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中國人記載南京大屠殺的日記內容公開

程瑞芳的日記用親歷見聞控訴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程瑞芳寫這份日記時也許沒想到,她是第一個以日記形式記錄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史學專家稱,她為後人留下了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的重要檔案資料,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又一鐵證。 　　此前《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魏特琳日記》相繼發行中文版,分別以德國人、美國人和日本懺悔者的角度記錄了南京大屠殺暴行。 　　《程瑞芳日記》摘登 　　12月10日 　　……搬進安全區的人路上不斷,進到學校的也是如此,洋車沒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飛機聲、大炮聲他們也不管,真是凄慘……我們這裡只住婦女、小孩,也不許燒鍋弄飯,有的自己家裡送飯,沒有飯吃的不多,我們給她們吃,早上給他們水洗面,給他們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極了,預備水、開水,一日送兩次。現在預備在大門外對面開一粥廠,過兩天就有粥吃了…… 　　12月11日 　　今早死去兩個小嬰孩,一個只有一個多月,是悶死的,一個有三個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厲——編者注)害……(我軍(指國民黨軍隊,下同)要逃了,警察沒有了。北門橋有小兵搶了,老百姓也搶,還有幾個憲兵維持,搶了幾個人。下關我軍放火燒了,燒的地方很多…… 　　12月13日 　　昨晚我軍退了,今早沒有聽見還炮聲。下午二時,日兵由水西門進城了……今晚有人跑到學校里,來得不少。日兵跑到他們這(家)里,要他們走,因為(日本)兵要睡(覺)。跑出來的人都是空手……這些人駭(嚇)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慘,不知明天還要鬧出什麼事情來…… 　　12月14日 　　今日來的人更多,都是從安全區內逃來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們家裡抄錢、強姦。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區里都是如此,外邊更不少,沒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12月17日 　　現有十二點鐘,坐此寫日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個姑娘,不知托(拖)到何處受用(強姦),我要哭了,這些姑娘將來如何?…… 　　12月18日 　　昨晚拖去的女子今早都放回來了,有一個未回來,不知是留在那裡,或是她不好意思回來……真不得了,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親有六十多歲,一連三個兵用(強姦)過,女兒四十多歲,兩個兵用(強姦)過,都是寡居,簡直沒有人道…… 　　12月19日 　　昨晚有憲兵在前面睡,晚上還是有兵進來,到五百號客廳許多人之中強姦。今日白天有兩兵到五百號,房門口站一兵,裡面一兵叫別人出去,留下一年輕女子強姦……這些難民只真可憐,有的家燒了,有的丈夫被日兵殺了,有的被日兵拖去了不知生死,哭的哭,叫的叫,慘不堪言……日兵燒房當玩意,他們也怕冷,先拿裡面傢具燒起來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燒了,有時放些死人在內再燃火燒房子。 　　12月20日 　　今日又來了許多難民,二百號三樓也睡滿了。他們想這裡有憲兵保護,其實憲兵還是將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麼地方。今天中午,有兵來拖兩個姑娘,並拿她們的東西…… 　　12月22日 　　德國領事在下關也不許進城,自然他在兵船上,他不要第三國看他們無道德的行為,在路上睡的死屍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見死屍不見路,簡直把中國人不當人…… 　　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記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來登記。留下一些年青人是他們所疑心的,(讓)這些女難民出來承認是他們的父兄、丈夫或親戚。有一個老太太有膽量,出來認了三個人,其實她也不認得他們,就是要救他們。有一個年青女子也出來認,說是她的哥哥,回來裡面換件衣服,又出來認她的親戚,此人真是可佩。……現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燒,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金陵女大里救護難民　　程瑞芳出生於1875年,籍貫為湖北武昌,早年畢業於武昌護士學校。畢業後,程瑞芳在當地的美以美會婦科醫院當看護,1922年任聖希里達子弟小學校長,1924年來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簡稱金陵女大,現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任舍監(相當於宿舍管理員)。 　　1937年8月15日,日寇轟炸南京時,金陵女大為了應付緊急事件,由吳貽芳校長成立了緊急委員會,時年62歲的程瑞芳是其中一員。這年的12月,在日寇即將攻破南京城前夕,美籍人士溫妮·魏特琳女士、程瑞芳、陳斐然組成了三人非常委員會,負責留守學校,建立金陵女大難民所,收留「首都」淪陷後無家可歸的婦女兒童。 　　南京淪陷後,滯留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包括拉貝、魏特琳等人,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在南京城西北部一塊約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國際安全區,從日軍的槍口與刺刀下拚死救護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 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女士寫下了震驚中外的《魏特琳日記》,這部日記和後來的《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齊名,成為外國人見證南京大屠殺歷史、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重要罪證。《魏特琳日記》中,多次提到了程瑞芳,親切地稱她為程夫人。 　　遠東軍事法庭的重要證人 　　據史料證實,程瑞芳在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曾遠赴日本,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她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親歷親見,控訴了日軍在中國南京所犯下的燒殺搶掠的種種暴行。檔案館在金陵女大零散檔案中發現的程瑞芳填寫的英文履歷表,也提到她曾到過日本。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研部主任、「程瑞芳日記整理與研究」課題組負責人郭必強研究員11日透露,程瑞芳的出證材料最近已在遠東軍事法庭的檔案中發現並被證實。程瑞芳在證詞中說:「我71歲,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總管。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校園被宣布為一個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了1萬多婦女和兒童。」然後程瑞芳列舉了她親眼看到的日軍在校園裡強姦、搶劫和殺人的數個證據。最後,她寫道:「我願簽名蓋章證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孫子眼裡的仗義祖母 　　據金陵女大的老校友回憶,程瑞芳在1952年金陵女大院系合併後離開南京,回到了武漢居住。1962年,吳貽芳校長還自己出資邀請已87歲的程瑞芳重遊金陵女大安全區。 　　目前,程瑞芳的孫子程國光、程國祥生活在武漢市,都已經80多歲了。 　　程國祥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與程瑞芳一起生活在金陵女大安全區,他回憶說:「日軍攻佔南京後,我和媽媽、妹妹一起留在南京與奶奶住在一起,當時我10多歲。奶奶說都走了學校沒有人看守,自己年紀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還有華群小姐(魏特琳)也沒走,她們一起在國際安全區金陵女大難民所看護難民。奶奶總是很忙,管宿舍、膳食,在難民所還在協助華群小姐做很多事。因為日軍常常進來抓人,人人都害怕,奶奶就常叫婦女們用布條包上頭,臉上抹一些爐灰,躲在被子里,以防不測。」不過,程國祥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常看到奶奶晚上在自己的房裡燈下用鋼筆寫著什麼,因為奶奶管的事情很多,他當時以為是在記賬。 　　60多年後發現塵封日記 　　2001年12月7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在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檔案時,發現了一本珍藏60多年的塵封日記。日記原名《1937年首都淪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記》,後稱《首都淪陷留守金校日記》、《程瑞芳日記》。研究人員發現,日記系鋼筆手書,一共3萬多字,起訖日期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這正是抗戰初期「首都」南京淪陷後日軍在全城大規模屠殺的時間。而且,程瑞芳還是逐日記載,從不間斷。日記內容與《魏特琳日記》相互印證。 　　此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郭必強負責對《程瑞芳日記》進行整理研究。程瑞芳在日記中提到,每天記完日記都要趕緊藏起來,以免被發現。日記中,程瑞芳通過自己的親歷見聞,有力地控訴了日軍在安全區內外燒殺奸搶的滔天罪行;褒揚了魏特琳等國際人士為救助和保護難民奔忙操勞的事迹;訴說了安全區內生活的艱辛,同時還揭示了安全區也無法保障難民安全的事實以及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反抗。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宅巍說,「迄今為止,在我們的視野中,還沒有見到過一份中國人記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記原件。程瑞芳日記的發現和公布,正好填補了空白。」文/朱宏俊 　　鏈接 　　魏特琳,美國人,於1919年秋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職,1940年5月回國。 　　全書50多萬字的《魏特琳日記》,以一位外國女性特有的敏銳和情感,真實、詳盡地記錄了日軍從轟炸南京、進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南京進行殖民統治的全過程。由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裡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所寫的日記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拉貝日記》是當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國人約翰·拉貝親身目擊南京大屠殺所作的真實記錄,是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數量最多、保存得最為完整的史料。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拉貝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醫生、商人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為大約25萬中國平民提供了暫時棲身避難的場所。 　　《拉貝日記》記述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一樁樁令人髮指的暴行,非常具體、細緻和真實。在寫日記的同時,拉貝還精心保存了80多張現場拍攝的照片,並對這些照片作了翔實的說明。 　　東史郎1912年出生於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1937年8月，25歲的東史郎應召入伍，曾參加攻佔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漢、襄東等戰役。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東史郎有記日記的習慣，他把侵華戰爭期間的所見所聞詳細地記錄下來，共有5卷37萬字。1987年，東史郎出於對參加侵略戰爭的反省和向中國人民謝罪的願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覽會上，公布了他的戰時日記，其中包括記錄當年南京大屠殺情景的材料。 　　此前，雖然國內公開出版了一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書籍，但專門從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書籍,除散見於一些書籍中的原日軍官兵的陣中日記外，還沒有一本較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書籍，《東史郎日記》彌補了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