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的台灣:作家因《大力水手》被判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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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我們台灣這些年2》，著者：廖信忠，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戒嚴時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議的人、事、矛盾、荒謬與笑話，就圍繞著恐怖的氣氛展開了。

　　很奇怪的是，戒嚴時期氣氛雖然那麼肅殺，但每隔一陣子就總有幾個不怕死的傢伙敢於說真話，挑戰這種氣氛。

　　早期觸及國民黨敏感神經，且比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國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適為首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創辦了一本叫《自由中國》的雜誌，宣揚自由和民主。你以為這本雜誌為什麼能順利創刊？因為當時國民黨也為了展現自己跟共產黨是不一樣的，爭取美國支持，所以也容許這本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雜誌出版，而雜誌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當然是在國民黨領導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創辦之初，該雜誌與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

　　後來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重新支持國民黨。本來嘛，最早蔣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爭取美國支持，既然目的達到了，這些人就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了重整黨風，實施黨改造，逐漸走向蔣介石強人威權領導的政治體制，許多國民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紛紛被邊緣化，只好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由批判共產主義並擁護國民黨領導，轉向批評時政以及國民黨的專斷橫行，並開始與國民黨決裂。

　　《自由中國》出版的11年里，從一開始擁護"政府"，到後來批評"政府"，一直風波不斷，但都還在當局可以容忍的範圍內。直到1960年，《自由中國》開始質疑蔣介石的三度連任，並且鼓吹組織反對黨，《自由中國》的核心人物雷震為了新黨的組建而不斷奔走，這簡直就是公然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在台灣，反對黨就是叛黨，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現在看來也是讓人啞然失笑的："包庇匪諜"。因為組新黨是"為了配合中共的『統戰』，企圖造成台灣混亂"，《自由中國》也難逃停刊的命運。

　　據說後來蔣介石親自下條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1 0年"，結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關人士也難逃入獄的命運。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獄。

　　《自由中國》的核心編輯除了雷震外，還有殷海光，他的下場也蠻凄涼。作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是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來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等時政問題。同時他也是位邏輯專家，我在上大學哲學系之前，先讀了一些哲學書籍，其中邏輯方面的啟蒙書就是殷海光寫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寫法讓我很快有了邏輯學的初步基礎。也許就是邏輯的訓練與精神，讓他對國民黨站不住腳的說法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在國民黨眼裡，殷海光跟雷震兩人就像在唱雙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釘之一，可是他同時又是知名學者，那該怎麼辦呢？所以乾脆把他架空，剝奪他的教職，限制他的行動。當年殷海光翻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夾帶了許多他個人的見解，一看頗有指桑罵槐之風，讀起來大快人心，多少年來，很多人從這本書中得到鼓舞。後來哈耶克訪台時，國民黨畏於哈耶克的國際影響，當然也不讓他跟殷海光見面，最後殷海光可說是在身心壓迫下抑鬱而終。

　　殷海光的思想其實沒有什麼獨特的一家之言，現在有人會紀念他，主要是他在那個時代能不怕強權，敢於說真話實踐真理的精神。

　　話說國民黨逃到台灣後，也不是沒有好好檢討失敗的原因。那時候黨內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覺得以前在大陸就是讓人民過得太爽，所以才會丟掉政權，以後要抓得更緊，要更專制一點；另一派認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還不夠高，沒能有效疏導百姓意見，到台灣後一定要痛定思痛，繼續推行民主。《自由中國》其實就是在這兩種立場對抗下產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種思考佔了上風，國民黨到了台灣後管得比以前更嚴，也越來越崇尚蔣介石的個人崇拜。

　　"自由中國案"與"雷震案"只是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嚴時期可說是大小案不斷。在戒嚴令下，法令很模糊，相關機構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執法人員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憑著自己的喜好和認知來辦事，所以在當時常常有許多讓人哭笑不得、荒謬不經的事發生。

　　比如在台灣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柏楊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楊任某報紙家庭版的代班主編，該版每天都會連載美國漫畫《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畫的內容是這樣的：

　　卜派父子流落至一個豐饒的無人小島而樂不思蜀，兩人要各自競選總統，撰寫競選文宣，柏楊將"Fellows"（夥伴們）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大家都知道"蔣總統"每次公開致辭都是以這句"全國軍民同胞們"開頭的，柏楊老早就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直想要抓他，這一下被情治單位抓到了把柄，認為他暗諷蔣介石父子，結果就被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判處12年徒刑，減刑至8年後又無故延期，一共被關了9年又2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