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

從二戰戰敗到中日恢復邦交的27年里，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時局，如何認識侵略戰爭中的加害責任，希望與中國締結怎樣的關係，以及為何中日兩國之間產生誤解、不信任與對立，此書作出了詳盡的解析。

隨著經濟實力的崛起，中國對國家形象越來越重視，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變成了一個緊迫的課題。只有在他者的論述中，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形象，這是自我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但是為何兩國之間會出現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呢？比如歷史認識的問題，如果只是從自身立場和視角去看待雙邊或周邊問題，無法突破自我中心主義，自然也就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藥方所在。

日本學者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一書，梳理了日本人從二戰戰敗到中日恢復邦交的27年（1945—1972）里如何面對中國、如何認識侵略戰爭中的加害責任、希望與中國締結怎樣的關係，以及為何中日兩國之間產生誤解、不信任與對立。這份對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的詳解，也為中國提供了一面自我審視的鏡子。洋洋洒洒幾十萬言，既是中國當代史的另類解讀，也是兩國民間情感交流互動的重新發掘，提供了官方史學之外的獨特視角。

在一個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民間情感、公共輿論不但塑造著當政者的執政思路，也在潛移默化地左右外交政策的走向，如果中日兩國沒有深厚的民意基礎，那麼僅僅依靠領導人的握手與表態，恐怕很難重現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

透過周邊看中國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一直處於東亞的核心位置，進而形成了一種「中心－周邊」的結構，這種結構不僅反映在權力與實力方面，也表現在心理與思維方面。在民族復興的宏大話語之中，「復興」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恢復「中心」的地位和尊嚴。然而，自19世紀起，東亞格局已然發生了深刻的轉型，20世紀的日本侵華戰爭更是證明「中心－周邊」的結構要想再復原，幾無可能，東亞的安全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

只有在鏡子里，才能看清自己，如果周圍都是鏡子，那麼可能會呈現一個完整的自己。從周邊看中國，從鄰居的敘述中找到另一面的自己，這對於當下中國來說，不僅是學術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乃至國家戰略的問題。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學者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努力，從經典文獻的整理與發掘開始，對東亞的觀念進行一番考古發掘，在故紙堆中找到更加完整的東亞歷史。

馬場公彥的大作，雖然只是解析了二戰結束後的27年里日本的中國觀的變化，但這一學術努力，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周邊看中國的圖景。如果沒有對這段「隔絕」歷史的細緻梳理，恐怕我們很難找到中日關係目前所面臨的各種障礙的歷史癥結之所在。

戰後中日關係的發展與演變一直由官方主導，1972年恢復邦交正常化，並不是兩國在實現和解基礎上達成的共識，而是在內政、外交壓力下，兩國政治家達成的戰略妥協。尤其是田中角榮首相，將恢復中日邦交視為一項必須實現的政績。

在國家戰略行動之外，缺少民間情感的梳理，當兩國社會輿論和情感扮演越來越大的角色之後，兩國關係反而出現了不斷的跌宕。如馬場公彥所言，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日中關係，並非取決於領導層的對外政策，而是由摻雜著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的兩國國民感情決定的，甚至給人一種印象，即領導層似乎是根據國民輿論的動向來制訂政策。

在紙媒時代，輿論可以形成「上意下達」的單向傳播機制，在網路媒體時代，尤其是自媒體時代，輿論的主體已經多元化，無論哪個人或者組織都很難再主導輿論。自媒體時代，也是一個公共外交的時代，外交官或者國家元首不僅受到國家利益的驅動，還要考慮本國的「民意」。然而，民意本身就是可變的，只有形成比較理性與可預期的民意，才能真正改善一個國家的形象。換句話說，在這個時代，國家形象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偽裝出來的。

近些年來，隨著國內中國學的興起，海外的中國學專家都在被研究，尤其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頻頻出現在國內媒體中。研究一個人的中國觀都比較難，更何況是要研究一個國家的中國觀呢？馬場公彥不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也是非常出色的出版人，也許正是因為後一個身份，他才有可能寫出這樣一部完整日本人的中國觀。

簡單來說，中國觀就是日本人如何看待和敘說中國，那到底誰是日本，誰說的中國才有影響力呢？馬場公彥對問題進行了轉換，日本主流媒體上訴說的中國，基本代表了日本人的中國觀。那誰來生產輿論呢？從信息提供者到編輯，再到信息接受者，這樣形成了一個輿論生產與傳播的環流，而編輯或者媒體平台扮演了一個信息整理、加工的角色，讓雜亂的信息井然有序，等傳播到讀者眼中，就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進而藉助讀者形成一個輿論場。

輿論不等同於媒體，並非所有的媒體都能夠塑造輿論，比如新聞報道，很多都是閱後即毀的「短命消息」，因此，從信息的生命力而言，深度報道與評論才能塑造輿論，產生社會影響力。馬場公彥非常精巧地從日本媒體中選擇了具有影響力的月刊或者半月刊，這些都算是綜合性雜誌，在4500多種雜誌中，綜合性雜誌只有70多種，這些雜誌的篇幅可能超過三四百頁，猶如知識的百貨商店一樣。

相比於新聞報道所代表的消息類媒體，綜合性雜誌則是言論性的。「通過探尋雜誌上所發表言論的軌跡，自然就可以勾畫出那個時代言論空間的輪廓。」當然，發表言論的並非全是記者，也包括學者、商人、政客等，藉助職業編輯的中介，形成了多元化的言論場，共同塑造了輿論。綜合性雜誌曾經歷過黃金時代，它們對權力保持一種批判態度，成為後來者研究那個時代所必需的「史料」，因為它們代表並塑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

人們一直說中日關係源遠流長，但是在戰後27年間，兩個東亞大國卻彼此隔絕，成為「熟悉的陌生人」，以至於現在仍然很難彼此理解，矛盾與紛爭時時出現。

馬場公彥所研究的那個時間段里，中日兩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屬一個文化圈的兩個國家卻難以並肩前行。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敗、中國內戰及美蘇冷戰三重因素，將中日兩個國家置於不同的運行軌道之中，也奠定了當下中日關係的基本框架。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國是熟悉的，甚至要比中國人更熟悉，為了征服中國而派出了大量的調查團，比如著名的滿鐵資料，依然是中國學者研究近現代中國史的重要史料。

戰敗後，日本軍隊投降，日本民眾（包括在中國的開拓團）撤回日本，日本了解中國的渠道基本中斷。更重要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認識也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雖然他們認為並沒有敗給中國，卻不得不接受中國勝利這樣基本的事實。甲午戰爭之後形成的對中國的心理優勢，受到巨大挫傷。

在戰後反思的過程中，日本人發現在戰前形成的很多認識，不但無法解釋中國的時局，也無法解釋中國的歷史。軍國主義政府不但發動了災難性的侵略戰爭，而且關掉了很多具有「言論」生產能力的媒體，知識分子失去了發聲的渠道和平台，國家也就失去了自我免疫與防護的機制。因此，作為戰後反思的一部分，原先的「中國通」、「支那通」們遭受了一場知識信譽的危機。

戰後初期，日本國內關於中國的言論依賴於從中國回來的戰俘、歐美記者，甚至是國民黨的高官（閻錫山等人就曾發過文章）。歐美記者藉助駐紮中國的優勢，可以發表來自一線的調查報道和評論，其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日本各類綜合性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最多，且不乏真知灼見。比如，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順從蘇聯，更不會成為蘇聯的棋子。此外，回國的戰俘撰寫的對八路軍政策的文章，成為日本戰後「責任論」的起源。當然，這一時期言論的生產受制於中國時局的變動，也就是國共內戰的勝敗已定，日本急需要了解中國共產黨。

戰後27年間，東亞冷戰正酣，甚至出現了兩場熱戰，中國都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日本通過冷戰的「竹幕」審視中國，日本的中國觀中疊加了事實與想像，加上冷戰的意識形態的束縛，難免出現諸多偏差。從戰後對中國的讚賞，到後來因中國國內政治動蕩而產生的多元言論的紛爭，再到文革時期，甚至於日本共產黨的中國觀都出現了分裂。面對同樣一個中國，日本的中國觀是多元對立的，言論的生產從來難以真正客觀中立，而是如德國學者曼海姆所說：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兩者之間徘徊。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的中國觀是不是更客觀了呢？未必如此，隔絕27年後形成的中國觀，以及背後言論生產的邏輯，並沒有改變。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有許多日本人將其視為威脅，也有許多人將其視為機遇，安倍的看法與日本商界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樣。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日本人的中國觀，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現實的中國，假以時日，就會改變日本乃至世界的中國觀。

《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孫興傑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2016年第6期總第5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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