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筆記：炮火之外的殘酷戰爭

　　資料圖片：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在一戰中雖然嚴重威脅到協約國的海上航線，但難以打破協約國對德國的航運封鎖。圖為戰爭結束後，德國潛艇U-118在被繳獲後因風暴漂流至英國海灘。　　《參考消息》9月4日報道　　這是一場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又不了解戰爭本身已經發生改變，更不明白誰將是戰爭最大受益者的人，錯誤發動的摧毀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戰爭。　　儘管馬克思早於半個世紀前就提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著名論斷，但歐洲那些冥頑不化的君主們，依舊不肯正視帝國的「上層建築」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早已「不相適應」的現實，卻又對自由資本主義升級為壟斷資本主義後的大工業生產對資源慾壑難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銳的勞資衝突導致的社會階級矛盾，充滿擔心和恐懼。　　為了擺脫他們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等歐洲大國的決策者們，以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為契機，幾乎不約而同地為各自的國家選擇了戰爭脫困之路。　　這場耗時四年多的大戰，讓帝王們千金散盡，王冠落地。唯一的例外是美國。因為美國是當時真正理解了資本主義的逐利方式與天性，完全將自己的國家體制與其融為一體的國家，這使美國得以用純粹資本的方式去理解這場戰爭，將之視作一次在戰爭背景下的超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生產、運輸、貿易、債務、貸款、融資。這使美國笑到最後，成了一戰（包括20年後的二戰）最大的獲利者和最終的勝利者。　　戰端未啟結局已註定　　中國人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與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後勤」這兩句話，異曲同工。引申為現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國力。什麼是國力？從硬體角度講，就是獲取和控制資源與資本並將其轉變為生產力的能力。這種由資源和資本所體現的國家實力，是對戰爭時長和規模的硬約束：有多少錢（資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資源（人力、物力和生產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決於交戰方的戰爭融資能力，後者則決定了交戰方的戰爭持續能力。　　這意味著戰場上的勝負一開始就被交戰雙方所能獲得的戰爭資源和資本能力所左右。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決策者必須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為出，量力而行。　　顯然，一戰交戰國的首腦和決策者們並不真正懂得這個道理。他們無一例外地以為，戰爭的勝敗取決於雙方軍隊在戰場上的較量，而對戰爭的勝利更多地取決於戰場之外雙方在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生產能力、稅收財政、貿易水平、信用創造以及盟友狀況等等要素，卻給予了驚人的忽視。　　以德國為例，如果德皇威廉二世與其號稱「世界上最出色的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對當時已經形成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雙方的真實實力對比有一個清醒的了解，也就不會把對戰爭勝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斷上：「他們篤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國和俄國將得到喘息的機會，組建堅不可摧的力量。」而資源的短缺、流動性的緊張、長時期為準備戰爭而形成的軍備壓力、社會矛盾的激化，使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認為，「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將戰爭視為緩解大規模軍備、財政負擔和政治緊張局面的出路」。　　在這樣朝野上下一派輕言戰爭的氣氛中，難得德國人還在戰爭開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像力所及的最大範圍內，對這場可能發生的戰爭的費用做出了預算。「估計戰爭的費用約700億馬克。當時，德國財政大臣赫爾費里希對此充滿信心。」但他完全不曾料到，開戰以後，「帝國的戰爭開支將達到平均每年為300億馬克，每天約為8400萬馬克」。更不會料到，戰爭結束後的1920年，德國公債總額將高達2200億馬克。　　其實，設想一下，德國的決策者們在決定開戰前，如果對如下數字略加過目的話，還會輕啟戰端么？　　總人口：同盟國約1.44億，協約國約6.65億；可投入戰爭人數：同盟國約2500萬，協約國3000萬至4000萬；全球製造業產量佔比：同盟國19%，協約國28%；工業潛力：同盟國與協約國相比為1：1.5。這些數字對比，還沒有算上美國。　　金融戰摧毀德國經濟　　尼爾·弗格森在《金錢關係》一書中，以一種殘酷詩意的口吻寫道：「一戰的決定性因素除了鮮血的流淌，還有資本的流動，二者的意義同等重要。」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鮮血和資本，都是它的兩種血液，也是國家進行戰爭的兩種能力。前者是國家的戰爭資源動員能力：鮮血—人力資源是一切戰爭資源中的頭號資源；後者是指國家的戰爭融資能力：資本—發鈔、稅收、舉債，是國家支撐戰爭的重要手段。　　儘管在一戰之前，德國的經濟就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它的鋼產量在1913年就超過了英國，並且在這一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些成就並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國的全部優勢。此時，英國正在享受全世界殖民地帶來的豐厚利潤，原有的工業體系足以支撐國內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工業經濟的長足進步並不能彌補德國金融業這塊致命的短板。這使德國與金融霸主英國相比，在戰爭融資方面，一開始就處於下風。　　金融戰幾乎是與一戰呼嘯的炮彈同時甚至更早些打響的。1914年7月底，在戰爭爆發的前夜，「英格蘭銀行先下手為強，將貼現率從3%提高到10%，吸引資金迴流英倫諸島。柏林當時還沒有統一的貼現中心，資金立刻出現了恐慌」。僅此一舉，經驗老到的英國人就讓德意志帝國銀行出現擠兌風潮，一個月減少存款20%。　　面對此舉，經驗不足、實力亦不夠的德國人的應對方式，可謂「簡單而粗暴」：先是回應以「馬克與黃金脫鉤，停止兌付黃金」，隨後又將3個月國債納入貨幣體系，這等於事實上的增發貨幣。而在金本位時代宣布自己的貨幣與黃金脫鉤，就等於斷送了自己的貸款途徑。與德軍在戰爭前期的表現相比，德國人在金融戰中，毫無可圈可點之處，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不但沒有還手之力，甚至連招架之功都逐漸喪失。　　但德國人的厄運並不僅限於戰爭融資領域。英國對德國展開的金融戰是全面的，幾乎不留死角。自日德蘭海戰英國皇家艦隊對德意志帝國海軍取得戰略勝利之後，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封鎖就變成了協約國對德國及同盟國貿易戰的一部分。英國人甚至連美國與中立國之間的貿易船隻也不放過，統統予以截留，迫使美國不得不為了自身安全而只與協約國做生意。從而使「協約國（在貿易方面）的優勢繼續領先於同盟國；使後者無法從已經變成敵方的中立國進口物資。毫無疑問，英國海軍對德國海上貿易展開的打擊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經濟崩潰局面」，「到1915年，德國的進口水平已降到戰前的55%」。　　對德國人來說，協約國更狠毒的一招，是「德國人持有的9.8億-13.7億英鎊的海外投資，被英、法、俄包括後來加入的美國將其中至少60%進行查處和沒收。德國航運領域受到的打擊尤為劇烈。由於擊沉和充公，德國喪失了629艘商船，總噸位達230萬英噸」。　　戰爭打到這一步，就已經不是敗象初露，而是敗象盡顯了。但直到戰爭結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沒有弄明白，不是工業化程度，也不是生產能力，而是戰爭融資能力決定戰爭勝敗。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融資能力，就是戰爭能力。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錢，將決定你打多大規模、多長時間、多強烈度的戰爭。這幾乎就是現代戰爭的鐵律。　　協約國的慘勝與代價　　與德國為首的同盟國相比，英、法、俄組成的協約國陣營，在人力物力諸方面都擁有巨大的資源優勢。但一場越打越失去目標，打到後來，勝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戰，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承受的。　　戰爭對於經濟的惡化，總是從金融開始。因為金融是經濟生活最敏感的溫度計。當戰爭殘酷地迎面走來時，它脫韁野馬一般的耗費，對於參戰國經濟和金融無止境的索求，成為誰也無法迴避的現實。　　僅以法國為例。「戰爭所需的龐大的軍事費用，使法國在1914年度的財政預算赤字高達55億法郎。」為此，法國政府除了加速開動印鈔機，已別無選擇。「法國的貨幣流通量不斷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達96億法郎」，其結果只能是「國庫虧空，入不敷出」。　　看不到盡頭的絞肉機式的戰爭，把一個個國家拖進了債務的深淵。「截至1917年，俄國外債額達8.24億英鎊，義大利和法國凈外債額同樣巨大。截至1919年，英國向聯邦自治領和戰時的盟國提供貸款共計18億英鎊，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2%，並向美國和其他國家借貸13億英鎊（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2%）」。這意味著所有國家不但要背負起債務國的重擔，還要無一例外地讓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承受嚴重通貨膨脹的啃噬和煎熬。　　美國成為唯一受益者　　當整個歐洲大陸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生命絞肉機和資本吞噬機時，美國人一直隔著大西洋冷眼旁觀，並不急於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錢—戰爭資源和資本—源源不斷地借給那些輸紅了眼的賭徒們。它一直在等待屬於自己的機會。　　這個時機和時間無關，它只取決於一個條件，那就是什麼時候，整個歐洲燃燒到油盡燈枯？因為美國人真正想要的，是權力從歐洲那些老牌帝國，確切地說，是從世界霸主英國的手中向美國轉移，而不是僅僅通過發戰爭財，獲得目光短淺的商業利益。　　為了這一刻—擊垮英國，美國人已經等了很久。美國需要德國這個帝國的後起之秀，傾盡初生之犢的蠻力消耗英國。而為了使年邁的獅王能夠支撐得更久一些（同時也就消耗得更狠一些），美國這個戰前的債務國，慷慨地向自己從前的債權人敞開錢包，先後分別借給英國47億美元、法國40億美元，開始扮演「戰爭的最後借貸人」角色。歷史證明，誰能扮演這個角色，誰就將是戰爭最後的勝利者。　　扮演這一角色的好處，在美國人還未投身戰爭之前，就已經充分顯現出來，「美國從戰前的債務國一躍而上升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同時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它不僅回收了交戰雙方在美國的有價值股權，而且增加發行了巨額債權的數量，加快資本輸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19年，美國在國外的總投資額高達70多億美元，協約國向美國的借貸也高達100億美元」。與此相應，美國的黃金儲備也在迅速增加，佔世界黃金儲備量的40%。從此，國際金融中心也逐漸偏離倫敦，開始向紐約轉移。　　但一戰的結果，並未能讓覬覦王座的美國人如願以償—徹底實現「權力轉移」。大英帝國雖然搖搖欲墜，卻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對新貴美國屈尊俯就。被《凡爾賽和約》高達1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償條款逼紅了眼的德國人，也在把復仇的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如此一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人顯示出來的戰略耐心與它的戰略謀算一樣深沉老到。直到20年後，歐洲通過下一場戰爭，把新老帝國間所有的積怨，也把它們所有的財富連同歐洲人引以為傲的古典文明，一起打光打盡，才心有不甘卻又無奈地拱手向美國人交出世界霸主的權杖。至此，由大英帝國推進的以貿易文明為標誌的第一輪全球化結束了，而由美國人推進的以金融文明為標誌的第二輪全球化，還要等二戰結束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才將拉開大幕，這是後話。（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喬良）

資料圖片：一戰期間德軍主要指揮者興登堡(左)、魯登道夫(右)和德皇威廉二世在查看地圖

　　在以達達尼爾海峽為目標的加里波利戰役期間，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隊是協約國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圖為澳大利亞士兵在該戰役期間的一次進攻行動。(資料圖片)

　　1919年，英國第三次入侵阿富汗，並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漢德利·佩奇型轟炸機空襲喀布爾。但這也未能改變英國最終被迫承認阿富汗為獨立國家的結局。(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8月20日報道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亞塞爾維亞族青年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一條街道的拐角處槍殺了奧匈帝國皇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誰應為戰爭負責，誰該受到世人的唾棄？這個持續百年的追問仍舊是當今最吸引人的話題之一。　　一戰源於帝國殖民爭霸　　一戰的爆髮根源於世界殖民體系。20世紀初，廣大亞非拉地區成為殖民宗主國的商品市場、原料產地、資本輸出地、農業附庸和軍事基地，形成了以英國為首的世界殖民體系。隨著整個世界被瓜分完畢，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遇到瓶頸，逼迫各資本主義列強為爭奪殖民地展開激烈鬥爭。由於在殖民體系內宗主國的力量佔優，所以整個體系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現為殖民宗主國之間的矛盾。　　英國和德國之間爭奪殖民霸權的矛盾是殖民宗主國矛盾中最突出的。德國作為後起資本主義強國，其工業生產能力趕超英國，希望藉此取得殖民霸主地位。當斐迪南大公夫婦被刺後，作為奧匈帝國靠山的德國想憑藉贏得更大規模的戰爭獲得世界殖民霸權，英國也想通過一場大戰消除德國對其殖民霸主地位的威脅。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不計其數的人倒在戰火之中，眾多國家的邊界和民族的未來被戰爭所改變。　　戰後變相維繫殖民體系　　經過一戰的洗禮和戰後的協調，殖民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暫時得到緩和。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戰是一場維繫殖民體系的戰爭。　　一戰後，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等殖民宗主國退出殖民體系。它們又可根據主動與否分為兩類。一類為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被迫退出殖民宗主國行列。根據1919年巴黎和會條款，德國被迫放棄了「其對海外領地的一切權利和稱號」，但它不甘心喪失殖民宗主國地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策源地。奧匈帝國則瓦解為多個民族國家。歐洲各國建立起凡爾賽體系。另一類為自願退出殖民宗主國行列的俄國。俄國由於十月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自願放棄所有殖民權益。在十月革命影響和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世界許多地方成立反殖民民族統一戰線，如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戰後全球性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興起與此不無關係。　　德國等戰敗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被稱作委任統治地，成為殖民宗主國緩和彼此矛盾的戰利品。戰勝國將委任統治地分為甲、乙、丙三類。殖民宗主國對甲類地區實行行政「指導及幫助」，地域為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領土；對乙類地區擔負地方行政責任，但在經濟上要對他國實行「門戶開放」，地域為中非的前德國殖民地；對丙類地區則將其作為自己領土的組成部分加以治理，這類地區為德國曾經的西南非殖民地及太平洋上的島嶼屬地。委任統治制度是戰後宗主國懾於民族解放鬥爭的聲勢，對殖民體系的一種改造，並不能避免體系危機的發展。　　由於分贓不均，美國和日本向殖民體系發起新的挑戰。這兩個新興殖民宗主國發了戰爭財，重新分割殖民地的要求更為強烈。美國取代了整個歐洲在世界中的經濟地位，既包括工業領域也包括金融領域。可以說，美國此時已成為世界工廠和銀行。日本實行宣戰但不參戰的手法，不僅奪取了德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原德國佔據的中國青島和膠州灣，而且對外貿易總額幾乎增加了三倍，成為歐洲國家的債權國。日本貪婪的殖民擴張，引發美國和英國的不滿。英國看到美國實力遠超日本，便廢除了《英日同盟條約》，在同美國進行利益交換後，形成了有利於美國的華盛頓體系，英美聯手暫時壓服了日本，日本不情願接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優先權和英國的殖民霸權，在軍國主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策源地。　　英國和法國的殖民版圖得到擴展，但工業能力和金融能力受到一戰的嚴重削弱，成為力不從心的殖民體系捍衛者。1918年英國海外出口產品中工業製成品所佔比例僅為1913年間的一半；英國從戰前的債權國變為債務國，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向紐約轉移，海外投資直到1929年才超過1914年的水平。法國作為大戰的主要戰場，1919年工業產量只及戰前的57%，農產品的產量只及戰前的60%，商船沉沒了一半以上。以「高利貸帝國主義」著稱的法國因戰爭欠美國160億法郎，欠英國130億法郎。英、法的這種窘境塑造了其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即在確保自身全局性殖民利益的前提下，向美、日等新興殖民宗主國實現有限讓步，形成華盛頓體系，稍後又不惜姑息納粹德國，實行綏靖政策，可笑的是終究也未能保全殖民霸主的地位。　　民族解放運動受到鼓舞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角度來看，一戰促進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表現在民族自尊心增強、經濟增長引發社會階層變化和反抗殖民宗主國獲得政治軍事勝利等三方面。宗主國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之間的矛盾趨向激化。　　一戰打破了殖民宗主國無比強大的神話，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為上述地區人民衝破殖民體系奠定了基礎。當時最龐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在戰爭期間動員了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白人自治領和殖民地印度的300萬士兵參與戰鬥。澳新軍團作為先頭部隊參加了英法聯合進攻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的戰役。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代表了兩國人民英勇頑強的作風和民族團結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染下，五個白人自治領在一戰後通過談判依賴法律途徑謀得獨立地位。　　印度在一戰後出現全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個運動主張以不屈不撓追求獨立的精神去克服英國維持殖民統治的決心，以甘地為精神領袖。參加運動的人抵制英國法庭、學校和商店，放棄政府公職，拒絕納稅，不承認政府法令。甘地還發動手紡車運動和自製食鹽運動從經濟上啟發廣大群眾的自信心。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使印度人民團結在一起。歷史證明，這股精神最終戰勝了英國維持殖民統治的決心。這股精神的背後是民族經濟力量的提升。　　一戰使被殖民地區的民族工業得到發展空隙，經濟力量對比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傾斜，並促成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戰爭期間，殖民宗主國之間相互摧毀彼此的殖民經濟網路，暫時無力控制被殖民地區民族工業的發展。上述地區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藉此變得更為成熟、壯大，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新興力量。從半殖民地、附屬國情況來看，阿根廷和巴西向英國買不到機車零件和採礦機械，於是在本國自己製造，製造業發展使得阿根廷產業工人數量從1907年的12萬人增加到1920年的35萬人，巴西產業工人的數量從1909年的3.5萬人增長到1920年的27.5萬多人。從殖民地情況來看，印度的塔塔家族發展出眾多的製造業企業，其中一家鋼鐵廠的規模超過英國的任何一家鋼鐵廠。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依託民族經濟力量提升，培養出新興社會階層，再依靠他們來爭取民族解放事業的勝利，是一種較為慣常的路徑。　　一戰削弱了殖民宗主國的力量，緩解了民族解放運動面對的政治軍事壓力。即便是作為殖民體系霸主的英國，一戰後力量也不如從前。19世紀末阿富汗在經歷兩次抗英戰爭後淪為英國的半殖民地。1919年具有民族獨立思想的阿富汗新國王即位，他在加冕時宣稱「不承認任何外國的統治權」。為此，英國第三次入侵阿富汗，企圖用武力壓服阿富汗人民。阿富汗軍隊在開伯爾山口、加茲尼和坎大哈三條戰線迎擊英軍，並且在東部戰線突入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包圍並迫使塞塔爾要塞的英軍投降。由於阿富汗、印度邊境普什圖族抗英起義此起彼伏，還由於印度境內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英國難以籌措足夠的軍事力量應對挑戰，只能於1921年承認阿富汗的獨立地位。阿富汗成為一戰結束後第一個贏得政治獨立的亞洲國家。　　反對殖民防止世界大戰　　如今，世界大戰再次爆發的可能性絕非沒有。殖民體系的存在決定世界大戰仍有爆發的可能。當一戰剛剛結束時，由於各參戰國損失巨大，大眾普遍稱它為「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列寧卻深刻地指出，「依靠《凡爾賽和約》來維持的整個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沒有變化，對殖民地的依賴沒有改變。這場戰爭並未能化解而只能暫緩體系內宗主國之間的矛盾。　　一戰註定是一場無法結束的世界大戰，要想結束它只能等待殖民體系的消亡。　　一戰後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形成的新世界殖民體系，很快便受到來自新興殖民宗主國的挑戰。僅僅20年後，各殖民宗主國為爭奪殖民利益發動了另一次世界大戰。只是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才演變為反法西斯戰爭。現存於世界的新殖民主義體系仍舊不斷引發戰爭，佔領阿富汗、入侵伊拉克、攻打利比亞等戰爭行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殖民時期的炮艦政策。雖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集體殖民的新方式避免直接衝突，然而這種方式建立在美國一家獨大的基礎上，類似於1870-1914年間英國治下的和平。歷史告訴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挑戰者出現。誰會是這個新的挑戰者？有人將狐疑的目光投向中國。實際上，正是由於身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強盛，避免世界大戰才有了新希望。　　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民族解放事業蓬勃發展是避免世界大戰的有力保障。一戰促進了反殖民體系力量的增長。在它的推動下，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為真正的現代群眾運動。以孫中山、甘地和凱末爾為代表的新一代領袖，認識到喚起工農群眾的重要性，使得民族解放運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廣泛性。以此為基礎促成了第三世界的出現，第三世界尋求突破西方列強編織的殖民主義羅網，成為避免世界大戰爆發的力量。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崛起是自身民族解放運動的延伸，而非殖民爭霸征程的起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力量越強，世界大戰越發可以避免。　　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是避免世界大戰的又一保障。殖民爭霸引發一戰，彰顯出背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一戰催生了社會主義蘇聯，世界殖民體系開始受到外部挑戰。蘇聯的出現打開了世界殖民體系的缺口，為被殖民國家脫離世界殖民體系指明了方向。僅僅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發展還有一定餘地，蘇聯力量尚小，民族解放運動方興未艾，世界殖民主義體系才得以安然度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危機階段。在今日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中國已成為瓦解世界新殖民主義體系的希望所在。（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杭聰）　　杭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倫敦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非洲史、英帝國史。主要論文有《殖民主義與非洲發展的困境》《西方礦業公司與英屬中非聯邦解體》等。

1938年9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向德國青年軍人發表煽動性講話，鼓吹極端民族主義。(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8月12日報道　　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合稱為歐洲的又一場「三十年戰爭」，可見一戰對二戰的影響之大。要想了解這種影響，首先就要了解一戰前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　　19世紀以來，經過了兩次工業革命，以及各主要資本主義強國的對外殖民擴張和資本輸出，世界經濟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整個世界被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世界經濟日益聯繫成一個整體。然而，與這種經濟聯繫日益密切相矛盾的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仍然在各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居於主導地位。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才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此外，19世紀下半葉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掀起的爭奪殖民地的狂潮也對日益緊張的國際局勢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殖民地問題而引發的戰爭危機和局部戰爭驟然增多。正是由於德國在殖民地問題上對英國挑戰日益嚴重，才最終使英國決心與宿敵俄國建立同盟關係，導致三國協約最終建立。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殖民地問題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一戰前的世界主要存在著三個「痼疾」，那就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新興強國對原有世界格局的挑戰以及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日益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它們展現在世人眼前，但是卻未能成功地將之解決，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使之進一步激化，這才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一戰對二戰最重要的影響正在於此。　　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膨脹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沒有消除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的影響，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使它進一步加深，最終以法西斯主義表現出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人民的共同敵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為了最大限度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戰爭，都不遺餘力地進行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宣傳。對戰敗國來說，復仇成了極端民族利己主義最好的旗幟。當德國被迫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時候，全體國會議員起立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以示不屈。這種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觀念的急劇膨脹為法西斯主義的誕生提供了極好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就開始在各國出現，義大利、德國和日本成為其主要代表。　　作為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發展到頂峰的表現形式，從其他國家手中奪取「生存空間」成為德意日法西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墨索里尼在上台之初，就主張恢復昔日古羅馬帝國的版圖。同樣，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的領袖人物北一輝在1919年寫出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也聲稱：「日本是一個領土狹小的國家，作為國家生存權的侵略主義也就是日本的正義。」在此基礎上，大川周明則提出了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大亞洲聯盟的思想。德國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間」理論最有代表性，他要求德國必須拓展它的「生存空間」，建立一個強大的新帝國，成為「地球的主人」。這種「生存空間」理論可以說構成了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指導原則，並且直接決定了其戰略方針。　　法西斯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種族滅絕理論，這同樣也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它將本國的苦難歸咎於某個外部「劣等民族」，希望通過用消滅這些「劣等民族」的方式來確保本國的繁榮發展。希特勒在歐洲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墨索里尼在衣索比亞大規模使用毒氣，以及日本在中國和太平洋戰場進行的大規模屠殺都是種族滅絕理論的具體實施，這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慘無人道的種族戰爭色彩。可以說，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迅速膨脹起來的極端種族利己主義思潮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基礎。

　　日本「金剛」號戰列艦。這是一戰前日本向英國訂購的最後一艘戰列艦，1913年交付日軍使用。一戰後國際格局變化，日本覬覦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英日同盟解體。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金剛」號參加入侵馬來半島和攻擊英國遠東艦隊的行動。(資料圖片)　　未能建立合理國際格局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由歐洲列強主導國際格局的狀態，將歐洲以外的強國引入了國際爭霸的舞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出了建立一個全球性國際格局的任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清楚地表明歐洲能夠單獨決定世界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近代以來的歷次國際體系都是以維持歐洲均勢作為核心任務的，但是隨著歐洲國家的衰落，這種做法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自身無法決定戰爭的結局，而不得不寄希望於歐洲以外的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參與。美國、日本和俄國（從西歐政治家的傳統觀點來看它也被列為非歐洲國家）的崛起對歐洲國家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如何將非歐洲強國包括進來，建立一個超出歐洲範圍之外的、合理體現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是戰勝國在和會上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但是，一戰後建立起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卻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它有兩個致命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該體系的經濟中心和政治、軍事中心分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躍變成了歐洲的債權國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國際金融中心開始從倫敦轉向紐約。蘇聯則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經濟實力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但是，這樣兩個經濟大國卻被排斥在凡爾賽體系之外。在凡爾賽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英國和法國雖然仍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但由於經濟發展相對衰落，它們對國際局勢的掌控能力受到極大削弱，在許多情況下都不得不求助於非歐洲國家的幫助來度過危機，比如20年代需要美國幫助解決賠款問題、30年代需要蘇聯幫助建立集體安全就是突出的例子。沒有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像「泥足巨人」一樣缺乏穩定性。　　第二個缺點是，作為這個全球性國際格局的兩根支柱—凡爾賽體系和華盛頓體系—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華盛頓體系是為了彌補凡爾賽體系在地域上僅僅局限於西歐的缺陷而建立起來的，但是召開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卻幾乎沒有考慮到歐洲的情況。德國和蘇俄沒有受到邀請，這樣，凡爾賽體系的不滿者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獲得補償，從而無法減輕它們的怨氣。不僅如此，華盛頓體系還增添了一個新的不滿者—日本。日本由於失去了一戰中暫時取得的獨霸中國的地位以及認為在確定海軍比例時受到了歧視，逐漸走向了與英美等國的對立。更嚴重的是，雖然華盛頓體系確保了英美在海軍總體力量上的優勢地位並廢除了英日同盟，但是由於它們的利益遍及世界，不得不把自己的海軍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其結果是，華盛頓體系沒有把美國帶入歐洲事務，相反卻把英法拖進了亞洲事務，使它們背上了新的包袱，讓穩定國際局勢的任務對英法來說變得更為艱巨。這兩個缺陷使得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短命的國際體系，僅僅維持了20年就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解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非歐洲強國（美蘇）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變得更加突出。如果沒有它們的支持，歐洲強國連生存都成問題。美國和蘇聯作為打敗軸心國的主力，在安排戰後秩序上獲得越來越大的發言權。而在此過程中，它們都在有意無意地削弱傳統歐洲強國的地位。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行動，以及羅斯福建立聯合國，提出「四警察」的構想，都是希望加強非歐洲強國對於歐洲事務的操控。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歐洲國家只有兩個，而且都逐步失去了世界性影響。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建立全球性世界格局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特徵就是歐洲強國的衰落和非歐洲強國逐步取得支配地位。　　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世界性的國際體系。　　民族獨立潮流不可阻擋　　第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亞非拉廣大不發達國家民族意識增強，開始走上了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道路。　　早在大航海時代，西方列強就開始了對外殖民擴張的步伐。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建立，絕大多數亞非拉不發達國家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似乎在不發達國家人民的心中樹立了西方列強不可戰勝的形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種形象崩潰了，西方國家陷入了彼此之間曠日持久的廝殺，將它們的醜陋和缺陷暴露在世人面前。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自己擺脫西方列強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契機，因此，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是這些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　　在此背景下，威爾遜將「民族自決」包括進了他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之中，在巴黎和會上也建立了委任統治制度，作為以國際化手段解決殖民地問題的努力。委任統治制度明確指出受任國實行的是「暫時的過渡的統治」。雖然委任統治主要是針對戰敗國殖民地實行的，而在其他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權問題上巴黎和會仍然採取偏袒西方列強的立場—比如將德國在中國青島的權益轉交給日本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但它畢竟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解決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問題的方案—通過非殖民化避免列強之間由於殖民地問題發生直接碰撞。而這恰恰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契機。　　正是在巴黎和會後，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20世紀20年代起，以中國為代表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對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從「九一八」事變，到衣索比亞抗意戰爭和西班牙內戰，不發達國家首先打響了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槍聲，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各種抵抗運動的方式，對戰爭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逐漸覺醒，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殖民體系則走向崩潰。中國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例證，中國人民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做出了巨大貢獻，躋身於反法西斯主要盟國之一，迫使美英先後宣布放棄在華特權，並且在《開羅宣言》中指出「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在新成立的聯合國中，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有了極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是當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它們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次世界大戰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方面的清晰脈絡。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極端民族主義、世界格局變化和殖民地等問題推到了世界的面前，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對此提出了解決方案，並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與20世紀初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金海）

　　20世紀30年代，美國黑人舞者約瑟芬·貝克以其性感大膽的舞蹈和柔美歌聲紅遍法國。(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8月8日報道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網站7月30日發表了題為《一戰、20年代與現代的酷》（作者 湯姆·里森）的文章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約3700萬人喪生，摧垮延續上千年的君主制，挑戰人們以為知道的關於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1918年11月11日戰爭結束，後人責備上代人製造這場大屠殺，先是帶來蔓延世界的玩世不恭，繼而為新思想製造了大批擁護者。　　戰爭結束時，參戰國的年輕人被稱作「迷惘的一代」：戰爭中，一些最優秀最有才華的青年倒在機槍下。但是，這也為全球反文化搭建了舞台，有關和平、藝術與平等的新思想得以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傳播。　　歐美思想領域空前活躍　　《嬉皮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約翰·利蘭說：「戰前，一些文化沒有存在的空間。1910年至1920年是移民集中的時代，歐洲很多活躍的思想已經開始進入美國並在這裡為我們所用。」利蘭的這本書追溯了「酷」的歷史。　　尤其是紐約，主宰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亞文化在與哈萊姆文藝復興圈為鄰後繁榮發展，後者包括蘭斯頓·休斯這樣的作家和約瑟芬·貝克等舞者。　　利蘭說：「年輕人有條件離開父母，女性也開始了自己的生活。」他提到，格林尼治村的廉價房租在紐約催生一種新的文化並把年輕一代的影響擴散出去。　　他說：「各種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比肩共存。那裡甚至出現自由戀愛這樣的運動。」　　鍍金時代，也就是1914年以前，少數族群可見而無聲，尤其是女性。這在一戰期間發生變化，女性選舉權組織和聖雄甘地建立的印度國民大會黨等獨立運動通過支援戰爭贏得民心。戰爭結束時，少數族群要求得到更多尊重以回報他們的愛國行動，殖民地則利用歐洲軍事力量的薄弱尋求獨立。　　巴黎也成為迷失一代反文化成員的聖地，尤其是對變化緩慢感到不滿的美國人。法國首都的左岸地區聚集了像格特魯德·斯坦這樣的美國人：她不僅以公開的同性戀婚姻著稱，而且是美國僑民中導師式的人物。她的地位通過主持沙龍聚會得以鞏固，聚會的話題涉及藝術、寫作和女權主義。貝克也借爵士樂大受歡迎之機搬去法國，並在那裡受到尊敬。　　戰爭創傷激發藝術靈感　　戰爭雙方的作家都記述了他們目睹的災難，把小說發展成反戰宣言。這種風格日後在二戰退伍軍人庫爾特·馮內古特的作品中得到體現。埃里希·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在他的家鄉德國被譴責了幾十年，但因為革命性地表達了士兵面臨的困惑和戰爭創傷成為國際暢銷書。　　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反映了他在義大利紅十字會工作的經歷，他現實主義、意識流式的寫作給後來的美國作家帶去靈感。　　一戰之後，技術突飛猛進，廣播、電話和電影的發展使更多的人得以銷售音樂作品、溝通並表達自我。德國烏髮電影公司以《大都會》和《藍天使》等先鋒作品匹敵好萊塢。　　像戰前一樣，藝術始終是悲傷與希望的表達，但達達主義的誕生觸怒了一些人，把戰後的歐洲從自滿中搖醒。　　故意混亂的達達風格沒有規則可言，德國藝術家胡戈·巴爾稱之為「一個機會，對我們生活的時代做真實的感知與批判」。　　像畢加索和達利這樣的藝術家也從一戰的混亂中汲取靈感，推動現代先鋒派的發展。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國退伍青年試圖通過繪畫表達戰後的失望。然而，對歐洲而言，不幸的是，他後來轉向政壇。

在德國西部城市馬爾的一個展覽上，一名參觀者從一幅《格爾尼卡》的複製品前走過。新華社發

　　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科學共產主義學說創始人，德國經濟學家、哲學家卡爾·馬克思像。新華社發　　激進主義挑戰現存體制　　激進的政治思想也作為反文化的一部分迅速發展，共產黨或許是這場衝突中的最大贏家。俄國革命摧毀沙皇帝制，左翼政治組織在歐洲各國政府都佔據更大份額，他們希望改進導致戰爭的舊體制的缺陷。　　利蘭說：「共產主義與反文化思想的同步之處在於，二者都認為小人物是重要的，大家可以平等地交談，而我們在一個集體框架下追求激進個人主義思想時最為強大。」　　儘管存在各種缺陷，一戰後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給很多人激勵和鼓舞，比如反抗國內不公的墨西哥藝術家弗麗達·卡洛和迭戈·里韋拉，或者西班牙內戰時反抗佛朗哥法西斯統治的軍隊。這種挑戰體制的意願也促進抗議文化的發展，最終帶來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嬉皮士以及更近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美國受到的創傷無法與被戰爭撕裂的歐洲相比，這意味著其領袖面對傳統的壓力沒那麼大。1921年，沃倫·哈丁總統呼籲「回歸常態」。與此同時，這個國家實施的禁酒令從1920年持續到1933年。但是，就像每場文化革命一樣，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百年之後再迎黃金時代　　一戰百年後，社會再次處於技術迅猛變化的時刻，人們也同樣對權貴產生懷疑，這使一些人把2014年稱作新的黃金時代。這種失望之情加上社交媒體等新的通信方式激發了某些先鋒和抗議運動。但是，利蘭說，與20世紀20年代不同，這也使定義什麼叫「嬉皮」或「酷」更難了。　　只需看看嬉皮士，他們渴望以「酷」的名義與主流社會區分開來。問題在於，現在想獨一無二太難了，一些嬉皮士最後因為看起來荒謬遭到嘲笑，而不是因為他們追求創意受到歡迎。　　利蘭說：「我們生活在這個分分秒秒相互聯繫的世界，信息達到超飽和的地步。今天談反文化，我不知道反的是什麼。或許現在有秘密就是酷吧。」

　　6月12日，觀眾在克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布參觀紀念一戰爆發100周年作品展。新華社發（米紹·利沙寧攝）

　　8月5日，在英國倫敦著名景點倫敦塔,（從左至右）凱特王妃、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走在陶瓷製成的罌粟花海中。當日，888246朵用陶瓷製作的深紅色罌粟花從倫敦塔的窗口傾瀉出來，倫敦塔下的草坪上就像被鮮血染紅了一般，以此紀念為英國戰死的888246名戰士。2014年8月4日是一戰爆發100周年紀念日，世界各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　　參考消息網8月8日報道　　西班牙《世界報》8月3日發表了題為《世界大戰對今天的借鑒》（作者 費利佩·薩阿貢）的文章，稱如果每場戰爭都能提供一些有助於避免新戰爭的教訓，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提供的經驗教訓可以說是又豐富又多樣，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代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規則、價值觀和經驗加以吸收，最終混合成為歷史記載的基礎。　　引發戰爭因素多種多樣　　簡言之，無論政府和民眾的分歧有多少，有多嚴重，在導致衝突的決定性因素中，有兩個因素的重要性是始終高於其他因素的，一是人的因素（領導人），另一個就是在每場重大危機中最終點燃火藥桶的不可預見的因素或火花。　　1914年引發戰爭的是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遇刺的薩拉熱窩事件。本世紀主要戰爭的導火索是「9·11」恐怖襲擊。　　幾乎在所有軍事衝突中，非物質因素的重要性都高於物質因素。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暴力民族主義，相互之間的恐懼心理，經濟、社會、工業、技術、人口和貿易等領域內的革命，恐怖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空想，半個世紀和平之後的危機意識喪失，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榮譽與特權，為之前的戰爭中所受屈辱復仇，不信任、縱容、無知，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盛行決定了衝突的發生和強者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就促使大國中的強者得出這樣一個可悲的結論：既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最好是先發制人。　　而歷史的真相總是相對的，也是複雜的，因為每個變數對每個參戰國和中立國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沒落中的超級大國（法國和英國）受到恐懼感和優越感的影響，新興大國（日本和德國）感受到的是野心，遭遇過失敗並尋求復仇的俄國與法國報復心十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等遭到削弱的帝國則為榮譽和生存而戰。　　英裔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認為，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思想、偏見、機構和衝突」，而是決定「就這麼辦，我們發動戰爭吧」或者「不，我們不能停下來」的少數人。　　她說：「在今天看來，歐洲和全世界的悲劇在於，1914年的關鍵角色當中沒有一個是足夠偉大並具有足夠想像力，或有足夠勇氣去抵制推向戰爭的壓力的領導人。」　　大國並未吸取一戰教訓　　從一個國際體系向另一個國際體系的過渡總是最危險的過程。　　目前歷史的鐘擺加快了擺動速度，拒絕喪失影響力或霸權的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風險加大了，就像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和德國等要求登上權力巔峰的新興大國之間的衝突一樣。　　很多人觀察到了新中國與今天的美國之間，以及21世紀日漸衰落的歐洲與致力於恢復影響力的俄羅斯等新興大國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　　很多研究人員從俄國1908年戰敗和法國1871年戰敗之後的屈辱和報仇慾望中，看到了西方似乎在蘇聯解體後並沒有吸取的另一個經驗教訓。俄羅斯從歐盟和北約的持續東擴中感受到的不是尊重和中立，而是威脅、騷擾和不履行承諾。　　今年4月1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歐洲議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的兩個主要教訓。　　首先，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天的歐盟正在通過保持和加強民族認同感的方式提供避免民族主義負面效應的途徑。換句話說，更多的歐洲和更少的民族主義情緒將使我們遠離新的戰爭。　　另一方面，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映出有必要設立適當的外交機制來推動對國際法和法治國家的尊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也沒有建立起這樣的機制，即強有力的、獨立的、有能力保障歐洲人和平與安全的機制。在全球化時代，歐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強這樣的機制。　　在克里姆林宮看來，戰勝國通過《巴黎和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所做的事和歐盟與北約試圖對克里米亞所做的事沒太大區別。　　1月份以來烏克蘭的事態發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驚人地相似，但在這面鏡子中，每個人只看到他想看到的東西。

俄總統普京出席一戰紀念碑揭幕儀式　　人民網8月7日訊 在紀念一戰100周年之際，BBC重新報道了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在一戰期間，一名英國士兵亨利·坦迪動了隱惻之心，沒有射殺當時在戰場上受傷的一名德國士兵，而這名德國士兵正是希特勒。亨利·坦迪是在一戰中因英勇善戰獲得最高榮譽的一名英國士兵。　　故事的最初來源據說是希特勒本人。二戰前夕，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前往德國同希特勒會談，試圖爭取「一個時代的和平」。在希特勒位於巴伐利亞的貝格霍夫別墅，張伯倫注意到了掛在希特勒書房牆上的一幅畫，畫上描繪了1914年的一場戰役。畫前方的一名士兵據說是英國士兵亨利·坦迪。他背著一名受傷的士兵。希特勒對張伯倫說，圖中這名士兵曾把槍對著他，但最終沒有冷血地殺死他。　　亨利·坦迪所屬英國部隊的博物館證實，該部隊1923年曾請一位義大利戰爭藝術家所作的那幅畫的一個複製品的確掛在希特勒的別墅里。該博物館還有希特勒助手寫來的一封感謝信，信中稱，希特勒對同他自己戰爭經歷相關的作品很感興趣，他被這幅畫所感動。據稱，希特勒說他認出了畫中的那名士兵就是他在戰場上遇到的沒有向他開槍的士兵。　　然而，一戰百年到來之際，有歷史學家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提出了疑問。亨利·坦迪的傳記作家喬納森指出了時間和地點等疑點。喬納森博士說，他並不認為是希特勒搞混了，這個故事是希特勒有意而為之。這更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感，是希特勒「造神」的一部分。（老任）來源參考消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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