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2015最值得閱讀的長篇小說

「到一九九八年，天空上面會有兩隻月亮，美國會發射一隻人造月亮上去，到時候地球上面沒夜裡頭了，夜裡亮得像日里。」這是孫智正小說《南方》中所引早年讀到的一個說法。一九九八業已遠去，然而自那一年起突飛猛進的可能並非太空領域，不是人們仰望的那一部分，而是低頭，是日常注目的那些物事，尤以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科技所帶來的改變最為顯著。

在此前後，人們越來越多地議論起閱讀碎片化、淺俗化的問題。各種影像、圖片則昂首闊步，擠壓著閱讀的時間和空間。具體到相對嚴肅的文學閱讀，有人說小說式微，更有甚者宣稱電視劇是這個時代的長篇小說。我的看法不太一樣，很可能，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熱衷於「閱讀」，這樣喜歡讀取並需要讀取一個個文本——海量的信息獲得、社會交往和工作展開均有賴於閱讀（及相聯的視聽），一雙雙眼睛盯著大大小小或固定或移動的屏幕，這會激發與此相適應的虛構文本誕生。在另一端，多少年來，小說每每在被宣布死亡之際，便會有新的傑作橫空出世。所以，無須悲觀，只要小說所誕生的那個「孤獨的個人」存在，小說就依然會在場，會發展。

以一個年度為單位來打量一種文體，未必明智。不過，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當下題材的長篇小說越來越多（《兄弟》彷彿一個勃發點），在此視角下，再回望剛剛過去的一年，長篇小說確乎接續了這一趨勢並有所延展。從《群山之巔》到《匿名》，從《歡樂而隱秘》到《我們的踟躕》，從《黃埔四期》到《人類學》……中國傳統資源正悄然得到煥發，中國當下經驗正接受日益深刻的檢視和審美轉化，有不少作家意識到自身創作的慣性或局限性，在破局、立新。

現實生活的變化是迅猛甚至是爆炸式的，觸目驚心、鮮活直接，但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其間也隱含著「幻象」，一落筆可能就小了、偏了甚至錯了。書寫者似乎生逢其時，卻也面臨更嚴酷的挑戰，既要看清逼近的現實，也要眺望或洞見到現實背後的現實和美，就像有位詩人所說：枝葉和花朵搖落，那是「枯萎」，也是「進入真理」。

一

王安憶、遲子建和嚴歌苓是勤勉、高產而又各擅勝場的作家，這一年均有新作，對現實與虛構給出了各自的思考。

嚴歌苓帶來《護士萬紅》（單行本名為《床畔》）和《上海舞男》。萬紅一直認為英雄連長張穀雨不是植物人，經年累月守護著他。作者說這個故事縈繞於心間多年，一再延宕，推翻構思，輾轉寫成。驚喜不大，但作者對生命的珍視，對故事的拓展，是下了功夫的。閱讀時，很擔心英雄連長果真活過來，終究沒有，於他是悲劇，於小說而言則避免了一種廉價的傳奇，並折射出更為真實的世態人情。《上海舞男》寫發生在老上海和當代上海的兩場愛情，推動這相隔數十年的兩段情感的內在力量並不很充沛，但是，關於「漢奸」作家愛情的那條線非常有意味，其間有著歷史與現實的互文，以及人對人的好奇與耐心，嚴歌苓在探問並挖掘，能感到她試圖打破書寫慣性、打開自身的努力。

「你不是在虛構小說吧?」當被告知殺了養母、強暴了「小仙」安雪兒的辛欣來的生父是個大富豪，安平這麼問道。故事的陡轉和逆光而行，正是這部小說振奮人心也考驗讀者之處。作者巧妙地在群山之巔的龍盞鎮，融入大學投毒案、繼子殺繼父案、死刑犯取腎等等社會事件，有回憶，有正在進行時，有無盡的纏繞，有人想「活出人的樣子」，卻不成個樣子，甚至走上不歸路。遲子建的小說有一股英氣，不過較少處理那種十分混沌的題材，而《群山之巔》轉變不小，它粗朴、渾蒙而又奇崛。事實上，近幾年更多的幽暗因素已然潛入其文本，她在用更闊達邃遠的目光打量這個世界。就對自身寫作慣性的省思，對文本的破與立而言，她比嚴歌苓更加自覺，所挑戰的難度也更大，縱使有些地方還不能從容駕馭，但實績驕人，那是一種看上去像魔幻現實而又獨屬於她的筆觸與深入。

《匿名》寫一起陰差陽錯的綁架案，王安憶暗暗抽去了綁架的重重迷霧，而聚焦於一個人在陌生僻遠之境的重生。他要取火，要生存，要發聲，要恢復記憶，要面對危險和寂寥……

這是一個被過度命名的現實世界，到處是名字，是符號；這也是一個被過度暴露的世界，到處是鏡頭，是監測，而作者寫的是一種匿名。一個人如何走過人類漫長的「進化」歷程，或者說，一個人如何成為人類文明的鏡子，可玩味之處頗多。在男主人公即將回到所從來處之際，他死了。這也是一種「回不去了」，它彷彿是虛構人物和作者的共謀，隱喻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斷裂和無奈。

人類文明是否會突然休克或陷入某種極端境地？人可能需要重新用腳思考，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判斷，用被塗抹了的記憶去打撈自己的歷史，重新學會與自己相處，與自然相處，與恐懼以及生命的局限性相處，憑藉極其有限的文明遺存去展開知識生產，回復到一個新的文明層級。王安憶以往的小說一直不乏獨特的思考，但《匿名》更具形而上意味。

敢於嘗試「不好看」的小說，是勇敢的冒險，也是敘事的革新。不過，行文的繁複和綿密也可能是問題，是否語言能更匹配於主旨的轉化？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強化內在的張力？是否能以更新奇的形式眺望那貌似看不見的現實？此外，男主人公的靈魂縱深和主體精神，是否足以撐得起作者所設定的對生活與文明的重建？

二

韓東和弋舟可以說是兩代人，不過，新作均關乎情感，直指現實。尤為關鍵的是，他們還均引入了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

《歡樂而隱秘》包含一定的以文犯險，於韓東而言則是水到渠成。齊林對果兒一片痴情，百般忍讓，原來兩人多年前便有一面之緣，她還救過他，當他們真正可以結合時，他卻殞身斷崖……小說之不同一般在於，它以蘊含於民間社會意識中的「小嬰靈」開篇，涉及因果之說、眾生平等，以及痴與悟等等。

弋舟《我們的踟躕》，寫的是幾個飽經滄桑的人如何選擇，離異後的李選在畫家曾鋮和領導張立均之間徘徊，而他們也無不進退踟躕。一個看上去很簡單的故事，被完成得跌宕連綿，一唱三嘆。

韓東寫的是當下的情感故事，卻又有意無意地回到廣闊社會那些被忽視的肌理褶皺之中，回到那些久遠漫漶而依舊發揮效力的民間思緒、宗教文化和社會意識，這種「回溯」式的注目以及探索，使得這部小說在面貌和筋骨上均與眾不同。弋舟小說中不斷出現「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一詩，就像「踟躕」二字一樣，愛情似乎人人熟識，卻又模糊而搖擺。這與「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相去甚遠，也沒有被唱爛的「死了都要愛」痛並快樂，卻自有其真實、動人。而這樣映射主人公言行的詩句，往往和簡訊、QQ等當下即時通訊一道殺入文本，情感與心理拿捏準確，敘事步步為營。時代看似高歌猛進盛氣凌人，其實遍布曖昧和猶疑。兩位作者在傳統和當下之間建立了一種秩序，一種呼應，一種相互的檢視與照亮。

韓東和弋舟比自己筆下的人物看得更遠更豁達，同時對這些虛構人物又頗為體貼，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將這個時代撕開，而這也可視為一個不斷縫合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外在於個人的「龐然大物」，這兩部作品均不是大動干戈、峻急表達，而是不約而同地都選擇了某種輕或輕盈，以一根既簇新又古早的槓桿，撬動沉重而傲慢的現實。

三

還有很多作家作品，可以稱為「肖像」書寫，他們均著重寫某一類人。如，楊紹斌《誕生》寫一個有性情有苦痛的作家，鮑紅志《楚生》寫楚劇表演藝術家，馬拉《未完成的肖像》寫一群當代藝術家，張者《桃夭》寫律師和法官，常小琥《收山》寫廚師和餐飲業……

以下的幾幅肖像、幾段故事，尤其體現了不堪承受之「重」。

《還魂記》的「亡靈敘事」引起了評論者的注意。一個即將刑滿釋放的人竟死在獄中，其亡魂則迴向自己的村莊。陳應松表示：「我想突破自己過去的寫法，突破小說的文體束縛，表現出一個至少在目前來看，還算是一種很獨特的小說寫法。」如此這般的整體構思和具體敘寫，令人感佩。能看到或感覺到小說中的衝擊力、撕裂、悲苦、幽暗，不過餘味不是很足，如何做到超拔實屬不易。劉慶邦的《黑白男女》以一個礦難起筆，寫死難礦工的妻兒老小的故事，有改嫁，有悲歡離合，這種高像素的呈現方式考驗功力。這不止是礦工家庭的悲歌，還是關於死亡與失去、殘缺的生活以及如何繼續生活之書。周大新《曲終人在》寫作家受邀為一位去世的省長立傳、畫像，小說每一章都是一個被採訪者的口述，從省長妻子、兒子，到領導同事、企業家、教授、住持、演員、保姆、司機等近三十人，帶出省長的功與過、愛與恨、得與失。第二任妻子第一個出場，最後再度登場，她後來的講述——她沒愛過省長，只是同情，且他曾因保護一個幹部而導致她的父母自殺——是一種解構與重啟。小說勉力講述好人難當、清官難做，但是在複雜社會面前還缺乏毅然決然的詰問，書中隱現的「正能量」消解了小說本應具備的爆發力，以及可能逼近的深度。《篡改的命》是作家東西面對殘酷現實的一次狂飆式創作，一個人高考時被冒名頂替，命運逆轉，而他的父親也曾在招工時被人頂掉，為了讓孩子大志能改變命運，竟然把孩子送給了有錢人家（且還是自己的仇家）。小說令人重新認識農民身份與城市魅惑，財富與貧窮，如何愛，又如何獲得尊嚴……觸目驚心的是現實細節，發人深省的是荒誕意味，不過，這兩者的結合有些匆促，作者並未看得足夠遠和通透，筆下人物止於絕望和悖論性的抗爭。

「黃埔四期」有幾分神奇，何頓沒有寫林彪等人，而筆觸國民黨將士，且涉及他們及其後人1949以降在大陸深一腳淺一腳的生活。《黃埔四期》里不少戰爭場面描寫得準確而恢弘，樹立一種標高。這裡的細節鋪陳（以史料、踏訪和自身精氣神為依託），這裡的不事雕琢（以忠實和渾厚為依託），我們總說「中國經驗」，這便是，而且當得起壯闊二字。那種粗朴，那種為共和國另一部分創建者立傳的浩蕩之氣，那種對於弔詭人生的鉤沉與追問，使得其中那些拖沓、纏繞和贅述也變得可以原諒。而且故事講得堪稱「好看」，一種屬於當代長篇小說的引力被召喚了出來。

在此意義上，陳彥的《裝台》也「好看」。作者注目那些給藝人裝台置景的人，他們是幕後再幕後的小人物。在光環止步之處，小說誕生了。作者的胃口好，筆力也足，五行八作、各色人等的肖像生動鮮活。主人公刁順子屢屢自稱是「下苦的」，措辭刺目而又質樸溫厚。這是與文娛舞台對應的「生活場」，有情感糾葛、家庭瑣碎，有工作中的千鈞重擔、刻不容緩、堅韌行事、江湖應對。評論家李敬澤甚至認為《裝台》在當下經驗中回應著古典小說傳統中的至高主題「色與空」，涉及心物、強弱、成敗、愛與為愛所役等。

把《裝台》和《黃埔四期》並置著閱讀，尤其有意味。它們看上去沒什麼技巧，其實兩個作者都不在乎小聰明小手段，而是將妥貼與活力穩健化入一步步的敘事之中，彷彿大象慢慢穿過滿是枝葉、土石和鳥獸的廣袤森林。對自身的短長，對沉重的歷史，對堅硬而飄忽的現實，他們看得比較清晰，他們尊重並挖掘中國經驗和故事。苛刻的讀者可能還不很滿足，期望這樣的作品也能「飛」起來。

四

這一年，還有不少作家的創作值得留意，他們或年輕，或已不算年輕，但都是新世紀以來甚至就是近幾年才真正廣為人知，有的尚未得到充分的認可和關注。他們是：袁勁梅《瘋狂的榛子》、陳謙《鏡遇》，周瑄璞《多灣》、須一瓜《別人》、任曉雯《生活，如此而已》、周嘉寧《密林中》、張怡微《細民盛宴》，葛亮《北鳶》、孫智正《南方》、王若虛《火鍋殺》……限於篇幅不便一一展開，他們對現實和生活各有各的觀察和理解，在敘事上有或顯豁或幽微的探索。

馮唐和路內年齡相仿，對時代的理解、對文本的處理則頗為不同。我專文討論過前者的創作，關於2015年的新作《女神一號》，已有學者點出其可貴的「冒犯」以及問題所在：「是田小明的身體虛脫了，還是馮唐也寫虛脫了？這終歸還是個問題，總不能在那麼狷狂聰慧的冒犯之後，那麼才情橫溢的胡說八道之後，身體就真的完全被掏空了？還是需要一點東西留下來，不只是那點液體。」（陳曉明語）

路內一直在自己的路上行進，風景獨好。他的書寫也有了小小的慣性，不過，從幾年前的《雲中人》和近作《慈悲》均可隱約看出他在調整，在和筆下人物一起轉身，在此過程中，他有意無意地將敘事的榫卯和努力的思考都亮了出來。

比較晚也比較偶然才注意到康赫的《人類學》，斷斷續續讀罷莫名感傷。在這一年的創作當中，這部長篇對我的震撼最大。

《人類學》有些符合艾柯提出的「無限的清單」：詩人的故事，戲劇的衍生，畫家村的流轉，商業的變化，民間人士的遊走，口音的切換，語言的搏鬥，北京的身體，政治的俗常表演……130萬字，頭緒繁多，作者的筆法有點像袁枚《隨園食單》中所言，「有味者使之出，無味者使之入。」從體量到內涵再到社會的輻射性，從形而下到形而上，它與其他小說很是不同，但也有著對現實的磅礴介入，那是1990年代的細節，也是對世紀末的考古，同時又指向新世紀，指向今時今朝。在這裡，馬克思被稱為「鬥爭蒙太奇大師」，有人會花六個小時談論何為無意義，「本報訊」會告訴你「五十萬噸黃沙空降北京」，在主要人物麥弓看來「成功就是失敗」……整部作品是一個超文本，鏈接與正文沒那麼涇渭分明，正文可能更細瑣，鏈接可能更雄渾而精彩。興緻勃勃的書寫中，隱含著一種靜悄悄的野心。一般的讀者未必讀得進，作家也未必。於是便也構成「冒犯」，不過，是一種含情脈脈而又別開生面的冒犯。

科學技術、社交方式、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和閱讀方式無不在變易之中，註定會有新的小說形式出現。《人類學》也許就是其中之一。當然，它不是雅俗共賞、少長咸宜的那種，但絕對是無法歸類也無法低估的開放式奇書，是小說在21世紀之可能的一種美妙例證。作者康赫服膺於司馬遷和《史記》，認同魯迅的語言和創造，從他的文本，還可見對巴爾扎克和喬伊斯等有著獨異的了解和體認。在這樣的作家心中，悠久中國、複雜中國的脾性自是緊要，而對世界文化也大可懷有一種「鄉愁」。

作家要介入現實而不囿於現實，洞察生活而又仰望夜空，檢視自身而又發掘自身，吸納傳統文化而又不泥古不化，博採世界文學的營養而又煥發本民族的特色和經驗……時代在變，閱讀在變，好的（長篇）小說依舊在路上，並註定將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讀者。小說家的命運是開天闢地，是一往無前，也是無盡的領受和艱苦的勞作，一切有如《群山之巔》後記中所談到的：為瞭望見那望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