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東北亞大國均勢破局
1日本出兵 朝鮮一直是個神秘國家,是一個家族的威權統治。朝鮮如果要改變方向,一般通過統治家族內部殘殺去解決,極端殘忍,但又毫無辦法。1873年12月,朝鮮王妃閔妃以夫君李熙親政為由發動政變,迫使公公大院君李罡應引退。這是一次比較柔和的家族政變,然而因此註定未來悲劇。閔妃執政後,1875年與日本達成《江華條約》,終於將「隱士之國」門戶打開,發誓仿效清朝洋務新政實行改革,「開化自強」。經過幾年發展,朝鮮的情形確實有了相當改觀,與世界的關係越來越近,各大國在中國幫助下,先後與朝鮮建立了外交關係,大國均勢為東北亞構建了一個穩定機制,中國引領番邦走向世界的成果正在顯現。然而,就在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達成修好通商條約兩個月,1882年7月23日,在朝鮮卻發生了一場以索要欠餉為訴求的軍事嘩變。幾年前被迫放棄權力的大院君巧妙地將軍人嘩變轉變為政變,閔妃以及一批大臣被誅殺。閔妃及其執政集團力主對外開放,但具有濃厚的親日情結,日朝之間的關係在那幾年獲得許多實質性突破,所以當大院君主導壬午兵變大開殺戒時,日本駐朝鮮公使館遭到襲擊,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自焚使館,率眾衝出,逃往仁川。在這次騷亂中,共有七名日本人被殺,其中一名日本陸軍少尉。日本當然不會容忍朝鮮的做法。7月31日,日本政府決定派遣外務卿井上馨為特使,率兵艦赴朝交涉,除要求懲凶、撫恤,還要求:1、朝鮮允許日本駐兵漢城;2、將濟州島、松島割讓給日本,以表謝罪之意。日本政府的底牌是,假如朝鮮政府不答應,那就訴諸戰爭。自從日本走上維新道路後,日本有意識轉身向西,與西方主流國家打得火熱,注意用現代理念重構國家關係。日本一方面承認朝鮮與中國有著特殊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在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時,就弄清中國政府「番邦自主」的涵義,反覆強調日朝關係是兩個獨立主權國家的雙邊關係。基於這樣的判斷,日本政府在決定出兵朝鮮的同一天,派遣外務大輔吉田清成專程前往中國駐日公使館拜訪黎庶昌公使,口頭通報日本政府的決定,顯然期望獲得中國方面諒解。2中國「觀變」
駐日公使黎庶昌在接獲吉田清成的通報後緊急致電負責朝鮮事務的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李鴻章對朝鮮事務相當熟悉,可惜他此時丁憂故鄉合肥,署理北洋大臣的是張樹聲。張樹聲是李鴻章手下重要官員,也具有相當西學知識和世界意識,只是他對朝鮮問題的認知與李鴻章比起來還是有一點距離。黎庶昌在電報中描述了日本的決策,他給出的政策建議是中國應該趁著這個機會派兵船前往朝鮮「觀變」,否則朝鮮或因此次事變而倒向日本,中朝宗藩關係或將因此而生變。同一天,朝鮮使臣金允植、魚允中在與天津海關道周馥筆談時強調此次事變非一時亂黨所為,而是日本處心積慮的後果,日本必借端干預要挾,金允植代表朝鮮政府請求清廷以宗主國的身份出兵干預。周馥也是李鴻章手下幹將,是處理朝鮮事務的重要助手。周馥將這些談話及時報告了張樹聲。
根據黎庶昌、周馥的報告和建議,張樹聲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看法。8月3日,張樹聲致函總理衙門,表示朝鮮「亂黨」圍攻日本使館,建議派遣提督丁汝昌偕道員馬建忠前往察看情形,相機辦理。此後兩天,張樹聲根據黎庶昌等人後續報告兩次函電總署,重申向朝鮮派兵平定該國「內亂」的意義,以為中國不派兵,日本軍隊猝至,日軍或先以問罪之師代為除亂,那麼日本必將有功於朝鮮,朝鮮於與中國的關係必將日趨疏遠,與日本的關係日近。中國出兵朝鮮的根本用意,在黎庶昌、張樹聲等看來,都是為了鞏固中朝宗藩關係。反過來說,擔心朝鮮因此脫離中國,倒向日本。
黎庶昌、張樹聲等人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中朝、日朝以及中日關係的不確定。當李鴻章忙著讓朝鮮與各大國陸續締結通商修好條約時,李鴻章內心當然期待朝鮮像中國一樣走向富強走向世界,但同時,李鴻章那一代人弄不明白中國與朝鮮假如有一天不是宗藩關係了怎麼辦?換言之,由於中國始終沒有能夠像日本那樣義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為訴求,因而在對待番邦問題上也就缺乏一種坦然。中國將番邦的交往看作一個零和遊戲,假如朝鮮與日本親近了,那麼一定與中國疏遠。基於這樣一種心理,中國對日本在朝鮮的所作所為總是抱持一種不信任。8月7日,清政府接受了張樹聲等人的建議,同意酌派水陸兩軍迅赴朝鮮「觀變」。上諭在解釋出兵理由時強調,一、朝鮮亂黨突起滋事,既圍日本使館,兼劫朝鮮王宮,日本現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難測度;二、朝鮮為我番邦,現在遇到了這樣的事情,上國有責任派兵前往援護;三、日本為中國有約之國,既在朝鮮受警,亦應一律護持,庶幾師出有名,兼可伐其陰謀。很顯然,清廷依然將朝鮮視為自己的番邦,不會容忍他人染指。清廷的判斷有其合理性,只是清廷主政者忘記了李鴻章、何如璋、黃遵憲當年讓諸大國相繼進入朝鮮的根本用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用大國均勢維持東北亞和平,遏制日本、俄國利用地緣政治優勢蠶食朝鮮。只要大國均勢在,朝鮮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就不存在變數,東北亞和平就能持續。然而,現在清廷因為日本派兵而派兵,這必將使大國均勢破局或失衡,使東北亞問題由多國均勢變成了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更不可思議的是,清廷接受了這樣的建議,以為朝鮮此次動蕩主要是因為國王生父大院君李罡應暗中操縱所致,因此中國軍隊首要任務就是羈捕大院君,控制朝鮮的局勢。8月26日,淮軍將領吳長慶率軍抵達漢城郊外,帶親隨入城謁見大院君。稍後,大院君來營回訪,隨軍「觀變」的馬建忠與之筆談,一上國口吻責備大院君不該擅自攬權,架空國王,旋命清軍將其拘捕,裝進一頂小轎,連夜抬到南陽海口,用船將大院君送往天津。3均勢失衡 日本政府決定出兵朝鮮可能懷有多重目標,但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畢竟是因為公使館被衝擊,人員傷亡。日本政府向中國通報出兵決定,只是因為朝鮮與中國有著特殊關係,希望獲得中國政府諒解,根本沒有想到中國會藉此機會出兵,而且會先發制人。所以當日本獲悉中國政府出兵決定時,不是不快,而是惱怒。日本政府研判後作出這樣的預案,第一,假如中國繼續以朝鮮上國自居進行干預,那麼本次事件的談判就應該由中國承擔。對此,《江華條約》已有結論,日朝關係與第三者無關。第二,如果中國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對此次事件進行仲裁,按照國際法,沒有日朝雙方認可是行不通的,所以日本不會同意中國介入;第三,如果中國只是一般性地以上國身份向朝鮮提出忠告,催促朝鮮對日謝罪賠償,這雖說有利日本對朝交涉,但日本對中國的這一舉動應該熟視無睹,不予理睬。日本的結論是,壬午兵變只是日朝之間的事情,中國無論以何種方式介入,日本都必須拒絕。假如中國執意介入,那麼日本要有不惜一戰的決心。馬建忠拘捕大院君的行動出其不意破了日本的幾點預案,因為這個行動只是中國的單邊動作,與日本無涉。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無法與中國處於正面衝突狀態,只好單刀直入加快與朝鮮的雙邊談判。8月30日,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與朝鮮全權大臣李裕元、金宏集在仁川簽訂《濟物蒲條約》,規定朝鮮賠償日本五十萬元;日本此後有權派兵進駐漢城以警備使館;朝鮮修國書並遣使赴日道歉,朝鮮增開楊花鎮為通商口岸。至此,日朝之間有關壬午兵變的交涉意外順利達成,日本沒有顧忌中國的上國身份,再次用行動確認了日朝兩國關係的正當性。吳長慶、馬建忠出兵朝鮮的使命是要阻止朝日合謀,是要維持並強化中朝宗藩關係,然而他們除了將大院君拘捕至中國,根本沒有介入朝日之間的談判,也沒有在朝鮮利益上進行有效維護。中朝關係的重組變的更加嚴峻,怎樣才能讓朝鮮不脫離中國,成為清廷最大問題,因為朝鮮如果生變,不僅會引起中國宗藩關係的全面解體,而且會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南部宗藩諸國都會相繼離去。為了防止此種最壞結果,清廷在壬午兵變後一方面將大院君長時期扣留在中國以穩定朝鮮,另一方面不得不加大對朝鮮的援助和投資。1882年11月,回任北洋大臣李鴻章選派德國人穆麟德赴朝鮮負責海關事務,但李鴻章的真正用意卻是要用穆麟德的德國背景反制日本,因為在李鴻章看來,「日本人最畏德國,也忌穆麟德」。上國對朝政策在不知不覺中以抵消日本影響力為訴求。至於對朝投資及貸款,李鴻章也不再是先前引領番邦走上世界的感覺了,他之所以讓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向朝鮮提供大量貸款和援助,不是為了朝鮮的實業開發,而是為了沖銷日本,因為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在締結《濟物蒲條約》時就建議讓日本開發朝鮮礦產資源以換取五十萬賠款減額。這是李鴻章同意援助朝鮮的原因。此外,李鴻章為了減弱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力,刻意加大對朝鮮內部事務全面控制,派駐朝鮮的商務總督袁世凱簡直成了「太上皇」,以上國欽差身份隨意出入宮廷,對朝鮮內部事務肆意干涉。這種做法既加劇了朝鮮統治層對上國的不滿,也是原本憑藉大國均勢維持東北亞和平的格局徹底打破,朝鮮漸漸不再是各大國關注的重心和投資重點,各國似乎隱約感到朝鮮漸漸成為中日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中國從先前宗主國身份淪為漸漸淪為一個外在的保護者,可有可無;相反,日本卻因與朝鮮構建常態國家關係而越來越熱絡,並且對朝鮮內部的獨立思想與運動給予關注、同情和支持,朝鮮內部的秦日力量漸漸成長。中日之間遲早還會為朝鮮一戰,清流派主將張佩綸在9月27日的上書中已有明確判斷,以為日軍四齣而兵強,日商四通而國富,中國優遊坐視,戒備不修,數年之中暫且無事,數年之後,蕞爾日本必成中國巨患。清流黨誇張好戰固然不足為訓,但他們對中日關係必將時移勢易的觀察很有預見,不無參考價值。僅限全文轉載並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標題和內容。轉載請註明:文章轉載自「馬勇」微信公眾號:mayonghistory掃碼關注「東方歷史評論」 ID: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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