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算讀懂了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 - Qzone日誌

《你讀懂了李白的<靜夜思>嗎？》一文貼出之後，若干朋友大概是心中不服，斷言我也讀不懂《靜夜思》，不懷好意地要求本博主也改寫一篇出來看看；還有一些朋友借用「詩無達詁」這句古話，反對我的「正確、準確理解原詩意義」的說法，彷彿一首詩怎麼理解都是可以的。對這些質疑，我只回答兩點：一、改寫《靜夜思》為散文，我的學生里有寫得相當不錯的，適當時候也許會貼出來給大家看看，我就不寫了；二、對一首詩的理解雖然可以因人而異，但是，一些基本的要求不能跳過。比如對詩人的生平、思想，當時的社會背景，詞語意義，就必須有基本的了解。我認為，對於一首詩的理解，並非漫無標準，是有正確、不正確，深刻、不深刻之分的。

這裡貼一篇討論如何理解杜甫《江南逢李龜年》的舊作，不知道可否算作一些網友所說的解讀「示範」。

論《江南逢李龜年》的詩意來源

丁啟陣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一詩，字面上看，無疑是一首十分通俗易懂的作品。此詩向稱名作，有人譽之為「千秋絕調」（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唐宋詩醇》卷十八），有人認為即使由擅長絕句的王昌齡、李白來寫，也無法超過（清·黃生《杜詩說》）。總之這是一首播在人口的名篇，千百年來被人們反覆吟誦著。對這首詩進行注釋、鑒賞的工作，歷來就沒有間斷過。唐詩中，李商隱的《錦瑟》歷來被認為是難以索解之作，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似乎從來沒有人這麼認為。而實際上，要深入全面理解這首詩，決非易事。至少，我所見的種種說解，對於這首詩的詩意所在都未能闡發得盡洽我心。

就像有學者指出的，假如單以字面意思來理解這首詩，不過是：「我在岐王和崔滌那裡經常看到你，聽到你唱歌，現在，在晚春，我在江南又遇到你了。」（[美國]宇文所安《追憶》，鄭學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4頁。原書作「我在岐王和崔湜……」，崔湜顯然為崔滌之誤）是沒有什麼詩意可言的，因此不能算是一首詩，更遑論好詩。可是，這卻是千百年來公認的一首好詩。那麼，它的詩意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認為，這首詩的詩意來源，至少可以分析為如下七個層次：

第一層詩意來自景物的轉換。詩中雖然有「尋常見」、「幾度聞」、「又逢」的字樣，也就是說，杜甫跟李龜年見面機會有多次。但是，詩人使用了一個「又」字，實際上就等於將他們的見面分成了兩回，即：詩的前兩句代表一回，詩的後兩句代表一回。前一回的見面場所雖然有岐王宅、崔九堂的不同，但可以合併為「富貴人家」，地點一般認為是在當時的東都洛陽（有學者認為是在長安，這一點聞一多先生駁論甚詳，可以採信。參看聞氏《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前後兩回景物的不同是：前者是王侯達官的宅第，後者是暮春的落花飄零。稍加引申，就是：前者是人間景物，後者是自然景物；前者是富貴氣象，後者是美好季節（春季）的殘餘；前者皆為實景（宅第、廳堂），後者乃是虛景（落花，什麼花、多少花都沒有交代）。景物從人間富貴轉換為自然殘季，從實景轉為虛景，必然引起人的失落、惆悵、空虛之類的情感。而這類情感，從來都是中國抒情詩歌的一大永恆的主題。

第二層詩意來自見面數量的變化。詩人跟李龜年的見面，早期是「尋常」，是「幾度」，後者是一次。對此我們可以這樣分析：早期見面是必然的、容易的，後期見面是偶然的、不容易的。人生總是喜聚惡散。必然、容易見面，在當時也許並不覺得怎樣可喜可貴，但是後來回憶起來，總是難得的、珍貴的；偶然、不容易見面，多愁善感的人，都會產生漂泊、無奈之類的情感。兩者對照，就會益發鮮明地襯顯出作詩當時的落寞情懷。這種落寞情懷，細心的讀者都會感覺得到。

第三層詩意來自人物命運的前後變化。只要對這首詩進行注釋，哪怕是最簡明的注釋，也一定會說明一下李龜年其人。綜合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和范攄《雲溪友議》卷第六的記載，我們知道，李龜年是玄宗開元年間最有名的歌者，會譜曲，其中《渭川》曲旋律精妙，當時曾廣泛流傳，因此深受玄宗李隆基的寵愛，待遇十分優厚。李龜年在洛陽通遠里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豪華都「逾於公侯」的宅第，其宅第中堂的寬敞在當時洛陽是無與倫比的。安史之亂爆發之後，李龜年沒能跟隨李隆基到四川，而是流落到了潭州（今天湖南長沙）一帶。「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當時李龜年在當地官員的筵席之上演唱的歌曲，有《相思》，「紅豆生南國，春[秋]來發幾[故]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有《伊州歌》，「清風明月苦相思，盪子從戎十載余。徵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都是王維的作品。可以說，李龜年相當於今天的流行歌曲明星。在其中一次當地官員的筵席上演唱的時候，杜甫見到了他，於是有了這一首著名的詩歌。可見，李龜年是一個曾經繁華、歸於落魄的人物，他的人生今昔，有著強烈的反差。李龜年的遭際命運，足以令人感慨系之。

詩人杜甫的命運雖然沒有李龜年那麼大的起落，但是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杜甫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人家，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朝廷做官，父親做到縣令，母親出生於當時望族清河崔氏家族，家境不會太差。杜甫本人比較早慧，十四五歲就進入文壇，開始跟當時在洛陽的一班名流交往，並且得到了他們的稱讚，「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壯遊》）。可見，當李龜年吉星高照、蒙受寵愛的時候，杜甫也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了。杜甫雖然還沒有得到朝廷的實際認可，還沒有中進士，也沒有得到一官半職，但是，他的心裡是充滿自信的，「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理想也很高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不難想像，杜甫當年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兩次參加進士考試的失敗，十多年長安求官的蹭蹬，四十四歲那年十月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小職位，進入官場，次年八月就爆發了安史之亂。然後是逃難、陷賊，做左拾遺很快就因為上書言事觸犯龍顏，不久又被降職。四十八歲那年八月，杜甫終於棄官不做。從此攜家帶口，踏上漂泊西北、西南、荊湘的道路。喪家犬似的，一路投親靠友。雖然杜甫的詩名在與日俱增，但是這種一路漂泊的生活，也使他飽嘗了人情冷暖的眼色與世味。「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久客》）。這是杜甫見到李龜年前兩年在公安縣時的感慨。杜甫在臨離開四川梓州（今三台縣）時作的兩句詩，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今昔境況，「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詩歌涉及人物李龜年和詩人自身命運兩端的反差，這種人生的今昔對比，是感動讀者、引起感傷共鳴的重要內容。

第四層詩意來自對人生榮衰命運過程的反思與追問。一個有相當詩歌閱讀素養和人生閱歷的讀者，絕不會將自己的聯想停留在今昔兩個端點上，而會從這兩個端點出發，一點點用自己的閱讀經驗和人生體驗，填滿整個過程。根據史書記載，詩中所說的岐王、崔九都死於開元十四年（726）。也就是說，杜甫在他們府上見到李龜年、聽李龜年唱歌，大約都在開元十三年，那一年杜甫十四歲。他們在「江南」也就是潭州（今天湖南長沙市）重逢，是代宗大曆五年（770），這一年杜甫五十九歲。兩回見面的中間，隔了四十五年。這四十五年之中，杜甫我們是比較了解的，李龜年雖然因為缺少文獻記載，無法了解，但是，肯定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誰的人生會是幾十年一躍而過的呢？人到垂暮，難免回憶往昔、反思過去，這四十多年的時間、經歷，值得回憶、反思的內容肯定是無比豐富的。這裡邊，自然少不了關於功名利祿、關於榮辱毀譽、關於愛恨情仇、關於世事輪迴、關於生老病死之類的感慨。

第五層詩意來自對國家百姓命運的聯想。憂國憂民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國文人的一個傳統，也是中國抒情詩言志的一方面重要思想內容，杜甫在這方面又是一位堪稱典範的詩人。從開元十三四年到大曆五年的四十餘年，中間有持續近八年的內戰時期——安史之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戰爭給國家、給百姓造成的災難是多方面的、無比深重的。隨著李唐王朝的從此一蹶不振，由盛轉衰，百姓的生存境況也日趨惡劣。杜甫之所以寫作這一首詩，肯定不是只為了交待他在潭州重逢故人李龜年這一私人事件的本身。了解一點唐代這一段歷史的讀者，是很容易產生這種聯想和感慨的。

第六層詩意來自若干細節的仔細品味。專家級的讀者，是不會放過任何細節的。對於總共只有二十八個字的一首七言絕句，又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偉大詩人杜甫的作品，更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詩中岐王和崔九都曾經是喜歡接待文人的王侯達官，杜甫這麼直接地寫出他們的名號，多少會有一些懷念的用意。岐王李范乃唐睿宗第四子，原名隆范，後來為了避免跟李隆基重字改為單字名。「范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舊唐書》本傳，新傳也有相似記載）。關於崔滌，史書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他接待文士的事迹，但是新舊唐書都記載了他是善於論辯、喜歡開玩笑的人，「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舊傳），他顯然屬於平易近人、口沒遮攔一類人物。杜甫應該是喜歡跟這樣的人交往的。李范的岐王封號是他父親睿宗生前給的。李隆基繼位後，他先是擔任太子少師，接著，歷任絳州、鄭州、岐州刺史，後來升遷為太子太傅。死去的開元十四年，被追贈為惠文太子。按照史書稱述慣例，杜甫似乎應該稱李范為太子。稱其為岐王，可能隱含著詩人的諷喻之意。史書記載，玄宗表面上做出信任、寬待兄弟的樣子，但是他對於王公們的交遊有著嚴格的限制，「…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納」。對一些曾經跟李范有過詩酒往來的人，例如駙馬都尉裴虛己、萬年縣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等都遭到了貶謫處罰（舊傳）。杜甫自己雖然沒有受到處罰，但是他對這種規定一定是有所不滿的。

杜甫稱李龜年為「君」，其中也有文章。杜甫當年在洛陽見到李龜年時，李龜年已經是眾星捧月的席上紅人，當朝皇帝寵愛的人，來頭自然小不了。而杜甫只是叨陪末座的少年，那個時候，他恐怕還不太容易跟李龜年說上話。詩的頭兩句，也可以理解為有自我介紹之意——杜甫記得當年的李龜年，李龜年卻未必記得當年的杜甫。「見」、「聞」措辭的矜持，也可以印證這一點。杜甫詩中，「君」通常用於稱呼親密朋友。例如，《夢李白二首》有「君今在羅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等句。杜甫跟李龜年未見有特別的交往、交情，單獨這一首詩稱呼李龜年為「君」，不免有些突兀。或者，潭州重逢的時候，杜甫覺得他們的地位、身份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李龜年淪落為謀生歌手，杜甫則是當地長官的親友或賓客，而且是「大名詩獨步」（韋迢《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的詩人。杜甫這樣稱呼李龜年，多少有些憐惜對方的色彩。從此不難看出，詩人的心細如髮。

第七層詩意來自文本的外部語境。任何文學作品都既不是橫空出世，也不是遺世獨立的，有著縱橫交錯的各種聯繫、參照物存在。在杜甫的全部詩歌中，論人物類型、內容和結構，《江南逢李龜年》都有一個姊妹篇，那就是《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作《江南逢李龜年》一詩的三年以前，大曆二年（767），杜甫在夔州（今重慶奉節）一位地方官員家的筵席上看到一位劍器舞者的表演，當得知那舞者就是當年著名的劍器舞者公孫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時候，詩人就深情地回憶起了自己兒時一次觀看公孫大娘的舞蹈演出的情形，對公孫大娘的舞蹈藝術給予了高度的讚賞。詩中的人物公孫大娘是跟李龜年同時、齊名的宮廷藝人，可見人物相同。李十二娘原本也當是宮廷御用舞者，可見也跟李龜年一樣，都是從宮廷流落民間的藝人。他們的經歷，都是「梨園弟子散如煙」的一部分。雖然一為七古，一為七絕，字數懸殊，但是，內容、結構都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是詳略不同而已。黃生看出了《江南逢李龜年》「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堪稱慧眼。杜甫之外，別的詩人也有同類或者說相近的作品。這一類作品當然是很多的，舉例來說，早於杜甫的李嶠前後兩次讓玄宗動情感嘆的《汾陰行》是這樣的作品，詩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晚於杜甫的白居易《琵琶行》和劉禹錫《金陵五題·烏衣巷》也是這一類的作品。這些同類的詩歌作品，當然也是同中有異的。無論同異，都有助於讀者加深對作品本身詩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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