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文化製造的恐怖的無知與愚蠢

滿清最大特色就是將奴才文化推向了極至。在滿清一朝，滿官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低一等的漢官連稱奴才的資格都沒有，只能稱臣。「臣」這個官員的自謙稱謂，因此在清朝有了特別的含義，也即奴才的奴才之意。那麼，普通民眾低人一等的漢官面前，又是什麼人？閣下去想吧。那樣的奴才文化，自然令歷史大倒退和空前的窒息，也就留下了歷史的一系列大笑話。 晚明時，官至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土、太子太保的徐光啟及一批官員與民間儒生，曾與歐洲利瑪竇等一批傳教士交好與合作，大量介紹西學，直接翻譯過來的包括《幾何原本》《泰西水法》《農政全書》等西方著作就有352種，上千部。再加上中國儒生改編西學著作，累計介紹的西學著名多達7000餘部。但短視與愚蠢的滿清入主中原後，這股西學風就嘎然而止。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帝，被清粉描繪成聖明君主，其實卻是令中國歷史大倒退的關鍵一人。他對西洋鐘錶等新奇玩藝很好奇，對一些科技理論也感興趣，一時學得不亦樂乎。但他只為了滿足個人求知慾，不準西洋科技流出宮廷之外。他學到的西學知識越多，越怕那些知識被民眾掌握後威脅到他的統治。 朱方旦是一代奇人、名醫。他自稱二眉道人，是經史、氣功的行家，又善於演講，也有些好賣弄，神吹，有些裝神弄鬼。但他的學識卻是有的，對醫道有相當領悟。過去，中國人一直認為思想在心中。但他首次提出不在心，而在腦。「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他說。中道就是指意念、記憶，也即意識，精神活動。這也叫「頭腦是思維中樞」論，朱方旦是根據多年行醫悟出來的。同時，他對儒學也有深刻的理解，認為朱程理學的荒謬與迂腐。醫術高超，又對儒學有獨到見解，還有新的科學理論，並且能說會道。他的門徒眾多，每到一地，都能聚集數千人的信眾。若在今世，必是一名超級網紅。但他以氣功、符水為人治病，又有王林「大師」之風。屬於亦正亦邪的一個人吧。但他與王林「大師」不一樣，真有真才實學。為了傳道，他著書立說，寫下了《中補說》與《中質秘書》兩部書，目的是「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結果，《中質秘書》被指控犯有「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民心」三大罪行，朱方旦被判立斬，弟子顧齊弘、陸光旭、瞿風彩等因「造刻邪書，傳播中外」，秋後處決。朱方旦的著述，則被全部嚴查銷毀。如今，他的書中究竟講了些什麼，便不得而知了。朱方旦案因此成為康熙朝的一大文字獄大案。 一位叫做戴梓的儒生，曾得翰林院侍講官職，入南書房，與明朝的徐光啟一樣酷愛科學。他發明了一種名叫「連珠火銃」的武器，也叫二十八連珠火銃，是現代機關槍雛形。他還偽造過西洋炮，名為「衝天炮」（被玄燁賜名「威遠大將軍」），在平定噶爾丹叛亂的戰鬥中立下大功。但等到局勢平定下來，戴梓這樣的奇人就不是朝廷所需要的了。借著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和張獻忠養子陳弘勛因妒忌的聯合誣告，玄燁於1691年將戴梓流放到盛京（瀋陽）充軍，看守滿清的祖陵。戴梓的發明被扔進庫房，成為廢銅爛鐵。149年後的1840年，「英夷」的洋槍洋炮殺過來，清軍就是岸邊有限的老舊的炮台和鳥槍、抬槍、燧發槍等火器，仍是明末清初的舊技術，他們仍以為弓箭、長槍、藤牌、刀和騎射最牛皮，但在英夷的槍炮面前，立即潰不成軍。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的軍力初期僅7000餘人，其中可用來登陸作戰的就4000人。後來因戰事爆發，英國再派部隊增援，就是來湊熱鬧而沒有打什麼仗，最多時，英軍總兵力也就1.9萬人。清軍投入作戰的總兵力不詳，只能估計9～20萬，戰果是滿清傷亡523人（陣亡69人），清軍傷亡22790人。然後是割地賠款，一整套不平等條約。 1715年，羅馬教皇發布禁令，嚴禁中國教徒尊孔祭天。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正好找到一個理由徹底閉關鎖國，於是全面驅逐外國傳教士。真實原因是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學主張包含民主、人人平等思想，玄燁那一伙人認為那會削弱君權，動搖大清社稷之根本。那就斷了與西方的交流吧，關起門來也清凈了。 1793年，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帝）80歲。英王的使臣喬治·馬戛爾尼率代表團帶來前膛槍等武器、望遠鏡、地球儀等天文學儀器、鐘錶和一艘英國最先進的110門炮艦模型作賀禮，求見弘曆，期望中英直接通商。可清廷為馬戛爾尼向弘曆行跪拜禮一事，搞成外交大風波。隨後，馬戛爾尼好不容易見著了弘曆，弘曆卻驕傲地對馬戛爾尼說，俺中國是天朝上國，不需要與爾等蠻夷通商。 到了鴉片戰爭時，清廷對「外夷」的了解到了非常荒誕的地步。就算比較有點見識的林則徐也鬧了不少笑話。他的奏摺上說，他到前線看了看，發現英國人膝蓋不能打彎，原因是英國軍人從腳脖子到大腿都被繃帶打緊了。所以，他打算聽從一謀士的建議，準備幾千根長竹竿對付英軍，只要到開戰時拿長竹竿一捅，英軍就因膝蓋不能打彎倒地，咱大清就贏了。林則徐的長竹竿戰術是無效的。湖南提督楊芳又被朝廷派來了。楊芳遠遠地觀戰，看見英艦顛簸中打炮依然一打一個準，就斷定英夷是施邪術。對付邪術，中國民間有的是奇招。於是，清軍到廣州城四處搜集臭馬桶與婦女的月經帶等污物。然後，清軍用裝滿污物的竹排推向英艦，但那一點奈何不了英軍，倒是清軍岸邊的炮台，一個又一個被英艦轟爛了。而林則徐對此戰術，起初也是贊同的。 林則徐倒不是一直糊塗的人。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倒是有了幾分覺醒。他就想弄明白，為何英夷那麼厲害？於是，他悄悄讓廣東的書生搜集英國的資料，包括地理書、報紙等，編了一套叫做《四洲志》的書。而在差不多的180多前的晚明時，徐光啟那些人早就將此類的事做一遍了。後來有人稱徐氏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並不準確，因為好久之前，中國人是可以睜著眼睛看世界的。但此時的林則徐做這件事，卻在犯奴才文化和閉關鎖國的大禁忌。他也深知這一點，只能悄悄地干。可哪有不透風的牆？別人就開始圍攻他，就像今天的極左一樣，說他是「漢奸」「賣國賊」之類的，他那樣做正是長敵人威風，滅我華夏倫理綱常之威風（實際到滿清時，華夏文化已不知哪裡去了）。他自我辯解說我那是「悉夷」，熟悉外國，我那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圍攻他的人說狗屁，你那是「潰夷夏之防」，即潰敗了華夏和夷狄之間那一道文化防線。他的辯解無效，從此不受朝廷重用，也被流放了，只不過比戴梓的下場好一些，官階仍然得以保留。 林則徐在被流放到新疆的途中，在鎮江碰到了舊友魏源。林則徐把《四洲志》交給魏源，魏源繼續補充，就編寫成了著名的《海國圖志》。這套書從歷史、經濟、軍事（武器，輪船、軍艦）等多角度介紹外國的情況。但《海國圖志》在滿清卻近乎禁書，得不到公開的有效傳播。1854年流傳到日本後，2年內被翻刻了21版次，成了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的最重要的啟蒙書之一。日本明治維新得以成功，一由於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一就是這部《海國圖志》帶來的世界觀變化。《海國圖志》在中國，直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漢官因鎮壓太平天國而有了一定政治話語權之後才得到重視，成了他們推動洋務運動的精神武器，那是在1860年代，比日本明治維新稍早些，但距《海國圖志》初版已經過去20多年了。 洋務運動未能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徹底改變中國，是由於繼續在奴才文化的底色上作畫，怎麼也掙脫不了愚昧與野蠻的精神束縛。 1837年，英國庫克和惠斯通設計製造了第一個有線電報。電報被用來傳遞消息，快速又便捷。與中國的800里快馬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到了1868年，這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李鴻章一瞧這技術太好，太有用了，便向朝廷申請搞電報，但每一次申請都被駁回。那些反對者真像極左一樣，總有辦法找到冠面堂皇的高大上的理由。他們說電線埋地下，地下電流通過就會驚動祖墳，讓祖宗不安，那豈不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直到李鴻章當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他於1879年乾脆就私自在天津的北洋總督衙門和天津炮台間拉起了一些電線，接上電報設備。啥都弄好了，他讓別的高官過來體驗。那種有線電報也可以當簡易的電話使，可以同時直接指揮多個炮台，這才將官員們說服了。到1880年，朝廷才正式批准建電報網。 1872年，李鴻章又提出修建鐵路，告訴朝廷修鐵路不僅利於軍事，也能讓沿線經濟發達起來。修鐵路要逢山開山，逢河架橋。當年的極左更受不了啦。他們說，你這不是要驚動地神、山神、河神嗎？你李鴻章說哪兒修鐵路，哪兒就發達，那可不正是讓純樸的民風會變壞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你是居心不良，別有用心，簡直為萬惡的資本主義塗脂抹粉。還有，鐵路上幾天幾夜，陌生男女就那樣呆在車箱里，鬼知道會幹出多少不恥人倫的苟且之事來？無奈之下，李鴻章只好又來個先斬後奏。他仍是在自己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領地內修建了一條9.8公里長鐵路，主要用於從唐山煤礦拉煤。李鴻章知道用蒸汽機車拉煤，動靜太大，就用騾拉車皮。1880年的一天，英國工程師利用唐山煤礦一閑置的鍋爐改裝成蒸汽機車，沒經李鴻章同意就上路了。結果，捅了馬蜂窩，被人向皇帝（實際統治者是慈禧）打小報告。朝廷得知，立即嚴令拆除鐵路。但此時，李鴻章有了與清廷軟對抗的資本。嘴上應承，卻啥也不動，只不過改回騾拉車皮而已。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乘機以運煤補給軍需吃緊為由，要求清廷同意鐵路運煤，才讓蒸汽機車正式上了鐵路。而直到1889年，清廷才正式同意修鐵路。 清廷一直在鐵路上糾結，鐵路也成了其死結。修鐵路要花錢，清廷到1900年因義和團惹出來麻煩導致八國聯軍攻入帝都，吃了大敗仗賠款4.5億兩白銀後，國庫更空了。那此後修路，只能引進民間資本，川漢、粵漢鐵路就成了商辦鐵路。但1911年5月9日，朝廷宣布鐵路收歸國有，又不給予民間合理補償，這讓投資鐵路的大量紳士、商人、地主和一些富裕的農民的投資血本無歸。這樣，先爆發四川保路運動，接著又有了武昌起義。孫中山鬧革命，組織了10次武裝起義均失敗了。但因保路運動激發的武昌起義，卻獲得意外的成功，成了清朝最後的喪鐘。清朝的滅亡，亡也可算是亡在鐵路之上。當然，真正的滅亡原因，是他們那一套必死的奴才文化上。 當時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福建水師，都是左宗棠、李鴻章那些人在地方掌權，用地方的錢打造出來的，起初都沒有花朝廷一兩白銀。國家有了這幾支水師，總得有一個海軍總指揮機構吧。可就是這個問題，也走不通順。左、李二人一再向朝廷建議成立一個海軍衙門（海軍司令部），但被嚴辭拒絕。傳統的衙門只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爾等竟然學狄夷再搞一個海軍部，太TMD的崇洋媚外了吧？不行，萬萬不可！可到了1884年，中法發生馬尾海戰。馬尾一帶有福建水師軍艦11艘，江防陸軍20餘營。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率領的僅是8艘戰艦和2艘魚雷艇組成的艦隊，兵力1800人。戰爭結果是，福建水師11艘艦艇全部被法艦擊沉，海軍將士陣亡521人，傷150人，下落不明者51人；法軍陣亡僅5人，傷15人，軍艘傷3艘。到這時，清廷才終於同意設立海軍衙門，但也未起到什麼實際的功效。到1894年，北洋水師再與日本進行甲午海戰，仍是單打獨鬥，未得其他水師的任何支援，甲午海戰又一次慘敗，並宣告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在那種奴才文化環境中，戊戌維新或戊戌變法，是斷然搞不成的事。包括後來的晚清新政，說要預備立憲之類的，也只好全變成糊弄。晚清雖然廢了科舉，有了新式學堂、報紙，練起了新軍，對民間自由工商業鬆了綁，衙門也開始改了些名字，社會好多方面也確實有了一些變化，但基本的思想未變，一切都未變。所以，老航在讀過各種關於晚清的論著後再重新思考，只覺得一些史家對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的歷史評價過高了。 晚清與康雍乾三代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原本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非常有心機的葉赫·那拉蘭兒掌管了一切。這也是經過近兩百年奴才文化浸淫文化帶來的必然結果。奴才文化的本質就是一代更比一代爛，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政權不是落到那拉蘭兒手中，也同樣可能落到東拉蘭兒或西那拉蘭兒手中。那拉蘭兒是女流，在那時代不可能自己當皇帝，只能垂簾聽政。那麼，皇帝也就成了她的奴才，滿臣即降為奴才的奴才，漢官又在其下了。只是由於太平天國運動，滿清依靠漢官鎮壓了那場叛亂，那才擁有了一定的權勢。但這反而更增加了滿漢官員之間的對立。康有為、梁啟超稀里糊塗將希望寄托在一個奴才皇帝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帝）身上，當然就打錯了算盤。他們鼓動變法，朝廷實際權力又被那拉蘭兒控制在手中，那麼，真搞起變法來，守舊派踩死他們，比踩死螞蟻還容易。這就發生了歷史上很有趣的一幕。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一個命令就將載湉控制起來，同時拘捕譚嗣同等人。她將載湉與眾大臣叫到跟前，讓他們跪在自己面前，嚴厲訓斥載湉。 「你為什麼要聽康有為的話？」她問。 「我倒不是聽康有為的，是因為康有為說要變法，我覺得現在洋人老欺負我們，我們只有用洋人的方法才行。」載湉答。 「按照你的說法，祖宗的法子就不靈，洋鬼子比祖宗還靈？」她再問。 載湉頓時就啞口了，無言以對。在滿清的奴才文化中，祖宗之法是最厲害的大殺器。對祖宗不敬，那就豬狗不如。那拉蘭兒罵的是光緒帝，卻是說給眾大臣聽，再度確立她在奴才文化中的強勢地位。她代表了滿清正統，維護的是祖宗之法的綱紀。眾大臣就感到這位老太太簡直太偉光正了。所以，儘管到1900年，即僅過了兩年，滿清再次受到外侮，都讓八國聯軍將首都給端了，她的地位與權力仍然不會受到影響。義和團有自發因素，也受她的慫恿，又一次戰敗了，她將責任推給義和團，還是沒什麼人敢否定她的權威，只除了孫中山那一夥革命黨人之外。 其實那一段歷史也當真非常黑色幽默。革命黨人雖然革命的態度越來越堅決，但勢單立薄，響應者微。而因戊戌變法失敗的成為滿清罪人的康有為、梁啟超，卻依然幻想通過不革命的方式建立君主立憲制，並且響應者眾，被稱作「保皇黨」。當時，眾多書生、士紳、地主、商人、漢官基本都屬於保皇黨。1905年，那拉蘭兒宣布預備立憲。一時間舉國歡騰。那就要裁減掉一些老掉牙的機構，如理藩院、鴻臚寺之類，袁世凱還提出來又要把軍機處和太監製度給撤了。這下子，滿臣先不樂了。有人拿著槍指著袁世凱的腦袋吼道：你別太猖狂了，你只是個奴才，不用你來規定誰幹什麼，誰幹什麼！而太監同志們聽說袁也端掉他們的飯碗更是氣急敗壞，他們100多人逮了一個機會將袁團團圍住，對他就是一頓拳打腳踢，若不是慶親王奕劻路過救了他，他就在那天給活活打死了。此後，袁又被削職削權。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時因滿清無人可以支撐局面，才重新被啟用，讓他再次手握重兵。但在這歷史的關節點上，他陽奉陰違，不肯真出力鎮壓起義軍，反而藉機逼清帝遜位，一定也有這些歷史恩怨因素在裡面。後來到民國時代，他當了大總統不過癮，轉而又出昏招當皇帝，搞得自己晚年名譽掃地，也是他始終丟不開奴才文化的歷史陰影吧。 1908年8月，清廷還幹了一件蠢事。在各地吁吁儘快落實立憲時，他們認為是梁啟超這等人煽動的結果。他們就針對梁啟超發出不點名的通緝令，聲稱梁罪大惡極。梁啟超也是個泥鰍，清廷想抓他，一有風聲他就溜乎之也，但這讓保皇黨相當尷尬。梁啟超因此受到革命黨人的諷刺挖苦。 1908年，清廷終於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了。可這個憲法文本，卻是比日本皇權強化得，仍是專制的調調，有人感覺不過是假立憲。社會就又多了諸多不滿，民心浮動，也給了革命黨的口實。那時，各地的商團很活躍，像南通張謇、上海朱葆三和沈縵雲、常州盛宣懷、廣東鄭觀應等，起初都是保皇黨。他們最希望國家儘快穩定下來，多數人也就不計較憲法文本皇權過大的問題，只想局勢盡穩定下來。他們覺得，既然有了憲法，那就早點召開國會，落實君主立憲制吧。但清廷一拖再拖，他們就組織商團赴京請願，目的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張謇由於晚清狀元身份，非常有號召力，他就發動全國性的請願活動三次。各地商團也紛紛獨自或聯合其他省區組織請願活動。但從1909年10月到1910年，請願活動都達不到目的。清廷大員內部的理由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後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威嚴難存。明面上的理由則「國家幅員遼闊，國民智識不一，邃開議院，反致紛擾不安」。其他界邊也有請願活動，但不如商界活躍。與此同時，康梁等儒生也紛紛寫文章，極陳此事。但清廷認為民眾這樣提意見，是干擾國家大政。1910年，沈縵雲率團進京見了慶親王奕劻，勸告說，富人都不想社會大亂，朝廷主動改革才能避免革命。可奕劻卻拉下臉來說，朝廷的事不是你們管的，不要跟我們瞎吵吵。沈縵云為此傷心地說：「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人事已盡。」他回到上海，就率他領導上海商會集體參加同盟會。 到了1911年5月8日，滿清終於成立所謂責任內閣，13位內閣大員中，滿請貴族9人（皇族又占其7），漢官僅4人。這就炸鍋了，被稱作皇族內閣。這時，保皇黨已經越來越少了，但他們作最後努力，希望總理是漢人，但被拒絕。這下子，保皇黨徹底失敗了，也徹底絕望了，不再對清廷懷有幻想，多數人像沈縵雲一樣，轉而支持革命黨。對照時間，也就是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清廷宣布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四川保路運動，因而正式推起了令滿清告別歷史舞台的多米諾骨牌。 奴才文化的特點就是一錯再錯，永不開竅，直到搞死了自己也未必搞得清楚是怎麼回事。他們這一思維模式，與現在的極端派真有幾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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