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詩補註》的文獻詮釋與歷史價值

一　《蘇詩補註》的成書過程與編撰體例元明以來，南宋施、顧編年注本沉隱不顯，託名王十朋的分類注本孤行海內。邵長蘅《施注蘇詩·注蘇例言》說：「永嘉王氏注本孤行最久，幾於家有其書。」顧嗣立《王十朋蘇詩集注序》也說：「王注流傳甚廣，故其書得孤行於世。」但是，由於清代一般學者所看到的分類注本是經過明代茅維芟改刪補過的，所以他們在閱讀、利用此書時，又不斷地指出其疏漏錯誤。顧嗣立、朱從延就曾經提出過批評②，邵長蘅在其《施注蘇詩·注蘇例言》中曾開列了分類注本三大罪狀③，並特作《王注正偽》1卷（38則）冠於該書卷首。然而清初不滿分類注本，最先為其批瑕指謬的並非以上三人，而是查慎行。查氏對蘇軾推崇有加，晚取蘇軾《龜山》「僧卧一庵初白頭」詩意，築初白庵以居，號初白老人。其「詩宗蘇、陸」，「大抵得諸蘇軾為多」④。他還傾畢生大部分時間與精力研討蘇詩，其《初白庵詩評十二種》卷中品評蘇詩四百餘首，其數量為所評歷代大詩人之冠，又特作《蘇詩辨證》1卷，有花近樓叢書補遺本。更主要的是，他傾三十年心血獨自完成《蘇詩補註》50卷，在該書《例略》中，就明確表示了對分類注本的不滿：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向不滿於王氏注，為之駁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入篋中，積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蘇詩。舊本苦不易購。庚辰春，與商邱宋山言並客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以問世。作者開宗明義，自述早先不知有施、顧注本，其補註蘇詩，當是針對分類注本之謬誤而作。「向不滿」，表示蓄意此事由來已久；「積久漸成卷帙」，則言其用力之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京師看到宋犖、邵長蘅等刪補之《施注蘇詩》，病其肆意刊落施、顧原注，失舊本之真，遂對以前所注蘇詩的內容進行了大規模修正，予以刊行，可見查氏之補註經歷了由補分類注到側重補施、顧編年注的變化。關於《蘇詩補註》的成書過程與編撰艱辛，查氏在《例略》中所述甚詳：補註之役，權輿於癸丑，迨己未、庚申後，往還黔、楚，每以一編自隨。己卯冬，渡淮北上，冰觸舟裂，從泥沙中檢得殘本，淹澠破爛，重加綴葺。辛巳夏，自都南還，夜泊吳門，遇盜，探囊胠篋之餘，此書獨無恙。自念頭童齒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幾托公詩以傳後，因閉門蕺影，畢力於斯。追維始事迄今，蓋三十年矣。雖蠡測管窺，何足仰佐萬一。顧視世之開局於五月，蕆事於臘月，半年勒限，草促成書，淺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可見查慎行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24歲時即已開始注蘇詩，比邵長蘅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刪補《施注蘇詩》要提前二十餘年，當是清代第一個注釋蘇詩的學者。此後，他一直處在寫作之中，即便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後艱苦激烈的三年戎馬生活也未中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他攜帶《蘇詩補註》稿本進京，歷盡艱辛，稿本兩次險遭丟失而安然無恙，其族孫查岐昌謂此乃「精靈不泯，有神物呵護。」⑤ 不過此次赴京，他大有收穫。因到京後的次年（1700年），友人宋犖以「新刻本見貽」。他反覆省覽，自覺「於鄙懷頗有未愜者」，遂費時一年有餘，對全書作了最後定稿。書中補錄被邵長蘅等人所刊落施、顧原注的工作，即在這一時間裡完成。對此書寫作過程，後來錢泰吉曾說：「初白注蘇詩竭數十年之力，後從宋氏得校補施注，乃更薈萃，補其缺遺，正其訛誤，成補註五十卷。」⑥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夏，查慎行從京返家後便籌資刻印此書，五月開雕，臘月竣工，歷時半年。按《蘇詩補註》成書後，無人為其作序，他自己也未有序留存。一般人均以查慎行《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所署的康熙四十一年春（1702年）為該書的刻印時間，然從此段引文來看，該書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臘月即已刻印完畢。與邵長蘅等編《施注蘇詩》比較，《蘇詩補註》雖早動筆二十餘年，而付梓行世卻要晚二三年。是書前後歷時三十年，花費了查氏大半生心血。顧名思義，《蘇詩補註》採取的是補註的方式。書中先列施、顧注，再列他自己的補註，非同於邵長蘅等人將其極少的一點補註混雜於施、顧注及所轉引的分類注中，讓人難以分清。其所以要採取補註之方法，查氏在《例略》中亦有所交代：昔王原叔注杜詩，既行世矣，王寧祖則有改正。王內翰注杜詩，薛夢符又有補註本，黃長睿有較（校）定本，蔡興宗有正異本，杜田有補遺正謬本。古人於箋疏之學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剿說如此，非欲炫己長而攻人之短也。慎不敏，竊取此義。查氏列舉了杜詩在宋代不斷被校正、補註的情況。其實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王安石詩李壁注，現存的朝鮮活字本中就有「補註」、「庚寅增注」兩項⑦。蘇軾詩歌的注本，據查氏自己說也有宋代「漳州黃學皋補註」⑧。可見補註前人舊注之例，宋代即有，非始於查慎行。《蘇詩補註》的編次以施、顧編年注本為基礎，而又有很大的變動。宋刊施、顧注本卷1至39為編年詩，起自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赴鳳翔任職，迄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卒於毗陵，收詩1884首；而《蘇詩補註》卷1至45為編年詩，起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冬，迄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收詩2432首。施、顧注本卷40為遺詩29首，帖子詞54首；而《蘇詩補註》卷46為帖子詞54首，致語口號11首。施、顧注本卷41至42為和陶詩107首；而《蘇詩補註》卷47到48為遺詩19首，補編詩137首，卷49至50為他集互現詩90首。施、顧注本計42卷收詩2074首，《蘇詩補註》計50卷，收詩2743首。查注每卷卷首列「古今體詩××首」並編年詩起訖時間，部分卷首有按語，交代系年依據。正文首錄蘇詩，次列注文及公（蘇軾）自注，部分詩後附有考辨性按語或他人唱和詩。又，邵長蘅等刪補本將注文移至詩後，雖免詩句割裂之病，但注文雜冗一處，模糊難辨；查氏則將所釋之詞單獨標識，豁然醒目，易於認讀。二　《蘇詩補註》的內容與特點邵長蘅等編《施注蘇詩》側重在刪補施、顧注，分卷、編次悉依其舊，收詩略有增損，大體以恢復宋槧原貌為要義；查慎行《蘇詩補註》則不僅分卷、編次與收詩與宋刊施、顧注本比較有很大的改觀，而且在注釋上也有很多新成就、新特色。現就瀏覽所及條列於下：1　補錄被新刻本刪削的施、顧原注邵長蘅等肆意刪落施、顧原注的行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其中對勘宋槧本加以補錄的當以查慎行、翁方綱二人用力最勤，收穫最巨。《四庫全書總目》卷154《補註東坡編年詩》提要即謂「慎行是編，凡長蘅等所竄亂者，並勘驗原書，一一釐正。」眾所周知，南宋施、顧注本以題下注最有價值，邵長衡等人對此的刪削力度也最大，本文即以此為例，來看查慎行補錄施、顧原注的貢獻。如蘇軾《司馬君實獨樂園》詩，邵本卷12將施、顧題下注有關司馬光生平的四百餘字悉行刊落，僅於「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句下，保留施、顧注引《澠水燕談錄》60餘字以求簡省。實際上《澠水燕談錄》卷2有關司馬光的這段文字僅載其以才德聞於朝野之事，用來解釋此二句尚可，未能記述司馬光一生之梗概。故查慎行《蘇詩補註》卷15同詩注「司馬君實」條，將施、顧題下注原文徑予補錄，既大體保存了宋注原貌⑨，又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對理解蘇軾原作意旨極有幫助。他如蘇軾《送呂希道知和州》詩，施、顧題下注140字，詳具呂希道字型大小、家世、及第時間、仕履、政績，對其雍容寬厚，剛正守節的品格尤多讚賞。檢《宋史》、《東都事略》等書，均無呂希道之傳，故這段材料還可補史之缺，其重要性至為顯然。而邵本卷3於該詩題下注僅節錄三十餘字，查氏《補註》卷6同詩注「呂希道」條，則檢核其所得宋槧影鈔本，予以補錄原文，頗為可貴。他如卷6《送文與可出守陵州》注「文與可」條，補錄被邵長蘅刪削的施、顧原注70餘字，亦復如此，茲不備敘。2、駁分類注之訛誤前文已述，查氏對分類注本頗為不滿，嘗批謬指誤，積稿盈卷。故《補註》一書對分類注誤注、失注之辯駁尤為有力。如卷6《送呂希道知和州》詩注「三將相」條云：按《宋史·宰輔表》及《宰輔編年錄》：呂蒙正於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學士參知政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萊國公。呂夷簡於仁宗天聖七年自龍圖閣直學士除同平章事，景祐元年封申國公。呂公弼於英宗治平二年自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除樞密副使，四年進樞密使。詩中所稱「三將相」謂蒙正、夷簡、公弼也。王氏注於蒙正、夷簡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著。按公著於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詩熙寧中，其謬戾昭然。《施氏補註》（按指邵本）復踵其訛，今為改正。按據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蘇軾《送呂希道知和州》詩作於熙寧三年（1070年），考《宋史》本傳及《宋宰輔編年錄》等書，知呂公著遲至元祐元年（1086年）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共為宰相，廢除新法。故查氏的考證非常精確，駁分類注極為有力。又如卷14《同年王中甫輓詞》注「十五人條」引王應麟《困學紀聞》駁分類注之訛誤亦可信從。查氏在未看到新刻本，未得宋槧影鈔本之前，主要讀分類注本，相習已久，知之甚詳，故能辨其要害。此誠如柳宗元喜讀《國語》而能作《非國語》也。前修或未密，後出而轉精，作為補註，辨前人之誤，首當其衝。3、駁史籍之誤查慎行曾為翰林院編修，參與過《佩文韻府》等大型官書的編撰，對古代典籍較為熟悉。在補註蘇詩的過程中，查氏常能補史籍之疏漏，駁史籍之訛誤。如卷8《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對歐陽修卒年的考辨：「按《歐陽公年譜》：公於熙寧辛亥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潁，明年壬子閏七月薨，年六十六。《宋史·神宗本紀》謂公薨於八月，訛。」按關於歐陽修的卒年，《宋史》本傳僅云：「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師，謚曰文忠。」未詳具具體時間。查氏引南宋胡柯《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定歐陽修去世時間為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而以成書於元代的《宋史·神宗本紀》所定熙寧五年八月為誤，雖孤證不為定說，但提出問題，引人思考，故不謂無識。4、闡釋詩旨，考辨詩題查氏注蘇詩，常引筆記、詩話及史書中的材料闡發詩意，幫助讀者理解原文。如釋卷12《王莽》「入手功名事事新」句及《董卓》「豈信車中有布乎」句，引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中陸遊語云：「王性之謂東坡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豈信車中有布乎？蓋指介甫爭易市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經此一注，讀者則知前詩以王莽比王安石，後詩以呂布比呂惠卿，既貼切於彼此的姓名，又與特定的歷史背景川吻合。讀者只要聯想到漢代王莽、呂布之所作所為，則對蘇詩所寄寓的諷意不難理解，此可謂以史證詩、詩史互證的範例。再看查氏對詩題的考辨。如卷1《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雲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查氏引《漢書》（按應為《後漢書》）「建安二十年」條、《三國志·魏書》、葛洪《神仙傳》及樂史《太平寰宇記》考證出張道陵所寓非安樂山，實為鶴鳴山。又引王象之《輿地碑目》、鄧綰《吏隱閣記》及黃庭堅語，考證出安樂山乃唐高宗時真人劉珍（字善慶）飛升之所。再引曹學儉《名勝志》，考證安樂山上有樹，葉長如荔枝，上有文如蟲篆之事。最後查氏作出結論：「據此數說，則安樂山仙跡乃劉善慶，非天師也。先生舟行過山下，一時所聞，出長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故為考證如此。」此處考辨蘇軾詩題之誤，廣徵博引，窮究典源，立論周詳嚴謹，當可信從。《補註》中諸如此類的考辨指不勝屈，充分反映了該書寓辨證於注釋的寫作特色。5、注釋所涉人物與地名南宋施、顧編年注非常重視注釋詩題或詩中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查慎行《蘇詩補註》在此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尤其對前人失注、誤注者及所涉人物名同實異者更為關注。如卷9《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詩題所涉釋可久，事迹鮮為人知。南宋編年注本、分類注本均無注，有礙讀者理解詩意。查氏補註云：《咸淳臨安志》：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兩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數升，以瓶貯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用，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子。天聖初，得度，學教觀於靜覺。喜為詩，居西湖祥符。蘇軾元夕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檐葡余香，嘆仰留詩云雲。晚年送客不踰閾，如此十餘年，窗外惟紅蕉數本，翠竹百個，一日謂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幾皆驗。查氏引《咸淳臨安志》詳具可久生平大端與簡樸的生活習性，引《武林梵志》考述可久與蘇軾之交遊及竹蕉應驗之事，凡此不僅對理解詩句有所幫助，就是對研究可久其人其事亦不無裨益。查氏長於考釋地理，嘗於《略例》中自云：「古今沿革，考索最詳。」這既與他嘗協助徐乾學編撰《一統志》，受學著名地理學家顧祖禹有關，又與他一生遊歷極廣有些聯繫。其《補註》卷首附《采輯書目》六百餘種，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山經、地誌與圖經之類，所引方誌尤多。如卷50《萬州太守高公宿約游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其一注「萬州」條，引《地輿廣記》及《太平寰宇記》備陳萬州自秦漢以來歷代的地理沿革，引《名勝志》註明岑公洞的方位與大小，引《圖經》考辨岑公的名號、籍貫與事迹，引《輿地碑目》詳述萬州有段文昌《岑公洞記》、黃庭堅《題名》等石刻。此段注文引錄《輿地記》等五種地理書籍，長達170餘字，詳細注釋了萬州的歷史沿革、名勝古迹與人文景觀，材料周詳，層次清楚。僅此一條，足可顯示查氏精熟史地的淵博學識。三《蘇詩補註》的其他成就1、系年南宋施、顧注本對蘇詩作了大面積的系年，然或聞見未遍，或思慮不周，疏漏訛誤尚復不少，其突出者如不收《南行集》中詩，無端將蘇詩系年推遲二年，又《和陶詩》二卷亦不編年，混雜其間，殊無倫次。查氏《補註》承源接流，又求之蘇軾本詩及手書真跡，參以同時諸公文集及宋元詩話、題跋。年經月緯，重新編排。約而言之，其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南宋施、顧注本重新編排，二是將施、顧注本未收之詩盡量系年，散分各卷。施、顧注本前39卷編年詩，查氏《補註》改編在卷3至45，編次大體依舊，略有調整。如卷3《客位假寐》詩，為蘇軾不滿於鳳翔知府陳希亮而作，施、顧注本誤陳希亮為陳襄，編在杭時，查氏據邵博《聞見後錄》卷15所載改回簽判風翔時。如卷8《鹽官絕色四首》、卷9《癸丑春分後雪》、卷19「在獄出獄」詩11首、卷30《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到《次韻宋肇游西池》8首，查氏均據年月予以改正。施、顧注本卷40收遺詩29首，元祐三年作翰林帖子詞54首，查氏《補註》將遺詩中《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等大多數詩系年入正集，《劉宮宛退老於廬山石碑……》（詩缺）入卷47補編詩中，《老翁井》、《虛飄飄》其一入卷49他集互見詩中。貼子詞54首被邵本刪去，查氏補錄於卷46（另收致語口號11首）。施、顧注本卷41、卷42為和陶詩107首，不編年，邵本仍其舊（分類注本不收和陶詩），查氏《補註》將其系年編在卷35至45各卷，是為蘇軾和陶詩首次系年。除此以外，對其中不能確指年月者，繫於相關詩後，按語說明。除改編施、顧注本外，查氏還將其未收之詩系年後編入正集。蘇軾《南行集》宋時有單行本，故施、顧注本徑以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蘇軾赴鳳翔為編年之始。然《南行集》後來失傳，其詩多被明人輯入《續集》、《外集》中，查氏則將這些詩按《欒城集》編次，以《郭綸》壓卷，《初發嘉州》以下次之，編為2卷凡81首，冠於全集之首，故《補註》以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蘇軾南行赴京為編年之始，時間上較施、顧注本提前二年又一月。宋犖所輯《蘇詩續補遺》2卷446首，查氏將《送淡公二首》、《游杭州山》、《雷州八首》、《池上二首》等89首他集互現詩編卷49、卷50⑩，將《戲足柳公權句》、《送別》、《寄周安孺茶》等19首無法系年的詩編入卷47，其餘絕大多數詩均依大體按年編次的《外集》順序，分編各卷。通計《補註》前45卷，共得編年詩2432首，比南宋施、顧注本前39卷編年濤1884首多出548首。2、補遺蘇詩數量繁富，但囿於黨禁，散佚亦多，清人宋犖有所輯補，編為《蘇詩續補遺》二卷。查慎行留心典籍，續有增補，其所輯佚詩編排在卷46至48三卷內。卷46除補錄被邵長蘅刪去的施、顧注本中翰林帖子詞54首外，另從蘇軾全集輯得《興龍節集英殿宴口號並致語》等，是為口號入詩集之始。卷47至48除收《蘇詩續補遺》中無從編年的19首詩外，查氏又另為輯錄佚詩137首，這些詩首次入蘇軾詩集，這是查氏補遺的突出貢獻。但必須指出的是，查氏《補註》在將一些不見於諸本的蘇軾詩收入詩集的同時，也把大量本非蘇軾所作的偽詩贗作輯入詩集，魚目混雜，論者引錄這二卷詩尤須慎重。如卷48據《錦繡萬花谷》（按在後集卷3）所收《西湖絕句》當為南宋楊萬里詩，見《誠齋集》卷23，題作《晚出凈慈送林子方》（其二）。同卷據《京口三山志》所收《寶墨亭》詩當為北宋蘇舜欽作，見《蘇學士集》卷8，題作《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於焦山之下……》。《四庫全書總目》卷154《補註東坡編年詩》提要曾批評其「炫博貪多」，將《怪石》、《鼠須筆》、《和錢穆父寄弟》、《元祐九年立春》、《雙龍白井》及《山中日夕忽然有懷》等詩誤收入集。又如有時還將一些佛教偈頌、歌辭也一併輯入集中，殊失斷限。3、辨偽查氏《補註》在補註蘇詩時即以長於考辨人物、地理而顯示出獨到的特色。他在考辨蘇詩重出、偽作方面也體現出深厚的功力，可算是古代第一個對蘇詩進行全面考辨真偽的學者，其成果值得我們重視。關於蘇詩竄偽的情況，查慎行在《補註》卷49按語中說：唐宋名家詩文，間有互見他集者……但未有舛謬混雜幾及百篇，如東坡詩之甚者也。李端叔有言：先生自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蓋紹聖以後嚴禁蘇氏之學，至淳熙初禁乃馳，後人得公手跡便采入公集，承偽數百年，注者與讀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駁正，非敢一毫臆斷，悉從諸家文集、詩話一一搜抉，校對其雷同者，另編二卷。查氏指出蘇軾詩集偽詩非常的多，並分析了致偽的部分原因，與蘇詩的大致情況相符。他檢核諸家詩話與別集，考訂蘇詩互現於他家的重出作品，得90首，編為2卷，每首後附註此詩亦見某集，便於讀者察考。所重出作家中，唐代有李白、顧況、白居易、孟郊、李德裕、陸龜蒙、僧人懷素等人，其餘所重出者均為北宋時蘇軾的師友。查氏不僅指出蘇詩中重出的現象，還能進行認真的甄辨，對歷代傳刻所造成的訛誤，凡能明其歸屬者，考辨按斷是非，態度分明；難定歸屬者，則列文獻資料出處，以資他人旁證；對諸家意見歧異者，亦備列諸說，讓人思考。如《補註》卷49《白鶴吟留鍾山覺海》詩，查氏於詩後按語考云：「右一首見王半山集第二卷中，題雲《白鶴吟示鐘山覺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二句，不知何以脫落，又復訛入先生集，今駁正。」按檢據朝鮮活字本影印的《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3，此詩題作《白鶴吟示覺海元公》，首二句下正有上引兩句，惟查氏所勘版本或有不同，故所云詩題與卷次與朝鮮活字本小異。查氏對自己的考辨結論非常自負，卷50《寄歐叔弼》考證出此首實為《欒城集》中《贈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七律之後半首，然後說：「此種繆偽向來注家刻本從未有勘正者，余始發之，覽者亦可識其苦心矣。」另外《補註》仿劉辰翁評點杜詩例，將與蘇軾同時唱和之作，檢核作家文集，概予附錄，所附之詩對於後人當有一定的輯佚補缺的作用。四　《蘇詩補註》的評價綜上所述：《補註》徵引廣博，注釋詳明，既長於考釋人物、地理，又善補前人之疏略，糾前人之謬誤，在補錄施、顧原注，保存公（蘇軾）自注等方面功績尤卓，做出了獨特貢獻，在關於蘇詩系年、補遺、辨偽、校勘以及輯錄唱和詩諸端亦成績不菲。清代中後期的注蘇者都很重視查慎行的補註，翁方綱《蘇詩補註》繼續補錄查氏補施、顧原注所未備者，馮應榴的《合注》以集施、顧注、分類注與查注為首任，王文浩的《集成》錄查注也相當多。查氏《補註》在後世雖受到過一些責難，但總的來說評價都相當高，不少人將其與宋代的編年注、分類注相提並論，如錢大昕《蘇文忠詩合注序》說：「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11) 馮寶圻《新修補蘇文忠詩合注序》亦說「注蘇詩者，王龜齡、施德初、查夏重三家皆善。」《四庫全書總目》卷154《補註東坡編年詩》提要在詳細論評了《補註》的功過得失後，也作出了無以復加的高度評價：然考核地理，訂正年月，引據時事，元元本本，無不具有條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現行蘇詩之注，以此本居最。區區小失，固不足為之累矣。四庫館臣們說這段話之前，翁方綱《蘇詩補註》，馮應榴《合注》與王文誥《集成》均未問世，故在當時來說，這一評價還是比較客觀公允的。正因為查慎行的補註有這樣高的學術價值，後人便將查注從施、顧注中析出單獨刻印，有點類似後人將《文選》李善注從六臣注中析出獨立刊刻。但亦有學者頗以兩讀為病，馮應榴《合注·凡例》即謂「初白翁原本先列施注，後列補註，後人專以查注刊行，讀者往往有偏而不全之憾。」李調元亦曾感慨「刊本不與施注合刻，翻閱為難，」並擬將施、查二注合刊，因「刊費繁多」而未遂(12)。作為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補註》在取得以上各種成就的同時，其疏漏、訛誤也在所難免。與此相應，後人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也適當指出一些不足之處。《四庫全書總目》卷154《補註東坡編年詩》提要即列舉其「編年有差」、「校讎為舛」、「體裁未明」、附詩不當及補詩有誤等五種失誤。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4「查氏注蘇詩」條，批評查氏注《和陳述古拒霜花》詩引《古靈先生行狀》，將陳襄誤作陳堯佐之子。翁方綱《蘇詩補註》卷5注《贈袁陟》詩，謂邵長蘅《施注蘇詩》已詳具袁陟生平，批評查氏於人物失考，王文誥《蘇海識余》卷2批評查氏引偽《陳無己詩話》（按即《後山詩話》），謂其「不獨疵累本集，即無己亦冤也。」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序》批評其「所據多短書小說，紕繆彌復不少」，並特作專書，補其闕遺。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13《宋刊施顧注蘇詩跋》亦曾批評查氏補錄施、顧原注未備。前人所指摘《補註》謬誤僅極少部分，其失誤之處尚有很多，如該書卷四七所收補編詩《亡伯提刑郎中輓詩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合書》，據《宋拓西樓貼》此詩真跡及明刊《外集》卷三，「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合書」十二字乃另行書於詩末，實為蘇軾手錄輓詩的時間而非寫作此詩的時間，查氏闌於詩題，王文誥《集成》卷五據此編入治平元年（甲辰），遂以訛傳訛。除此以外，《補註》有時亦將詩敘闌入詩題，如《外集》卷六《題沈君琴》詩前有敘「武昌主簿吳亮君采」云云117字，查氏《補註》收錄此詩，以詩敘為題，又誤「元豐六年」為「元豐五年」。注釋：① 按本書書名歷來著錄有小異。查慎行為該書所寫《例略》作《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康熙四十一年香雨齋刻本作《東坡先生編年詩補註》，《四庫全書總目》卷154作《補註東坡編年詩》，《四庫全書》著錄作《蘇詩補註》，本文從後者，取其簡明顯豁。② 參顧、朱二人康熙三十七年所作《王十朋蘇詩集注序》。③ 按三條罪狀是：分門別類失之陋，不著書名失之疏，增改舊文失之妄。④ 分別見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上及《四庫全書總目》卷173《敬業堂集》提要。⑤ 《蘇詩補註後跋》，《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第692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⑥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七《曝書雜記》上，同治十一年刻本。⑦ 按王水照先生認為「補註」的作者仍是李壁。參《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前言》第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⑧ 查慎行《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⑨ 按查注僅補245字，據翁方綱《蘇詩補註》卷3同詩所補註，尚缺191字。⑩ 按查氏《補註》2卷互現詩僅《老翁井》一首采自施、顧注本卷40，余皆出自《蘇詩續補遺》2卷。(11) 見《潛研堂文集》卷26，嘉慶六年浙江撫署刊本。(12) 參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函海本。

原載：《文學評論》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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