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程毅中

·歲月書香·

在歷代古籍中，文學作品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集部的書最多。《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其中集部書1277種(據中華書局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校記的統計)，約佔37％，而且還沒有把戲曲和通俗小說包括在內。不過集部書並不完全等於文學作品。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曾說：「三集既興，九流必混。」他認為古人文集里有許多內容應該屬於子部。另一方面，古人向來有大文學的觀念，把文史哲各類著作都稱做文學。到了南北朝時代，才有文筆之分，還不是分得很清楚。從《昭明文選》到《古文辭類纂》，都收入了一部分理論性或應用性的文章，也是作為文學作品來選的。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制定十年規劃時，曾擬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學基本叢書》的選目，共390多種，其中包括《論語》、《孟子》、《尚書》、《春秋左氏傳》等書，那就是沿襲了傳統的文學觀的。這個計劃至今還沒有完成。如果把原屬經史子部的書剔去，也有200多種。這個任務相當繁重。

集部的書最多，可是前人的整理成果卻相對地少。清代學者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偏重於經史諸子，集部書則整理者寥寥無幾。我們現在出版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是按四部分類法來作比較，史部的書有新校點的「二十四史」，當然是目前最好的版本；經部有影印阮元校刻的《十三經註疏》；子部有重印世界書局本的《諸子集成》，雖然沒有經過校點，但總算都有一套比較完備而實用的叢書。而集部書則相對地少，出得零散，至今還很難配成一套比較完備而實用的叢書。

1977年，為了搶救十年浩劫後專業工作者和廣大讀者所遭受的「書荒」之災，當時國家出版局曾主持草擬了一個《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方案，初步開列了120多個選題，指定由中華書局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工合作，協同出版。後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恢復了工作，重新制定了全國性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在新的條件下，各出版社以不同的名稱和方式分別承擔了這方面的選題。中華書局則仍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名稱繼續落實並修訂原定的計劃。

自1979年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已經出版了34種，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新注本：《說苑校證》、《阮籍集校注》、《搜神記》、《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高適詩編年箋注》；

二、舊注本：《楚辭補註》、《玉台新詠箋注》、《江文通集匯注》、《庾子山集注》、《李太白全集》、《杜詩詳註》、《柳宗元集》、《蘇軾詩集》、《陳與義集》；

三、點校本：《王粲集》、《陸機集》、《何遜集》、《楊炯集》、《盧照鄰集》、《白居易集》、《元稹集》、《羅隱集》、《蘇軾文集》、《曾鞏集》、《清真集》、《山中白雲詞》、《徐渭集》、《顧亭林詩文集》、《王船山詩文集》、《戴名世集》、《船山詩草》、《古詩源》、《樂府詩集》。

這套叢書中大多數是別集，只收入了少數幾種容量不大的總集。至於卷帙浩繁的總集，則中華書局另有一個專門的規劃。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等，或用影印，或用排印，都已相繼問世。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書，能夠組到新注的當然應該優先出版新注本，但是文學古籍的注釋做起來頗非易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願意承擔注釋工作的學者又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新注本出得不多，而且已出的大多是採用了多年以前的存稿。對於少數傑出的大作家集，我們也已組織了幾種新注本，準備編為另一套書。一時組織不到新注稿的書，自然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而且遇有多種舊注本並行時就要選取其後出而較為完善者，或者把各本加以彙集成為集解本。例如洪興祖的《楚辭補註》、王琦的《李太白集注》、仇兆鰲的《杜詩詳註》，都是早有定評而為研究者所必備的基本資料；《蘇軾詩集》則以王文誥所編帶有集解性質的《蘇詩編注集成》為底本，又依據查慎行的《蘇詩補註》、馮應榴的《蘇詩合注》收入了四卷補編詩，並採用馮注的注文，匯為一編。舊注本中也有比較簡陋的，如明人胡之驥的《江文通集匯注》，明知不夠完善，但江淹集只有這一家注本，而且流傳不廣，見者極少，我們先把它印出來提供讀者參考，同時也積極組織新的注本來取代它。

已出版的新注本，一般都是和校勘相結合的，有的書還包括了輯補、考證、集評的工作。如最近問世的《阮籍集校注》，是陳伯君先生的一部遺著，既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許多個人的獨到見解。校注者對《詠懷詩》作出了不少新的解釋，頗具卓見；還對《樂論》、《通易論》、《達庄論》、《通老論》等文章，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闡幽探賾，使讀者對阮籍的思想能有深一層的理解。本書在校勘上也作了不少積極的嘗試，既慎於判斷，在抉擇異文時都說明了依據和理由；又勇於是正原文的舛誤，在互校各本之後擇善而從，不拘泥於古本舊說。徐震堮先生的《世說新語校箋》也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古籍新注本。作者旁徵博引，總結了前人的許多成果，而又深入淺出，作了清通簡要的箋釋。尤為可貴的是對書中晉宋常語及名物之難曉者，輯為《世說新語詞語淺釋》附於書後，讀者可得舉一反三之益。誠如一位評介者所說：「訓詁之析疑解惑，考證之要言不煩，校勘之細緻精核，句讀之審慎不苟，不枉廿年之精力，洵為二劉之功臣。」又如向宗魯先生的《說苑校證》，原是一部沉霾多年的遺稿。作者參校各本，博採群書，為《說苑》一書作了總結性的清理，功力極深。但作者「意在校其訛誤，證其異同」，認為「本書文誼昭晳，待注而明者尟，蔓引《蒼》《雅》，轉同蛇足」，所以沒有致力於文字訓詁的疏通。作為一般的讀本，似乎又稍感不足。只因本書在目前所見各家校注中最為詳盡，因而也列入了叢書。

作為古籍整理，無論舊注本或白文本，都需要從校勘入手，力求文字無誤，才能保證標點的準確，也便於在此基礎上作新的注釋。凡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各書，一般都採用多種不同版本及有關文獻資料，進行了認真的校勘。如果有佚文的話，還做了鉤沉輯集的工作。如余冠英先生等整理的《樂府詩集》，用宋刻本作底本，既用汲古閣刻本作校本，又用有關各史的樂志、作家本集及《玉台新詠》、《唐文粹》、《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古樂府》、《詩紀》、《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書參校，改正了原書的一些脫誤，又在校記里提出了若干可供讀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又如孔凡禮先生整理的《蘇軾詩集》，用清人王文誥的《蘇詩編注集成》作底本，又用了十多種宋、元、明刻本的蘇詩作了詳細的校勘，其中有好幾種古本是非常罕見的。新校本不僅改正了若干明顯的錯字，而且也列舉了不少古本的異文。整理者還運用金石碑帖和著錄金石詩文專著輯錄了一部分佚詩，給讀者提供了大量新的資料。同一位整理者校點的《蘇軾文集》，也是在《東坡先生全集》的基礎上，根據各種文獻輯集了六卷佚文和一卷附錄，成為內容最豐富的蘇文全集。

有些集子則基本上是重新編纂的，如《羅隱集》、《徐渭集》、《顧亭林詩文集》、《戴名世集》等，把作家現存的詩文彙編成集，既收入原已結集的作品，也輯錄了集外的遺文，就比舊傳的本集更為詳備了。至於某些早已散佚的別集，則作了重新輯校的工作。如《王粲集》的舊本缺失很多，整理者根據前人提示的線索重加鉤稽校補，並在每篇作品下註明出處，便於覆核，使讀者足以憑信。對於舊注本的整理，讀者比較歡迎的是會校會注會評式的集解本。我們已經組織的有李商隱、吳偉業的詩集，不久即可竣事。文學古籍的整理，包括校勘和輯佚、辨偽等工序，都是必要的。今天我們能夠見到前人所未見的許多資料，條件比前人優越了，理應做出新的成就，達到新的水平。

在《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編輯工作中，遇到了不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

首先是選目問題。這套書的規模應該多大，哪些書應該列入，哪些書應該優先出版，這些問題曾多次討論過，也曾制定了初步的計劃，但沒有最後確定和落實。在徵求專家意見時，一般總是希望多列一些書，有人設想要比文學史教材上提到的作家作品還寬一些。有人提出不妨以《四部備要》中的集部書為基礎，稍加增減。這樣的設想在目前看來不免失之太寬。另一方面，《四部備要》的集部書共142種，其中戲曲只收了一部《元曲選》，小說家在子部里收了三種，通俗小說則在史部里收了一種《宣和遺事》。現在編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戲曲和通俗小說理應列入。那樣的話選目就更廣了。而選目的能否落實，還要考慮許多外在的因素。主觀設想和客觀需要可能不完全吻合。例如戲曲和通俗小說的名著已經有多種版本在流行，暫時似乎沒有必要另出一種版本。而且實際的需要和可能也往往不一致，讀者急需的書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整理者，而已經整理好的書稿卻不一定適應當前多數人的需要，又棄之可惜。因此這套書的出版不可能完全按計划進行。這種無心插柳式的選稿方法顯然應該改變，而代之以有意栽花式的有計劃的組稿。但實行起來卻困難很多。再加以各兄弟出版社之間的信息交流不很及時，有時同一種書重複出版了相似的版本，而有的選題則互相觀望，遲遲不敢動手。為了避免撞車，我們在確定選題和進行組稿時不能不瞻前顧後，小心從事。

從整理工作上看，問題也很多。集部書中可資借鑒的前人校注本比較少，就是一個局限。古籍的校勘幾乎是一個無底的深谷。企圖整理出一個新的善本，首先要選好底本，當然應該選用善本。從出版者的角度看，善本應該按照張之洞的說法：第一是精本，即有精校精注的；第二是足本；第三是舊本。而確定其為精本或足本，往往需要先作一番認真的調查研究。底本選定之後，還需廣求校本。有時明知此書有較早的舊本存世，收藏在某處某圖書館，但不易得見，不用以校勘又不放心。有時即使能看到書，也不容許作仔細的通校。類似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只能觀望等待呢?再說，校勘的質量是很難用數字衡量的。譬如說，一部30萬字的書，如果找到一個不同版本對校一次，就比通讀30萬字費力得多，結果可能只發現百把處異文，其中只有十幾個字是勝於底本的。至於他校理校的工作費力更多，自不待言。像這樣工作，往往令人感到得不償失，是不是就乾脆不做呢?

標點的情況也是如此。古書的標點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工作，尤其是帶舊注的集子，如果要保證質量，就要不惜時間去查對一些能查得到的資料，如引文的查證，人名、書名、地名的核實。如果點完以後再推敲一番，多查一些書，多請教一些人，或者請人複審一遍，也許還可以把精確度提高百分之幾，可是這也是很費工夫的。

注釋工作更是如此。無論偏重提高還是偏重普及的注本，都需要深入研究，認真查考資料，說不定在某個難點上會擱淺，在一個詞語的解釋上會耗費大量的精力。1987年9月在太原召開的古籍注釋改革研討會上，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古籍的注釋應該多層次、多樣化。但高層次不等於繁瑣考證，釋事忌義；低層次也不等於低水平，還是要深入淺出。總之，古籍的注釋是一項科學研究工作，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讀者對象似乎應該是中間偏上，專業化程度比較高的。因此並不是每一種書都需要加註釋，但一定要給讀者提供最大的方便，如內容的完備、校勘的精當、標點的準確，附有必要的參考資料及索引等，應該是一個實用可靠的版本。然而關於整理的要求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值得研究。例如校勘的體例問題，如何確定校勘的詳略，在什麼情況下只校是非，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校異文而不判斷是非，這些問題很不易掌握，也不一定能定出一個統一的規格。這套書的編輯工作，遇到了不少問題，有待在實踐中繼續探討。我們希望能和讀者一起來討論改進的辦法。

(本文選自《守正出新——中華書局》，中華書局，2008年)

(統籌：啟正；編輯：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