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運動的意外收穫：王實味事件始末

1941年9月，太祖取得了對前任領導人王明的決定性勝利，上層革命宣告完成。為進一步摧毀王明的黨內基礎，肅清俄式馬列主義的影響，確立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至尊地位，太祖決定將革命運動擴大到黨的中下層。

四個月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太祖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對留蘇派和黨內知識分子冷嘲熱諷，他曆數黨內的蘇俄崇拜情結在文宣領域的八大罪惡，將「留蘇派」精英貶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算是為整風運動定下了基調，太祖總結說：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只要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的讀起來……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

台下有兩位同志嚇得膽戰心驚，一位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張聞天，另一位是《解放日報》的社長博古。在王明奄奄待斃之後，太祖已經患上了草木皆兵的心病，經逐一篩選，張聞天和博古這兩位公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成了整風運動的頭號打擊目標。

政治覺悟極高的張博二人早已嗅到不同尋常的氣氛，預感一場暴風驟雨就要到來。幾天之後，異常狡猾的張聞天主動請求下鄉去搞社會調查，順利逃過一劫；而博古積極配合太祖將《解放日報》改造成黨的喉舌，也算是將功補過。

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這句話用在張博二人身上恰如其分。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兩位精英能夠逃過一劫並非因為他們的聰明或者審時度勢，而是中途跳出來的青年知識分子給了太祖「意外的驚喜」。

也就是說，當王實味進入領袖的視線之後，張博二人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了，這就是為什麼王實味這條「小魚」能夠成為「大白鯨」，而且必須死的原因。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經太祖修改、由得力助手胡喬木撰寫，堪稱中國言論史之奇文的社論《教條和褲子》。這篇社論以大膽使用粗俗文字於政治鬥爭，開創了黨的文宣語言的新範式。

高層通過這篇社論，責令「紅色教授」、知識精英們「脫褲子」：為什麼要脫褲子呢？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

4月3日，太祖復以中宣部名義，向全黨正式提出開展「思想革命」的號召。為了在心理上徹底打垮延安這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意志，接下來將交替使用了兩種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開羞辱，第二，挑動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放火燒荒」。

青年知識分子開始頻頻發聲，太祖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態，陸續發表支持和同情他們的言論，將延安的知識分子一步步引誘進早已為他們挖好的陷阱中。

就在《教條和褲子》發表的當天，丁玲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三八節有感》，緊接著艾青、蕭軍、羅烽等文化人也逐一發聲。令人意外的是，最後登場的王實味在氣勢上卻壓倒了所有人，丁玲、艾青等人當時還不知道，正是因為王實味的出現，他們才得以大難不死，成為本場漏網之魚。

王實味相繼發表了《野百合花》共四則，4月15日又在《穀雨》雜誌上發表《政治家·藝術家》，這些文章一經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這些文章公開表達了青年知識分子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層單位的領導毫無政策和文化水平，對上奴顏卑膝，對下則橫眉冷對，動輒用政治大帽子壓制普通黨員的不滿。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魔鬼」們被放了出來。中下層知識分子們的憤怒被點燃了，他們紛紛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在「同志愛」的基礎上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革命隊伍新型關係。王實味寫道：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王實味自帶天才的光環，北大高材生，23歲便有了一本創作小說集和五本文學譯著問世，雖說質量不咋地，但在同輩人中已經很了不起。他於1937年來到延安，跟其他知識青年一樣，受到了當時斯諾《西行漫記》和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的強烈吸引，懷著對中共的崇拜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

那時候，延安急於招兵買馬，而且太祖的威權還未最後形成，政治生活中的禮儀色彩較為淡薄，領袖們還願意跟普通黨員打成一片，當時的延安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每個投奔來的熱血青年都是這個理想國的主人。

但是到了1939年，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中央政府停發八路軍的「軍餉」供應，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開始出現重大變化：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逐漸形成，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高幹們的特權開始顯現。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他們已從青年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落到等級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層。

按理說，王實味本人對等級制度是沒有意見的。1942年的他已是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前身）編譯室的特別研究員，津貼比邊區主席林伯渠還要高，並享受中灶待遇，每月有3斤肉吃，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過得比較滋潤的了。

唯一的解釋就是，王實味同志是一個固執的理想主義者。

從總體上講，在40年代初的延安，幹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如果和1949年後的高幹特供製度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為何王實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異類」呢？

真正使王實味和其他青年知識分子反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為特徵的、與高幹地位相聯繫的幹部特殊待遇和「高幹至上」的濃厚的社會氛圍。當時延安的重要高幹家裡一般都有組織分配的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等，另有伙夫、馬夫各一人。

王實味看到的「革命聖地」絕非是纖塵不染的共產主義殿堂，最令人心悸的是作為一個書生的王實味竟敢從抨擊「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現象試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淵源，間接地向手握兵符、急欲建立個人權威的太祖發起了挑戰。

王實味實在太書獃子氣。他畢竟未曾親身經歷過1927至1937年的「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這些要求對於某些出身於農民的高幹實在是強人所難。

隨著太祖在30年代中期控制了軍權以後，這場」農民革命戰爭」的俄式共產主義因素就逐漸被烙有個人印記的民族化共產主義所置換。深受農民造反傳統浸潤的太祖，極為重視利用農民的感情、行為和願望為自己「打天下」的偉業服務，他在馬列主義的術語範圍內，轉換概念，好不容易才建立起這套適應戰時環境論功行賞的分配製度。

這個制度一經建立就受到農民出身的高級將領的普遍歡迎，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也因它夾雜斯大林等級制的因素，而對其採取「欣然接受」的態度。

如今王實味放肆攻擊被他們視為未來革命成功後將要實行的權力與財富再分配製度的先期象徵符號，怎能不遭致高幹們共同的憤怒？

據胡喬木回憶說，當太祖看到王實味的文章後，氣憤地爆了粗口，最後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但後來他慢慢冷靜下來，挑著馬燈看完了其他作者的文章，細加思忖，不禁一陣欣喜，然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思想鬥爭有目標了！」

當夜，各機關學校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潮開始洶湧澎湃，太祖感到情況不妙，擔心運動將失去控制，迅速改變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親自召開高幹會議，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先行將「自由化」打壓下去。

但是太祖也發現，利用自由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是一種格外需要小心駕馭的、充滿巨大風險的政治遊戲，不到絕對必要時不能輕易操之，否則容易引火燒身。

1942年春，王實味的出現確實使太祖大為震驚，他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實味們可以將大火燒到王明、張聞天、博古一類的「大尾巴狼」身上，誰知王實味亂燃野火，橫掃一切，竟把矛頭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級制度。

當時王明等人已顯出一副衰相，雖說國際派仍是太祖的頭號敵人，但他已再無必要利用王實味之流圍剿王明殘餘力量。當然，這位「策略大師」心想，事情既已發生，就無需驚恐，正好藉此契機，將自由主義和教條主義一鍋端。

王實味事件的爆發，成就了太祖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太祖決心利用這一「反面典型」，擴大戰線，一併收拾所有文化人，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文化界的所有問題，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總之，王實味是在劫難逃，延安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也註定要經歷一場紅色風暴的洗禮，以實現脫胎換骨的蛻變。當然，最不幸的還是王實味，雖說每一場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實味因為死於一場精心設計的局而格外令人同情。

1942年3月末開始，針對王實味的行動悄然展開，作家劉雪葦彙報了3月初王實味同他的私下談話。王實味在談話中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應由斯大林而不是陳獨秀負責，並表示贊同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一書中「無產階級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學」的觀點，同時還稱讚托洛茨基「是個天才，值得崇拜」。

高層順水推舟，給王實味戴上了第一頂鐵帽子——托匪。其實王實味從來沒有參加過托派的任何活動，說他是托派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借口而已。

1942年3月31日，太祖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放出反擊的氣球，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發出嚴厲警告：

「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

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報》的頭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數青年幹部還未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竟然將太祖的警告置之腦後，繼續鼓噪民主。後來他們也沒能練就這個本領，因為14年後他們再次掉坑的情形與這次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有點政治覺悟的人都應該看得出來，王實味鼓吹的「平等」、「博愛」觀念，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義基礎上的「領袖至上」觀念存在著嚴重的對立。確立「領袖至上」的觀念的首要條件就是削弱乃至消滅人的自主性，使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1942年的太祖全力追求的正是這個目標。王實味很意外地成了絆腳石。

第二天，中宣部發出著名的「四三決定」，不僅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而且標誌著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醞釀的幹部審查運動即將拉開帷幕，整風不久將轉入更加嚴酷的審干肅反階段。

從6月初開始，早晨7點起，70多個單位的1000多名旁聽者潮水般湧來，會議由禮堂遷至操場，同志們不禁好笑，從來沒見過這麼盛大的座談會，當一個人說王實味思想上雖無疑是托派，但不能肯定他組織上有什麼問題時，立刻有六七個人反駁，認為王實味絕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問題，而且是組織上的問題。——由「思想」至「政治」最後達於「組織」，會議終於一步步引向高層預設好的罪名。

很快，隨著張聞天的出走，中研院變成了一盤散沙，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

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在不斷升級，到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被扣上三頂「鐵帽子」，其中包括「托匪」和「國黨特務」。

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王實味突然幻想，宣布脫離組織，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實在太天真了，他的歸宿已由上級做好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即使他最後收回了聲明，承認自己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門前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

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召開，太祖發表講話，此時他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已經在階級和審美上拉開了距離，他說：

「知識分子不但精神上有很多不幹凈之處，就是身體也不幹凈，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

23日，太祖又做了總結髮言，是為更有政治和反智色彩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勉強為整風運動划上了一個句號，但卻開啟了日後各種思想改造運動的濫觴。

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已處於隔離狀態，1943年4月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爾被帶出來向國統區和外國記者做一番自唾自棄的表演外，王實味的日常就是反覆寫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砍了頭。

據統計，從1942年2月到1943年4月，延安以「特務」罪名拘捕了400餘人，《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被逼承認是特務的人佔70%左右；1943年7月，康生動員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僅半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這一年共清出「特務」15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並且是刑訊逼供的結果，後來查明大多是冤案。

1944年，太祖說要主動承擔責任，其中一次向蒙冤的人群行禮賠罪，他高聲喊道：「你們不還禮，我怎麼放下手呢？」當時全場愣了一秒，隨即掌聲雷動。由抓而放，由刑而禮，最後大家「感動得熱淚盈眶」，思想改造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