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四次滅佛事件
中國歷史上的四次滅佛事件
文/曹斌鋒
佛教從兩漢時期傳入我國,到現在已經兩千多年了。在這期間,佛教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曾和儒家、道教以及諸多宗教進行過多次激烈的鬥爭,歷經無數風險,四次面臨滅頂之災,但最終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所稱的「三武一宗事件」(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後周世宗),又稱「滅佛事件」。
一、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公元424~452年在位)出身於鮮卑拓跋部,繼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之後,進兵中原,統一了黃河流域。作為明元帝拓跋嗣之子,他十六歲即位,年少氣盛,「銳志武功」。起初他對佛教也很敬重,常引高僧論法。後來,道士寇謙之(後被民間稱為寇天師)來到洛陽,大力宣揚道教「清靜無為,入道成仙」的道理,深得太五帝信任;加之他手下重臣崔浩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他二人不遺餘力的詆毀佛教,於是太武帝轉而信奉道教。太武帝為充實兵源,接受二人建議,於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開始,北魏太武帝下詔限制佛教,指責佛教「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養沙門。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出兵經過長安,在一寺院中發現兵器、造酒器具、財物和窟藏婦女,於是北魏太武帝大怒,下詔大規模滅佛,誅殺沙門,焚燒寺院經像。後來雖由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緩宣詔書,使很多沙門僧侶聞訊遠逃,一部分經像得到隱藏,但在北魏政權所轄境內還是發生了大量僧尼被殺,寺院佛經毀滅殆盡的情況,尤其是境內的寺塔被盡毀無遺。
二、北周武帝滅佛
西魏恭帝三年(北周孝閔帝元年,公元557年),鮮卑族大將軍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取代西魏稱帝,國號周,建都長安,史稱北周。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他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禮》來改革官制,並經常召集群臣研究何探討富國強兵之道。
據史籍《魏書·釋老志》記載,當時,佛教在北周轄境內急速發展,北方僧尼達二百萬人,佛寺多達三萬餘所。由於僧尼享受免稅賦徭役的待遇,寺院佔有大量的土地。北周武帝要統一北方,所採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因此,他首先是削減僧尼和寺院,此後多次召集名儒、眾僧、道士討論三教優劣,規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第三。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命僧人、道十辯滄二教的優劣,不久便即下令禁斷佛教與道教,展開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這次滅佛與北魏太武帝的滅佛不同:一是佛、道二教皆被禁止;二是雖毀壞寺院,焚毀經像,但並不屠殺沙門,而是迫使他們還俗為民;三是設立「通道觀」,提倡「會通三教」,但強調以儒家為正統。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率大軍滅了北齊政權,又下令在原來北齊境內禁斷佛、道二教。於是,約有三百萬僧人被迫還俗,境內八州四萬餘所寺廟全部改作宅第,所有佛跡統統焚毀,財產由官府沒收。不過在此期間,有很多僧人隱匿於民間暗中奉佛,或逃到南方去了。這一次,中國北方的佛教幾乎滅跡。
三、唐武宗滅佛
唐武宗李炎,生於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農曆6月11日,本名李瀍,臨死前十幾天改名李炎。在位時間從公元840~846年為期七年,終年三十三歲。唐武宗身在藩邸之時就喜好道術,即位後更是崇尚道術,他將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降誕日(農曆2月25日)定為降聖節,全國休假一天;又在宮中設道場,在大明宮修築望仙台,拜道士趙歸真為師,對他們的長生不老之術和仙丹妙藥十分迷信。
從唐會昌二年(公元842年)農曆10月起,唐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並沒收其財產。這期間有個僧人自稱能夠做「劍輪」並能打敗敵軍,唐武宗准許他試做,結果僧人不能做成,就把他殺了。此後,唐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唐會昌四年(公元844年)農曆2月,唐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捨者,背杖二十。
到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四十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五十歲以下,很快連五十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唐武宗的旨意,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農曆7月裁併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十寺,每寺僧十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三十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唐武宗的大規模滅佛舉措,天下一共拆除寺廟四千六百餘所,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六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
這對以後佛教的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經》、《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台、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四、後周世宗滅佛
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後周世宗為了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下詔禁止私自出家;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未受敕額的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處死。
當時周世宗禁毀佛教的原因,主要是當時僧尼功令漸弛,以致寺僧浮濫,直接影響到國家賦稅、兵役。另外漢地崇佛,大量銅用於製造佛像,致使銅錢出現短缺,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個重要原因。後周世宗這次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鍾、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世稱「一宗法難」。
周世宗的滅佛和前三次有所不同,帶有整頓的性質。
附:
錢文忠說玄奘兩三事:
「俗世惹塵埃晚年起風波」《玄裝西行記節選》
最重要的佛經《瑜伽師地論》翻譯完成了,玄奘也作為住持,住進了剛剛落成的大慈恩寺。此時已年近半百的玄奘,應該可以專心譯經,平靜安逸地渡過自己的晚年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卻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十五日,五十歲的玄奘陪同唐太宗到了翠微宮,在此談論佛法和印度的見聞。五月,在一次談話的時候,唐太宗突然覺得頭疼,但他並不以為有異,仍然留玄奘在宮中住宿,準備等自己稍微舒服一點的時候,繼續跟玄奘談論。沒有料到,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就駕崩了,時年五十三歲。而唐太宗駕崩的時候,玄奘就在他身邊。
這對於玄奘來講,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且不說唐太宗對他不遺餘力的支持,對他發自內心的尊重,與他非常融洽的交流,用佛家的話來講,作為一代帝王的唐太宗和作為一代高僧的玄奘,他們是真正的有緣之人。白天陪唐太宗聊天,談論佛法,晚上再趕工譯經,這幾乎已經成了玄奘的一種生活方式。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自從唐太宗駕崩以後,玄奘就一門心思,全心全意投入到譯經工作中去:
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
也就是說,玄奘不再放棄每一刻光陰。每天訂好學習工作計劃,如果白天有事情被打斷的話,當夜一定補足,必須完成才肯歇手。玄奘就以這種態度在進行工作。
而這一年,玄奘還遭受到另外一次非常沉重的打擊。從歷史角度上講,這次打擊固然不能和一代帝王駕崩相比,但是在玄奘的內心世界,在個人情感上來講,這次打擊的嚴重程度,恐怕不亞於唐太宗的駕崩。
玄奘的得意弟子辯機,是他最重要的助手,這從《大唐西域記》的署名是兩個人——玄奘和辯機,就可以看出。這部書,是玄奘口述,辯機筆錄,師徒兩人共同完成的,可見辯機對玄奘有多麼重要。而就在這一年,這位當時佛教界幾乎都認為是玄奘最好衣缽傳人的得意弟子,這位在唐朝佛教界中聲譽正在冉冉升起的僧人,居然因為和高陽公主私通而被殺。因為玄奘和皇室接觸密切,所以他的弟子也有很多機會跟著自己的師父直接進入到皇室的生活圈裡,辯機就是這樣認識了高陽公主,並和高陽公主產生了感情。當時辯機年僅三十歲,玄奘不僅失去了一個得意的弟子、一個得力的助手,還對玄奘的譯場產生了很不良的影響。
一年之內,玄奘失去了理解並支持自己的帝王唐太宗,緊接著又失去了自己最得意的徒弟,玄奘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更大的風波還在後面。其後發生的兩件事情,給玄奘的晚年,甚至整個生命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太宗駕崩後,唐高宗李治繼位,而唐高宗對玄奘依然非常尊重,政府對玄奘翻譯工作的支持也沒有因為唐太宗的駕崩而受到任何影響。玄奘在翻譯之餘,還為很多刺史一級的高官授戒說法,玄奘的信徒越來越多,這些皈依弟子的俗世地位也越來越高。來自日本、朝鮮半島、西域,甚至來自印度的學生都紛紛拜在玄奘的門下。這些人當中有不少回國後都大有成就,玄奘的影響也由此傳遍了東亞,甚至回饋到佛陀的故鄉,回饋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也就是玄奘五十六歲那一年,玄奘遭遇到兩件很不好的事情。
一件是玄奘當時組織翻譯了兩部很重要的講解佛教邏輯學的著作——《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這兩部經翻譯成漢文以後,玄奘的弟子就這兩部經書撰寫文章,進行熱烈的討論。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這場討論超出了佛教的範圍,引起了當時唐朝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呂才的注意。呂才寫了一部書,叫《因明註解立破義圖》,針對玄奘門徒的論著,提出了四十多條批判性意見,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討論。這部攻擊玄奘的書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不過呂才為自己這部著作所作的序還保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但在當時呂才的支持者絕不在少數,而是人數眾多,地位也都不低。他主要從傳統的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經濟等等角度,公開提出要控制佛教的發展,提出要抑制教權,維護皇權。因為他看到佛教在唐朝發展太大,僧人的地位太高,帝王對僧人太尊崇,他從這個角度提出攻擊,於是玄奘和他的弟子們在當時的處境就變得相當的尷尬。爭論到後來,成了一場混戰,把當時唐朝的思想家和學者官員都卷進去了,最後,只能由唐高宗下令:「遣群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皇帝讓大家到慈恩寺,恭請玄奘和呂才面對面辯論,決定勝負對錯。從這道詔令來看,皇帝還是很尊重玄奘的,雖然根據佛教史籍的記載,呂才「詞屈,謝而退焉」。事情的真實情況恐怕未必那麼簡單,場面也不會太好看。
另一件就更不妙了,它甚至成為玄奘輝煌一生中罕見的被後人所詬病、批評的一個污點。當時中印度有一位僧人,叫「布如烏伐邪」,翻譯成漢語名字叫「福生」,他帶了五百多夾、一千五百餘部的佛經來到長安譯經。從現在留下的文字記載來看,也許是由於宗派的分歧,也許還有別的不足與為外人道的原因,福生受到了玄奘的嚴厲壓制,不僅他的翻譯工作無法進行,而且最終還被逼離開了長安,最後死在瘴氣之地,而福生隨身帶來的五百多夾梵文經典卻被玄奘奪走了。
福生的結局很凄慘,所以當時很多人同情這位中印度僧人,對玄奘頗多微辭。然而,也很有一些學者,包括一些相當著名的學者認為,由於玄奘當時的地位越來越高,引起了人的嫉妒,所以他的對立面也越來越多。這件事情也許是確有其事,但玄奘的對立面將此事的負面性有意誇張,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性。但是這件事情在歷史上是存在過的,玄奘可能利用了他當時的崇高威望,和唐朝皇室的密切關係,打壓了一位不同宗派的印度僧人,這在玄奘的一生中是非常罕有的一件可以被人批評的事情。
當然,這些都沒有動搖玄奘崇高的威望,至少在唐朝皇帝的眼裡沒有。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二月,玄奘還為唐高宗的婕妤薛夫人落髮受戒。三月,唐高宗親自為慈恩寺撰寫碑文。四月御書碑落成,玄奘率領慈恩寺和京城的僧人舉行了盛大的迎接儀式,官方也派儀仗恭送,「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人」,場面非常火爆。十一月一日,武則天施捨一件非常珍貴的袈裟給玄奘。十二月五日,武則天生子滿月,依然請玄奘進宮為皇子(佛光王)剃度,師父是玄奘。這些都是很高的榮譽。
從唐太宗到唐高宗,甚至連驕橫的武則天,都對玄奘**師十分尊崇。唐朝皇室的虔誠與禮遇,使一向謹慎小心的玄奘也錯誤地估計了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接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成為玄奘人生的轉折點呢?
大概是玄奘覺得自己跟皇室的關係很密切,於是在這一年上了一道奏章,要求廢除兩條法律:
第一條是「先道後佛」。我們知道,唐朝的皇室為了掩蓋自己混雜的血統和卑微的出身,將道教的始祖老子作為自己的祖宗,於是,道、儒、佛,在官方的排序中,佛教是最低的。玄奘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把佛教排在道教之前,卻被唐高宗斷然駁回。
第二條,要求廢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唐朝的規定,和尚和尼姑如果犯法,是按照俗人一樣定罪,沒有任何特權的。玄奘上表章要求廢除,也被唐高宗駁回了。
由以上兩條可以看出,皇帝雖然非常禮遇玄奘,可是玄奘在朝廷上也不是說什麼都行。歷史有其兩面性,帝王其實還是有點打壓玄奘的。
就在這一年的前後,玄奘因為早年西行求法,翻越過多的雪山,而落下的冷病這時突然發作。這個病以前靠藥物控制了好幾年,也許因為這兩個表章上去以後被駁回,玄奘心情不太好,這個病在這一年的五月發作了,而且來勢兇猛,幾乎不治。幸好唐高宗派御醫全力救治,玄奘才稍微好了一點,唐高宗還把玄奘接到皇宮裡面供養,並且讓玄奘在宮中譯經,「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照料得非常周到。
顯慶二年(657年),玄奘奉命陪唐高宗到洛陽,在翠微宮進行翻譯工作,唐高宗希望玄奘「無者先翻,有者在後」,也就是說,翻譯的時候希望把漢譯本裡面沒有經典的先翻,這個建議未必不合理,卻沒有被玄奘採納。
此時,玄奘利用身在洛陽的機會,提出要回鄉探望姐姐張氏,並且為父母遷葬。我們知道,玄奘是兄弟姊妹四個人,老大的名字歷史上沒有留下來,二哥就是玄奘進入佛門的領路人——長捷法師,這是玄奘的親哥哥,而玄奘現在要去探望的就是這個三姐,玄奘自己最小,是家裡的老四。玄奘一到洛陽,就希望去探望這個幾十年沒見的姐姐,也是玄奘在這個世界上有世俗血緣關係的唯一親人。唐高宗非常爽快地批准,並通知地方官員妥為安排,一切費用儀仗由國家支付。
玄奘以翻譯佛經為自己的生命,覺得伺候皇帝是一種拖累,於是再次請求到嵩山少林寺去譯經。這個在我們眼裡應該是很應該被批准的請求,居然被唐高宗以非常嚴厲的態度拒絕了,而且這次皇帝還破例親自書寫複信,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
我們不難從中感覺到絲絲的寒意。
我想,唐高宗拒絕玄奘的要求,這裡邊無非是這麼幾個原因:第一,玄奘在我們眼裡當然是一代高僧,是在文化上、佛學上、翻譯上有重大貢獻的人,可是在皇帝的眼裡,差不多也就是個文學侍從,像李白差不多的。皇帝高興就找你談談,所以希望你不要離我太遠,皇帝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主義、非常自私的。第二,在歷史上,帝王都不大願意有號召力的高僧居住在自己控制不嚴的偏僻山林,否則萬一信徒眾多,登高一呼,或者有人打著你的旗號謀反呢?所以這一次是乾脆、嚴厲地拒絕,玄奘也就不敢再提出類似的要求了。
十一月,玄奘再次發病,身體日漸虛弱。《舊唐書》記載說:「京城人眾競來禮謁。」京城人流來往眾多,大家都來拜見玄奘,弄得玄奘不勝其擾,玄奘成了當時唐朝的百姓、官員,乃至外國來唐人士心目中一個非常耀眼的亮點。同時,玄奘又是慈恩寺的住持,所以他還要被造金像、布施、接待外賓等瑣事煩擾,搞得自己體力明顯地下降。他最終下了決心,既然皇帝不允許我去遙遠的少林寺,那我就提出離開長安,去玉華寺。玄奘是動了腦筋的,這個地方相對來講也比較偏僻、冷清,但他跟唐太宗曾經在那裡渡過非常融洽的時光,所以這樣提的話,唐高宗是不好拒絕的。這一次唐高宗允許了,從這以後,一直到圓寂,玄奘再也沒有離開過玉華寺,換句話說,玄奘的腳步再也沒有進入過繁華嘈雜的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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