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落魄終成顛——徐文長【2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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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落魄終成顛——徐文長還舊樓主2011年8月13日轉自《靈山居士的空間》徐文長徐渭（1521-1593），字文長，精書法、擅詩文、通戲曲。在中國寫意花鳥技法的演繹中，徐渭是集大成者。他在精研前人寫意花鳥畫的基礎上，首創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潑墨大寫意花鳥畫，對後世影響深遠！清初的八大、石濤到乾隆時的「揚州八怪」延綿到晚清的趙之謙、吳昌碩乃至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這些大家巨匠無不受其影響。鄭板橋對徐渭服膺之至，不惜「以五十金」換取徐渭塗抹的一枝石榴，並曾刻制了一方「青藤門下牛馬走」的印章鈐蓋畫中。齊白石曾自稱「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墨葡萄圖軸》《花卉手卷》壓抑的童年、少年和鋒芒畢露的才華徐渭的早年：畸形的出身與奇異的才華。心理學認為，童年體驗是人心理發展的一個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對一個人的個性、氣質、思維方式等形成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童年的體驗，特別是那些印象深刻地體驗，往往給人的一生塗上了一種特殊的基調和底色，在個體的發展史上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徐渭為侍妾所生，始生百日而父死，依繼嫡母苗宜人而居。在他十歲那年，因家道衰落，苗宜人竟遣散他的生母和一批僕人，這都在徐渭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創傷。《蕉石圖》《花卉圖卷》十四歲那年苗宜人死，他又不得不改依同父異母的正出的長兄徐淮，這對他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使他從小形成了獨特的壓抑與反抗，拘束與放縱性格。徐渭小時候就顯露出了出眾的才華，六歲時「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畸譜》）八歲為文援筆立就，「君子縉紳至有寶樹靈珠之稱，劉晏、楊修之比。」十幾歲時為文，「指掌之間，萬言可就。」連庶出都算不上的家庭地位，未百日而喪父、親母被賣、嫡母早逝的痛苦，沒有一件順心的事，這種經歷使年幼多才的徐渭很小就行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這種童年的坎坷的經歷，尷尬的家庭、社會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靈，使他「性絕警敏」（陶望齡《徐文長傳》）遇事多疑，漸生病態，以致後來發展神經分症。《蘭花圖》十謁九不見——屢屢敗北　　徐渭的青年時代和科舉。徐渭早年是一個功名心很強的人物，由於他生在一個科舉至上的社會裡，他也曾著意科舉幾乎半生，希望走上仕途，一試身手，本來似乎在科舉之途上易如反掌，結果卻一再敗北，從他自著的《畸譜》來看，他二十歲中秀才後，從二十三歲始參加科考，直到四十一歲，連考八次，卻屢屢敗北。什麼原因？他在十九歲時因童試再次落第憤而上提學副使書中自己作出解釋：「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於時。」所謂「不合規寸」即是不符合當時的封建思想，那對當時來說就是異端思想。四十四歲時還想參加考試，因故未能成行，此後即廢考。他熱切嚮往功名順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兒抱策滿萬言，殿頭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龍顏笑，明日金鞍搖馬鞭。」此詩雖是寫給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梅蘭竹圖》《菊石圖》徐渭的自我價值始終得不到實現，而「自我實現是人類最基本的動機，人類都具有一種自我實現的需要，即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各種潛能的趨向。」他在《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中說：「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璧，關色黯歸繻。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為脫離在長兄徐淮哪裡乞食的生活，這位兄長對徐渭並不好。徐渭在《上提學副使張公書》中自敘處境時說：「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長兄那裡生活不下去哪。後來不得不入贅潘家，五年後妻死搬出潘家，賃房開館授徒，以後長期困頓，時不時入人幕府求食。一次次痛苦的科考失意極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傷心。《墨葡萄圖》他的《桑枝半月一蟬振羽》說：「飲露自憐留月伴，吟秋誰解倚風聽。人間夢想冠纓貴，唱斷清聲喚不醒。」對痴情進入社會上層的某些人物，借秋蟬的鳴聲巧妙地提出了諷諫。從熱中功名到淡薄名利，這是徐渭思想的一個巨大轉變。徐渭的思想最終可歸結為一句話：法乎自然。他說：「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慮而啟之，非有作為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順應人的血肉之軀而全其自然天性視為人生的基本要義，這就是「中」，所謂「中之雲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徐渭推崇自然天性的認識和當時另一位思想家李贄反對禁錮「人慾」達到了殊途同歸。《觀瀑圖》《歸途》　　從幼年到壯年，徐渭經歷了人生中種種難以忍受的痛苦——幼年失怙，青年喪偶，家園零丁，科場頓挫。他所遭受的不幸中的任何一項都可能是人的心裡發生嚴重的畸變，何況是一次次的遭受打擊，何況徐渭的自我意識又是那樣強烈，這些都埋下了精神病變的禍根。《杏石圖》《松鼠葡萄圖》徐渭的師從與異端思想　　徐渭幼年從陸如剛學習「時文」，二十八歲師「季長沙」，後又從表兄王龍溪，而季王皆王守仁門人，為王學左派，將「良知」引向禪學，對徐渭有較大影響。王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徐渭的一生：「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掛礙系縛。堯、舜、文、武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洒脫之機，非有加也。「明代中葉在理學解體的過程中產生了心學，人的價值得到了日益重視，人的欲求得到了肯定，在美學上出現了背離禮樂傳統的趨勢，表現真性真情的主張。對日常生活的肯定，對男女性慾的表現以及對自我個性的張揚。《蕉蔭憩鵝圖》徐渭的認為「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鎖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把「聖人」的範圍擴大化。這實際是對道學文人為維護綱常而代聖人立言的猛烈抨擊。他還指責朱熹「只是要人說他是個聖人，並無一些破綻，所以做別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間事事不稱他心，無過中比求有過……」矛頭直接對準理學大師，揭其「小人」面目。徐渭這種早年的異端思想不僅沒有因為科舉的失意而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如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歲再赴鄉試時，提學副使薛應旗在他的試卷上批雲;「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的思想儒道釋兼而有之，徐渭在對他少年時的朋友蕭翊的評價中說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這是他自己的表白。《花卉》《梅溪圖》　　徐渭除學習王學左派思想外，後來又得禪宗高僧玉芝和尚的指教，這就是「既而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學。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他說：「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慮而啟之，非有作為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順應人的血肉之軀而全其自然天性作為人生的基本要義。徐渭終身追求適心任性，放情恣情，不為心違，不為性拘，維護自己的天性。然而，徐渭心胸狹窄，報復心極強，「間或籍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言」，這就導致「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陶望齡《徐文長傳》）晚年又多次自戕，「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滿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然而「竟不得死」（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的生命中儒道釋俠思想兼而有之，而歷史上各家思想兼收並畜，得到完美表現、淋漓盡致的發揮的大作家恐怕只有唐代的李白，而在徐渭身上這些思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揉合，而是畸形的發展。這和徐渭痛苦的人身經歷一起共同導致了徐渭的瘋狂。《石榴圖》崇尚自由與痛苦的幕府生活、黨爭和殺妻　　為報效祖國、養家糊口、一展才華，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當科舉之路不通情況下，徐渭不得不走上了「代人歌哭」的幕府文人生活。這種生活也曾一度使他快樂，但大多卻是失意與痛苦，是導致徐渭「瘋狂的重要原因」。《驢背吟詩圖》　　曾得浙江總督兼兵部侍郎胡宗憲支助買一處宅院，晚年貧困又搬出借居。他最後的歸宿非常凄慘：「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陶望齡《徐文長傳》）似乎命運在跟他始終開玩笑，他平生崇上自由任性，最不能忍受寄人籬下，卻一生不得不多次入人幕府，這大概是她最痛苦的事情。他曾隨會稽典史參加抗倭戰鬥，到福建順昌寄居內兄潘伯海驛丞署，在平湖縣署講授經文，騎驢冒雪入浙江總督胡宗憲幕府為書記，沒舟北上京城入禮部尚書李春芳幕。至宣化入總督吳兌幕，至馬水口入參將李如松幕。徐渭《狂鼓史》雜劇里彌衡所謂：「拜帖兒長拿，沒處兒投納」，正是他親身經歷的痛苦寫照。《黃甲圖》　　徐渭以文士入人幕府，就要替人舞文弄墨。不得不屢屢替胡宗憲諂媚他一直堅決反對的嚴嵩，討好嚴嵩，一應《賀嚴公生日啟》等書札都出自徐渭之手。食人之祿，為人儘力，這才是一代才子徐渭的最痛苦之處，正是：「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隱不顯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儘管徐渭的《獻白鹿表》、《再進白鹿表》迎合了喜好神仙的明世宗，「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使他大獲名聲，在胡府中地位極高，也是他曾一度得意，但這無法改變他的社會地位。徐渭後來把他代胡撰的文章結集，竟有百篇之多，十分慚愧，只取其半，他說：「其他非病於大諛，則必大不工也。噫，存者亦諛且不工矣。」《墨葡萄圖》只是他仍希望世人理解他的不得已：「然有說存焉。余不能病公（胡宗憲），人亦不能病餘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既然胡宗憲做這些事是不得已，希望人們也能原諒我。這種現實的壓抑與徐渭心中追求自由的渴望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導致徐渭心中的無比憤怒，而這種憤怒又導致徐渭對傳統和現實的反叛，他在《題內兄家所藏畫鹿》一篇中寫道：「知君本是曠盪流，懶束帶鉤事官守。正如麋鹿困樊籠，終想長林悅豐草。」《雪竹圖》題詩曰：「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埋清折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萬恨難消。」借被大雪壓折的竹子詠志，抒發心中無可遣釋的憤恨。年輕時他曾說：「生無以建立奇絕，死當含無窮之恨耳」。但結果事與願違，他苦苦抗爭命運，只能抱恨終生。　　徐渭多負才略「多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他想在金戈鐵馬中一展才華，從軍入幕也不失為一種方法。胡非常看重徐渭，能夠包容徐渭狂放的作風，但這也助長了徐渭的傲氣，使他以後結交其他權貴時放不下架子，動輒甩袖而去，這給他以後的人生帶來了很大的麻煩。1561年（嘉靖四十年）迎娶張氏應該是猜疑鬼神作祟。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罷相，胡因結交嚴黨而被罷免，禮部尚書李春芳托杭州查某給徐渭六十兩聘銀，請他入幕，李是當時嚴黨的反對派，入其幕府本來是徐渭渴求的，他欣然答應，但李不是胡，李春芳要求於門客的文字非常多，「諸撰繁多不能概及……收散文目，類有掌管，胡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徐渭不能忍受其苛刻的待遇，他覺得這種沒有自由地日子是對他個人尊嚴的極大蔑視，而李也不能容忍徐的散漫任性，徐渭請求辭去，李春芳不同意，徐渭就斷然拂袖而去。惹怒了李，習慣於頤指使氣、身居一品的李春芳認為是對他的大不敬，派查某上門，責令徐渭立即回府，徐渭變賣家產得銀六十兩，要查某退回李春芳，查某不受，不久徐渭不得不勉強回京最終得翰林院編修諸大受等人從中斡旋，徐渭才得以脫身。《花鳥》使徐渭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隨之，胡宗憲下獄，使徐渭內心掀起了難以忍受的痛苦的波瀾，他認為自己不應在活在世上，於是寫下了《自為墓志銘》，隨即設法自殺，1565年胡宗憲瘐死獄中，作《雪壓梅竹圖》，病發。次年，狂病發，殺張氏，入獄。　　總之，由於徐渭獨特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為以後埋下了病根；才華橫溢而又屢試不中，使他承受著煉獄般的心靈痛苦；他極度可望自由卻又不得不數次寄人籬下，忍受著無法擺脫的捆綁與束縛；再加上他本人儒道釋俠多種思想兼而有之和不幸的人生。這一切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徐渭身上，使他患上了現代意義上說的「精神分裂症」。或許，正是徐文長的發瘋、發狂，才使他的詩文、書法、花鳥是那麼的個性張揚！他的不幸又是我們多麼大的幸運啊！《賦得夜雨剪春韭》西方人有幸，他們有梵高！中國人萬幸，我們有徐渭！歡迎進入還舊樓主個人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