現在則是領導國家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一些領導同志往往感到「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這是我們黨在帶領人民推進改革和建設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如果再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來管理社會經濟活動，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我們各級領導幹部不善於創新而一味因循守舊，那肯定是不能勝任的。各級領導幹部在想問題、做決策的時候，必須尊重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新的辦法和手段。
上述四個方面的深刻變化，是我們黨對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的科學判斷，它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樹立執政黨意識，迎接挑戰，按照新的要求為人民掌好權。
2.要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就必須把握這個全局性問題。按照十六大報告的提法，發展的內涵主要是「把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緊緊把握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願望，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這裡面主要說了四層意思：一是發展是生產力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國力基礎。要使我國社會主義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真正發揮出來，就必須在這兩大基礎上獲得真正發展。二是發展是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還包括政治、文化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的發展，只有各個方面都發展了，才是全面的發展。三是發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進入的全面發展。它要求從以開發物力資源為重點的發展走向以開發人力資源為重點的發展，從由重國強輕民富的發展走向國強和民富相統一的發展。四是發展是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發展過程中要注意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發展關係到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因為從黨執政的角度來說，離開發展，堅持黨的先進性和鞏固執政黨的執政地位都無從談起，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實現民富國強更無從談起。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係人心向背，事業興衰，這一點已經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所證明。根據聯合國亞太事務委員會的統計，1949年我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僅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遠遠低於當時整個亞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現在，當我們黨把中國帶到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階段的時候，我國的GDP已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世界排名第六位。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22年間，一個擁有12億多人口的東方大國，城鄉居民總體上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小康兩個階段的歷史性跨越，這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是中國近200年來未曾有過的輝煌。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這個奇蹟，正是這樣的輝煌，為我們黨能夠長期執政提供了依據和基礎。與之相反，蘇聯共產黨在這方面留給我們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蘇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伊始，就提出了發展生產力的任務，從而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初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的經濟陷入了深重的危機，年平均增長率不足3％，加上與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奪霸權，將大量財力投入軍工和軍費，使蘇聯經濟雪上加霜，19為90年-2經濟出現負增％長，199，1年進一步下降為-12％。蘇共垮台的原因很多，但經濟沒搞好不能說不是一條重要原因。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①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教訓從正反兩方面說明，執政黨只有在發展上「有為」才能「有位」。
發展是興國的硬道理。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一個國家的尊嚴來自於國家的綜合實力。為什麼有的國家很強，財大氣粗；有的國家很弱，屢遭欺凌？究其根源，主要在於這些國家發展速度快慢、發展規模大小和發展質量高低不同，而發展的速度、規模和質量，又往往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執政黨是否具有發展的自覺意識，是否把發展作為興國的第一要務。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最緊迫最需要解決的，就是發展問題。離開實力的支撐，國家就會在國際競爭和交往中處於某種被動，在一些重大國際事務上說話就沒有分量，甚至沒有發言權。要在這種激烈競爭中取得優勢，除了靠發展來積累自己的實力以外，別無選擇。
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就必須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大局。「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立足於中國現實，順應時代潮流，不斷開拓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新途徑；堅持和深化改革，做到「三個堅決」，即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衝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把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緊緊把握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願望，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
3.必須緊緊抓住新世紀頭二十年的重大戰略機遇期
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必須緊緊抓住新世紀頭二十年的重大戰略機遇期。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二十年，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我們要在新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就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
「必須緊緊抓住」，這是現實的需要，就像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那樣：「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形勢逼人，不進則退。」能不能抓住機遇，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不能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只有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才能財大氣粗，腰杆子才能硬起來，否則就難免捉襟見肘、忍氣吞聲、落後挨打。
回顧中國的歷史在15世紀以後，中國的經濟技術落後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喪失了一些重要機遇。18世紀後期，西方剛開始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時期，經濟繁榮，中西文化交流頻繁。當時西方的商人和使節帶到中國來的鐘錶儀器和火炮等器物，體現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已經預示著西方社會大變革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但是清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器物的背後潛在著的科技挑戰和威脅，僅僅把這些東西看成是可有可無的玩物而已，坐失了推動中國經濟轉變的大好時機，以至於中國從世界工業化起步階段就開始落伍了。
同時，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清政府多次喪失了幡然悔悟、變法圖強的歷史機遇。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王朝簽訂了《南京條約》，但並沒有像日本那樣變革圖強。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愛國志士首先從噩夢中驚醒，睜開眼睛觀察世界，一方面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維護滿清帝國，他們率先產生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願望，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19世紀6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一場企圖藉助西方先進技術來「富國強兵」的「自強」運動和洋務運動。與此同時，隔海相望的島國日本也在進行一場變革，史稱「明治維新」。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兩者的成效和結局卻大不相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進行了資產階級的改革運動，成為亞洲惟一的資本主義強國；而中國經過洋務運動，不僅未能富國強兵，反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從這些歷史的回顧中，可以得出一條基本的結論，就是在時代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關頭，在機遇降臨的時候，能否緊緊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自己，對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抓不住機遇，是要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的，即便是一個大國，那曾經長期戴在頭上的強者桂冠，也會被別人摘走。
4.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
正確認識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是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性重大問題。三者中任何一個出了問題，不僅會直接影響另外兩個，而且會直接影響現代化建設的全局。1995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指出：「實踐證明，三者關係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社會的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出代價。」①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付出沉重代價後形成的共識。
這三者的關係中，發展是目標。發展是硬道理，這是在處理三者關係問題時首先要樹立起來的觀念。發展當然包括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全面進步，但首先是指經濟發展。說發展是硬道理，是因為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我們要增強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持穩定局面；逐步縮小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克服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困難；頂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在世界舞台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擺脫經濟落後狀況，躋身於世界現代化國家之林，都離不開發展。
這三者的關係中，改革是動力。改革是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管理體制、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等全面改革。只有廣泛而深入的全面改革，才能解決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新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優化環境。二十多年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實現的，實現未來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奮鬥目標，關鍵仍在於深化改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的決定性作用不僅在於解決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推進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還要為新世紀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
這三者的關係中，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穩定是指國家政局的穩定、社會穩定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政策的穩定不變。
總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過程中，要發展生產力就要改革，改革能否成功，又影響發展進程，也影響社會穩定。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了，完善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與否，不僅影響改革的推進，而且會影響發展進程，只有在穩定的局面下才能搞好改革和發展。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善於通觀全局，精心謀劃，從整體上把握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內在關係，做到相互協調，相互促進。要把加快改革和發展的緊迫感同科學求實的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充分考慮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有利條件和可能出現的困難，做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四、善於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係
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必須善於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要全面認真地貫徹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又要科學、清醒地認識本地區本部門的發展基礎、優勢條件、制約因素等。要正確處理當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善於把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置於國內外宏觀形勢和全國工作的大局中來思考、來謀劃。
1.善於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係
黨中央強調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時，還強調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總是由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構成的。由於勞動性質、就業方式、收入分配等條件的變化，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業、不同方面的群眾的具體利益又會有這樣那樣的差別。中央要求我們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並有利於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係，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都必須毫不含糊地照顧到社會上的各種經濟需要，代表和整合不同的利益。
現在的社會現實早已不是建國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利益結構存在的利益主體單一化、個體間利益均衡化、利益需求整體化的狀態了，而是出現了利益主體多元化、個體間利益非均衡化、利益需求個體化的發展態勢。這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相對分散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多元主體經濟，它以經濟活動主體的多層次、多樣化、多元化為前提。只有作為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個人、企業法人成為自己活動的真正主體的時候，才能調動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才會有競爭，才會有效率。而多元化就意味著利益差異的存在。我們不能任由多元化造成無政府狀態來瓦解社會，但也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重新拾起計劃經濟體制下那種單一式的整體化和統一性。因此，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正視利益差別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頭腦里總是想著現實存在的利益差別不對，只有過去那種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整齊劃一才是正確的，那麼，想處理好各種利益關係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妥善處理」。實事求是地說，現實生活中，對利益差別持否定態度的領導幹部不是絕對沒有的。
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要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應當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要求，在思想觀念上正視利益差別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講，怎麼才能了解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需求呢？這是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如果對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需求不了解，就不可能對其「進行認真考慮」。按照十六大報告的要求，要了解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需求，就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的決策機制。具體地說，就是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
比如說，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就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凡是出台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在正式實施之前，都必須進行社會公示，讓有關群眾了解重大事項的決定情況，允許群眾在一定期限內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這一公示的過程中要學會傾聽，並重新審視原有的重大事項決定的合理性，盡最大可能吸納群眾的合理性意見和建議，使正式出台的重大事項決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體現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需求。
再比如說，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聽證制度，就要求各級政府在作出具有影響公眾權利義務的措施和決定的時候，應當尊重公眾要求進行聽證的權利，舉行聽證會。1996年3月通過的《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行政聽證制度。該法規定：行政機關在對企業行使停產停業、吊銷企業營業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時，必須告訴對方有權申請聽證，以聽證質證作為處理結果的依據。此後，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第23條規定：制定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2000年通過的《立法法》第58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當然，種種原因導致有的價格聽證會存在諸多令公眾不滿意的問題，主要還是公開性不夠。不公開自然就會導致人們對聽證會的真實性和民主性的質疑。
總結以往經驗，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聽證制度，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建立社會聽證制度的目的問題。聽證的目的就是了解民意，擴大公眾參與，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因此，就必須解決聽證會的民主性和公開性問題，不能你聽你的，我定我的，搞「假聽證」；也不能搞了聽證而不公開聽證過程。建立社會聽證制度，不是舉行聽證會就萬事大吉了，還必須對事前、事中和事後的程序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以事前程序為例，在舉行聽證會之前，有相應的申請程序；必須事先公布聽證的內容，明確公共政策的目標；要徵集聽證代表並提前若干天公布其身份，本人不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代表，也不能內部圈定聽證代表；公布聽證會的主持者、聽證會的時間和地點；還要事先公開聽證材料，所有有關的書面信息都必須提前公開。有了「靶子」，利益相對人才會去注意，做到有針對性地搜集證據，做好抗辯的準備。這是國際通行的慣例。
要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優越性之一，是實現一種新型的社會公平，包括實行按勞分配、達到人民共同富裕等。可以說，沒有這種新型的公平，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那麼，這種新型公平的實現途徑是什麼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選擇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社會出現了一定的收入差距，於是，就出現了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進行置疑的現象，主張搞「平均主義」分配政策，搞「劫富濟貧」。而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沒有效率的公平是虛擬的公平，沒有差別的「平均主義」分配政策絕對不是公平的分配，也不是真正的「按勞分配」，而是干多干少都得到均等的分配，這對干多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存在著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如果收入沒有任何差距反而是不正常的。當然，這裡所說的正常情況是指適當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甚至出現貧富兩極分化。那麼，究竟收入差距多大才算正常情況呢？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0.4為警戒線，達到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我國現在的基尼係數是多少，說法不一。一種認為是臨近警戒線；一種認為是超過警戒線。不論怎樣，我國目前確實存在著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那麼，應該採取什麼方式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收入差距過大而走「平均主義」的老路，而是要「努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優化結合」。效率與公平有矛盾的方面，更有相統一的一面。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歷史的選擇的話，那麼，現在和將來，則不能因追求效率犧牲公平，更不能因追求公平犧牲效率，而是要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體現公平，在追求公平的過程和結果中保持效率。不僅要讓更多的人分享效率的果實，又要讓更多的人能夠有果實可分。
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要總攬這個全局，要對局部進行統籌兼顧與合理安排，就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當前，在貫徹這一基本方針時，遇到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我國社會新出現的「其他社會階層」問題。所謂「其他社會階層」，是指除了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幹部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主要是指伴隨改革開放而產生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社會階層。對這些新的社會階層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直接關係到能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問題。
這裡，首先要解決的一個思想觀念問題，就是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究竟是我國社會的一種進步呢，還是社會的一種倒退的問題。應該說，我國社會階層多樣化是社會的一種進步。這種社會階層多樣化正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導致原有的社會階層分化的必然結果。在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社會階層長期處於三級式階層結構狀態，即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幹部、工人、農民三大階層，這種階層結構是通過身份制（階級成分、戶籍制度、職業、所有制身份）來確定的，並通過城鄉二元結構和單位體製得以強化的。三大社會階層之間高低有序、界限分明，禁止流動。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一致的戶籍制度，將農業人口與城鎮居民嚴格區分開來，形成了事實上的身份差別；僵化的勞動制度和單位體制以及嚴格的用工制度，把社會成員牢牢地圈定在單位之中，並從總體上消除了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勞動崗位的可能；僵化的幹部人事制度，在工人和幹部之間隔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社會階層結構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吻合。執政黨和國家通過這種制度安排，將一切社會資源和一切社會權力高度集中起來，獲得了高度有效的社會控制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然而，其明顯的缺陷性在於使社會成員的地位因身份制而具有先賦性，並且具有代際傳承性，大大限制了社會成員的流動性，不僅使個人對國家、單位產生強烈的依賴感，而且極大地限制了社會的活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之所以出現分化，主要是社會經濟政策推動和市場拉力的雙重作用的結果。經濟結構的變革，作為一種內在衝擊力，打破了舊的社會結構框架：一方面，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在體制外空間逐漸出現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混合經濟等不同於傳統單位的新經濟組織和其他社會中介組織；另一方面，傳統的單位組織體系發生變化，企事業單位逐漸擺脫了作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地位，轉為具有獨立行為的法人實體，主要靠自身的競爭實力在市場中獲取資源。社會結構的這種變化，使得原來的三級式的社會階層結構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特別是隨著身份制、單位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弱化，隨著幹部人事制度、勞動就業制度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使個人和單位的關係開始從完全的被動依附狀態轉向相互依賴和雙向選擇，社會成員有了更多的選擇性和更高的流動性，社會地位的分配體系正在變得越來越開放，整個社會出現利益主體多元性和社會階層多樣性的特點。可以說，我國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是現代化過程中自然的現象和必經的過程，也是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政策選擇和社會制度安排的結果。社會階層的多樣化將使存在了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結構轉換為適合於現代文明需要的現代社會結構。
既然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是一種社會進步，那麼，自然就不能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員看作是社會異己力量，而應當看到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基本上是以職業為基礎形成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做到「四個都要」和「四個尊重」。所謂「四個都要」，就是對為中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四個尊重」，即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把這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充分認識到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都應該受到鼓勵；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使用和支配的，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要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於人民。
2.善於發現和解決制約全局發展的薄弱環節
在總攬全局、統籌兼顧與合理安排的過程中，各方面工作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善於抓住薄弱環節並切實加以解決，常常成為推動全局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管理科學中有一個「木桶理論」，即一個木桶由許多木片相圍而成，木桶的容水量不取決於那些較長的木片，而取決於那些最短的木片。你要增加木桶的容水量，必須將最短的木片加長，因為它是最薄弱的環節，是木桶容水效益的突出制約因素。黨中央和國務院之所以反覆強調要調整產業結構，就是因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使長線過長而短線過短，影響了國民經濟整體效益。只有加強短線這個薄弱環節，才能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並明確提出了「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結合本地實際對「兩個必須毫不動搖」的理解和執行的力度，可以從一個側面判斷出各級領導幹部發現和解決制約當地全局發展的薄弱環節的能力。「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應當是從全國範圍上、從總體上而言的，不能理解為行行都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業業都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層層都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否則，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戰略改組就沒有辦法實施，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就無的放矢。在相當一些地方，「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可能成為需要特彆強調的薄弱環節。而解決這個薄弱環節對經濟全局的發展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意義絕不僅僅是說它對我國經濟增長有好處、可以增加和安排就業、可以多增加稅收、可以活躍市場，而更在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本質上是鼓勵和支持人們創業，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於人民。所以，這些地方的領導幹部，要解決思想觀念問題，充分認識到「公」有「公」的優勢，但不是越「公」越好；「私」有「私」的弊端，但也不是萬惡之源。還要樹立各市場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尊重和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主體地位，給予其「國民待遇」，直接影響著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
3.謀大利、避大害
各級領導幹部應當充分地認識到，全局由局部組成，但全局不是局部的簡單相加，而是互相聯繫、互相作用的各個局部所形成的整體。在事物的發展中，全局決定著事物發展的方向和趨勢，全局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因此，全局高於局部。對於各級領導幹部的實踐活動來說，謀取全局利益應該是追求的最高價值，全局搞好了，從根本上說有利於局部；當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不可兼得時，要以局部服從全局，謀全局就是謀大利、避大害，而不計較局部一時一地之得失。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非常善於把全局作為考慮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江西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時期，「左」傾冒險主義者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反對戰略退卻，認為退卻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罈罈罐罐」），結果造成全局的失敗。對此，毛澤東說，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的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願意喪失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他又說：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打爛罈罈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罈罈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作代價。
接著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否則，就是小生產的近視。他還進一步總結說：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藉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①它說明，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正把握好局部的。在一定條件下，局部的暫時地退，正是為了全局的長遠的進，這是事物全局與局部關係的辯證法。
打仗如此，搞改革、搞建設、搞一切工作，都是如此。中央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質量和整體效益；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正是為了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正是為了創造條件打下基礎以逐步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正是為了在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針，正是為了把今天的發展與明天的發展聯結起來，避免由於今天的發展而使明天的發展喪失必要條件。而這樣做，不可避免地會使某些局部利益暫時受到損失，但它換來的將是全局的長遠的、更好更快的發展，而全局長遠的更好更快的發展將為解決局部的暫時困難創造必要條件。所以，鄧小平告誡我們：「要提倡顧全大局，有些事從局部看可行，從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從局部看不可行，從大局看可行。歸根到底，要顧全大局。」①總之，一切著眼於大局和長遠，不可只顧局部和一時一事，不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這是領導幹部提高總攬全局能力的基本要求。
4.學會運用辯證法和從全局處理問題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不但作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為系統和過程而存在。作為系統而存在的事物，是由諸多要素組成的；作為過程的事物，有諸多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事物的全局，就是事物由諸多要素和諸多個發展階段所構成的整體。相對於全局來說，各個要素、各個發展階段都是局部。我們黨領導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是偉大和艱巨複雜的事業，它不僅要靠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奮鬥，而且需要全社會各條戰線、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它不僅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而且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它不僅要求我們現階段的事情，而且需要經過一系列相互聯繫的階段和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必須處理好各個方面的關係、各個階段之間的關係，現在和將來的關係，一句話，就是必須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的關係，在工作中善於總攬全局，爭取工作的全局性效果。這實際上就是各級領導幹部在具有辯證思維的基礎上培養戰略思維，具有了戰略思維，就能較好地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
戰略思維要求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觀察和處理問題，就是要立足現在又放眼未來。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用鄧小平關於「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為指導，正確處理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與幫助和帶動後進地區趕上全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步伐的關係。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發展起來，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一個大局，推動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也是一個大局。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牢固樹立「兩個大局」的觀點，按照十六大報告中關於「我們既要保護髮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人們的發展活力，鼓勵他們積極創造社會財富，更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以及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的重要思想，把支持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同積極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帶動全國廣大地區共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統一起來。
強調從全局觀察和處理問題，並不是不顧局部，而是要統籌兼顧，合理安排。因為全局高於局部，同時又離不開局部，全局的勝利要靠各個局部的共同努力。一般的局部對全局雖然不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多數局部失敗了，全局也會起根本的變化。所以，指揮全局的人也要對局部進行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毛澤東在談到領導方法時要求我們要學會「彈鋼琴」，他說：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①五、積極地開展工作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具有很大的創造性。可以說，沒有創造性，就談不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創造性」就是指各級領導在工作責任感、事業心的鞭策下，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靈活地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1.提倡「闖」和「冒」的精神
創造性的工作決不是要求我們脫離客觀實際「蠻幹」，而是要從客觀出發，及時地更新觀念，擺脫陳舊觀念的束縛，使我們的思想不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的理解上，不停留在對社會主義的一些不科學的甚至扭曲的片面認識上，不停留在那些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正確的思想觀念上。同時也要求主觀對客觀的反映不能停止在一個水平上，總是要求主觀和客觀達到有機統一，既大膽創新，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儘可能做到動機與效果的一致。不斷把事物推向前進，發展到一個新的層次。
在社會實踐中，不同主體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究竟是個別「英才」起著主導作用，還是廣大人民群眾起著主導作用，是馬列主義早已明確的問題。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而且是改革開放的促進派，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創造性的開展工作的原動力。但是，過去我們片面強調社會主體、群眾主體的能動性，而否定個體主體的創造性，結果陷入了另一種片面性。鄧小平對此明確指出：「集體的努力也是各個人努力的綜合表現」①，他認為個體主體創造性的發揮構成了群體和社會主體能動性的源泉，並主張要「按照這種差異給以區別對待」，對部分個體優先發展，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提倡「闖」的精神，「冒」的精神，由個體的創造性推動社會的能動性，從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健全。
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是一個運用科學理論去能動地改造主觀客觀世界的過程，也是一個對科學理論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而由此形成的認識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認識和對科學理論本質的更為深刻的把握。創造性工作的這種雙重功能，要求各級領導者不僅要善於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精髓指導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而且還要善於在創造性的工作中進一步加強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從而在更高層次和水平上堅持和貫徹這一理論。
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在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其靈魂就是理論聯繫實際，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具體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都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一部中國革命的勝利史，就是一部創造性的成功史。改革開放20多年的偉大實踐，就是創造性的成功開拓。可惜至今我們的一些同志仍不善於把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同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工作的指導上拘泥於對上級的部署和要求照抄照轉上。某些地方的矛盾和問題之所以解決不力，甚至長時間難於開創改革和建設的新局面，箇中原因概出於此。
可見，掌握理論聯繫實際這個靈魂，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之根本。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關鍵在於解放思想、勇於創新。即敢於打破舊的習慣勢力、陳腐羈絆、主觀唯心的偏見和束縛，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前提下，不斷地研究新情況、樹立新觀念、探索新思路、拿出新辦法。毋庸諱言，某些同志仍然囿於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條條框框中，用舊觀念、舊模式、老辦法去對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的新矛盾和新問題。這些同志如不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上下一番功夫，那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便無從談起。
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其創造性從何而來？它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毛澤東早就告訴過我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智慧和創造力。實踐證明：只有相信群眾，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才會有取之不盡的創造源泉。然而，我們有些同志似乎不明白這個道理，或時常因為苦苦思索拿不出新思路、新辦法而困惑；或習慣於坐在會議室里編造方案和決策。其結果要麼是工作平平庸庸，不見起色，要麼是脫離實際的偏頗指導，要麼是違背客觀規律的蠻幹，這樣的教訓不能不鑒。
2.堅持「三個解放出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引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三個解放出來」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19世紀40年代之後，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三個解放出來」的典型產物，指引工人階級政黨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使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當今世界，知識經濟的到來，全球化的出現，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世界經濟、政治、150文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與多年前馬克思主義誕生時的情況已大不相同。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當今世界，而不能用某個歷史時期的某個結論去判斷現在的實踐。如果我們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如果躺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拿某些現成條文和結論去限制、裁剪不斷發展的無限豐富的社會生活，那我們就會脫離實際、思想僵化，就談不上認識新世界、解決新問題，更談不上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是堅持「三個解放出來」的過程。我們先後打破了「個人崇拜」的桎梏，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走出了姓「馬」姓「修」的誤區，搞清了姓「社」姓「資」的範圍，澄清了姓「公」姓「私」的爭論，糾正了「有產」、「無產」的偏見，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恢復了實踐的權威，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牢固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念；解決了長期以來在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關係問題上的理論困惑，堅定不移地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打破了社會主義只能搞單一公有制的傳統觀念，確定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正是在思想認識上的「三個解放出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才不斷開拓出新局面。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是前無古人的事業，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進行探索。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三個解放出來」，讓思想衝破牢籠，讓觀念與時俱進，以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進行更加大膽的實踐。
堅持「三個解放出來」，必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堅持思想認識上「三個解放出來」，僅僅憑著樸素的感情和良好的願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努力地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努力地在實踐中錘鍊與時俱進的品質，努力地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中開拓進取。首先，準確掌握理論。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首要的是準確地掌握理論，否則理論聯繫實際就成為一句空話。要掌握理論，這就要求我們把學習擺到特別重要的位置，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努力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其次，善於用理論去指導和總結實踐經驗。我們應該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觀察當今世界、觀察當代中國，善於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勇於進行新的理論探索，不斷把我們的改革和建設大業推向前進。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站在時代前列，立足於新的實踐。既不能照搬照抄過去成功的做法，也不能等上級拿辦法，靠別人給經驗，而必須創造性地運用、發展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從群眾的實踐中總結新鮮經驗，在實踐中不斷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大力發揚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精神，在理論與實踐、上情與下情結合上下功夫、用氣力。理論與實踐相脫離，上情與下情相脫離，不負責任亂說一通，最簡單、最省力，也最無用。當前，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改革、建設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就是堅持與本地區、本單位的工作相結合。實現這種結合的關鍵一環，在於經常深入基層、深入實際，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對改革、發展、穩定中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檢驗自己的認識和工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主觀和客觀相脫離，理論和實際相脫離，使工作生機勃勃，富有創造性，實現「三個解放出來」的要求。
堅持「三個解放出來」，關鍵是在實踐中創新。創新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體現。我們要做到「三個解放出來」，關鍵是根據實踐的要求，大膽進行探索，創造性地推進各項工作，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3.既講「著通話」，也要說「方言」
有開拓創新的思維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關鍵，這裡要求的是找准上情與下情二者的結合點。通俗地講，就是要「不離上級譜，唱好地方戲。」既講「普通話」，又說自己的「方言」。有些領導整天忙忙碌碌像個跑堂的，風風火火像個救火的，成天在一些具體事務中打轉轉，事必躬親，會必講話，小事瑣事做得多，大事要事抓得少，不能超脫，不能解脫，這樣是不會幹好工作的。應該靜下心來，認真想大事、議大事、抓大事，運用創造性的思維，用足、用活、用好上級政策，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做出超人一步、高人一著的決策，大膽突破、大膽創造，走出新路子，創出新特色。
有無所畏懼的膽識是創造性開展工作所要求的。主觀符合客觀是很艱難的，獨創性的工作往往是要冒風險的。領導既不能怕擔風險而安於現狀，裹足不前；又不能一時衝動，盲目行動。要通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掌握規律性的東西，用無私無畏的精神和「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大膽試、大膽闖。要善於研究新問題，敢於試驗新思路，善於推廣新經驗，樂於發展新生產力。要允許在創新中有失誤、有失敗，但不允許不創造。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要樹立無功就是過，平庸就是錯的觀念，創造出大膽開拓、奮勇進取、生動活潑的新局面。
有務實求實的作風是創造性開展工作的必要條件。創造性的工作是構築在客觀實踐的需要和現實發展可能之上的。工作中的問題大都是在實際工作中產生的，不務實求實，就很難發現問題，因而也就不可能解決問題。經驗告訴我們，夸夸其談，只重唱功，不重做功，工作難以開展；說大話，講空話，工作難有起色；陷入文山會海，只作一般號召，不作具體指導，工作難以落實；追求轟動效應，而不去實幹，工作難有成效；只顧眼前利益，大搞短期行為，只會延緩發展。因此，創造性的工作只有深深紮根於「務實求實」的土壤里，才會結出豐碩之果。
有科學嚴謹的方法也是創造性開展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作方法是工作思想、工作精神、工作作風的外在體現。因此面對複雜變幻的社會形勢和艱巨的工作任務，我們必須要運用科學嚴謹的方法，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貫徹精神上不當「播音員」，照本宣科，而應該在上情、下情、市場經濟「行情」的最佳結合點上進行再創造；在調查研究上不當「攝影師」，只照表面，要在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求真務實的最佳著力點上進行再創造；在處理問題上不當「消防員」，被動應付，要在總攬全局、審時度勢、敏感預見最佳推進點上進行再創造。
結束語
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是我們黨正在實踐並將長期實踐的常做常新的重要課題。但領導幹部提高執政能力，不僅僅是為了執政掌權，鞏固執政地位。從根本上講，領導幹部的權力都是人民給的，提高執政能力的目的在於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領導幹部學習領導的方式方法，也不是什麼「統治術」，為了「權力欲」，而應該把它看成做好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這是各級領導同志在學習如何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時所必須牢記的。我們必須進一步樹立正確的執政意識和領導態度，總結我們黨50多年執政的經驗教訓，樹立正確的執政理念，抓住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不斷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
一、唾棄「統治術」和「權力欲」
我們所說的執政能力決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術」和西方政客所熱衷的「權力欲」，在這個問題上要特別學習一下江澤民2002年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他強調，對領導幹部來說，打牢思想政治基礎，築嚴思想政治防線，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他指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以後，能否正確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一個必須長期經受的根本性考驗，也是一個關係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長期的根本性課題。如果長期執政以後我們的幹部喪失了當年奪取政權和建設初期那樣一種蓬勃朝氣，那樣一種昂揚銳氣，那樣一種浩然正氣，而變得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甚至濫用權力使黨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那麼最後必然失去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這是歷史興亡的規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對這個問題，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警醒。
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術」向來是被一些人所推崇的，甚至有人把它和中國文化聯繫起來。但嚴格說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東西，是極其醜惡和應該唾棄的。
一是虛偽。宋朝開國皇帝是趙匡胤，本來這個皇帝當得不怎麼光明磊落，是他通過兵變從後周的孤兒寡母那裡奪來的。可他偏偏說是自己不願當，是別人強迫的。公元959年11月，趙匡胤謊報軍情，說邊關吃緊，部隊到達離開封東北40里的陳橋驛時，趙匡胤「黃袍加身」。趙匡胤據說是「不違眾意」，才答應的。類似這樣的史實，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這方面武則天做得反而好一些。公元690年9月9日，武則天在做了多少年實際的皇帝後，乾脆改唐為周，在洛陽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寶座，從而成為歷史上惟一真正的女皇。
二是陰謀。一部中國封建政治史，就是一部陰謀的歷史。因為專制政治，必然是陰謀政治，從不敢光明磊落的。公元626年6月4日使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玄武門之變，可以說是集陰謀之大成者。事後，李世民為了掩飾自己的陰謀，給自己找了許多理由。史臣們也拚命醜化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以及他們的父親李淵。彷彿李世民做皇帝，上應天命，下合百姓，非他莫屬的。後來大家所熟悉的慈禧也是玩弄陰謀的大家。無論是1861年慈禧為「垂簾聽政」而發動的「辛酉政變」，還是1898年扼殺「百日維新」的「戊戌政變」，都表現了她玩弄陰謀的嫻熟。
三是權術。中國封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權力越大，好處就越多，對人就越有誘惑力。一進入這個圈子，大家都想而且必須往上爬。越往上爬，越有安全感，也越有好處。而要往上爬，就要玩弄權術。《資治通鑒》據說是給古代的「領導」看的，裡面所說的「君道」、「治吏」、「教化」、「經濟」等等，真諦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權術。史書上說劉邦會用人，不如說劉邦更會用權。因為給劉邦打天下的韓信也好，彭越也好，最後都做了劉邦的刀下鬼。
四是無恥。趙國鉅賈呂不韋富可敵國，但他並不滿足。為獲取最大利益，呂不韋不惜費盡心機，將一有身孕的女人送給秦國在趙為人質的異人，這女人生的兒子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呂不韋後來成了秦國的實際統治者和天下的最大富翁。可惜後來被秦始皇殺掉了。近代歷史人物袁世凱也是無恥之徒，因為太無恥了，當了皇帝之後，天天都覺得天下人都在罵他，所以最後死了。
怎麼概括中國封建政治的這些東西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小人政治」。無論史臣們寫得再好，真正的內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中國歷史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謎。有懷疑宋代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篡位的「燭光斧影之謎」，有懷疑明代明光宗死因的所謂「紅丸之謎」，有懷疑清代雍正篡位的所謂「雍正即位之謎」，以及「光緒皇帝猝死之謎」等，不勝枚舉。說是謎，其實一點也不謎，大家心裡都清楚，只不過不見正史罷了。
怎麼看待這些東西呢？魯迅一輩子都在關注這個問題，他用他那文學特別是雜文的解剖刀，刺骨地刻畫了它的實質。魯迅在《狂人日記》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依舊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如果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東西有興趣，不妨讀讀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的描述，他深刻地說：「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經計划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卻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對於我們而言，這些東西當作一種文化也就罷了，大可不必聯繫的太多了。我們應該記住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要代表的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值得我們繼承的東西恰恰是被那些統治者和史臣們不看好的，這就是講正氣。江澤民指出：「講正氣，是中華民族也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古語所說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等等，都是講一個人必須樹立正氣，必須有正義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氣，才能無所畏懼地前進，才能不屈不撓地為國家和社會建功立業。文天祥專門寫過一篇《正氣歌》，他在《過零丁洋》中寫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為什麼會成為千古傳頌的名句，就是因為充滿著高昂激越的愛國正氣」。①
在我國歷史上，有許多為國家利益、為民族存亡奮鬥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他們大義凜然，寧死不屈，以身殉國，可歌可泣的獻身精神，成為國人的楷模，為後人敬仰和稱頌。宋代岳飛是一代民族英雄，被後人喻為「民族魂」。他一生儉樸，不置田產，不積私財，不為後代利祿鑽營。在民族矛盾尖銳時刻，他背負母親「精忠報國」四字，英勇抗金，奮力挽救國家的危亡。「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他在《滿江紅》一詞中寫下的這些詞句，抒發了他的壯志豪情，充分表達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但岳飛的抗金鬥爭，遭到了權臣秦檜等人的誣陷，被以「莫須有」罪名賜死。但岳飛的精神和事迹，贏得了歷代勞動人民的崇敬和同情。在杭州岳飛的墓地，後人建立了岳王廟，並在大門柱上撰寫了對聯：「正氣炳人寰，風雨靈旗一抔土；苦忠溯往跡，湖山俎兵萬斯年。」在岳飛墓前，還鑄有秦檜等人跪著的鐵像，背後刻有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些都鮮明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氣節。這樣的事例，還有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抵抗元兵入侵，失敗被俘，自殺未果，嚴詞拒絕勸降。在被押解的路上，寫下了《過零丁洋》這首詩，留下了千古傳唱的絕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將張弘范向文天祥勸降說：「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盡到了。丞相如能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豈不非你莫屬嗎？」文天祥說：「國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餘辜。難道還能貪生怕死，背叛祖國嗎？」文天祥在獄中被折磨三個月之久，期間，忽必烈親自勸降，他仍不為所動，終被殺害。文天祥一生剛直不阿，以國為本，高風亮節，深受我國歷代人民敬仰。
講民族正氣，憂國憂民，是我國歷代文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標。如宋代的范仲淹，在他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提出，從政為官，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時時以國家大事、人民疾苦為念「，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這一思想千百年來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奉獻終身，甘灑熱血。又如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主張文人志士應當經世濟民，他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後人立志修身的格言。
明朝後期的海瑞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以為政清廉與剛直不阿著稱。他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上疏，實踐其文死諫、武死戰的信仰。嘉靖末年，朝政混亂，國事日衰，但朝中大臣大多迎合奉承，爭先恐後向皇帝獻媚。見此情景，海瑞極為憂慮，他為自己準備好棺材，訣別妻子，冒死勸諫，呈奏震動朝野的《治安疏》，指出皇帝20年不理朝政，致使吏貪官橫，民不聊生。「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明世宗大怒，把海瑞交付錦衣衛問成死罪，直到世宗死後才被釋放出獄。海瑞的這種精神曾被毛澤東所稱頌。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在看了湘劇《生死牌》之後，提出共產黨員要學習海瑞，要「五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在我國歷史上，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也是後人學習和為政的楷模。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為輔佐劉備，統一中國，一生兢兢業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然並未實現初衷，但他的品德政績，一直為後人所稱頌。在劉備去世後，諸葛亮繼丞續輔佐劉禪，擔負治理蜀國的重任。他身居相之位，一生儉樸。他在生前給後主劉禪的奏章中說：「在外任職，沒有其他的花費，不索求什麼東西。隨身的衣服，伙食全靠公家供給，自己也不另經營什麼事業，不為家中積蓄財產。這樣，到我死的時候，一定不讓家中有什麼多餘的財富，以辜負陛下的恩寵。」唐朝大詩人杜甫著名的《蜀相》詩中說「：三顧茅廬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高度概括了諸葛亮一生的業績，集中表達了後人對他的仰慕與痛惜之情。
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也被中國人民所欽敬。他對英國利用鴉片掠奪中國財產，毒害中國人民的行徑痛心疾首。在他任湖廣總督期間，不顧英國政府的強權威脅，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鴉片戰爭失敗，林則徐被清政府責為「誤國病民」，「辦理不善」，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並不後悔。被革職之後，他在給夫人的信中寫道：「予明知禁煙妨礙奸夷大利，必有困難，而毅然決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利民，與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諸度外，毀譽更不計也。」這種以身許國，置個人生死、毀譽於不顧的高風亮節，成為後人的楷模。
在我國歷史上，還有許多銳意革新之士，他們不計個人得失與安危，為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興盛，進行大膽的改革和創新。如秦代的商鞅、漢代的王安石、清末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以及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等，他們勇於改革，開拓進取的精神，都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如清代末期，國勢衰敗，民不聊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民族危亡時刻，康有為等把自己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失敗後，康有為率眾聯名上書，要求清政府變法圖強，此後又發起「戊戌變法」，期望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改變中國國家的政治體制，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變法雖然最後失敗，但康有為的愛國心、眷國情卻留給了後人。特別是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後，有人勸他出國避難，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被清政府殺害時，他視死如歸，面對群眾高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義。這種為民族振興的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永遠激勵和鼓舞著中華民族的子孫。
講正氣要求的是正直無邪，做人要有骨氣，這在一個「官本位」社會裡實在是太難了。「誅九族」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殘酷的刑罰。然而，在明朝，有一人遭到比誅九族更殘酷的刑罰—滅十族。即在宗親九族之外加上學生，牽連者不計其數。但這個人一點沒有後退，可謂「堅持真理」。他就是明朝初年的儒生方孝孺。史料記載：有一天，成祖派人從獄中把方孝孺召來，請他撰寫新皇帝即位詔書。命人拿來紙筆，說：「詘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接過筆來，寫上「燕賊篡位」四個大字後，投筆於地，邊哭邊罵：「死即死，詘不可得！」成祖怒不可遏，吼道：「汝不顧九族矣！」方孝孺厲聲說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命令武士用刀撬開他的嘴，一直割到耳根。方孝孺仍然怒罵不絕，口中鮮血噴到御座上。成祖下令將他打入死牢，並且派人將他的親屬全部抓來，最後將方孝孺處死於南京聚寶門外。成祖將方孝孺九族共八百七十三人誅盡，還無法泄怒，又將其門生算為一族，都予以處死，死者不計其數。
在有些人看來，新皇帝來了，這正是巴結的好機會，方孝孺太不知趣了，自己死也就罷了，還連累全家，他的學生也夠倒霉的。但不管怎麼說，方孝孺他不是—小人。
具體到西方政治中有沒有我們唾棄的，有，那就是政治遊戲，或是說領袖們的「權力欲」。這在政黨政治的發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本來意義上的政黨是反封建的產物，它雖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但已經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有著不可分的聯繫。然而，政黨政治發展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幾個政黨的政治遊戲，幾個領袖在瓜分權力。
像資本主義這樣的體制，在維持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同時，也抑制了它的成員在這一體制下任何變革的企圖，使勞動人民不得不在這一體制範圍內作出選擇。政黨制度貌似公平，實際成了資產階級利益的整合器。政黨選舉周期性地調整著資產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卓有成效地保證資產階級牢牢控制著國家權力，從而始終代表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在美國，兩大資產階級政黨的存在和對選舉的壟斷，不僅把工人階級和一般群眾的大多數納入自己的範圍，而且使工人只能在兩大黨的候選人中作出沒有區別的選擇，工人階級政黨根本無法立足。列寧早在1912年11月寫的《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一文中就指出，英美的兩大黨「是阻止工人政黨即真正社會主義政黨產生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兩黨的存在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文化在豐富發展的同時，也把勞動人民帶入一個兩難的困境：要麼接受，要麼拒絕，沒有更多的選擇。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藉助發達的傳輸工具和媒體，成功地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一種主流文化，它似乎使人們相信，這就是成功的文化。而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文化產品大量地模仿複製的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在反對封建主義的貴族文化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種庸俗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之上的觀念，它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和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但它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流文化，以一種使人擺脫不掉的方式進入個人的生活世界，使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它。
體制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在這樣的體制下所產生的政治家，就只能是政客。尼克松總結說：「權力就是創造歷史並推動其向不同方向發展的一個好機會。對那些關心這類事的人來說，很少有其他東西能比權力更使他們得到滿足。」「在一般情況下，詭計多端、愛慕虛榮和裝聾作啞是令人討厭的習性。然而對領袖人物來說，卻可能是至關緊要的。」①西方陸續被揭露出來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偷偷摸摸給政敵安竊聽器錄音的「水門事件」、美國總統柯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桃色新聞，英國首相布萊爾被因伊拉克戰爭辭職的英國前國際發展部長肖特揭露指使人改寫伊拉克威脅的報告等等，這與他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是多麼的不協調。愛爾蘭大文豪蕭伯納①在他七十壽辰時講話說，他從不後悔自己年輕時加入工黨，為弱者說話，因為這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本末倒置了。「對於我的70壽慶，我完全拒絕發表任何意見。但是，工黨、我工黨的老朋友們邀我來這裡，我知道應該擇善而從。我們發現了一個秘密，即不存在什麼偉人。我們還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偉大的民族，也沒有什麼偉大的國家。」
但也要對西方政治中的人性多說幾句。21世紀開始了，但英國王太后伊麗莎白走了，是在101歲高齡上辭世的，她自1900年在蘇格蘭出生以來，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她先當了16年王后，後因丈夫英年早逝，女兒繼承王位，又當了50年王太后。二戰期間，當時德國對英倫三島狂轟濫炸，包括白金漢宮都沒能倖免。國人都勸她和家人離開英國轉移到加拿大。她當時是這樣說的：「我不離開英國，我的女兒就不會離開英國。國王不離開英國，我就不離開英國。國王是永遠不會離開英國的。」這幾句話擲地有聲，果敢堅定，大大鼓舞了英國的士氣。這不由得使人想起20世紀初的慈禧來，八國聯軍一來，她比誰跑得都快。義和團的拳民怎麼辦？讓他們死去吧，反正他們是草民，不礙事的。
二、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那麼，有史以來就沒有正大光明的政治嗎？有的，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政治。無產階級政黨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產物。1847年6月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1848年2月，同盟綱領《共產黨宣言》發表。「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①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推崇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認為「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和管理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這一政權形式的特徵：一是普選，政府機關和它的一切公職人員「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③；二是廉潔，工人政府不給任何人以特權，「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④
執政為民是工人階級政黨先進性的集中體現。15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工人階級政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黨80多年來的一切奮鬥，歸根到底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實踐，這是我們黨50多年成功執政的根本經驗。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進行了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鬥爭。許多共產黨員為了共產主義事業，面對敵人的槍彈，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如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北洋軍閥逮捕，張作霖的參謀長楊玉霆要他叛黨，李大釗說：「大丈夫生於世間，寧可粗布以禦寒，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絕不能為了錦衣玉食，就去向賣國軍閥討殘羹剩飯，做無恥的幫凶和奴才。」楊玉霆無話以對。在敵人的絞刑架下，他義正辭嚴地宣告：「不會因為今天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會得到光輝的勝利。」另一位早期黨的領導人瞿秋白是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的。他被捕後，一再拒絕敵人的勸降和誘惑。臨刑前，他笑著對敵人說：「為中國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榮。」然後盤腿坐下，毫無懼色，英勇就義，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生死關頭無所畏懼的豪邁氣概。
在黨的歷史上，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甘灑熱血，笑對死亡的事迹比比皆是，數不勝數。正是他們，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民族為國家的光輝形象，從而不愧成為魯迅所讚譽的那樣的民族脊樑。如夏明翰1928年被捕後，在生死關頭，他給母親、妻子和大姐各寫了一封家書，勸慰慈母不要過度悲傷，囑託愛妻善扶女兒以繼父志。在刑場上，他要來紙和筆，揮筆寫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然後微笑著面對敵人的槍口，從容就義。又如方誌敏烈士在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奉命向皖南開闢抗日根據地，在轉戰途中被俘。方誌敏烈士在監獄中寫下了不朽的名作《清貧》、《可愛的中國》等詩篇，充分表達了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和對祖國、對共產主義的滿腔熱情。他在《清貧》中寫到，「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革命事業。這在國方（指國民黨方面）的偉人們看來，頗奇蹟，或認為誇張；而矜持不苟、捨己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美德。」
革命戰爭年代許多共產黨員為實踐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捨生忘死，視死如歸，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如吉鴻昌將軍在
不但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形成和發揚了優良的傳統和作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繼承和發揚了這些優良傳統和作風，如廣為人們傳頌的雷鋒、王傑、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等。在這些好乾部、好黨員身上，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員的優良傳統和作風。1998年戰勝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抗擊「非典」的鬥爭，廣大黨員發揚黨的優良作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對於一個執政黨來說，真正做到執政為民，也會和戰爭年代那樣是需要奉獻，需要犧牲的。抗美援朝的時候，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了保家衛國，血染三千里江山，這其中也包括毛澤東心愛的長子毛岸英。毛澤東得知兒子犧牲的消息後說：我作為黨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的兒子不派他去朝鮮，又派誰的兒子去呢？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這還算什麼領導人呢？這才是偉人的所作所為。劉少奇被開除出黨時，誰沒舉手贊成？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人，就是當時八屆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的陳少敏。當時，陳少敏用莊嚴的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這種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鮮明的態度。
重慶解放前夕，川東地下黨要搞暴動，因為缺少經費，王朴動員其母親金永華變賣家產，換了1400兩黃金支援革命。最後暴動失敗，王朴犧牲。解放後，組織上考慮到烈士一家的困難，準備把黃金返還回去，金永華老媽媽說：我把兒子交給黨是應該的，現在享受特殊是不應該的。我變賣財產，奉獻給革命是應該的，接受黨組織歸還的財產是不應該的。作為家屬和子女繼承烈士遺志是應該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環罩在頭上作為資本向組織伸手是不應該的。這就是一個革命烈士母親的胸懷。
我們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都要牢記，黨的執政地位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是人民群眾作出巨大犧牲得來的，沒有理由不為人民服務。作為領導幹部，不要以為個人的能力有多強，只是因為你是共產黨員，你才成為領導幹部。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憲法所規定的執政並將長期執政的黨，人民群眾把執政的權力授予了黨。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少數領導幹部，既沒有經歷過戰爭的考驗，也不知道西方選舉制度的嚴酷。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個人撈取好處的工具，完全背離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這裡有一個對公僕的認識問題。確實，現在要做到像馬克思認同的巴黎公社那樣的公僕很難。但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沒有理由不做公僕。如果一方面既想享受西方社會中當「官吏」的種種特權和好處，甚至想向高薪制看齊，另一方面又把選舉制度、彈劾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等，視作洪水猛獸，天底下沒有比這更不講道理的了。退一步講，市場經濟的發展給每一個人都提供了多種選擇的機會，如果覺得公僕當不了，或者當得太累，別當好了。胡耀邦就是這麼認為的。在紅軍時期，曾經有人問胡耀邦，加入共產黨有什麼好處，胡耀邦說，我看入黨有九十九條「壞處」，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可能被殺頭，還會坐牢；飯少人多，要讓群眾先吃，自己餓肚子……要說「好處」，我看只有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擁護你。
要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必須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鬥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切實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黨的十六大指出，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範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黨的作風建設就是要端正黨員領導幹部和黨的各級組織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幹部生活作風，樹立與黨的性質、宗旨相適應的良好風尚。中國共產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領導著近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大黨，是一個帶領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執政黨。黨的作風狀況，關係黨的生死存亡。我們要充分認識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是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保證。黨的形象，從根本上說，是由黨的性質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決定的，但也與黨的作風密切相關。人民群眾認識黨、擁護黨，不僅看黨的綱領和宣言，看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是否符合和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黨是否有好的作風，看廣大黨員是否發揮先鋒模範帶頭作用，看黨和黨的幹部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黨的形象好壞，關係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決定著黨的興衰存亡。黨的作風好，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就密切，黨就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黨的事業就會無往而不勝。
我們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在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形象，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這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的重要保證。當前，黨的作風總體上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於種種原因，黨的作風建設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完全相適應，在作風上存在著不符合甚至違背黨和人民利益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鞏固，也勢必影響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發展前途。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決不可麻木不仁，掉以輕心。
歷史經驗證明，黨風的好壞直接影響著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它決定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直接決定著黨的命運。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人民群眾願不願意繼續跟黨走，不僅僅在於黨的地位和權威，關鍵在於黨的作風的好壞。在戰爭年代，黨不能離開人民，否則便無法生存。黨執政後，能否繼續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仍然是關係黨的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江澤民在分析各國老黨、大黨喪失執政地位的原因時深刻地指出，這些黨之所以喪失執政地位，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黨脫離了人民群眾，喪失了民心。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黨正是由於在實際行動中表明了自己具有大公無私的品格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具有實事求是、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能夠始終為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才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勝利。今天，由於黨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聯繫得更加緊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變得更加直接，更加重要。黨風好，黨員和黨的幹部能夠發揮先鋒模範作用，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就高，人民群眾對黨就信任，就能與黨同心同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黨風不正，就會玷污黨的形象，損害黨的威信，挫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破壞黨群關係。黨一旦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黨的事業就不能成功。要取信於民，必須加強黨風建設，用良好的黨風爭取群眾、團結群眾，和群眾一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而努力奮鬥。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核心問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和一切工作就無從談起。黨要經受住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就必須始終密切聯繫群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當前，我國正處於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新的歷史階段，隨著形勢的發展，社會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人們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的多樣化，黨員隊伍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這些情況和問題有思想上的，如信念動搖，精神空虛；有作風上的，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淡漠；有組織紀律上的，如紀律渙散，黨員意識淡化，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這些問題的出現歸結起來是有的黨員在新的形勢面前，不能經受執政、改革開放、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忘記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既是服務於人民的更有利條件，但也容易脫離群眾，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特別是在執政後，許多黨員手中掌握著大大小小的權力。這些權力，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以用來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撈取好處。因此，作為共產黨員，要不斷地加強自身修養，自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的侵襲，不斷克服各種私心雜念，始終牢記黨的宗旨，永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的本色。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黨的這種性質和歷史使命，決定了黨除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員思想和行動的最高準則，是黨性的集中表現。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忠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我們黨的本質特徵和突出特點。我們黨成立幾十年來，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忠實地為人民謀利益，因而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相連、魚水相依的關係。歷史的經驗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是中國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作為執政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忠實地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是擺在黨的建設面前的一個突出的重要課題。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本質特徵和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特性的升華，是我們黨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最基本的特徵。立黨為公，清正廉潔，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這是我們黨得到人民群眾擁護，領導人民奪取革命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奧秘所在。黨的宗旨的具體表現形式可以隨客觀形勢的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但其內在質的規定性永遠不能改變。如果不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忠實地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那麼，共產黨也就不再是共產黨了。
黨的執政地位要求黨必須忠實的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執政黨的基礎是群眾。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是屬於人民的，我們黨受人民群眾的委託代表人民行使領導國家的權力。鄧小平曾經在八大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之所以成為先進部隊，「它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群眾，正因為，而且僅僅因為，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它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並且努力幫助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鬥爭。」這說明，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人民群眾的領導者，就在於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共產黨之所以成為執政黨，就在於它忠實的代表人民群眾利益，得到了群眾的擁護，代表人民群眾領導國家政權。這就要求，在執政黨的條件下，黨必須忠實地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
三、增強執政的危機感、責任感
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黨所面臨的環境、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問題、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就業方式的變化等，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迫切性。面對這些新的變化，加強黨的建設，就是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使我們黨能夠經受住挑戰，在各種風險和考驗面前立於不敗之地，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
歷史的教訓給我們提出了執政的危機感和責任感。對於蘇共執政失敗的原因分析儘管多種多樣，但如何保證權力為人民服務是蘇共沒有處理好的問題。
一是權力的腐敗惡化了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對權力的兩面性，共產黨有一個認識過程。這裡有一個理論和實際、理想和現實的反差。從理論上講，共產黨就是帶領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自身解放而奮鬥的工具，革命成功後建立的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但在實際上，共產黨革命成功後，建立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作為「國家」的弊端依舊存在。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權力的弊端有可能通過「國家」形式體現出來。從理想上講，共產黨掌握權力，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因為共產黨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它本身絕無私利可圖。但從現實中講，在共產黨掌握權力以後，除有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外，也有可能產生腐敗。因為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這一點在共產黨身上也不例外。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所以就有了巴黎公社的兩大經驗：「普選制」和「低薪制」，目的就是為了限制公職人員對權力的運用。由於當時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列寧更多的強調的是如何保持和加強黨的權力。在中國黨的歷史上，毛澤東看到了黨的幹部在掌握了權力之後的變化，所以「要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炮彈的攻擊」。鄧小平1956年在黨的八大的講話，特別是1980年《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提出了權力監督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蘇東劇變和國內國際、黨內黨外各種因素的凸現，共產黨權力的兩面性明顯地呈現出來，江澤民在多次講話中提到要正確認識執政地位給黨帶來的考驗，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由於蘇聯所建立的社會制度，並不是列寧在革命前所希望的人人參加管理的社會，因此存在著一個專門從事國家管理的階層。由於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公有化，就使得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管理人員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龐大；由於共產黨對一切社會領域實行領導，使得社會主義國家管理者的權力非常巨大。因而，如何防止這些管理者憑藉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就成為社會主義政權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它需要社會主義建立起民主的選舉制度、罷免制度和監督制度。然而，蘇聯社會長期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民主選舉制度，不論是黨內選舉還是政府的選舉，常常流於形式，再加上監督機制的不完善，就使得管理階層難以真正對廣大人民群眾負責，久而久之，形成為一個脫離群眾的既得利益集團。這種特權階層的存在極為容易，也極有可能產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
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說明，不少剝削階級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執政以後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極力攫取本階級、本集團和執政官員個人的私利，結果形成了一個欺壓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正因為這樣，他們終究要被人民拋棄。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大批黨員、幹部擔任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職務，手中掌握著這樣那樣的權力。如果擁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著眼點和努力方向就會發生偏移，政黨性質、黨員幹部的政治信念就會發生蛻變。「在現實生活中，確實也有些黨員和幹部違背黨的要求，他們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更多的偏向於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熱衷於追逐不應該屬於自己的不合理的、非法的個人私利，並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職權、影響去竭力維護和擴大這種私利。」①當掌握著公共權力的黨員幹部，去著力追求個體利益或小集團的利益時，所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二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長期脫離群眾，損害了黨的形象，直至後來的特權、腐敗使蘇共喪失民心。十月革命初期，糧食人民委員（相當於糧食部部長）瞿魯巴因飢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在饑荒時期，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是，他卻沒有從中留下能填飽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糧食。他的崇高品質使在場所有的人無不動容。列寧得知後，親自倡議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目的是要把這作為在饑荒年代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可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後，「療養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幹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這類待遇還只限於少數高級領導人範圍，差別也不懸殊，還屬於比較正常的情況。但後來隨著黨政機關的不斷擴大，配給面越來越寬，標準也越來越高。蘇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蛻變為特權，並向社會其他階層保密，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離開來了。
可能黨的領導階層有多種多樣的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比如領導的特殊性、更為勞累、工作需要等等，在今天也有許多黨的幹部持同樣的看法，「但是，沒有理由、也不該有理由認為，保衛國家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軍隊及其領導人正在冒險變成特殊階級，而且，比什麼都嚴重的是，變成特權階級。組成國家精華的精英任務不應該脫離國家，因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於養活國家，與國家融為一體。精英人物不應該為自己攫取榮譽、福利和金錢的特權。」①既然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就應該以公僕的面貌出現，而不應強調特殊性；既然選擇了做公僕，就應該滿足於公僕的狀態，因為這是自己選擇的。而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卻由「公僕」們隨意作出損害人民利益的決定；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又把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作為自己的特權。一旦自己的私慾得不到滿足，回過頭來又說「公僕」理論不對，做不到。這必然增強蘇聯群眾的逆反心理，以至認為其所有的說教都是虛偽的，搞到後來，
甚至危及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信仰。黨的領導人也因此威信掃地，成為民眾嘲諷、唾棄的對象。
同資產階級政黨的發展相比，共產黨掌握政權不到100年的時間，如果說列寧當年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執政體制還不完善，後來在實踐中又出現許多失誤的話，那麼今天的共產黨人擔負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通過改革使它更加完善。這其中一個重要課題就是研究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避免蘇聯黨的教訓重新發生。
新的形勢要求廣大領導幹部必須有執政的危機感和責任感。這是因為，市場經濟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對於黨的領導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交換主體的獨立、自由以及不同社會分工之間的普遍協作。這種協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由市場支配的秩序，而不是政府和其他權威力量所控制。作為執政黨，要使這種市場秩序有序發展，必須使自身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轉變自身的內部機制，從而實現領導市場經濟的作用。市場經濟的存在和運作，離不開民主政治的基礎。民主政治作為現代社會的政治形式，是建立在個體比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也是公民逐漸擺脫對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依附的過程。更進一步地，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公民能夠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有效地監督約束公共權力的運作。因此，不能幻想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脫節，伴隨著市場經濟而來的就是人們徹底告別官本位和等級社會，走向民主、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黨的領導和執政機制隨之進行變革，而且，黨的機制的轉型必須走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否則，在一個平等和民主成為人們共識的社會裡，執政黨如果落伍於時代，必然會被時代所拋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要求政治系統的推動。同時，經濟上的轉型也會給政治系統造成衝擊。經濟體制改革必將引起政治體制的變動，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適應社會發展和經濟轉型的要求，改革落後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內部機制。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既要領導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又要推動自身的改革，如果黨自身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就不能領導改革和社會的現代化。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黨自身的改革中，黨由於是執政黨，處在矛盾統一體的核心位置，歷史賦予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責任。黨的建設的戰略必須有利於實現政黨的目標，必須有利於政黨為實現其目標而對各種手段的採用。工人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注重黨的集中，紀律和思想、政治、行動的一致，這種模式在革命和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黨成為執政黨，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要使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群眾奮鬥，起到執政黨的作用，就必須按照執政黨的特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黨的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是我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體現在每一個幹部的執政能力上來。因此，加強黨的幹部隊伍建設，特別是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國改革和發展處於關鍵時期的形勢下，建設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已成為黨的建設這個新的偉大工程中的重中之重。我們每一個黨的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不斷提高執政能力，掌握科學的領導方式和方法，樹立執政黨的責任感。
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否不斷培養出優秀的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要按照
「三個代表」的要求，把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成為政治堅定、團結實幹、開拓創新、廉潔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不斷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努力提高理論水平，善於總結實踐經驗，在實踐中真正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努力加強黨性鍛煉和黨性修養，正確對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經受住各種誘惑的考驗，全心全意為黨工作，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努力培養自己的世界眼光，善於觀察世界大勢和正確把握時代要求；努力培養自己的戰略思維能力，善於思考和把握帶全局性的戰略問題，善於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分析和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也就是說，要努力做促進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模範，發展先進文化的模範，為人民服務的模範。當前要進一步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健康成長的機制，培養和選拔好能夠擔當重任的接班人，為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人才保證。
四、牢記「兩個務必」，經受「兩大考驗」
2002年12月黨的十六大召開後不久，胡錦濤同志來到西柏坡，重溫了毛澤東同志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胡錦濤同志告誡全黨：一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大力發揚黨的艱苦奮鬥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鬥。
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思想，有其深層次的考慮，就是執政黨以什麼作風執政，進而跳出歷史的「周期率」。早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毛澤東就號召全黨讀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誡全黨防止腐敗，防止腐化墮落。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所問共產黨如何跳出先興後衰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的擔心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充分根據的，中國歷史上自秦王朝到清共62個正式的王朝，平均統治時間60多年，就是跳不出先興後衰的周期率。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結果，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在具體體現上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黃炎培所說的「周期率」。一方面統治者在其統治初期，多採取休養生息政策，但沒過幾年，便施政暴虐，荒淫無道，聚斂無度，勞苦大眾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最後揭竿而起。另一方面，依附於皇權的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非常複雜，歷史上就有外戚專權、宦官專權、權臣當道。由於統治者和人民大眾的對立，統治者內部矛盾重重，導致歷史周期率的反覆出現。
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它同中國歷史上任何政治集團的根本不同。但如何擺脫歷史周期率，這也是毛澤東在革命即將取得成功後所考慮的主要問題。因為當時隨著中國革命局勢的勝利發展，我們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將由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轉向掌握全國政權、領導人民建設國家，我們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向城市。面對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防止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脫離群眾而導致人亡政息的危險，是我們黨面臨的全新的歷史性課題，必須及時地、鄭重地向全黨提出這個問題，使全黨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覺，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應該講，「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一貫思想。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這三代黨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十分強調我們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胡錦濤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發表的講話中回顧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於艱苦奮鬥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並向全黨發出號召，要求大家牢記七屆二中全會的「兩個務必」，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國際競爭給我們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我們肩負的任務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牢固樹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長期艱苦奮鬥的思想。
我們的奮鬥是朝著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偉大目標的，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為最下層勞動人民擺脫剝削和壓迫制定一個科學的理論。空想社會主義者也只是同情無產階級，看不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幻想通過有產階級的同情實現一個大同社會。而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並為無產階級如何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必然要發展到共產主義，實現共產主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總是要追求一種更公平，更合理，更理想的社會制度，共產主義反映了人類社會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有曲折，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社會必然要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都是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我們應當具備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和發展眼光，滿懷信心地為實現共產黨人的價值目標而奮鬥。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從此，中國革命有了先進階級和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53名黨員，力量弱小。但經過第一次大革命，到1926年已經成為擁有6萬黨員的全國性大黨。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民選擇了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到2000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額也在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這一切，都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結果。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100年間，中國人民的一切奮鬥，都是為了實現祖國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徹底結束民族屈辱的歷史，這個歷史偉業，我們已經完成了。從20世紀中葉到21世紀中葉的100年間，中國人民的一切奮鬥，則是為了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歷史偉業，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已經奮鬥的50年，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再經過50年的奮鬥，也必將勝利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偉大目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偉大目標。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鞏固和發展已經初步達到的小康水平。到建黨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到建國100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只要我們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切實完成上述各項任務，就一定能夠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和黨員幹部的發憤圖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有關黨的建設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問題上，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成為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的重中之重。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樹立執政意識，提高執政能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為人民建功立業。
後記
很久以來，我們就想為領導幹部寫一本有關領導能力的書，但也擔心這樣寫出來會紙上談兵。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不斷提高五個方面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要求，這為我們寫這本書提供了機會，因而這本書就提上了日程。需要說明的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個很大的課題，包括有多個方面，我們這裡主要是針對領導幹部要掌握的「五種能力」作一闡述。這是因為，黨的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是我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體現在每一個幹部的執政能力上來。「五種能力」構成了黨的執政能力的基本方面，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點任務，是領導幹部提高領導和執政素質的基本方面。全書由張榮臣策劃提綱和寫作思路，張榮臣、張曉燕、李聚山結合各自專業優勢分工撰稿，撰稿的還有謝英芬等。最後由張榮臣統改定稿並補充案例。涉及到的有些理論上的專業問題，我們向有關專家景桂蘭、梅敬忠、謝玉童等作了諮詢；涉及到的有些領導工作的實際問題，我們向有關專家張希賢、韓寶江、張瑞紅等作了諮詢。我們還參考了一些領導科學和其他專業的素材。責任編輯對本書出版給予了鼓勵和提供了有益的幫助。由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一個新課題，書中一些思想還不成熟，有些案例不一定準確，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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