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里先生訪談錄

唐：黃先生，您好！我聽說清華當年有三個著名的「右派」教授？

黃：當時，清華有三個教授挨批判。他們是黃萬里、孟昭英、錢偉長。我們三個當時關係很好，經常在一起聊天。我們系、教研室和學校人事處很多與我關係好的同志受我的問題牽連。有人出於考慮黨的威信、黨的民主政策，建議不要把我打成右派。

我與我父親黃炎培不同，不參加什麼政治。我這個人驕傲得很。我自認為我的道德高於普通人。我愛普通人，不僅僅是愛國家、家庭、家人，而是普愛眾生、眾人。

唐：黃先生，請您談談您早年的學習，好嗎？

黃：我從來就是念的最好的學歷（校）、學業（也很好）。鄒韜奮是我小學、中學時的英文教師。鄒韜奮是我父親讓他辦的生活雜誌。我1932年7月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我學的專業是橋樑建造。1934年初去美國留學，我改學水利工程。我先後在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學習，最後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水利工程學博士，我是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

我在美國親自開車行駛45000多英里，考察了美國許多大的水利工程。我從那時形成一個看法：一個水利大壩建在水裡，不但會改變水中的泥沙流狀態，而且還受到大壩所在的地質和地理條件的影響。回國後不久，我就認為當時對長江、黃河的治理是錯誤的，因為在長江上建三峽大壩要受大壩的地質狀況的嚴重影響，而在黃河上建三門峽大壩必將會造成泥沙的嚴重淤積。今天證明了我當年關於三門峽水庫建設的論斷是正確的。

唐：黃先生，請談一下您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事情。

黃：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還把我拉上，說彭德懷像黃萬里，像魏延，腦後長反骨。我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為我寫了《花叢小語》。毛澤東後來說，黃萬里的詩是寫得不錯，我要看。所以，外國不少人還以為我是詩人呢。我呢，讀書極廣。我十分喜歡自然地理、天文，十分喜歡寫文章，我還出了詩集。

唐：當時，把您打成「右派」，考慮沒有考慮到您父親黃炎培先生的因素？

黃：我的經歷的確與我父親有關係。我猜想是如此。我的幾位弟弟、妹妹1957年打「右派」時沒有說什麼話，也被打成「右派」。這是保護我父親，儘管我父親他沒有說什麼話。我認為，原因在於：國共合作時，雙方推舉的非國共兩黨人員的公認代表是沈鈞儒、梁漱溟、黃炎培。據說共產黨認為在這三人中，沈鈞儒是「左」的，梁漱溟是右的，黃炎培是中的。

唐：請您簡要談談您在1949年前的經歷。

黃：我是1934年到美國留學的，1937年回國。我對歸國毫不後悔。我回來後為我所乾的第一個工程捐獻了國家為我支付留學所用的3000美元。我是從基層干起的。我為水利勘探先後徒步考察有三千多公里。我走過許多江河大川。我有基礎，有基層工作經驗。我曾干過地質、水文等工作。我先後培養了五十多個工程師，他們一起跟我工作了十多年。我在蘭州擔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時，有數百人自願跟著我來到蘭州一起工作。

唐：請您簡要談談您在「文革」中的經歷。

黃：「文革」中，我挨過打。1966年8月，清華紅衛兵「破四舊」時，到我家來，把我痛打。我的家被兩次抄家，很多家藏東西被一掃而光。「文革」結束後，歸還給我們家原有的東西不足1/10。不過，紅衛兵們也不識貨，他們來我們家抄家時，對我們家牆上所掛的何香凝先生親筆畫的畫和書寫的條幅，不感興趣。這些畫和字，當時就十分珍貴，它們現在依然掛在我家裡，你看，就在那面牆上。

唐：黃先生，1968年清華百日大武鬥後，您的經歷如何？

黃：我在江西農場（指「文革」1969~1971年間設在江西南昌鯉魚洲的清華大學農場——唐少傑注）幹了兩年。什麼樣的累活、臟活、苦活，我都干過。

唐：黃先生，請您談談被平反的情況。

黃：1978年，我是清華全校最後一個被摘掉「右派」帽子的。

錢偉長是最後一個被改正的。

清華有關組織給我平反時，找我談話，我還是我行我素。我不承認我有什麼「右派」帽子，給我戴帽子和給我摘掉帽子，都是別人給我搞的，反正，我一概不承認。

唐：黃先生，請您簡要談談對中國的水利狀況的看法。

黃：其實，中國的水資源十分豐富。中國並不缺水，而是缺地。你想想，在不到中國國土面積7%的土地上種植的糧食，養育了佔世界1/4的人口。這裡沒有可提供的相當多的水源，那是無法想像的。人們常常把黃河說成是「害河」，其實不對。黃河的功勞大極了，它不但給黃河流域帶來了充足的水源，而且黃河泥沙的流下給兩岸地域帶來土地的養分。中國是人多地少而水不少。在黃河兩岸，能種兩季地是一個奇蹟。

唐：您的孩子都很好吧？

黃：我的孩子都很好。我讓他們從小就學古文、背古詩。他們好幾個在美國留學，都很有出息。

唐：黃先生，那《花叢小語》與您當年的「右派」帽子有什麼關係？

黃：我的「右派」帽子與我反對三門峽水庫工程上馬有關。1957年6月，水利部召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會議，討論三門峽水庫工程上馬問題。共有70人參加這個會議。大家都贊成上馬。只有我一個人反對上馬。會上人人批判我。會議爭論了7天，批判了我7天。這個會議有記錄，但至今沒有發給我這個記錄看。我回到清華不久，清華大學黨委就把我定為「右派」。後來的事實證明：三門峽水庫的修建是完全錯誤的。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