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周小川！！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希望提振全球投資者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信心，稱政策制定者在貨幣政策方面仍有行動空間。

周小川周五在上海表示，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經濟結構和質量正在改善。周小川是在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開幕之際發表這番講話的，預計中國的經濟和匯率前景將成為此次G-20會議的核心議題。

隨著資金外流規模激增導致外匯儲備減少，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提振日漸放緩的經濟增速，抵禦人民幣貶值壓力。這是周小川打破長達數月的沉默後本周第二次公開亮相。

現年68歲的周小川自2002年起開始擔任中國央行行長，他在國際金融界廣受尊敬。他的新聞發布會以及面對數百名國際決策者和銀行家所做的主題演講被視為本周G20會議的重要部分。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總裁亞當斯(Tim Adams)稱，周小川無疑是參與這次會議的最重要人物。

高盛集團總裁Gary Cohn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說，市場眼下正在試圖搞清中國手中還有哪些可用的政策工具。Cohn在上海接受了彭博電視David Ingles的採訪，20國集團會議正在上海舉行。

歡迎周小川多多露面，只要他能清晰傳達政策訊息。關於中國的經濟政策，時間會告訴你一切。

對G-20會議的期望切莫太高，希望在貨幣政策上有更多的全球協調合作。

美國和中國是在全球貨幣放鬆大環境下為數不多的保持本幣堅挺的國家，美國經濟形勢好於人們所想，美國的消費支出足以維持經濟增長。

鑒於中國擔任G-20輪值主席國與人民幣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儲備貨幣地位發生在同一年，中國發現自身的政策已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IMF總裁拉加德和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等經濟界領袖一直在呼籲中國加強溝通。

有證據表明中國正在聽從他們的建議。周小川本月罕見地接受了《財新周刊》的採訪，稱幾乎沒有理由認為人民幣應當進一步貶值。他今天還計劃舉行新聞發布會。

周小川接受《財新周刊》採訪時表示，當前中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跨境資本流動處於正常區間，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了基本穩定，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他說，中國不存在為擴大凈出口而貶值的動機，國內生產總值(GDP)特別是其增量與匯率沒有直接關係。

中國的經濟前景將成為上海G-20會議的一個突出議題。中國官員已將近期全球市場動蕩的原因歸結為美聯儲決定在去年12月進行近十年來首次加息。

溝通政策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在召開此次新聞發布會之前，周小川在G20會議間隙的一個國際論壇會議上強調稱，中國政府擁有遏制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風險的政策工具。

周小川在新聞發布會上用中文發言，但以英文發表了主題演講。他尋求安撫投資者，讓他們相信中國經濟從根本上講依然強勁。周小川稱，中國央行擁有採取貨幣政策緩衝經濟放緩的空間，這一表態暗示未來可能會降息。周小川稱中國政府2016年將擴大預算赤字，同時重點提及了一些降低經濟產能過剩問題的方案，並表示人民幣匯率已基本再度企穩。

去年8月和今年1月中國央行兩次引導人民幣貶值，令投資者頗感意外，他們不禁擔心中國在本國經濟走軟之際正在加入尋求貨幣貶值的大部分國家行列。包括中國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稱這些變化是在使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他們同時強調，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周小川周五重申了這一點。

周小川的公開露面（包括周五的英語講話）是向來低調的中國央行的最新外聯活動，本月早些時候周小川還曾接受中國一家主要雜誌的專訪。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定於周五晚間開幕，周六晚間閉幕。此次會議的召開正值圍繞中國經濟放緩存在巨大疑問之際。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記者會文字實錄

易綱：女士們、先生們，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上午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和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國內外各界對中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金融改革開放政策高度關注。各位媒體朋友做了大量的報道，也非常期待能夠多聽一些中國央行的聲音。

大家知道今天晚上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在上海召開。

今天上午周小川行長專門抽出時間和參與此次會議的記者朋友見面，並且願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為了更有效地和各位記者朋友溝通，我們在會前總結了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而且在今天早晨記者朋友們一到就發了一個小本子，小本子是中英文的，一共有16個問題，前一半是關於G20的，後一半關於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

今天的記者會主要回答針對G20和中國經濟金融有關問題。過幾天中國的兩會就會召開，屆時周行長還會出席兩會期間的記者會，回答有關國內兩會的熱點問題。

下面首先請周小川行長講幾句話。

周小川：各位記者朋友們早上好，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記者會。剛才易綱先生說到我們今明兩天將進行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我簡單說幾句，G20是全球主要國家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共同合作，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重要平台，並在近年來已經發揮重要的作用。比如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推動包括巴塞爾標準在內的全球金融部門的改革，國際貨幣資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形成共識，實現全球稅收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中國是G20的重要參與國，習近平主席參加了G20聖彼得堡的峰會，前年參加了布里斯班的峰會，去年參加了安塔利亞的峰會，中國在G20中也起到了我們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應有的作用，也致力於解決G20所關心的各種問題。

今年中國接任G20主席國，所以我們可能在這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大家都很關注G20的峰會，每年還有四次部長和央行行長的會，此外還有一些副手會和配套的其它會議。這次是今年的第一次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也是為G20做準備的一個重要的開端。我們所關心的這些議題剛才正好我在IIF也做了一個開場白，有這麼幾個議題是人民銀行特別關心的：一個是推動G20加強政策協調，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經濟增長和維持金融穩定；另外一個是討論完善國際金融體系的框架，構建更加平穩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再有一個是繼續努力推動全球金融部門的改革，並研究如何應對金融體系中出現的新風險和脆弱性；此外還有一個推動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這次還有一個新的題目是研究通過綠色金融來調動更多的資源用於綠色投資。所以我就先說這麼幾句，我願意和易綱一起回答記者朋友們的問題。

易綱：謝謝周行長。下面請大家提問，在提問之前請報一下你的姓名和所代表的新聞機構，大家知道今天來的記者非常多，為了讓更多的記者有提問的機會，請每家媒體只提一個問題。

新華社：謝謝易行長，我是新華社記者，最近幾個月我們的外匯儲備連續出現比較大的下滑，1月份單月降幅達到一千億美元以上，外界比較關心，請問周行長對外儲大幅下滑是否存在擔心？怎樣的外匯儲備規模是我們應該守住的安全底線？針對外資流出央行有什麼新的舉措？

周小川：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是始終處於變動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儲備量是一個固定的數，把油抽完了就沒有了。外匯儲備有點像水庫里流水的水庫，上游不斷的有水進來，下游也有不斷的出的，中間部分是外匯儲備。

過去，外匯儲備變動可分兩個階段，90年代處於外匯比較短缺的階段，2002年起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一度使得我們覺得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積累過多，同時國際上也把這種擔心寫到G20的文件裡頭，意思就是說有些國家經濟發展有些不平衡，外匯儲備積累過多。過多意味著外匯儲備應該有所減少。它也不會直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後會進入拐點，往下走。應該說資本流動多數情況是正常的，社會上有觀點認為去年外匯儲備下降過快了一些。那麼這裡頭有多種因素，所以政策應對也是多方面的。至於說您說的外匯儲備究竟什麼樣的水平比較合適？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學術的觀點，過去多少年大家都說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最好是能夠支持三個月的進口的支付，但後來好像很多觀點都改變了，這個說法現在也不太流行了。我認為大家可以參考幾種主要的說法，包括國際貨幣基金對合適規模的一些觀點，但是恐怕現在很難說某一種觀點就能夠佔主導優勢。保持我們國家的對外支付能力目前沒有值得擔心的地方。從政策上來講，為了保持外匯儲備處於合理正常水平，主要是確保宏觀經濟政策正確，使不平衡因素走向平衡。

最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維護宏觀經濟的健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這裡面包含著匯率政策也應該是較正確的，如果匯率政策不正確也會導致資本的流動。

最後大家也要關注國際的各種變動，國際的各種變動會引起資本流動的變化，特別是對新興市場而言，因此大家需要加強協調、減少溢出效應，共同努力。

路透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路透社的記者，您對於中國資本外流情況有怎樣的判斷？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怎樣的影響？同時最近中國央行官員也表示，降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可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您對未來兩年中國建立利率走廊有什麼樣的看法？

周小川：關於資本外流的題目，剛才已經說到。我覺得宏觀經濟政策，最主要的還是宏觀經濟健康，大家有信心。國際市場會有一些波動，這些波動也會影響國內經濟的信心。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搞得更有說服力，國內經濟增長、健康發展，大家更有信心，對結構性政策改革更有信心，這樣的話我認為資本流動出現一時的波動，它就會逐漸回歸理性，沒有太多問題。

至於國內的貨幣政策，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更重要的還是考慮中國整個宏觀經濟的整體情況，不會是過度基於外部經濟或者資本流動來制定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我們說，我們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利率以及貨幣政策數量方面的考慮，主要還是要使國內經濟更加健康發展，在新常態下確實使得經濟發展轉向新的增長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續，結構更加優化。

這裡的一個因素，就是剛才您所提到的，貨幣政策從過去比較偏重於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逐漸轉向更加註重於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利率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時利率信號比較清晰，也不要有過大地偏離，所以要逐漸建立利率走廊。我們現在還處於建立利率走廊的過程中，大家開始逐漸關注和習慣這樣一種變化。過去走廊中間值是依賴於基準利率，現在更多依靠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所產生的利率作為中間值。利率偏離中間值過多的時候，中央銀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會給予關注，使得它處於合理區間。

中央電視台：上午好，周行長，我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我們關注到去年下半年開始，新興國家的貨幣出現了暴跌，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都在持續實行量化寬鬆的政策，全球進入新一輪貨幣貶值的競賽，在這種情況下，有聲音說各國應該加強合作，特別是大國要建立匯率的協調機制共同干預外匯市場，對於這樣的觀點您怎麼評價？您認為有沒有必要建立這樣的協調機制？

周小川：首先最近國際市場上有些動蕩並不只限於外匯市場，也有其它的金融市場出現了波動，這是大家都關注的。

在關注這些變動的情況下，G20就是一種加強各國之間政策協調的一種機制，在G20的討論中，包括加強政策協調、克服危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這些都是G20協調共同行動的內容。

至於說G20是否會專門就匯率進行協調，過去沒有這麼做，現在有個別人提出這樣的議題，那麼我們今明兩天看看G20是如何討論這樣的問題。我想指出宏觀政策和增長政策的協調，覆蓋面是比較大的，不一定說一定要就某一項具體政策來進行協調。

對於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多個國家採用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中國曆來的觀點是我們反對競爭性貶值，反對用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的這種方式。同時中國因為總體來講出口還是很強大的，去年，凈出口數量還是非常大的，貨物貿易的順差接近6000億美元，所以我們也不會用參與競爭性貶值來增強中國的出口能力，這一點李克強總理也反覆強調過。所以我們想， G20會通過全球的總需求管理，強調全球的結構性改革以及強調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從這些角度會做出有成效的協同。謝謝！

彭博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彭博社的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市場應當如何理解人民銀行目前盯住一籃子貨幣的政策？因為同時也參考美元，關注的重點應該是什麼？

周小川：這個大家知道，人民銀行的正式提法沒說是盯住一籃子，我們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參照一籃子貨幣提出的時間比較早，但是它的進展也是起起伏伏。其主要原因還是全球經濟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全球多種貨幣都在起作用，而且有一些貨幣的作用還在逐漸加強。因此我們所謂參照一籃子就是在頭一天外匯市場交易的基礎之上，在第二天形成開盤中間價，我們在書面的材料里也提到了，中間價的形成過程中考慮一籃子貨幣的變動，所以是參照一籃子貨幣。

隨著全球經濟多元化，多種貨幣的重要性的權重變化，一籃子貨幣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但是實際上，大家也都知道在一籃子貨幣裡頭，美元仍舊是最主要的貨幣。我們有三種主要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在這些指數裡頭，美元都還是起主導性的作用。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其他貨幣，甚至包括新興市場的貨幣，也都有一定的適當的權重。

因此您所說的，一籃子貨幣跟參照美元之間的關係，就是參照一籃子裡頭權重最大的還是美元。謝謝。

經濟日報：周行長你好，我是經濟日報的記者，我想問「811」匯改以來我們看到在匯率市場上出現了較大的兩輪波動，這輪波動也影響到了其它的金融市場，引發了一些共振，你怎麼看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央行下一步的考慮。然後我們還有哪一些舉措防範金融市場的交叉共振？

周小川：因為全球包括中國經濟都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出台，包括改革政策的出台，確實一方面應該精心設計，事先最好能夠把各種情況都顧及到，另外一方面也確實面臨挑戰，有很多事先不太掌握的情況。

那麼我們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講，一個很主要的問題還是要使價格在均衡水平附近，這裡頭不僅包括外匯市場也包括其它金融市場，要防止泡沫的出現和積累，特別是如果嚴重的偏離了均衡水平，它就必然有調整的壓力。

當然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各個的不同的市場板塊，相互之間是有可能產生相互影響，有時候有共振，因此每一個項具體的政策調整和變動確實從理論上講應該事先考慮好對其它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是否有相互增強的共振。國際上來講，各種政策的制定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應，理論上說你是國內政策，但是實際上會產生國際影響。因此除了國內以外，國際上也要做些考慮。

但是這個並不是所有的事情事先都能夠預見到，因此你提的問題我認為可能在今後政策制定和事先對政策的效果進行模擬的時候需要更加小心。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夠縮手縮腳，有的要做的改革、要對中國經濟做出實際性的改善，特別是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的還是要果斷的進行推行的，出了一定的問題還可以進行適當的彌補。

像剛才所說的一樣，關鍵還是經濟的基本面，如果經濟總體是健康的、可持續的，那麼一些小的金融市場的波動，金融市場經常反應有時候是比較過沖的，它反應比較激烈，只要你經濟總體的基本面是好的話，那麼它也會經過短期波動以後會回歸正常。謝謝！

《經濟學人》：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經濟學人》的記者。感謝您舉辦此次記者發布會，這對媒體來說是非常好的事情，對人民銀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希望這個媒體發布會能舉辦得更頻繁些，不僅僅是在G20和兩會期間。我想提的具體問題是關於中國的債務水平，包括家庭部門、公司部門和政府部門，目前債務水平加起來超過了GDP的250%。我們的信貸增速非常快，而經濟增速已經開始下降，這意味著整個債務比例會不斷上升。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您有什麼看法？債務比例是否有一個上限？別的一些國家經歷了這樣的快速債務擴張後，也經歷了一些經濟的動蕩，甚至會帶來經濟的危機。您認為中國在這方面會有什麼不同的表現？

周小川：中國政府包括我們中央銀行都是高度關注。我們也精心進行國際比較。經過比較以後發現，債務問題確實像您所說的，中國債務比GDP是比較偏高的。同時債務比GDP還在繼續增長，需要引起警惕。是不是說有一個標尺，超過就會出問題，這個我們經過仔細研究也沒有發現非常明確的規律。總之這個問題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每個國家為什麼不一樣，我們說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中國的特點，我們也有一些內部的討論，我想有三個因素特別需要關注。一個是中國的儲蓄率高，接近50%，這裡面也包括政府儲蓄、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是這三個部門的總儲蓄。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居民儲蓄，其次是企業儲蓄。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儲蓄都是百分之十幾，有的國家低到一位數，所以這是不可比。

這麼多的儲蓄，並且都是自願的儲蓄，它就會想辦法使用。由於我們資本市場還在發育的過程，所以大量儲蓄是走銀行系統，當然也有一部分走債券市場。這部分的金融媒介把這些儲蓄轉變為債務，所以債務就會顯得比別的國家高一些。做橫向比較的時候要注意這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剛才也已經提到的，如果一個國家股本融資、股票市場發育得比較成熟，就會有很多資金通過股本融資變成企業的股權，那麼債務就可以少一點。這個也是金融基本原理中大家都學到的。

中國也是有強烈的願望使股本融資的市場更好的發展，我們也確實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是確實也不能拔苗助長，所以它是有一個自然發展成熟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仍舊是我們所說的所謂間接融資、特別是債權融資的渠道還是相當主要的渠道，所以也導致債務佔GDP的比重偏高和繼續增長。

第三個，中國是從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過去中國還是一個比較窮困的國家，人均GDP低，人均財富非常少，沒有過多的積累。不像一些發達國家經過了一二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積累，財富存量比較大，所以轉換為投資時不需要借錢。中國白手起家，過去底子太薄。現在機會又很好，有那麼多的機會大家可以辦企業、可以投資等等。機會又好，又沒有底子，怎麼辦？就靠借錢，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的財富，特別是企業、個人的財富慢慢開始積累以後，靠借債的做法也會有所降低。所以對這個事還是要有耐心，我們既要防止過高債務率可能出現和造成的問題，充分吸取國際經驗，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審慎分析我們自己的國情，尋找一條道路逐步緩解這樣的現象。謝謝。

第一財經日報：我是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金融危機以後各國推進了宏觀審慎改革，我國「十三五」規劃指出改革要完善適應現代金融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您認為金融監管框架最優模式是怎樣的？

周小川：您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兩個部分：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也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G20國家共同努力藉助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研究，在此基礎上，G20領導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危機。這既包括加強監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逆周期進行調節。與此同時，G20也根據對危機的研究和新的體會在規則方面修訂了一部分過去的金融監管和評價指標體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標體系來使宏觀調控更加審慎。此已達成共識。當然各國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應考慮各國國情，包括體制、法律。所以各個國家是按照此框架執行，但情況不一樣。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著要有監管體制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是一個更複雜、更具有挑戰性的題目。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大家發現監管體制有些不令人滿意，甚至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或者某些問題的潛在的發展，因此大家都有願望要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有的是漸變，有的動作較大，全球實踐不同。有一些傾向性的意見，但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模式。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行和政策框架的執行。當然，除此以外，還應考慮其它一些因素。

香港商報：我是來自香港商報的記者。目前歐洲和日本已經在推出負利率，美國一直在釋放加息的預期。實際上全球貨幣政策的這種相互背離的情況是越來越清晰和嚴重了。中國在這個政策的博弈中，已經變成越來越重要的一環。我想請問周行長，您覺得我們中國現在對建立全球更安全的金融體系，有什麼樣的倡導和建議？

周小川：這個問題我理解是分了好幾個方面。首先是各國貨幣政策可能不一樣，有人搞負利率，有人搞加息。從對傳統的經濟學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研究，過去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全球化發展沒有進入那麼高度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主要就是調節國內經濟的，特別是國內的總需求。各個國家那時候聯繫不那麼緊密的時候，各國經濟情況就是不一樣，有的國家高通貨膨脹，有的國家低通貨膨脹，有的增長很好有的增長不好，有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有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也就是產能利用率不高。各個國家就是不一樣，那就採用不一樣的貨幣政策調節。所以過去存在這樣的情況，沒有太大的疑問。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平提高了，所以大國經濟的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開始比較強調了。雖然是你的國內政策，但是你對別人有影響了，影響資本流動，會產生套利交易等等。因此就強調每個國家仍舊是為自己的經濟制定貨幣政策，但是與此同時你要考慮到外溢效應，要加強溝通，要討論，先不說是否能夠做到相互協調，但是至少大家應該通氣。G20就是一種場合，巴塞爾的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也是一種場合，金融穩定論壇也是一種場合。

現在很多問題還在探討之中，比如說關於外溢效應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如何對待的問題，還在探討之中，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論。

至於金融安全的問題，更多的是危機傳導，不是常規情況下的貨幣政策相互影響。就是出了危機以後，危機從這個國家一下傳到那個國家，相互傳導，需要有一個安全的體系。對於危機傳導，在國際上特別是G20提出了這麼幾個方面，我說得不一定全。第一個要處理好「大而不能倒」，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包括系統重要性銀行，防止這些機構跨國之間的衝突。再有一個就是監管體系的跨國合作和監管標準的統一化。不能說一個機構在這兒監管松，在那兒監管嚴，結果出了問題機構又相互傳導。再一個就是跨境處置，也就是說如果有的機構關閉破產了，它又是有跨國業務，相互之間會傳染，涉及安全問題和公平問題，跨境處理要合理化，要有一些事先的準備。最後一條就是，G20也有一個意見，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注意到，就是要求大家考慮存款保險的核心原則。因為金融機構出了問題，什麼叫安全網，就是說你如果有存款保險的話，就能把局部的問題給圈住，不讓它迅速擴散，防止相互衝擊和傳染。跨國之間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歐元區，所以歐元區也對於存款保險做了重要的改革，它也是跨國的，但還是一個貨幣體系。

金融時報（中國）：我是金融時報的記者，這個問題關於中國的貨幣政策方面的，您最近曾經講過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家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怎樣的不利影響、後遺症，如何著力才是合理適度的？

周小川：我確實前一段時候提到了關於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問題，但是你不要理解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實際是國際上都在討論的。我記得兩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有不少人都關心。但是像這種問題學術性比較強，所以也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總的背景是什麼呢？危機出來以後，大家要抓緊應對，不能看著情況這麼壞下去。復甦如果沒有動力，那麼你要想辦法使復甦的政策能夠儘快出台。分類上來講可能就是你會考慮三方面的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結構性政策，包括結構性改革。

大家就會發現實際上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是比較大的，因為各個國家現在的經濟體系中，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負責，雖然大家之間可能有些差別，但都有一些貨幣政策的工具可以使用了。

財政政策應該也相對比較靈活一點，但是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有的國家赤字已經偏高，債務總水平、政府債務已經過高，餘地就變得比較小，大家就說財政政策的空間各個國家不一樣，有的國家有空間，有的國家空間比較小。此外財政政策的一般的程序都是需要國會批准，有時候會引起爭論，雖然應該用財政政策，但是有爭論一時批不下來，你也就不能用了，這個也是約束更多一點。

結構性政策有的是中期才見效，所以大家有時候等不及，你感冒發燒了就想先把發燒降下來，「治本」的事也重視，但是可能會慢一些。另外有一些結構性政策，包括比如說勞動力市場問題，包括醫療、養老這樣的問題，還有創新等等，有的政策是比較痛苦的，特別是像勞動力市場這樣的問題比較痛苦一點，不那麼順利。因此就導致貨幣政策由於能定得比較快一點，所以大家都用。

我個人覺得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中確實也做出了很多適當的反應，緩解了危機，對度過危機、加快復甦，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別的政策應該跟上，你光用貨幣政策就有可能過度。貨幣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應就有可能出現遞減。所以我認為最近兩三年全球議論比較多的，也包括在G20場合下議論的就是說貨幣政策用得不少了，還是要悠著點，意思是不要寄於過高的期望值，還是要加強使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的。

那麼至於像宏觀經濟政策來講，應該說任何政策都是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我們說都是工具少、目標多，所以你拿一個工具來評價，肯定在這方面起正作用，可能在別的方面起點負作用，這個需要平衡好，但是不一定說叫什麼後遺症。總之我想這個題目的由來就是說貨幣政策前一段用得不少了，現在是一個時點要更加強調財政政策的應用，強調結構性政策的應用。中國來講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調節總需求的，我們除了總需求的政策繼續做好以外，我們更加強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更加強調供給側需要做哪些事情。

德國商報：謝謝行長，非常感謝給我提問的機會。我是德國商報的記者。我這個問題想問的是，關於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您有怎樣的看法？它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公司會有怎樣的影響？

周小川：中國目前在建立社會徵信體系，將來會有一個更好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既有官方又有民間合作的這樣一個系統。另外，金融機構也在這方面加大力度，主要是通過數據的完善，特別是依賴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大部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狀況提供好的信息和評估，這樣有利於金融系統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這種做法有利於資金能夠提供給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個人，以及向中小企業、小微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

與此同時，它也有利於增強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紀律，使得大家更加註重個人和企業在信用評估體系中的狀態，使得社會更加誠實守信。

第一財經廣播：謝謝易綱行長給我最後一個機會，我是第一財經廣播的記者，我的問題是不久前人民銀行和銀監會頒布的房地產新政再次下調了二套房個貸首付的比例，很多人認為這是加槓桿。一月份貸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一萬多億，甚至有些評論認為是「放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槓桿定為今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我們如何看待去槓桿和加槓桿的平衡？應該如何去槓桿？

周小川：您提的問題出發點是對的，就是說既然降低了貸款條件就可以說貸款可以做得更多一點，至少個人住房的槓桿會有所提高。你提問的邏輯是對的，但我們還有以下幾個考慮：

第一個，中國作為改革轉軌國家，20年以前，絕大多數人沒有自己的住房，後來通過住房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大家開始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起步很晚，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房子，所以住房貸款按理說應該是有一個大力發展的階段。同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過去房子在農村，現在農民工城裡找工作也需要租房子或者買房子，這些都造成住房貸款可能有比較快速的發展。而快速發展風險是不是很大呢？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總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佔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所以銀行系統也覺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還是相對比較安全的產品，有發展的機會。

但是房地產市場有時候冷有時候熱，也需要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進行逆周期調節，其中一個工具就是首付比，過去一度定的30%，現在適當下調，因為實際上這個審慎度空間還是夠的，適當降低一些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產生的壞賬的比例仍舊明顯小於其它領域（比如企業的貸款和對開發商的貸款），所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仍舊是銀行比較偏愛的一個產品，他們有意願發展。

再有一條就是在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之下，將來應該更加加強對銀行總體健康程度的考核，讓銀行有大一點的自主權來決定他們對不同客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有的銀行認為這個客戶風險小，他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決定價格怎麼定，首付比怎麼定。但這個銀行總體的質量應有監管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綜合平衡監管，這可能是更有靈活性、更有效的一個體系。過去當然也是因為有的市場有時候波動，所以可能就由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直接規定的事多一些。這個多一些也有好處，每家銀行必須遵守這個東西，有些事不一定有什麼可商量的，但是它也有缺點，區別對待、靈活性就不夠，我們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各個省情況不一樣，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線城市情況不一樣，每個城市不一樣，銀行一點靈活性沒有，貸款條件都是北京定的，這個也有它的缺點，所以現在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整體的審慎性的監管。同時商業銀行和其它的金融機構在具體業務的靈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權。總體來講這樣不會影響整體風險可控的程度。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槓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槓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槓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槓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槓桿率不太高。

易綱：非常感謝周小川行長深入淺出回答這麼多問題。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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