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愛情和「青春」（魯迅）
07-16
當然，在和「鬼氣」的對抗中，魯迅並非處處失敗。自從回國以後，他就不再是一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他賴以對抗「鬼氣」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種明確的理想主義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發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罷，想告別魏連殳也罷，都主要是這本能勃發的結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掙不脫「鬼氣」的包圍，他也會在其他方面繼續掙扎。到一九二五年，他終於在一個方向上打開了缺口，那就是對女人的愛情。 我們都還記得，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說是毫無女性的溫馨氣息的。為了不使母親傷心，也為了維持自己的名譽，他甘願過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慾生活。但是，雖說自己願意，這樣的日子卻非常難捱，一丸一八年初，他的一位生性洒脫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嘆：「家叔曠達，自由行動數十年而逝，仆殊羨其福氣」，1就透漏出他對自己的不滿有多麼深切。隨著對民族和社會的失望日益加深，又與周作人鬧翻，大家庭的理想破滅，內心深處的虛無感愈益瀰漫開來，他這不滿也一天比一天壯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犧牲的無謂，不想再那樣「認真」么？他不是說從此要顧自己過活，隨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別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壓在背上的那些責任感，似乎日益顯出它們的輕薄，他也勢必要一次次反問自己：你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不就是衝出單人禁閉的囚室，尋一位真心喜愛的女人嗎？他在虛無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棄孝道和婚姻的內疚感就越淡，我簡直想說，正是那「個人主義」的情緒，激活了他追求愛情和個人幸福的激情。他開始和姑娘們來往，有的來往還相當密切。到女子師範大學任教之後，他的客廳里更出現了一群聰明活潑的女大學生。有一次過端午節，他請她們在家中吃飯，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許廣平]之頭」，2手舞足蹈，開懷大樂，那久受壓抑的生命活力，勃然顯現。 就這樣，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魯迅終於和這群女學生中的一個--許廣平--相愛了。 許廣平是廣東番禹人，比魯迅年輕近二十歲。雖是南方人，身材卻頗高，好像比魯迅還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卻是那群女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個，對社會運動，甚至對政治運動，都滿懷熱情她敬仰魯迅，也能理解他，對他的追求就更為熱烈。你不難想像，當她表白了愛情，又從他那裡收穫同樣的表白的時候，她的心情會多麼興奮。 但是，魯迅的心情卻複雜得多。他愛許廣平，但對這愛情的後果，心中卻充滿疑慮。這疑慮還是來自虛無感，它就像一枝鋒利的雙刀劍，既戳破孝道之類舊倫理的神聖性，又戳破個性解放、「愛情至上」之類新道德的神聖性，它固然鏽蝕了魯迅的精神舊宅的門鎖，卻也會當著他的面，把他打算遷去的其他新居都塗得一團黑。傳統的大家族當然是無價值的，孝道也可以說是無謂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戀愛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個幻象呢？魯迅早已過了「情人眼裡出西施」的年齡，再怎樣喜愛許廣平，也不會看不出她的缺陷。社會又那樣險惡，在一九二五年，無論北京的學界還是官場，都有一股對他的敵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棄自己的婚姻，會不會授那些怨敵以打擊的口實呢？倘若種種打擊紛至沓來，他們的愛情能禁受住嗎？在寫於這時候的短篇小說《傷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繪得那麼絕望，把他們承受不住社會壓力，愛情逐漸變質的過程表現得那麼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慮有多深，思緒也是怎樣地偏於悲觀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動非常謹慎。他向許廣平表明，他無意和她正式結婚，在名分上，他還保持原來的婚姻。這實際就是說，他並不准備徹底拆毀那舊式婚姻的囚室，他僅僅是自己鑿一個洞逃走。他也不想馬上和許廣平同居，固為條件還不具備，還需要作些準備。首先是錢。為了購置磚塔衚衕的房子，他已經欠了朋友八百塊錢的債，一直無力償還；他又才被章士釗革職不久，倘若因為和許廣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輸了官司，那豈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惡運了嗎？其次，他也不願在北京與許廣平同居，離母親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畢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氣又日漸壓抑，後來更發生「三．一八」慘案，他自己也幾次離家避難，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家庭，總得另尋一處安全的地方。當然，他最擔心的，還是和許廣平的愛情本身。這裡既有對許廣平的疑慮，也有對自己的反省。「我已經是這個年紀，又有這麼多內心的傷痛，還能夠容納這樣的愛情，還配得上爭取這樣的愛情嗎？」「讓她這樣與我結合，她的犧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現在甘心情願，以後會不會後悔？」「她究竟愛我到了什麼程度？」我相信，每當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煙默思的時候，類似上面這樣的疑慮一定會在他心中久久盤旋，去而復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經浮出了一條逃離絕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時走進去，又怎樣走進去，卻久久下不了決斷。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個新的機會來了，新任廈門大學國學系主任的林語堂，是魯迅的老朋友，邀請他去廈門大學任教。那裡遠離北京，鄰近廣東，不但氣候溫暖，政治空氣也總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塊錢的薪水，正是一個適合開始新生活的地方。魯迅欣然應允，就在這一年八月離京南下，適逢許廣平要回廣州，便一同動身。但是，儘管有這麼好的機會，又是與許廣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確的計劃。他只是與許廣平約定，先分開兩年，各自埋頭苦幹，既是做一點工作，也為積一點錢，然後再作見面的打算。３你看，他還是用的老辦法，當對將來缺乏把握，難下決斷的時候，就先將決斷往後推，拖延一陣再說。 魯迅興緻勃勃地踏上了廈門島。可是，幾乎就從第一天起，種種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來。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閉塞，學校主事人那樣勢利，教師中的淺陋之徒又如此眾多，再加上若干職員和校役的褊狹懶散，終至使他連聲嘆息：自己還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樣糟糕，廈門還會好么？他尤其惱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學者對頭——他稱之為「現代評論派」，居然也紛紛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廈門大學，和他做同事。譬如顧頡剛，他曾公開說佩服胡適和陳西瀅，現在居然也到廈門大學來做教授；自己來了不算，還推薦其他的熟人來，這些被薦者來了之後，又引薦另外的人，這在魯迅看起來，簡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寫信對朋友抱怨：「『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裡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５遠遠地躲到廈門來，竟然還是會遇上他們；在北京受排擠，跑到這裡來還是受排擠，這怎麼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這樣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觸，就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無人澆一杯冷水，於是終於決定日：仰東碩殺！我帶來者！」６這「仰東碩殺」是紹興土話，意思就是「操他媽的！」廈門大學竟然逼得魯迅不斷要在心裡罵出這樣的話，他當然不願在這裡久留了。他到廈門不到四個月，就開始想走。一個學期的課還沒講完，就已經向校方遞了辭呈。他原想在廈門大學工作兩年，現在卻提前一年半離開，當他獨自一個人在夜燈下寫辭呈的時候，先前那種種走投無路，屢屢碰壁的記憶，一定又會湧上腦際吧。 處在這種經常要罵出「仰東碩殺」的心境里，他對和許廣子的愛情的疑慮自然會逐漸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寫信對她說： 常遲疑於此後所走的路：（一）、積幾文錢，將來 什麼都不做，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 做一點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當然有時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為生存起見，我便不問什麼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多了，終於覺得太傻。前 一條當先託庇於資本家，須熬。末一條則太險，也無 把握（於生活）。所以實在難於下一決心，我也就想 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雖然列出了三條路，真心想走的卻是第三條；但他不知道許廣平是否真願意和他攜手共進，也不知道這條路是否真能夠走通。疑慮重重之際，就乾脆向許廣平和盤托出，既是試探，也是求援。 許廣平是多麼敏感的人，立刻就覺出了魯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慮，也知道這疑慮的深廣，她甚至還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後退，這自然使她深為不滿，就用這樣激動的口氣回信說： 你信本有三條路，給叫我「一條光」，我自己還是 瞎馬亂撞，何從有光，而且我又朱脫開環境，做局外 旁觀。我還是世人，難免於不顧慮自己，難於措辭，但 也沒有法了。到這時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遠的人，發一套批評，我將要說：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為舊社會犧牲。換句話，即為一個人犧牲 了你自己。而這犧牲雖似自願，實不啻舊社會留給 你的遺產。……你自身是反對遺產制的，不過覺得這 分遺產如果拋棄了，就沒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農 奴，死守遺產。……我們是人，天沒有叫我們專吃苦 的權利，我們沒有必吃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們是人，天沒有硬派我們履險的 權力，我們有坦途有正道為什麼不走，我們何苦國了 舊社會而為一人犧牲幾個，或牽連至多數人，我們打 破兩面委曲忍苦的態度，如果對於那一個人的生活 能維持，對於自己的生活比較站得穩，不受別人借口 攻擊，對於另一方，新的部面，兩方都不因此牽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點，則等於面面都不因此難題而失 了生活，對於遺產拋棄，在舊人或批評不對，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無理批評，即批評也 比較易立足。……因一點遺產而牽動到了管理人行 動不得自由，這是在新的狀況下所不許，這是就正當 解決講，如果覺得這批評也過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談話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沒有不能吃苦的。８ 這信寫得很動情，也許是急不擇言吧，許多話都說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魯迅不願意解除舊式婚姻的內心原因，又用那樣熱烈的口氣激勵他作出決斷。她甚至不隱瞞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後那一段話，簡直是在賭氣了。 也幸虧是這樣的急不擇言，反而打消了魯迅的疑慮。說到底，他最大的顧慮正在許廣平本人，現在從她的這封信，他看見了她的真心，許多擔心和猶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語氣非常誠懇，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態度也很樂觀。似乎是決意要走第三條路了：「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動的巨變而失力量」，「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我覺得現在Ｈ．Ｍ．比我有決斷得多……」９一個多月以後，他更明白表示：「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１０這所謂「梟蛇鬼怪」，就是指許廣平。 也就在他終於確信了許廣平的愛情的同時，廣州中山大學接連來信，熱情地邀他去擔任國文系的教授和主任。這無疑從另一面增強了他的勇氣。人世間不但真有值得信賴的愛情，他自己也還有可以闊步的生路、無論從哪一頭看，他的條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麼，他為什麼不試一試呢？從旁觀者的眼光看，這自然是又陷入了對自己命運的錯覺，但是，一個剛剛開始全身心浸入愛情的人，他會情不自禁地把整個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會以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個新天地，這一點錯覺又算得了什麼？魯迅內心的虛無感是那體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這樣的錯覺，才能夠擺脫它的羈絆吧。他終於下定了決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廣州，住進中山大學之後，即由許廣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來訪，她也並不迴避。十個月之後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雲里租了一幢三層的房子，與許廣平公開同居。在舊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閉二十年之後，他總算逃出來了。 身邊有了許廣平，他似乎年輕了許多。他的衣著現在有人料理，頭髮和鬍鬚現在有人關心，在那麼長久地禁慾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了女性的溫暖和豐腴，他的整個心靈，都因此變得鬆弛了。在廣州，他與許廣平等人接連遊覽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電影，滿臉歡愉，興緻勃勃。到上海之後不久，又和許廣平去杭州遊玩，雖然是七月份，暑熱逼人，他卻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陪同遊玩的許欽文和章廷謙都暗暗驚喜，從他們十幾年前做魯迅學生的時候起，還從未見他表現過這樣濃的遊興。魯迅本是個善感的人，你只要讀過他的《社戲》，就一定會記得他對家鄉風物的那種善感的天性。可是，由於家道中落以後的種種刺激，到了青年時代，他卻對自然風景失去了興趣。他在東京那麼多年，只去上野公園看過一次櫻花，而且還是和朋友去書店買書，順路經過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兩年，附近不遠就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區松島，他也只去玩過一次。口國以後，住在杭州那樣優美的地方，一年問竟只去西湖游過一次，還是朋友情的客。別人都連聲稱讚「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卻以為「不過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寫《論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錯了位置，你當可以想像，他平日對這些景緻是如何不留心。以後到北京，住的時間更長，遊玩卻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們遊覽名勝古迹，他最感興趣的地方，卻是古董鋪。弄到最後，他甚至公開說：「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１１我不知道他說這話有多少調侃的意味，倘是講真話，那他是錯了。對自然風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個人的天賦當中，多少都埋有親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於後來的經歷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發，變成酷愛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卻遭受壓抑，便自以為對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對優美的自然風景，我們會不會深受感動，這實在可以作為衡量我們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發展的重要標尺。固此，看到魯迅在廣州和杭州玩得那樣快活，我想誰都會為他高興，他童年時代的善感的靈性。那《社戲》中的天真田情態，終於在他身上復甦了。 當然，愛情在他身上喚起的，絕不止是親近自然的遊興。一說到愛情，人總會習慣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輕的生命，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容易把愛情看成青年人的專利，許多人鼓吹愛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賦權利嗎？許廣平是那樣一個富於活力的姑娘，又比魯迅年輕那麼多，魯迅一旦與她相愛，這愛情就會對他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儘可能地煥發生命活力。倘說在紹興會館時，他自安於「農奴」式的枯守。還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靜來抵擋世俗歡樂的誘惑，甚至克制和壓抑生命的本能衝動；他現在卻必須完全改變，要竭力振奮起自己的人生熱情，竭力放縱那遭受長期壓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慾望。男人畢竟是男人，魯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總會希望自己是一個富幹活力的人，一個能夠讓女性崇拜的人。他當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說自己「不配」；１２但他更多的是妄強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潔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輕。事實上，也只有當這要強心在他頭腦中佔上風的時候，他才會但然地接受許廣平的愛。只是這要強心一面允許他擁抱許廣平，一面卻又暗暗地告誡他：你必須像個年輕人！ 魯迅本就是情感熱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許多表現自然會洋溢出青年人的氣息。他對黑暗的極端的憎惡，那種不願意「費厄潑賴「（FairPlay）的決絕的態度，都是極能引起青年共鳴的特性。但是，他畢竟又是個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經歷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種深廣的憂鬱，迫使他養成一種沉靜的態度，不喜歡歡呼雀躍，也不主張赤膊上陣，不輕信，更不狂熱，選一處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塹中靜靜地觀察，這正是他到北京以後逐漸確定下來的人生態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層心境的人生態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鬥志，煥發精神，以一種青年人的姿態置身社會，他的言行就常常會逾出「常態」，顯出一種特別的情味。比方說，他從來就是個實在的人，說話都是有一句說一句，可在磚塔衚衕的家裡與姑娘們笑談的時候，他卻屢次提到自己床鋪下面藏著一柄短刀，又詳述自己在東京如何與「綠林好漢」們[指光復會中人]交往，言語之間，時時露出一絲誇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對青年學生已經不抱什麼期望，所以「女師大風潮」鬧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觀態度。可是，一旦與許廣平們熟識，他的態度就明顯改變，代她們擬呈文，趙草宣言，還一個一個去聯絡教員簽名，組織校務維持會，里外奔走，口誅筆伐，終至被章士釗視作眼中釘，我不禁想，倘若他並不認識許廣平她們，他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嗎？即便出於義憤，站出來聲援學生，也不過是像聯署那份宣言的馬幼漁們一樣，說幾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樣，他向來就不大讚成學生請願，不但對「五四」運動作過那樣冷淡的評價，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還硬把許廣平留在家裡，不讓她去執政府門前請願：「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東西等著要抄呢！」１３可是，當「三．一八」慘案的消息傳來，死難者中間又有他熟稔的女師大學生劉和珍，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連三地寫文章斥罵當局，口氣激烈得近於切齒，我難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對劉和珍們懷有親近的感情，他的反應會不會有所不同？身為這些年輕姑娘的親近的師長，對她們的慘遭屠戮卻全無救助之力，望著許廣平們的悲憤的眼光，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猜想，大概正是這樣的一種心情，才使他下筆的態度格外激烈，詛咒的口氣也格外決絕吧。推而廣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開的文章中，依舊勉力唱一些其實心裡並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經深覺沮喪的情形下，依舊戴著面具，表現出充滿熱情的鬥士的姿態，所有這些「心口不一」的行為背後，是否都有那愛情的壓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說，他到廣州與許廣平會合以後，這壓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應該老是神情陰鬱，於是他勉力說一些鼓舞人的話，有一次甚至斷言：「中國經歷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朵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１４有活力的人不但應該對將來抱有信心，更應該投入實際的革命，許廣平就正是這樣做的，她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革命」滿懷熱情。於是魯迅藏起他先前那個徹底的懷疑意識，也來熱烈地讚揚北伐，讚揚革命。尤其是對青年人發表演講，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稱讚廣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現在已是「革命的後方」；他向中山大學的學生呼籲，要他們用「革命的精神」，「瀰漫」自己的生活「這精神則如日光，永永放射，無遠弗到。」。他更說自己「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１６在一次演講會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門，大聲號召說：「廣東實在太平靜了，我們應該找刺激去！不要以為目的已達，任務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時說的，可以過著很舒服的日子！１７讀著他這些激進的言辭，我彷彿能想像到當時的情景：一個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著台下年輕聽眾們的熱切的目光。用紹興腔提高了嗓門大聲呼喊——為了煥發青春的氣息，他的確是盡了全力了。這也自然，身邊有許廣平，四周又是初到廣州時的青年人的熱烈的歡迎，任何人處在這樣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興奮得像一個十六八歲的小夥子吧。 魯迅畢竟不是十六八歲的小夥子了。一九二七年舊曆初三，他和許廣平等人漫步越秀山，當踏上一個小土堆時，也許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身手還健，他執意要從那土堆上跳下來。他是跳下來了，但卻碰傷了腳，半天的遊興，就此打斷。這腳傷還遲遲不肯痊癒，半個月後他去香港作演講，還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費力。不知為什麼，每當讀到他在廣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辭，我就總要想起這件事，它似乎是一個象徵，既表現了他的心情的活潑，更表現了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四十五歲才嘗到愛情，已經太晚了，他無法像十六八歲的小夥子那樣忘情地擁抱它。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惡意去揣測世事，要他單單在爭取個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備的盾牌，他實際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決意和許廣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顯示一種勇敢的姿態，他內心還是相當緊張。 這緊張也井非無因。就在他到廈門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間已經有一種傳聞，說他和許廣平同車離京，又從上海同船去廈門，「大有雙宿雙飛之態」。１８他們還沒有同居，議論就已經來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飛舞到怎樣。事實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許廣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過這樣一封信：「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於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１９寫信人自稱是崇拜魯迅的青年，卻如此看待他和許廣平的愛情，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會上永遠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眾，你就是再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總會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惡意跟蹤而來。乾脆想通了這一點，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魯迅同輩的文人中，就頗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脫，無所顧忌的。但是，魯迅做不到這一點，愈是心中「鬼氣」蒸騰，愈是把社會看得險惡，一點小小的流言，就愈會引發他廣泛的聯想；形形色色的遺老遺少的攻訐，報章雜誌上的惡意或無聊的渲染，學界和文壇上的有權勢者的封鎖，最後是經濟上的拈據和窘困：他已經無力擺脫那個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劇的夢魘了。 正因為心頭總是壓著那個夢魘，魯迅和許廣平同居之後，依然左盼右顧，如履薄冰。他將許廣平的卧室設在三樓，自己則住二樓，對外只說她給自己當助手，作校對，除了對極少數親近朋友，一概不說實情。即便去杭州，實際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動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預訂一間有三張床的房間；到了杭州，許欽文等人接他們到旅館，住進那房伺後，正要離開，他卻喚住了許欽文，眼睛盯著他，「嚴肅他說：『欽文，你留在這裡。以後白天有事，你儘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他並且指定許欽文睡在中間那張床上，將自己和許廣平隔開２０——這是怎樣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勵許廣平到中山大學給他當助教，口氣是何等堅決：「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對語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２１可你看他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嗎？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樣快活，看到他晚上這樣睡覺，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輩子都沒有真正放鬆過吧，陪伴心愛的女人到西湖邊上度蜜月，都會如此緊張，這是怎樣可憐的心境，又是怎樣可悲的性格？ 這樣的緊張一直持續了很久。從一開始，許廣平就沒有向親屬說過實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經懷了五個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將實情告訴她，並請她轉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魯迅這一面，也是從這時候起，才陸續告訴遠。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報，口氣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給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寫信，說那些流言如何氣人，於是他索性「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２２這哪裡只是通報，中間夾著這麼多解說，而且到了最後還是含混，並不把事情說清楚。也許他並非存心如此？那麼，心裡明明想告訴別人，寫出來卻這樣吞吞吐吐，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許廣平將實情告訴姑母后，對魯迅說：「我的親人方面，如由她說出，則省我一番布告手續，而說出後，我過數月之行動[指生產]可以不似驚弓之鳥，也是一法。」２３什麼叫「驚弓之鳥」？莫非在下意識里，他們自己也有點心虛？一個人受多了壓抑，就會喪失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連評價自己，也會不自覺地仿照周圍人的思路。尤其當與社會習俗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應該理直氣壯，心理上還是常常會承受不住，不知不覺就畏縮起來。魯迅和許廣平這「驚弓之烏」的緊張，是不是也正來源於這一點呢？當然，他們願意將消息公諸親友，總還是因為有了信心，你看魯迅這時候寫給許廣平的信：「看現在的情形，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對許廣平的呢稱]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２４就表露出終於鬆了一口氣的輕鬆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後，才剛剛松這一口氣，他們先前的屏息擔心，未免也太過分了。 注釋 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和許廣平相愛而終於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舉動。正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生命意志的執拗的力量，表現了背叛傳統禮教的堅決的勇氣，表現了一個現代人追求個人自由的個性風采。但是，也恰恰在這件事情上，他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他對傳統道德的下意識的認同，他對社會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現得格外觸目。一個人一旦相信愛情，就不再是虛無主義者，魯迅能夠打開一個缺口，也就應該可以衝出「鬼氣」的包圍，如果這樣來看，他和許廣平的同居就正顯示了他對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但是，他在衝出包圍的途中，要經歷那麼多的猶豫和權衡，這會不會使他終於爭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覺就變了味呢？男女愛情，這本是為人的一項基本樂趣，倘若你必須要耗費那麼長的生命，經歷那麼深的痛苦，才能夠獲得它，你還能說它是一項樂趣嗎？用太多痛苦換來的幸福，它本身已經不是幸福，它甚至會變成一筆三債，將承受者的脊樑壓彎。因此，我一想起魯迅硬拉許欽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們同居而產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魯迅是獲得了勝利，可恰恰是這個勝利，宣告了他將難得再有真正的勝利。 １魯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許壽裳信，《魯迅書信集（上）》，十六頁。 ２魯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七十八頁；並《研究》，四十頁。 ３許廣平：《魯迅和青年們》，《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四輯）》，八頁。 ４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二百十二頁。 ５魯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三十六頁。 ６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一十頁。 ７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六十九頁；並《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頁。 ８許廣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魯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頁至一百二十九頁。 ９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八十七頁。 １０魯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二百三十六頁。 １１魯迅：《廈門通信》，《華蓋集續編》，一百三十九頁。 １２同１０。 １３許廣平：《魯迅與三·一八慘案》，《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三百六十八頁。 １４魯迅：《黃花節的雜感》，《而已集》，四頁。 １５魯迅：《中山大學開學致語》，《集外集拾遺》，二百十五頁。 １６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而已集》，十六頁。 １７清水：《我懷念到魯迅先生》，《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四輯）》，二百七十五頁。 １８川島：《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頁。 １９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魯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頁。 ２０許欽文：《魯迅在杭州》，鍾敬文編：《魯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藝》編輯 ２１魯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二百三十八頁；並《研究》，一百八十九頁。 ２２魯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韋素園信，《魯迅書信集（上）》，二百十五頁。 ２３許廣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魯迅信，《兩地書》，二百七十頁；並《研究》，二百二十頁。 ２４魯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二百四十八頁；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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