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如何造就思想和行為模式的？

07-16

作者：朱麗葉?賽迪維（Julie Sedivy）是「銷售語言」研究項目的主研人。「銷售語言」研究的方向是：廣告是以什麼方式向你兜售的?它都對你說些什麼，? 她定期為《今日心理》雜誌（Psychology Today）和《語言志》(Language Log)撰稿。她是卡爾加里大學的助理教授。

基斯? 陳（Keith Chen）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在一篇尚未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一個令人乍舌的斷言：人的金融信用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選擇,部分地依賴於其語言的語法。

下面是他的觀點：要談論未來事情的人，用於不同表達目的的語言是不同的。對有些西班牙人和希臘人，就要添加動詞詞尾，以明確標明未來時。所以在西班牙，你就要用「escribo」表示現在時間（我寫東西或者正在寫），用「escribiré」表示未來時間（我將要寫）。但是在其他語言，如中國普通話中，表達未來時時，則不需要它們的動詞附加表達未來的語法詞尾，因為在它們的文本中已經有其他的詞語明顯地表達出來了。你只需要相應地寫出「我明天寫」，現在時和未來時都用同一種形式的動詞。

基斯?陳發現，如果你把世界語言以此劃分為需要有未來時詞尾的和不需要未來時詞尾的，你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對比：需要添加動詞詞尾語言的人，退休金少，吸煙多，鍛煉少，更有可能發胖。為什麼會這樣呢？基斯陳的解釋是對現在時和未來時表達方式的明顯差別，促使人們對未來和現在的想像產生了戲劇性的差異，使他們更容易放棄只對未來有益的行為，而更重視現實中的自我。

基斯? 陳的論文雖然正在等待發表，但經使很多出版社已經看到了它閃光的亮點。比如，Sullivan在他的博客中標題為《為什麼希臘人不把事情推到下雨天去做》的博文中把陳的這一觀點展示出來了。早在有些人建議歐盟應對那些出現財政危機國家的退休金實施政府救助之前，他們的語法時態標誌為未來時。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他們語言的語法時態形式對它的語言使用者能會不會產生思想和行為的影響。

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毫無疑問是引人注目的。對很多人來說，在發音中省略掉尾音就是一種懶惰文化的明顯表現，像舒緩柔和的法語，說這樣語言的人從跟上說談情說愛就容易些，條律嚴格的德國思想就部分地源自於於其嚴密，僵硬有序的德國語言。問題是，這種直觀的觀察結果只是街巷之談，需要等待真正的語言學家用他們的真憑實據去磨礪。這正如Guy Deutscher在他寫的一本《透過語言的玻璃窗》書中所說的：「勤儉的丹麥清教徒把很多語言音符丟在了他們冰封風掃的土地上了，比那些懶惰的極地部族丟棄的還要多。如果德國人確實與系統思想的話，那只是因為他們行為及其古怪異常母親的語言把他們腦子的思維能力掏空了，以至於難以應付複雜多變的未來。」

一種永恆的錯誤觀念就是，如果一種語言沒有單詞表達一種獨特的概念，那麼說話的人就必須費盡心機生出一個來。因為在義大利與中沒有一個詞可以直接翻譯「責任」（ accountability）這個詞，是不是義大利文化就腐化墮落了？似乎並不是這樣。英語中沒有一個詞和「粉紅綠色渦旋花呢裙子」這個詞匹配，就把這種服飾丟在一邊，我想你是不會刻畫出這樣一種情景的。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對很多人卻是不可抗拒的，甚至經常用來談論，說沒有動詞詞尾變化語言的人不會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去思考未來。

如果這種想法對你來說似乎還有點道理的話，那麼請想一想下面這件事：在英語中，我們把第三人稱的詞性說成是「he」（他）或「 she」（她）。但是指一群男人或女人時，我們卻不表明性別，而都用「they」（他們）來表示。這是不是意味著人集合為一個群體之後，我們就混淆了人的性別呢？顯然不是。是不是語言把所有名詞都分出性別來（如西班牙語那樣），結果這種語言的文化就要被沒有這種語法特點的語言文化中分離出來呢？如果是那樣，我們就會看到更多的平等主義文化，從名詞為中性的語言的文化中呈現出來，就如達里語是從在阿富汗講的波斯語分離出的變體一樣。如果這種情況出現，那麼語言和思想就完全沒有直接關係了。語言在表達思想時有巨大的靈活性，它們的獨特方式有著驚人的隨意性。

這並不是說語言學家還沒有找到可信的語言對行為的影響。他們有，但是太稀少了。比如，很多語言都迫使其講話者把一些無生命的東西從表面上隨意地歸納入語法中的的有性別的一類。將西班牙語的人就是這樣，把椅子歸入了陰性（la silla）。如果你問講西班牙語的人，是不是把椅子想像成卡通畫中角色，他多半都這一角色選擇為女性。但是，沒有一個人找到了如基斯陳論文中所說的那樣一種語言的語法特徵和大量人類社會行為之間清晰的因果關係。因為基斯陳的研究只是在尋找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我們還不能肯定語法是引起行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動詞的時態標誌和人們日常生活的文化態度一起在人群中傳播，並沒有這個影響那個的情況。例如，可以打賭，你已經發現了有聲語言和吃飯使用筷子之間的相互聯繫，因為二者是在同一個特別地理區域內發生的。但是你難以對別人講，用音調區別詞語意義可以導致用右手使用某種餐具。

這就給我們留下一個疑問：如果語言結構對人思想和行為方式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那麼為什麼我們會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和其他事物相比，語言會有那麼多固有的傳奇性，隨意性，邏輯上的必然性，或者說講究？答案是這些印象更多地是關於我們已經形成的某一種語言和語言使用者文化之間的強大聯繫，而覺少地講這些語言的本質。這些以語言為基礎的相互聯繫可以明顯地引發不同的行為。

Dirk Akkermans和她的同事們的研究為我們畫出了一幅相當好的畫卷。在這幅畫卷中，講雙語的荷蘭人中，玩家起著重大作用，和「囚徒困境博弈」遊戲不同，這種遊戲實際上是在檢測行為的合作性和競爭性之間的相對程度而已。（在這種遊戲中，如果你和你的玩伴選擇了較好的合作技巧，保持你的產品一直有較高的價值，你就能獲得最高的收益。如果你保持合作而對方卻出賣你，那你獲得的收益就會最低。）玩這種遊戲的玩家一半是英國人，一半是荷蘭人---其初衷是英語能比荷蘭語更好地把個人主義和競爭文化結合在一起。使用英語玩這種遊戲的人比使用荷蘭語的人的確能更好地選擇比賽技巧。

但是語言的使用在策略選擇上的效果，卻取決於對英語為母語文化的在遊戲中的表現了解的多少。在這個遊戲的玩家中，在以英語母語國家生活過3年以上用荷蘭語玩遊戲的人中，有51%的時間內採取合作的策略，而用英語玩遊戲的人中，採取合作策略的的只佔37%。比較那些在英語為母語國家中生活3年以下的玩家，使用荷蘭語玩遊戲的採取合作態度的比率為48%，使用英語的為45%。實際上英語熟練程度是沒有很明顯影響的，所以英語並沒有特別的語法形式或特別詞語引發競爭意識。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講英語的人更遵循競爭細微的規則，荷蘭的玩家在說英語的時候在潛意識中接受了這種規則。如果研究者不是變換語言，而是讓玩家看國家的標誌，比如美國的國旗和荷蘭的國旗，禿鷲的照片和鬱金香的照片，也會得到相類似的結果。

所以我最後說，或許學說普通話會使希臘人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把事情留到下雨天去做。另一方面，他們只是獲得了吃飯使用筷子的同樣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