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滲透看西歐政治思潮的基本發展趨勢

一　　西歐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最近在一篇回顧20世紀歷史的文章中說，19世紀是自由主義的世紀，實際上是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於1914年8月結束的。而20世紀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註：拉爾夫·達倫多夫《總結與希望》，載《明鏡》雜誌1998年第45期第76頁。）但是，據我看來，在整個20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影響最大的經濟與政治學說還是自由主義（包括新、老自由主義）。如果說，20世紀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二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歐洲法西斯主義崛起以及此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顯示了老自由主義學說導致的資本主義嚴重失控（所謂「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模式」）給20世紀人類生活帶來的深重災難，那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歐經濟與政治生活的重建、社會福利國家的建設，戰後的經濟奇蹟，則證明了以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所代表的改革後的新自由主義（被稱作左冀新自由主義）創造的「萊茵資本主義模式」給一度嚴重失控的資本主義「戴上籠頭」，在進行一系列社會經濟改革之後為西歐世界帶來的空前繁榮。　　眾所周知，崇拜市場自由競爭是新老自由主義的共同特徵。崇尚個人自由（特別是個人經濟活動的自由）是自由主義的靈魂，也是構成西方文明的基礎。傳統自由主義創造了一個「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模式」，它把個人或者集團之間的自由競爭說成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發展動力。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弱肉強食，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勝者通吃。霍布斯強調「人和人之間是豺狼」。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這一命題。自由主義認為，人的知識和認識能力都是極其有限的，所以根本無法把無數單個經濟活動主體從事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部信息集中在某一個人或某一機構手裡。因此要想對於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進行正確干預，進行宏觀控制，是根本無法辦到的事情。所以國家（或者政府）最好是聽憑市場機制潮起潮落、雲起雲飛，聽憑價格機制自由發揮作用，不要對於社會經濟活動進行任何干預。國家的作用不過是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對內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從政治法律的角度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外防止民族國家的外敵入侵。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模式製造了一個殘酷階級剝削與壓迫的社會，導致了工人階級大規模社會貧困，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成為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社會問題，而社會主義最初的含義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就是從解決工人階級貧困化這一社會問題開始的。　　傳統自由主義沒有想到，競爭可以導致壟斷，壟斷可以窒息競爭。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信息載體的市場價格也可以因為各種投機活動或壟斷行為而扭曲變形，而過度的競爭可以導致經濟活動的嚴重失控，從而導致各種危機和社會衝突。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模式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劇烈衝突中壽終正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出現的新自由主義並不像老自由主義那樣籠統地反對任何國家干預，而是主張國家應當在保護競爭機制、維護市場秩序、反對壟斷的方向上進行國家干預，這就是新老自由主義的主要區別。曼徹斯特模式是一種過分強調個人自由、不要任何制約、不要任何束縛的過分放縱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的過分放縱導致了世界經濟大危機、大蕭條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納粹時代法西斯國家對於經濟生活實行全面干預與全面統治，建立了一種法西斯軍國主義戰爭經濟制度，同樣把歐洲引入毀滅性的災難。而左翼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德國弗賴堡學派的路德維希·艾哈德則吸取了上述兩種極端發展的反面經驗教訓，主張把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與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很好地結合起來，找到一個最佳的「結合度」。艾哈德創立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就是在這個方向上「把市場自由原則與社會公正原則結合起來」，推行改革的成功範例。他所設計的社會市場經濟一方面要通過法制國家保障經濟自由，另一方面要通過社會福利國家建設保障社會公正與安全。社會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種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國家進行適當調節，並以社會保險為保障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通俗的公式來表示，就是「市場經濟＋國家總體調節＋社會保障」。現在人們把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看作是萊茵資本主義模式的基礎。　　社會市場經濟與萊茵模式的勝利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新自由主義（左翼）成為歐洲經濟建設的勝利旗幟，新自由主義思想滲透到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深處。整個西歐社會被新自由主義所征服。　　達倫多夫說20世紀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我看實際上應當說是新自由主義全面滲透的世紀。首先是保守主義政黨被新自由主義化。保守主義原來是與自由主義相對立的政治經濟學說，現在已經完全被新自由主義所征服、馴化以至同化，新保守主義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同義詞。然後是社會民主黨不斷地被新自由主義征服、馴化與改造。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實際上標誌著這個黨徹底拋棄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拋棄了原來綱領主張的廢除私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計劃經濟的要求，全面接受社會市場經濟原則，拋棄了原來工人階級政黨的旗幟，宣布要作為一個全民黨，接受議會民主制，接受左冀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共同參與萊茵資本主義模式的建設。這是戰後歷史上西歐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被新自由主義化。　　二　　70年代後期興起的新保守主義思潮被稱作右翼新自由主義，它以哈耶克、米塞斯為首的奧地利學派政治經濟理論為基礎。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被稱作新右派。據我看來，左翼新自由主義與右翼新自由主義的差異起源於西方資本發展戰略的變化。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主要精力用於開發民族國家範圍的國內市場，在福特主義企業生產經營制度的基礎上，用大規模群眾消費刺激大規模社會生產，以保證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從而促進資本利潤增長。在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中，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所以艾哈德把促進大眾福利作為社會市場經濟的奮鬥目標。艾哈德說過，社會市場經濟所要建立的經濟結構就是要消滅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現象，使絕大多數人能夠享受經濟繁榮的果實。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在生產領域依靠競爭，在分配領域依靠社會保障制度。要通過國家劃撥福利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建立並且完善防禦各種社會風險的社會保障制度。（註：路德維希·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頁。）　　70年代後期開始的新的科技產業革命，開始了一個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廣泛推行知識密集型生產與服務，實行自動化、合理化、大量削減勞動崗位（特別是非熟練技術勞動崗位）基礎之上的新經濟時代。充分就業不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而是成為抬高勞動成本，抬高商品價格，削弱本國商品出口能力，降低資本利潤，阻礙經濟增長的障礙。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認為，信息時代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新的勞動生產率法則就是：「數量越來越少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人們卻可以創造出越來越多的效益和服務。經濟增長不再導致失業率的減少，而是相反，要以勞動崗位的減少為前提條件——這就是高失業率的增長。」所以「勞動市場的噩耗在華爾街被當作勝利消息。這背後的算計是很簡單的。如果勞動成本將下來，利潤率就會升上去。」（註：烏爾利希·貝克《沒有勞動的資本主義》，參見張世鵬、殷敘彝編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頁，124頁。）70年代末80年代初崛起的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也就是新保守主義，後來被稱為右翼新自由主義，正是順應了這一新的勞動生產率法則，推行了一種高失業率的經濟增長政策。從理論上他們引述哈耶克、米塞斯的學說，認為市場機制是好的，國家干預是壞的。但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完全放棄國家干預，相反地在某些領域使用嚴刑峻法進行了強硬的國家干預，比如私有化、打擊工會、修改勞動立法、削減社會福利等。他們的「不干預」，例如放鬆控制、自由化都是針對資本而言的。換句話說，他們站在西歐資本的立場上，為了維護西歐資本的利益而使用了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權力。在戰後西歐政治文化中曾形成了一種左派關心公正的社會分配，右派關心經濟效益、經濟增長的政治角色分工。而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就是非常典型的這種右派角色，他們創造了一種新保守主義的、後來又被稱作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叫作「新美國模式」或者「芝加哥模式」。西歐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在加強本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的口號下，把提高資本利潤放在首位，把廣大僱員，特別是作為西歐工人階級多數的廣大非熟練技術工人作為現代化的犧牲品。新自由主義政府在推動科技產業革命、刺激經濟增長、抑制通貨膨脹、謀求本國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堅挺地位的同時，一方面在政府政策範圍內推行放鬆控制戰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從稅收、貸款、利率等方面向資本提供優厚待遇；另一方面支持僱主推行合理化，大力消滅勞動崗位，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拆毀社會福利國家，使居民社會住宅、社會保險、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社會福利領域都變成了危機地帶，向西歐工人運動的重大歷史鬥爭成果、工會的集體利益代表模式以及社會福利國家挑戰。80年代整整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一方面促進了西方資本，首先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實現了資本的全球化。在西歐各國國內市場日益飽和的情況下，西歐資本開始了一種打破民族國家疆域界限的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而新的科技產業革命，特別是交通與通訊交往手段革命、信息產業革命，使得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戰略成為可能。1996年全球500家最大跨國公司的營業額增長11%，利潤增長15%。另一方面加劇了西歐社會廣大居民階層的貧困化，加劇了西歐社會的貧富分化。1997年歐洲聯盟內部10%最富有的居民的收入占歐洲聯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收入最低居民收入只佔歐洲聯盟全體居民收入的3%；在歐盟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大的是葡萄牙，10%收入最多居民和10%最貧困居民在本國居民收入中所佔比例分別為28%與2%。（註：卡爾·海因茨《世界經濟結構轉變及其後果》，載德國《議會周報副刊——政治與現代史》1995年第49期第5頁。）　　西歐社會持續10年的高失業率，也就是說，嚴重的勞動社會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福利國家危機以及西歐民主政治制度的危機。右翼新自由主義政府在整個西歐範圍內的倒台和社會民主黨、工黨等中左政黨的再度崛起，所謂新中派的第三條道路的社會試驗，都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從本質上說，在這個背景下，西歐社會民主黨面臨第二次被新自由主義——即右翼新自由主義所征服、馴化以至同化的命運，這就是戰後歷史上，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新自由主義化。　　三　　重新上台的西歐社會民主黨面臨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首先，他們無力改變全球化資本主義新的勞動生產率法則，也就是以高失業率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其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包括貨幣主權、利率主權，被嚴重消弱。民族國家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也被嚴重削弱。國有產業部門被大量私有化，剝奪了民族國家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基礎。主要的經濟活動主體（跨國公司）已經擴展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經營活動，而民族國家政府的調控空間僅僅限於本國領土範圍之內。換句話說，民族國家政府已經無力監督控制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不僅如此，相反地，民族國家政府還要不斷地受到跨國公司的敲詐勒索。跨國公司可以用資本外逃、遷移勞動崗位、轉移生產基地的威脅手段逼迫民族國家政府在貸款利率、納稅比例、提供補貼、修改勞動立法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於跨國公司的政策。在這樣一個大的活動框架之內，西歐社會民主黨儘管自稱要建立一個「第三條道路的發展模式」，但是，實際上只能繼續推行右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與此同時，適當地注意不要過分擴大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也就是說，使新自由主義政策變得稍微溫和一些，人道一些。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事實就是如此。目前，社會民主黨人與保守黨人之間在意識形態、政策方針方面的原有界限正在消失。《明鏡》雜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一切都處於流動中，明確的陣線已經不復存在，明確的政治派別劃分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幾十年來一直作為政黨活動基礎的那些東西——具有明確來源的、在好壞善惡之間作出明確區分的那種固定的、廣泛的價值體系現在已經被完全粉碎了」，人們在「尋找新的價值羅盤，尋找新的方向」。「今天什麼算作是真正的保守？什麼又是真正的進步？堅持傳統固定的商店關門時間是不是保守？或者算不算進步？因為它保護了僱員的利益。漢斯·艾希爾（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難道不是在推行新保守主義的金融政策嗎？因為他追求一種收支平衡的財政政策。」「節約國家開支算不算保守？他難道不是為國家開闢了新的活動空間嗎？擁有股票算不算保守？這難道不是在履行社會民主黨多年以來提出的參與生產資本的要求嗎？」「跨國軍事干涉，例如在科索沃算不算保守主義？這難道不是一種現代外交政策的反映嗎？因為它再也不是傳統的民族外交政策。」（註：《大混亂——保守主義還剩下了什麼？》，載《明鏡》2000年第9期第23頁，24頁。）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談論社會民主黨與新保守主義政黨的趨同發展趨勢。吉登斯說是超越左右，我看應該說是社會民主黨再一次被右翼自由主義所征服、馴化以至同化。80年代以來，西歐社會的政治文化不斷向右轉。首先是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化，其實就是共產黨接受左翼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被左翼新自由主義所征服、馴化以至同化。然後是社會民主黨再一次的新自由主義化，放棄左翼新自由主義，接受右翼新自由主義，逐步被右翼新自由主義所征服、馴化、以至同化。面臨失去自我、失去本體認同的社會民主黨人努力強調自己與新自由主義的區別，所謂「第三條道路」就是建立新的自我、新的本體認同，從而強調自身生存合法性的一種努力。而右翼新自由主義政黨、新保守主義政黨也面臨一個如何與自由化的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的問題。換句話說，西歐新保守主義政黨如果被迫向右再邁一步，將要走向何處？整個西歐政局將會出現一種什麼局面？　　四　　在八九十年代，整個西歐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新自由主義化是顯而易見的。在政治全球化名義下西歐政治文化的美國化，包括政黨政治發展正在逐步地向美國靠攏，政黨政治的媒體化，意識形態的淡化，左右政治文化的趨同，一切政治活動都要服務於全球範圍的經濟戰爭，文化教育產業的逐步商業化、市場化，社會極席個人主義化，作為擴大了的個人主義的種族主義、民族排外主義的泛濫以及冷戰時代的反共主義在冷戰結束以後——在理論上清算現實社會主義的旗號下——變本加厲地在整個西方社會蔓延。這些無一不是右翼新自由主義在西歐社會徹底滲透的具體表現。在西歐政黨的光譜中，幾乎所有各種不同色彩的政黨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新自由主義化。在70年代作為反對傳統政黨模式的新型政黨——西歐綠黨，到了90年代開始入閣執政，不僅被官僚體制所同化，而且也被新自由主義化，這是許多研究西歐綠黨學者的最新研究命題。事實上，就連極右的法西斯主義也開始被新自由主義化，這就是目前在奧地利走紅一時的海德爾的右翼民眾主義。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艾倫·米克辛斯·伍德在論述資本主義直到現在才第一次接近成為一個世界體系的時候，明確地說：「我的觀點是，甚至在所謂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也是第一次真正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即滲透到國家、統治階級和生產者階級的實踐活動、意識形態、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中。」「甚至在西歐（更精確地說，與其說在英國，不如說在歐洲大陸），資本主義只是以非常緩慢的速度佔領國家上層建築，並且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文化。」作者強調：「我指的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會關係、它的運動法則、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邏輯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註：埃倫·米克辛斯·伍德《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參見張世鵬、殷敘彝編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一系列著作中，包括在《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明確指出了資本主義將要克服一切障礙，實現自身的普遍化的發展趨勢。現在，西歐資本的普遍化一方面表現為資本克服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對於資本所作的種種限制，克服了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一系列改良主義措施的限制，克服了民族國家的疆域界限，最終實現了資本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作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在整個西方社會全面滲透。這個掙脫一切限制與束縛的資本主義正在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內部矛盾浮出水面，顯現出來。正如伍德所說：「資本主義的全面化同時意味著它越來越容易被它自身內在矛盾即反對派政策所傷害。」（註：埃倫·米克辛斯·伍德《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參見張世鵬、殷敘彝編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頁。）　　前面已經說過，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的核心在於個人主義。建立在個人之間殘酷生存競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在實現自身全球化發展的同時，把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民族、地區以及所有社會集團都拖入一場殘酷的、曠日持久的經濟戰爭。面對全球化發展趨勢，各個國家、民族、地區以及各個社會集團、個人都面臨失掉自我，失掉自身認同的威脅。作為全球化的悖論，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小集團主義、民族利己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種族排外主義、民族霸權主義日益猖獗。西歐社會中近年來右翼極端主義的再度活躍表明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正在開始走向反面。　　目前西歐社會中的右翼極端主義勢力大約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傳統的老法西斯主義組織，他們人數不多，影響不大，始終處於社會輿論的嚴密監視之下。其次是部分青年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新右派」，他們集中精力從事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革新工作，努力使法西斯主義實現知識化、現代化。這部分人目前尚處於半隱蔽狀態，正在等侯時機。第三類就是所謂右翼民眾主義，我稱之為一種新自由主義化的右翼極端主義。首先，他們使右翼極端主義合法化，把右翼極端主義納入西歐多黨議會民主鬥爭的合法框架之內，從事合法的競選活動，努力與現有的地位鞏固的大黨爭奪選票和議席。其次，他們的政治要求「除了更嚴厲的移民政策外，還主張為了普通勞動居民的利益而精簡國家、剝奪政治和知識的權勢集團的權力，並且在這方面把種族主義的概念與新自由主義的綱領要點混合在一起」（註：米夏埃爾·齊恩《黑、紅、綠、棕：對非民族國家化的反應方式》，見《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頁。）　　眾所周知，西歐右翼民眾主義政黨目前正在從現有執政大黨不斷被曝光的政治醜聞中撈取好處，從執政大黨推行的現代化、全球化方針路線導致的貧富分化中撈取政治資本。如果說，在80年代右翼民眾主義政黨經常依靠的是由大量中間階級參加的、跨階級的選民隊伍，那麼，自90年代以來，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一系列右翼民眾主義政黨日益無產階級化，越來越明顯地發展成為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如1986至1995年期間，投票選舉奧地利自由黨的工人從10%上升到34%，（註：弗里茨·普拉澤爾等著《1995年國民議會選舉分析》維也納1995年版第33頁。）在1999年的選舉中投票選舉海德爾的工人的比例又上升到46%。（註：《海德爾，工人中的民眾主義政治家》，載《時代報》2000年2月10日第11版。）在法國，投票選舉民族陣線的工人選民的數量急劇增加，1988年在總統選舉中，19%的工人把選票投給勒龐，1995年這個比例上升為30%。（註：貝茨《右翼民眾主義，一種國際發展趨勢》，載《議會周報復刊，政治與現代史》1998年9/10合刊第10頁。）　　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們看到，新保守主義政黨與右翼民眾主義政黨之間表現出日益趨同的發展趨勢。最近的《明鏡》雜誌報道說，聯邦德國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為了與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正在繼續向右翼方向調整自己的路線。在移民問題、跨國多元文化問題，反對官僚主義政治階級等一系列問題上已經與海德爾沒有什麼區別。（註：《明鏡》2000年第9期第36頁。）而在其他國家，例如荷蘭、丹麥，保守主義政黨在移民、避難法以及反對外國刑事犯等問題上比反覆無常的海德爾表現得更加粗暴。對於西歐民主政治制度來說，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這使人們回想起歐洲歷史上的所謂「保守主義革命」。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保守主義政黨在「保守主義革命」的旗號下逐步與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污。而現在的奧地利新保守主義政黨與右翼民眾主義政黨的聯合執政，正是這種危險趨勢的明顯證明。它顯示出西歐政治舞台上一種新的（右翼）力量組合，這種力量組合所代表的新的資本主義模式正在浮出水面。現在西歐社會輿論開始討論，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失敗了，西歐政局將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局面？人們依稀記得，當年法西斯主義也自稱是一條第三條道路，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多年以來，一些著名的歐洲思想家不斷警告人們，要警惕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達倫多夫強調說：「向全球化方向的發展及其社會後果，與其說會助長民主的國家制度，不如說會助長獨裁的國家制度。對於21世紀來說，一個獨裁主義的世紀絕不是最難以相信的預言。」（註：拉爾夫·達倫多夫《論全球化》，參見《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頁。）對於達倫多夫的預言，人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解與解釋。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這就是對於歐洲範圍內的右翼民眾主義的崛起，絕對不應看作是偶然的個別現象，它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且具有越來越大的活動空間和發展潛力。在西歐資本的經濟形勢不斷看好，而西歐的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條件下，西歐政局將會不斷向右調整，對此，西歐的民主力量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也許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應該在保衛西歐民主社會制度的鬥爭中建功立業，從而贏得更多的選票，獲得自己繼續穩固執政的合法性與機會。知識詞典《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65～70D0政治學張世鵬20012001知識詞典張世鵬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