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權術的核心在「陰」

傳統中國是一個陰謀盛行的國度，也是陰謀權術非常發達的國家，其原因在於中國的專制制度非常精密，也非常久遠，所謂源遠流長的中華帝國，專制制度是其典型特徵之一，應該沒有異議吧。

政治權術，在先秦諸子的思想中，一直是一個重要內容。孔子代表的儒家，對其心知肚明，但不願導君為惡，也不願意世間士人成為這種昧著良心害人的心術的奴隸，所以語焉不詳，但在「權」上還是下足了功夫。權，在權變，即根據形勢的變化，善於利用自己的力量，以應付時勢，造成利於我的局面，這時候一味用良心、道德、仁心，可能於己無補、與事無意，因此，可以隱忍不發，蓄積力量，等待時機，再給予良心壞壞的政治敵手致命的一擊，這與道家的「水」哲學、法家倡導的「韜光養晦謀略」異曲同工。

但是，儒家所倡導的是正人君子所為，是道德君子道德君子的委曲求全，是不昧於基本的人倫標準、基本的普世價值、基本的政治道德，可以不發言（類似現在的犬儒）、可以暫時不作為（忍），但一定不能協助作惡、更不能主動作惡來導引上司的寵幸。而後兩種行為是政治權術的基本功，因此，政治權術對於儒家人物卻是非常艱難，不僅良心上受折磨，心智上亦需極大的功力，非常人難以達標。

為什麼說，作惡或者協同作惡是權術參與者的基本功呢？正如黑社會組織的入會標準一樣。你要加入黑社會，有一個基本的儀式，就是殺人入伙。殺了人，違背了社會的基本準則，成為社會道德、法律的對立分子，你已經退無可退，就只能跟著這個組織出生入死，死心塌地。陰謀詭計也是一樣，它也是見不得光的黑暗事業，要想在官場上混，跟著我這個上司飛黃騰達，無他，踩著不幸的同僚的肩膀、踩著他們或明或暗的鮮血，一路上是倒下的血淋淋的肉體，所以做壞事是基本功，也是日常的功課。權術需要害人、也必須害人。

儒家於心不忍，法家卻對此津津樂道、意氣風發。為何？法家是一個不講求道德倫理、只注重利益的功利主義本位的思想體系。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不用在乎手段，更不用考慮目的的正當性。為何？因為法家認為所有人都是一樣的，都是利益的苦苦追求者，無所謂道德君子，那是偽君子，比公開自己的利益追求的真小人更壞。所以，手段的有效性，是法家思想的存在的唯一價值。在政治領域，如何達到手段的一本萬利，只有充分利用政治的價值。政治有何價值？一是國家暴力的空前威懾力，這種暴力威脅的價值，正好對著人性的弱點，人害怕恐懼、害怕懲罰，國家暴力機器非常厲害，它可以無緣由的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與財富，因此，你不得不聽從暴力的安排，威懾力是政治的第一個利器；二是國家可以利用暴力攝取無盡的財富，控制天下的資源，使得人性的第二個弱點又為權力所控制利用，這就是追求自己慾望的滿足。這種慾望，既有基本的物質需求，還有控制他人、役使他人的權力意識（領導意識？），因此，政治權力的利益載體，可以提供社會成員基本的利益訴求，如土地金錢、權力地位，還有組織，組織就是權力控制的基本單位，以服從為基本導向的人際關係，導致社會成員與組織的關聯，體現為權力統治的同一體。

法家說，君主作為政治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有責任、有義務，也必須充分利用權力的控制力，否則社會不穩定、政權不持久，自己的利益就會斷送，而依附於君主這個階層的特殊利益集團也會分崩離析，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這種血腥的政治前景，是用不斷堆砌的人肉堆證實的，在學理上也可以圓通它。法家對於政治權力的血腥非常自覺，對於政治敵手的處心積慮也是處心積慮，如此在政治權力你死我活的鬥爭中，法家得到空前的運用，成為專制中國最為經典的統治哲學、處世哲學和官場寶典。後人常有專制中國的政治思想的取捨是「外儒內法」，其主要指的就是權力運行潛規則的實用性、無敵型權術的普遍性。

政治權術在專制社會，就是陰謀詭計，這是不同的說法而已，實質完全一致，用不著咬文嚼字。其無敵性，體現有二，一是它主要針對的是人性的弱點，能夠迫使任何人在自己的致命弱點面前繳械投降，不得不臣服；二是它手段的陰險、卑劣、兇狠與高效。

第一個特點，正如前述，還是權力的無敵性，政治權力對於資源的壟斷性佔有、對於暴力威懾的致命性，迫使任何人不得不接受專制權力的安排，聽從權力佔有者的役使，這只是絕對意義上的分析，畢竟權力的兇惡，不能僅僅暴露在赤裸裸的暴力，人們對於暴力的恐懼，只是暫時的屈服，與享樂的人性背道而馳，而且，人性首在征服他人，不是屈從壓力，因此一味的高壓政治，可能帶來更大的暴力反彈，這就是報復性暴力。在專制社會，報復性暴力的普遍後果就是社會恐怖主義的盛行，大家樂於當強盜，強搶不義之財，而不願安居樂業，因為在家謀生，無法生存；對付政府一位逆來順受，還是家破人亡；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老子說，「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就是此意，——暴力製造暴力。暴政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恐懼。開始可能是對付普通的民眾的強搶明奪、殺人越貨，這是弱者的殘忍；但後來針對的肯定是官員、政府內的既得利益階層，既能獲得更大的所得，亦能獲得心理上的慰藉。因為殺一兩個平民百姓，所得有限；但殺一兩個官員，則可能一夜暴富，亦能博得社會的同情。殺人也有強盜邏輯，至少是計算的邏輯。

暴力不是政權統治的唯一法寶，政權欲長治久安、千秋萬代，需要有其他的政治憑藉，於是權術政治應運而生。權術是用智力來使對手防不勝防，但又是不使用暴力的智力遊戲，能夠在心理上佔據優勢，失敗者也往往無話可說，自食其果。因此，在手段的道義基礎上弱勝一籌，同時，政府領導人動用這種權術謀略，當事人可能蒙在鼓裡，周圍的人大多也是不明就裡，只是事後的聰明人如你我輩在此分析得失（這是研究者的任務，當事人已經躺進了歷史的塵土中），因此，被權術傷害的臣民，還在感謝皇恩浩蕩、在被賣的同時幫上司數錢，上司或領導人沾沾自喜，幾不動用任何資源就化干戈於玉帛，其目的順理成章達到了，有著皆大歡喜的悲喜劇。

因此，有作為的君主、領導人，樂於使用權術，也善於使用權術。權術高手肯定是有作為的政治領導人的基本功。

第二個特點，說的是政治權術的功效性，即權術政治的致命效果。為何？

一是人類智慧的空洞效應。

任何人的知識、智力與智慧，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這就是「無知黑洞」、「理性盲點」。智慧不足，就有考慮不周全的情況發生，就會有被人鑽空子的空間，就有被人智慧擊敗的可能，何況世事如棋，人心如海，難以琢磨的事情、人情何止千萬，因此在人類理性不足、智慧黑洞面前，某些人專門盯住別人的弱點，給以致命痛擊，就是權術發生效用的致命所在。俗語云，不怕賊偷，就怕賊惦心，就是這個道理。不怕自己有缺陷，怕就怕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別人剛好利用這個缺陷來給自己以致命的打擊。如何是別人不知不覺中走入墮落的陷阱，暢飲致命的毒藥、心甘情願地走上別人設置的斷頭台，顯然需要手段與方法的出人意料。最出人意料的方法，就是別人不以此致命方法為死亡極限、反以為是自己命運的轉機、飛達的契機或者是久旱的甘霖。此種方法為何？陰也，陰險的用心、陰暗的使用、陰毒的惡果，這種暗中操作、秘密策劃、陷人於無形之中、殺人於刀光劍影之外的陰功，就是權術的厲害之處。

二是人性的貪婪。

很多官場人物，之所以被權術擊倒，是因為貪圖小利而致自己於不情不義、不公不正、不廉不潔中。因為自己有短處，就只能受制於人，助紂為虐；或者為了這點蠅頭小利，不惜自己的名節、不顧多年的情誼、不要廉恥的跳進害人的圈套中；還有就是對於社會上的誘惑難於忘懷，在舉手投足中墮入慾望的陷阱，成為權術陰謀的同謀者、也是更上層權術總導演的馬前卒。人性貪婪是權術犧牲品不可克服的病灶，俗語云，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自己本身有著致命的弱點且不加遮護，自然易為權勢者所脅迫、所引誘、所指使。

三是專制權力的狠毒。

專制權力可以製造無窮盡的慾望滿足，亦可以製造吃人不吐骨頭的殘忍。由於絕對權力壟斷所有社會資源，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均無保障，權力覆蓋整個社會迫使每個人不得不成為權力的奴隸，或者是權力機器的齒輪，或者是權力道路上的車印，無可逃避，保存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混同於這套權力秩序、混同於這套權力規則、混同於這個組織，因此，在權力的組織、規則與秩序中，個體價值無足輕重甚至根本被否決，只有最高利益，最高利益分配下來的結果，是層層最高利益的設置，也是權力主宰者對於次要權力主宰者的權力安置。中央由皇帝的主宰、部委有宰相的主宰、機關有部長的主宰、省里有省長的主宰、縣裡有縣長的主宰，還有皇帝的家臣、近臣、寵臣及后妃的主宰，因此，官員個體的命運為上級、為大一級的官僚、為皇帝，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各路人馬所控制，可謂防不勝防、擋不可擋，按時下的話說，就是都是爺！

有權力庇護時，為所欲為；一旦失去權力，就一無所有，直至慘死，家破人亡，滅族無姓。李斯是秦國的權相，在得到秦始皇重用時，權傾朝野，實現了個人飛黃騰達的抱負，可是，當秦始皇去世、趙高掌權時，李斯代表著舊勢力，需要被清掃，這時的李斯怎麼努力都無濟於事，於是趙高找了一個借口，將李斯、兒子李由（首都市長）一同問斬，滿門滅絕（夷三族）。李斯絕頂聰明，趙高的計謀非常小兒科，但是沒有權力時的達官顯貴，往往是智力短路，窮途末路的人哪怕是一棵稻草，也要使出吃奶的勁兒來將自己拉出死亡之海，哪管它的真假？趙高對以謀反罪被打入大牢的李斯，倍加智慧的折磨，可謂是聰明人恥辱的記錄。

《史記》對李斯冤獄形成、酷刑受死記載頗詳，充滿了權謀的機鋒，一生為苦苦研修權術的權略大師李斯，竟為小兒科的權術所害，確是絕妙的諷刺。我們先看一下司馬遷的記述。

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

這段話，可謂李斯的臨終遺言，大徹大悟之後往往有驚人之語，是醒世恆言。李斯幫助二世、趙高胡亥奪位，協助二世穩定政權，與趙高爭權奪利失敗後，反省自己的過失，自然是思緒萬千。但李斯沒有痛思自己的過失，而是指責二世、趙高的國家政策的不人道，殺滅自己的兄弟，只是自己眾叛親離、無可靠的幫手；誅殺功臣、大為宮室、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致使國家財政十分緊張，民窮財盡的結果自然是荼毒天下的惡政循環。李斯說他要學伍子胥的故事，將面見造反者（或侵略者）侵入國都、國破家亡。意思是，伍子胥是掛頭顱於城門上，我李斯還會保全性命，只是成為一個遺民，痛苦的見證國家滅亡而已。

可是李斯先生，你錯了！帝王可以犯錯，但對待失意的反對者，絕不能心慈手軟，否則就是給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絞刑架。於是，二世與趙高羅織罪名，將李斯打入大牢。罪名在這時也有講究，什麼罪名最重，最易激起民憤，當然是謀反與裡通外國。李斯的罪名就是這兩項。李斯自然明白這兩項罪名的危險與嚴重，謀反是十惡不赦的死罪，裡通外國是不見容於任何人、臭名昭著、人人痛恨的惡名，因此斷然難以接受，但趙高何許人也？不服就是大刑伺候，痛打之餘，李斯表示認罪。但趙高還是認為僅憑李斯的認罪書（是不是檢討書加上自供狀加上審訊筆錄一起？）還不足以服眾，需要李斯在二世的面前徹底絕望，「心悅誠服」的走上刑場，畢竟最高領導人的判詞是導致他徹底絕望的最後一棵稻草。於是——

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李斯在獄中不服，一再申訴。但是已經控制獄訟的趙高，卻藉此滅了聰明的李斯。先讓李斯一再上訴，但接下來的是大刑招待。兩次大刑伺候的李斯屈打成招，不敢言語，等到二世真的想到他時，李斯以為是趙高的誘敵之計，不敢上訴，只好照著趙高的指引，一一作出偽證。於是，最後的伸冤道路被自己堵死了。一旦系獄，在不知深淺的情況下，貿然逞強，只能陷自己於更大的不利，這時需要李斯韜晦的計謀，但李斯卻一再用強，導致失去最後的機會。當然趙高處在優勢地位，還有更多的折磨李斯的計謀；二世昏聵了，看看李斯可能是良心發現，也可能是炫耀自己的恩德，不會再用李斯是肯定的。但是歷史研究的更多的是事實，假設不存在的事情，是在進行理性的推理，以便找到現實世界行為的邏輯，幫助後人少犯錯誤，或者找尋制度運行的機理，以便克服制度衰敗。李斯在二世派出的使者面前，按照趙高的指使，一五一十的真誠的說著假話，自救的機會為自己輕易的喪失。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權力獨裁者的狠毒、卑劣，在手段的陰險助力下，使出了「千古絕唱」。但這是血淋淋的悲歌，也是智慧者在權力面前奴顏婢膝的當然結果。只可惜李斯這樣的玩弄陰謀的「聰明人」，歷史記載他的還是一個可憐的失敗者、恥辱的自取滅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