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成長曆程與文學創作 | 暨南大學講座文字實錄
人們常說黎紫書藉助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走上馬華文壇,然後創造三連冠、連續五屆獲獎的文學奇蹟。新加坡學者潘正鐳曾經說:「花蹤」文學獎即使只培養出一個黎紫書,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這樣一個評價對於作家來說已經勝過文學獎本身帶來的榮譽。她的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2010年被評為亞洲周刊的十大中文小說之一,2011年被評為第十一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文學大獎,2012年獲得香港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評委推薦獎,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部小說的競爭對手,不是馬華文壇,而是整個華語文學圈,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文壇的一線作家,比如王安憶、賈平凹、閻連科、格非、嚴歌苓等,黎紫書的小說占居了毫不遜色的平等地位。
王德威教授曾經討論黎紫書的文學意義,他認為如果我們要去閱讀、理解馬華文學,黎紫書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一個經典性例證,她的小說表達出對馬華族群生存命運的關懷和批判,在文學實踐方面她也進行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對人們豐富世界華語文學的認識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樣本。他認為黎紫書的小說書寫筆峰起落,饒有大家風度。我也見證了黎紫書是馬華文化名人,今天陪她去陳家祠書院參觀,便有讀者當面認出她並索要簽名,可見她在華語文學圈確實具有非常高的人氣。
這次講座主要涉及她的人生經驗和文學行旅,同學們可以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我們會留出時間讓大家與黎紫書互動,歡迎黎老師開講。
一 漫長的路
黎紫書:大家好!最近這幾天我都奔波在見讀者的路上,以前看張國榮、譚詠麟的告別演唱會,一開就是好幾十場,那時候我產生一種懷疑,因為他們每一場都可以很激動,因為都是告別演唱會,每一次都可以流淚、激動。我就想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到40多場,每一場都是告別,每一場都同樣投入。我想我是不行的,因為之前在北京已經有幾場講座,再加上許多的採訪,採訪裡面問到的一些問題其實跟講座裡面問到的問題是重疊的。這幾天一直在想同樣的東西,每天都這樣,我就覺得一次比一次麻木,覺得自己像一個機器人,黎紫書就只是在扮演一個角色,而這個角色我已經覺得疲憊了。
我希望今天是不同的。
我到了這裡以後才發現自己真的有很多讀者,他們真的是讀過大部分黎紫書的創作,因為他們是抱著一種做學術研究的心態在讀。之前幾天的一些場合已經有很多老師和學生不斷向我提問,問題很精到,針對馬華的情況或者我的作品來問,這些問題比許多記者問的更有意思。我對今天講座交流這部分特別期待,希望我自己能夠講一些新的東西。
我的作品現場各位大部分都讀過,就不談作品了,我想談一些比較輕鬆的、個人的內容,特別是心路歷程這方面。
記得前兩年在北京,新青年文化公司重金購買了《百年孤獨》的版權,他們舉辦了一個非常隆重的推介禮,當時我在北京,因此也被邀請出席。我到那裡,看見台上有一些我熟悉的人,如梁文道先生、莫言先生,這些名字和面孔都很熟悉。推介禮之後出版社安排了一個午飯,在一間比較高級的飯館裡面吃飯,入座之前我們有一點時間,與會者可以聊天,當時梁文道和莫言正在抽煙,我在他們的中間,梁文道介紹時問莫言和我兩個人之前有沒有見過面。我們兩個同時想了一下,我說沒有,大家都認為彼此是沒有見過面的。但是後來坐下來吃飯,就在同一張桌子,我突然間想起來,其實我是見過莫言的。我是真的見過莫言,可是為什麼剛才我沒想起來?很多年前,那時候我很年輕,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馬來西亞小女孩,莫言跟王安憶到吉隆坡舉辦了一場講座,我忘了舉辦方是誰,反正對我一個文學愛好者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莫言和王安憶要來了。那個講座在吉隆坡城市書院舉辦,我在怡保,那時候交通系統不是很好,我記得那天我坐了長途大巴車趕去,講座在中午舉行。下車以後,在馬來西亞毒辣的太陽底下跑著去,因為大巴誤點,我到現場時講座已經開始,莫言跟王安憶坐在台上講話,我覺得自己非常渺小,就是一個土包子,誰也不是,滿身大汗,非常狼狽。講座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才來到,姍姍來遲,我非常怕別人注意到我,慢慢的躲在陰影裡面,慢慢的躥去,大概就是那種角落,躲在陰影裡面一直在聽。
事實上那時候我什麼也聽不懂,既聽不懂莫言的口音,也聽不懂王安憶的,當時我們在馬來西亞很少接觸中國大陸的口音,我真的聽不明白他們在講什麼。但是我就那樣站在角落,一直聽完了整個講座。講座完了以後,文學愛好者蜂擁而上,拿書給兩位作家簽名。我當時好像沒帶書——我忘了有沒有帶——反正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又覺得自己滿身汗臭味,狼狽,不想走進去,然後就偷偷的溜走了,回到了怡保。
這個事情我當時去過,但是後來忘記了,在梁文道問我跟莫言有沒有見過面的時候,我也沒有想起來。後來吃飯的時候,我坐在那兒,看到莫言一直在講一些小笑話,自我調侃,說自己的笑話,比如自己不值錢之類,我突然覺得莫言這個符號,從我以前躲在角落偷偷看著他,拼了命想要聽出來他講什麼的那個莫言,今天我跟他坐在一塊兒,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聽著他講著這麼人性化的這些小小的笑話,然後我就想,原來我已經走了這麼遠的路,從我站的角落,到我今天坐在飯桌上,我原來已經在寫作上走了這麼久。一直在這條路上走,我自己都沒有察覺其中歲月的流失和轉變。雖然我今天這麼說,但是我很安慰的是,我終於可以跟莫言坐在一塊兒吃飯。
當然,我知道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因為他好像又走得更遠一點,真會跑。
可是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我很有感觸,回家就自己在想這些事情。以前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對一個像我這樣在馬華的文學愛好者而言,從來沒有想過真的會投進寫作這條路。馬華本土基本沒有一個全職作家,所有的東西純粹只是因為愛好文學,我們喜歡寫作、閱讀,有一份正當的職業,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裡寫點兒什麼。抱著這樣的心態,有一些什麼文學獎就參加一下,有機會發表就發表一下,這樣一點點的稿費幫補家用,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態,從來沒有想過用一個作家的身份,跟我們覺得非常神聖偉大、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一塊兒吃飯,起碼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天。
二 寫作與表達
我今天要跟大家說一說為什麼我會成為一個寫作人,以及為何會走上這條路。
我知道大家熟悉不少馬華留台作家非常出色,其實在我之前,他們在中國文壇展現出強大的創造力,受到非常大的認同。我不是走在前面的一個人,可是我比起他們可能有一些不一樣,不一樣的就是我是本土派,不是留台的。我覺得能夠出現這麼好的留台作家是有原因的,馬來西亞因為華文教育的關係,我們習慣了,馬來西亞的華人與其他許多東南亞國家華人有一點不一樣,又是一個比較弱勢的群體,人數也比較少,通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發言權,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會被當地的文化或者被別族文化所吞沒、同化。可是在馬來西亞,我們從祖輩開始就有一種捍衛自己文化的心態,遠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強烈。
以前產生過不少著名的華教先驅,其實也不能說他們受的教育特別多,他們還不是什麼知識分子,但是他們抱著一種華人必須懂得華語、必須接受華文教育的心態,當時甚至賭上自己的工作、功名、性命,去跟當局政府鬥爭,經過許多努力,結果馬來西亞終於有了自己的華文教育。我們的小學有華文小學,但其實是公立的小學,是半津貼的小學,用華文做教學的媒介語。到了中學以後,這些小學生可以選擇上公立的中學或者私立的獨立中學。「獨中」跟公立學校不一樣,它是用華文媒介語作教學語言的,如果是公立學校就會用馬來語或者英語做教學媒介語。留台作家一般都在「獨中」念中學,因為「獨中」問題在於統考,當時統考只能夠被台灣承認,他們不能夠用統考成績去申請進入我們國家的大學,所以這些從小就接受華文教育的精英只能到台灣去念書深造。
中文基礎特別好的這些人,對於中文也明顯特別熱愛,他們到「獨中」這樣一個看起來比較沒有前途的學校去上學,是因為他們家裡特別在意學習中文這麼回事,或者說他們自己本人特別在意這個事,也就是說這些人特別執著於自己的母語。這些人後到台灣念書,就展現自己的寫作才華,甚至在他們的作品當中表現出自己對中文的那種執著、熱愛。像李永平寫的小說,甚至有台灣讀者也說要拿一本漢語大辭典去讀他的小說,因為裡面太深,有很多平時沒有用的字或者非常不常見的一些符號,但是都是真的,這些東西確實需要深厚的功底,只有具備深厚的華文修養的作家才能寫出來。
留台的這一批人當中出現優秀的華文作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就是這種總體環境和形勢造就了這批人。當然我們也會看到,這批留台作家儘管在台灣已經很多年,他們的寫作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他們的馬華身份,他們書寫的題材、背景常常還建立在馬華基礎上,像李永平還是在寫婆羅洲經驗。雖然他們已經在台灣生活這麼多年,甚至有的已經入籍台灣,但他們書寫來源於他們的成長記憶,那一片家園,所謂的故鄉經驗。
我跟他們不一樣的是因為我不是一個「獨中」生,我家裡從來沒有在意過華文教育這回事,我自己也沒有在意,我就是隨波逐流的一個人,小學讀華小,六年中文小學教育使我養成了閱讀的習慣。不是因為家裡父母栽培才有這些習慣,因為我母親算是一個文盲,我父親經常不在家,家裡基本上沒有這個氛圍,也沒有誰去培養我讀中文。我家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是一個特別鬱悶的家庭,特別不快樂的家庭,我從小就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對人之間許多微妙的事情變化特別敏感,所以儘管家裡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父母或者長輩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比如說我父母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吵過架,一次都沒有。如果發生了激烈的事情都是在很壓抑的情況之下發生,小孩子是不知道的,我相信我的姐姐和妹妹她們大部分都不知道,可是因為我會觀言察色,我覺得很鬱悶,想要逃進另外一個世界裡面。我覺得不快樂,那時候發現閱讀是一件最好的事情,閱讀的時候可以非常專註,你可以暫時離開那個讓你鬱悶、苦惱的現實世界。
小的時候,我拿到什麼書就讀什麼書,漫畫看得非常多,接觸武俠小說以後就瘋了一樣讀武俠,我真的是沒有選擇的,拿到什麼就讀什麼。我有一個怪毛病,只要打開一本書就開始讀,並且會堅持把它讀完,儘管我讀不懂,但是有一種打開了就要讀完的怪僻和執著。在不明就理的情況之下,培養了一種依賴閱讀的習慣,從此再也離不開,我覺得這已經是我隨時帶在身上的一扇窗,在我不快樂、身體不好或者特別鬱悶的時候,打開這扇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通過閱讀,我的寫作經驗慢慢積累,觀察別人說話,書寫時用用他們的語言。但是小的時候,大人沒有察覺這些東西,最能體現出來當然是在學校的作文課上。我記得小時候,每一次作文都名列前茅,是班上最高分的幾個小孩之一。有一天老師把我們的作業派回給我們,發給我們之前他說了一番話:「我想告訴你們,五年級寫一篇很好的作文,拿了很高分,六年級的時候再拿這一篇東西交上來,你不會得到同樣的分數。」他就說了這樣一番話,沒有再說什麼,那一天所有向來得到高分的孩子,突然在那一天都沒得到高分,只有我還保持著平常應該有的分數,所以老師稍微的表揚了一下。同學們覺得很驚訝,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還能夠保持那個分數,所以她們借我的作業本傳閱。我現在再說的時候,已經記不起老師的樣子,也忘了他的名字,那時候大概是12歲,他說那番話的時候,我受到的衝擊是很大的,所以那番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面。我想原來是這樣子,原來你要活下去,長一歲就應該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應該有一個進步、變化,人長大,每走一步、每活一年就應該有一些新東西、新想法,不能夠逗留在你曾經覺得你很好的狀態裡面。
小時候的這個觀念,老師不知道,我自己當時也沒有意識到,它會一直跟著我。到今天,老師的那番話表達的想法逼著我、驅動我在寫作的時候創新,我很怕自己還會寫出去年或者之前寫過、水平還是一樣的東西。只是因為我現在寫短篇小說很拿手,或者我覺得微型小說寫得很強。在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之後會擔心如果我現在自我感覺良好,這已經很好了,那就代表著我已經不能寫得再好,或者沒有不一樣的東西寫出來了。面臨這個情況我就會放下它,我覺得微型小說寫得很好的時候,我就會放下微型小說不寫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寫得很好的這個想法會讓我逗留在原地。
我剛才說到一個老師,我再說一個老師。他是中學的中文老師,雖然在國立學校念書,但一個星期還有幾節中文課,老師通常水平也一般。我記得的這個老師滿頭白髮,長得很英俊,但是教課實在太差,只是「賣相」還不錯,儒雅,很有教書先生的樣子。他每次上課全班幾乎半數以上要睡覺,但我沒有睡。我不管上什麼課都有這麼一個壞習慣,人在,但靈魂不在。我會在自己的作業本上畫東西、寫詩、寫信,而且到了中學時候,我已經極度懶惰,非常看不起教育制度,幾乎大部分作業我都不交,老師把我當成不可救藥的一個學生。我畢業以後就想要嫁人,從此「了結」長生。我以前時常曠課、逃學,老師開始會問我理由,或者給他請假信,那時我自己寫假條,然後冒充父母簽名,久了老師也知道我這一套了,甚至我不上課也不過問我,處於一種完全放棄的狀態。
可是,即使所有功課都不交,有一門我是非交不可的,那就是華文的作文。
其實老師沒有特別表揚我,可是幾乎每一次作文老師肯定要給我全班最高分,甚至有時候有一些題目我特別不喜歡寫的,如議論文之類,我特別不喜歡的就不交,但老師就會當眾問,為什麼這一個禮拜你沒有交功課?因為其他的作業我也沒有交,只有作文是交的,如果有一天不交作文,老師當眾喊我的名字,問我為什麼沒有交作業,那種心態就像是一個作家發現了你生命中的第一個中心讀者,如果你不交作業他會問的,就是說他一直留意著你的作業,為什麼你沒有交你的作文給我看。這時我心裏面就會有一種意識:我有一個讀者。
老師還有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儘管他教書很不好,可是每次作文我都不按常理出牌,老師說寫一個750字的作文,我每次都會寫,不過可能是一首詩,可能是一個很長的小說,我覺得最過分的一次就是打開一本新的作業本,從第一頁寫到最後一頁的一個小說,其實根據老師要求只需要寫750字,但我寫了那麼一整本,也許,可能那才是我生命中第一個長篇小說,我把它交上去了。我是準備著要被涮的,老師的脾氣再怎麼好也肯定要罵我,至少會說幾句吧。他把作業本發回我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考試時不要這樣。我想,當然,考試時候哪有時間寫這麼多,當然是不會這樣子。我說:當然,不會。然後我回去打開我的作業,還是像平常一樣很高的分數,每一頁都有老師看過的痕迹,老師把一些錯別字、錯誤挑出來在上面改,只是這樣子而已,什麼話都沒有說。
這個老師我跟他從來沒有怎麼樣交流,就只是這樣子,他從來沒有在班上怎麼表揚我。就這樣,很平靜的中學過去了,我畢業了,因為太懶惰,我騙母親說我考不上大學,我的成績上不了大學。其實我是考得上的,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會考試的學生,有那種考試的小聰明,雖然平時考試很差勁,都是「滿江紅」的,可是大的考試或者會考的時候,前面兩個月我就開始準備了,打開歷年的參考考題,算一算出題率,每一科的出題率,做很多這種很取巧的事情。當然也有很真實的,例如數學,我平時的分數都是超低的,可是到了考試的時候,我是真的會把考題從第一頁做到最後一頁,整本滿滿的把它做完,而且非要找到對的答案不可,那種強勁的奮鬥。到了大考、會考的時候,只要老師把考卷派回來,人還沒有到就可以看到老師的表情變化,他會以一種不可思議、非常懷疑的表情看著你,你就知道你得高分了。老師覺得不可思議,常常是這樣子,所以其實在後來會考的成績是很好的,可是我騙母親說不行,我考不上大學,母親說,那沒辦法了,去工作吧。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去工作了。
後來我有了一點小小的文名,開始參加比賽,得一些獎,在文壇上開始有一點點名氣和地位的時候,突然之間我就想起我的老師來了。雖然我跟他沒有什麼交流,可是那時候我突然對這個人充滿了感激之情,一種非常感激的狀態。我覺得這種感激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以前羞於啟齒,也沒有找到什麼門道,所以也沒有表現。那時候我是當記者了,我又回到母校試圖去聯絡這個老師,可是老師退休了,不在。好吧,我有點人脈,因為是記者,所以拿到了他住家的地址。可是我不敢貿貿然的上門去,而且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因為我是一個不太懂跟別人溝通,向來是比較孤僻的一個孩子。我想算了,還是寫一封信了,然後就開始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了出去。寄了出去以後,終於有一天等到老師的回信了,我印象中,老師以前一直都是只喊我的名字,我的原名叫林寶玲,老師就會喊林寶玲,我收到老師的回信的時候,我當時還在院前掃地的時候,郵差先生來了,我拿到那封信,非常工整的字跡,我一看就認出來是老師的字體,上面寫著林寶玲女士。我突然就覺得,我還是希望老師喊我林寶玲,可是你忽然覺得你在人世間一種位置的變化,老師現在意識到你不僅僅是一個學生,不是當年的黃毛丫頭,你現在是社會上的一個什麼人了。他這麼正式的稱呼您,讓我非常的心傷,我不要這樣的一種改變。後來收到信之後非常激動,痛哭流涕。
以後從此,我親自上門去拜訪這位老師,我常常回到家就去拜訪。去年父親節我打算去拜訪他,之前就跟他說我明天去拜訪您。我想父親節可能他的孩子會替他慶祝,就不要那麼早,等他們吃完飯再去。大概是九點鐘吧,我去到他家裡,老師早已穿得好好的坐在客廳,我問他,今天父親節,你們應該吃過飯了吧。他說沒有,因為我沒有說好時間,所以他不曉得我什麼時間來,他不願意出去跟孩子吃飯,也要等我來,我突然間覺得很感動,結果那天帶著他跟師母出去吃飯,感覺是我在跟他慶祝父親節一樣,到今天還保持著非常好的師生關係。
我就是一個很悶騷的人,很壓抑,其實心裏面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事情要表達,可是在當時甚至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表達,或者說我一直覺得口語從來不是我的強項,我缺乏這個用口語跟他人溝通與表達的能力。所以因為這樣,我才是一個寫作的人,我沒有這個表達能力,可是我有這個需要,覺得有很多話要說,或者因為我的孤僻、安靜讓我比別人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看這個世界,看人之間的變化,看人世間事情的深處。在同一個事情上,我看到的東西跟別人的不一樣,可是這個不一樣的是很難以用語言、口語去言說的。那麼我需要最適合我的一個表達方式,所以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我就是選擇了文字,文字很安靜、沒有噪音,文字可以讓我深思熟慮。我之所以不喜歡說話,不喜歡跟別人對話的一個原因是覺得那樣一個即時的反映,人家問你問題馬上就要回答,你要停個五分鐘再回答是不行的。那麼我覺得有一種壓迫感,壓迫我說話,壓迫我回答,讓我沒有想好就要回答,一般正常人對話十之八九都是廢話,為了一種場面上不要有僵局或者冷場,必須講一些什麼話,但是這些話通常沒有意義。可是寫作不一樣,寫作都是想過才寫的,每一句話因為有它的意義存在才寫下來的,所以我就是這樣的,不是天生的,只是我選擇了這個表達的途徑,選擇了文字這個工具,是因為它是最適合像我這種在現實中、在語言上不善於表達的人。
三 自我展示與身份設計
再說回這個講故事的能力,我以前很奇怪,我是一個很愛撒謊的孩子,我是很愛講故事的一個孩子,在讀小學的時候,下課同學們聚在一起,大家捧著自己的飯盒聽著某個人講話,某個同學會講一些鬼故事,當然,我在旁邊,常常不參與,但是我聽著聽著心裏面就有很多反駁,你這個鬼故事不通,剛才這樣講,現在那樣講,邏輯不對,很多破綻。那時候都是在心裏面想,有一天我終於也開始講我的鬼故事,我發現效果非常好,因為我的邏輯思維非常好,而且講故事能夠自動圓滑,讓其他同學臉上非常驚恐,大家很喜歡聽我說鬼故事,好像是我自己親身經歷過一樣。在那個時段,每天下課的時候大家捧著飯盒聽我講鬼故事,非常有滿足感。
後來我發現我其實是一個有表演欲的人,剛才說過我很悶騷,我雖然很安靜,時常自己躲在一角,多麼不屑於與人家談話,可是當我被安置到一個位置上時,我突然間會變得充滿表演的慾望,所以每一次只要我上台,都會覺得自己是明星。我的這個心理是講鬼故事的時候發現的,到了以後真的有機會站上台,比如說上「花蹤」文學獎領獎台,花蹤稱之為「文學奧斯卡」,作為得獎人去講話的那一刻我是表現最好的,得獎最讓我開心的是可以站在台上表演一下作家的風範,一個得獎者應該有的表現,最後我站到了台上,平時我是一個不怎麼講話的人,記得第一屆我得了三個大獎,要上台講三次話。因為得獎成績在揭曉之前所有得獎者並不知情,第一個獎宣布時,我的講話雖然看起來發揮得那麼好,其實是我心裡早已打好腹稿,至少想到萬一得獎我該講點什麼。
我講完下台,突然間主辦方的高層,也是我的上司突然跑過來截住我,跟我悄悄地說:你快點想,你快點再想兩個。意思是說我還有兩個獎要拿,讓我趕緊再想兩個講話內容,因為他怕我等一下不知道,胡言亂語,不知所然,太高興了。我心裡在想,我早就想好了。不是我事先知道自己會得獎,雖然不知道最後是否會得獎,至少知道自己入圍,四個獎都參加,至少要準備四個發言內容,每一個不同的獎要說不同的話。因此,我就是那種平時看起來獃獃的,每次開會都是一副靈魂出竅的樣,但是我是那種會提前做好所有準備的人。
我覺得對現實的人有一種像導演或者小說家設計的心態,我設計了這個場面或者我設計了我自己,比如說黎紫書,我從來沒有想過她會是另外一個人,因為以前寫作的時候,本來就想著那是一個筆名,中學上課時我在練習本上拚命的簽名,簽「黎紫書」,因為我突然覺得這個名字很好看,拼起來很好看。那時候我很年輕,還是少女,所以可以原諒,而且那時候也沒什麼典故、理由,只是覺得漂亮,以後要是不喜歡可以再換。下課時我旁邊那個同學說這個黎紫書是誰,我就跟她說是我,我就是黎紫書,那麼我從此成了黎紫書,然後我就開始去設計。後來發現當了「黎紫書」,有了它的知名度,大家對它有了期盼,突然就想黎紫書該有一個形象了,她不僅僅是坐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寫作的一個人,她要出來見人的,她要站在這樣的場合裡面,用屬於黎紫書的形象來發表演講。如果只是像我以前用原來的身份「林寶玲」這個人,她是不會在這裡跟大家說這些話的,她不是這樣的人,她是很笨拙的一個人,可是黎紫書不能是這樣的人,至少出版社是不容許的。
剛才我說了,這樣的一個人怎麼去當記者?我得到記者這份工作之前打過很多臨時的工作,都不曉得自己真正要的職業是什麼。當我得到記者這份工作時,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工作正是我要的。我決定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時,可是以我的個性和不愛跟別人溝通,這份工作我是做不長久的,記者要跟人家打交道,去和社會上各個層面不同的人溝通。第二天,我在上班的時候馬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很能說話,很能溝通的人,我不斷設計自己應該怎麼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成為怎樣的人。我把自己的真實人生,也像小說那樣要有人物,同時這個人物必須圓滿,有自己的個性、血肉、形象,這樣說起來好像人格分裂,可是我並不覺得如此,我覺得整個設計—這麼龐大的設計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滿足感。我知道我自己原本是怎麼樣一個人,知道真正的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可是在我扮演著我自己想像出來或者我設計出來的那個角色時,我感到無比快樂。
再說一個事情,我之前幾個月在德國學德語,只是參加了一個短期課程,本來應該學三個月,但我只能學大概兩個多月,去上學的時候才發現我是插班生,因為我報名時他說已經滿了,可能開學以後有些人沒來或者放棄了,我可以加入。記得第一天去上學的時候,人家已經是第三天了,去以後才發現全班同學基本上都能說德語,因為他們已經在德國呆了至少一年,我的同學當中最長有九年的,為什麼九年以後還要去學德語?因為他們打算在那邊居住、工作,必須考一個國際的德語文憑,我是在德國期間去上學,我是全班唯一一個連德語的ABC,123都不會說、聽不懂的人。所以我去的時候老師問了我幾個問題,但我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他用全德語教德語,完全沒有用其他語言輔助,他甚至聽不懂我的英語。老師一種很嫌棄我的表情,覺得我會拖累其他同學,讓他上課很難。他把我帶到隔壁另外一班,試圖說服另一個老師收留我,那個老師看起來也不喜歡,不收留我,顯然我就是整個學校裡面唯一一個德語不會說、不會聽的人。老師沒辦法,因為同情心就把我留下來了,跟我說你上吧,看看上一兩個星期怎麼樣,看看跟不跟得上再說。我不知道老師是不是真的講了這些話,因為當時也只是猜罷了,我根本聽不懂,但是我看他的表情應該是這個意思。
我坐下來上學了,開始當然難度超級高,可後來居然也跟得上,老師每教一課,每做一個試題我都跟得上。主要原因不在於我真的聽得懂老師說什麼,我是看老師的表情,學生的反映,然後我猜他們在講什麼。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度過了前面那兩個星期。我真的聽不懂一句話,連123都不會說,有時候我聽不明白,想要試圖問,可我連問都不會問。但是我在班上是完全跟得上的,老師教了一些之後,他做了一些題目,讓我們回答,我全部都能夠回答出來。其實我就是根據他們的反應、表情或者他們翻書本的時候,我偷窺他們到底翻第幾頁,根據搜羅資訊、人際互動,然後判斷他們在講什麼,老師剛才講的是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開始學德語。
兩個月以後,我是班上最好的學生,老師當然很表揚我,每一次分小組的時候,老師問其他同學你要跟誰一組,他們說要跟我一組,當然是跟玲一組啦,因為我是最強的,尤其是在講故事的時候。老師喜歡訓練我們說話,今天教了一個故事,讓我明天再講一遍,但是要用自己的語言講,而且不準看著紙張、筆記的,就是這樣自動站起來講。我覺得我第一次的表現就已經很驚人了,我其實不知道那個文章在講什麼,或者說很多發音我不明其意,但是我有超級好的短期記憶,而且對文字的記憶力很強。雖然不知道故事講什麼,還是背得非常流利,讓全班大吃一驚,從此以後,每次到講故事這個環節,全班都在等著我,如果我還沒有講,大家就覺得還沒有結束。
可是沒有人知道我是寫作的,我故意不讓大家知道我是寫作的,如果大家知道我是作家,那個驚嚇效果就會減弱,大家會覺得你是寫作當然會。我享受這種好玩的表演欲,可是我現在也會懷疑,我有時候想,我是真的喜歡當一個作家嗎?或者說我喜歡寫作,但不一定喜歡當一個作家。既然已經迫不得已要當一個作家了,那麼我會像扮演一個作家那樣子去演好這一個,去設計這個作家的角色,也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裡的原因。
我現在就講到這兒吧。
四、 問答
主持人:黎紫書的講座涉及到幾個關鍵詞,一個是閱讀,包括她的孩童時代記憶,家庭境況,學生時代,以及後來的語言學習,都是在實踐一種閱讀的方式。其次是故事,她跟我們講的幾個故事,說明她平時是一個善於講故事的人,我們通過這樣一些故事,可能對於小說家黎紫書有一個更深切的認識。現在大家可以提問,聯繫自己閱讀的作品展開,有問題的同學請舉手。
聽眾1:你最喜歡的作家是誰?你會拿起來重讀的有哪些作家?納博科夫有一句話:事物的樣式總是先於事物,所以對於有些寫作者來講,可能他會特別迷戀於一個故事的結構。比如我讀《告別的年代》,三重空間不同的人生轉換特別迷人。在其他的短篇小說裡面,你講故事的方式跟一般我們接觸到的作家可能不太一樣。所以我想問的另外一個跟閱讀有關的問題是寫作,你在故事浮現出來時,是不是連帶著這個故事的結構,以及整個大致的輪廓也會隨著冒出來?對形式的迷戀是不是你寫作的一個很微妙的驅動力?
黎紫書:先說閱讀,我從來沒有過閱讀障礙,因為對文字特別敏感的原因,我在閱讀的時候從小就有這個習慣,閱讀某本書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支筆伴著,不管我看到什麼可疑的、喜歡的、好的句子或者辭彙,我都當場把它畫下來做一個記號。我看過的書,只有在讀了一本書之後才寫上自己的名字,對我來說,一本書沒有讀過它,那還沒有擁有它,不是你的,所以我只有在讀過它以後簽個名字,首先表明這本書我讀過了,而且這本書是我的了。
讀完一本書以後,我會把我之前在書上所畫下來的,像記號的句子、辭彙全部重抄一次,分門別類的抄在我自己的筆記簿子上。抄下來是加深記憶的一種方法。有時候是因為這個辭彙很漂亮,我以前沒有見過,那麼我就會把它抄下來。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應該會有很多辭彙或者很多詞跳出來讓你選擇,如果它總是沒有跳出來讓我選擇,那就證明我對這個詞的印象不夠深刻,所以我就會把它畫起來,然後再重抄一遍,這個習慣已經保持很多年了,在我小的時候閱讀到今天還是這樣。
我不曉得這給我寫作帶來什麼影響,很多大陸同行或者讀者說我的語言怎麼好,辭彙怎麼華麗等,這種閱讀訓練,而且是自覺地通過閱讀加強各種辭彙的記憶,當初這麼做的時候未必想到以後要寫作,只是不甘心為什麼有這麼多辭彙我居然不懂,一開始是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二個問題,小說的形式。我寫過微型小說,短篇,長篇,裡面的題材不見得是統一類型的題材,有很多其他類型的題材。我自己並不是一個過於追求形式的作者,很多素材得到時,我覺得可寫,或者遇到一個事情有特別深的感觸,認為這個東西可寫,但是我不會在第一時間寫它,當你特別受感動,受震撼,特別感到痛的時候是不適合去寫這個題材的,你會寫不好,會太用力,太直、太白,這種問題總是會出現。我以前相信每個題材、每個故事可以有很多種寫法,同樣一個故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換另外一個敘述者,換另外一套語言就可能出現另一個面貌。隨著年紀增長,還有寫作經驗的累積,慢慢覺得有一套自己的美學觀和美學追求出現,我開始相信每一個題材、每一個故事只能有一種寫法,就是最好的那個寫法,最有張力、最能夠表現這個故事、最能夠表達你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的那一種寫法。通常在遇到好的素材時,往往是用一種等待的心情在等待最後、最好的寫法出來。
最好的寫法未必是一種形式,它可能就只是一種情緒,可能在你等待某一種更適當去處理這個小說,更適當去推動這個小說的情緒出現,有時候可能是一種形式。比如《告別的年代》有三重敘述,因為我覺得要表現、表達的東西太複雜,不能夠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表達,特別是第一部分,即大家覺得最好看、最容易讀的那一部分,寫實主義的杜麗安的故事那一部分去寫。這樣寫我自然知道它是會好讀、好看的,比較友善的寫法,可是友善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找一個自己覺得最有表現力、最有張力的那種寫法,所以才如此選擇。
如果你讀我的其他小說,比如微型小說,會發現微型小說追求的是沒有技巧的技巧,甚至語言也非常簡練,儘可能簡練,那種語言完全跟我的長篇或短篇的語言是兩回事,我對微型小說有自己的想法,有它自己應該有的美學標準和追求。我給它設立了這樣一套美學追求以後就有適應它的東西,微型小說很難說是複雜的,大部分是很簡單的,就一個簡單的事情用簡單的語言說,「簡單」這兩個字做起來是不簡單的。寫微型小說以後,我發覺它的難度遠比複雜的東西更難,如果你用「簡單」的手法去表現最大的力量的話。
聽眾2:你說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必須得用這麼複雜的結構去敘述你的故事,那麼你要用這麼複雜的結構,主要是想表達什麼?我覺得這篇長篇小說其實有一種追尋的意味,你其實是不是想要用這麼複雜的結構去追尋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是你不能夠把握的?
黎紫書:我覺得所有寫小說的都很害怕面對一個問題: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我也會被問起這個問題,幾乎每一篇小說我幾乎都沒有辦法準確的說出來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有時候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有點像一個病人去尋求心理醫生,然後醫生說給你一張紙,你隨便畫點什麼,你現在想到什麼就畫,畫了以後,醫生會告訴你,醫生會判斷為什麼房子是這樣,為什麼天空沒有雲。通常這位心理醫生就是讀者,很多時候作家本人不能夠很清晰的,完全在一個非常清晰的狀態。
《告別的年代》對我來說,真正的意義在於它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這之前我從來不敢想像自己會寫長篇小說,我最後下定決心要寫的時候,它不是一個作品,而是一個作業,通過這個書寫來對我自己本身的寫作有更多鍛煉。其實在寫這些小說的時候面對很多的難題,主要在於我不懂得怎麼去操作,寫長篇的敘述節奏之類,都不能夠掌握,寫作根本就是一個摸索的階段,通過去完成它對自己作出一番學習寫長篇的訓練,也因為這樣子,我特別不想用一個純粹簡單的敘述方式去寫這個小說,因為如果是這樣子寫對自己的訓練必然是很有限的。當然,也因為它是我的第一個長篇,就算寫得再古怪、再不好也會被原諒。而且我再想一想,我要寫的東西絕對不會只是第一部分的杜麗安,父母輩那一代華人在馬華社會的簡單家庭家族故事,如果是這樣,這個小說的意義在哪裡?我不是代我的父母寫回憶錄,我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是要用自己的角度去寫這個小說的。我的角度是什麼?我的角度是一個女兒,我家族中的一分子;我的角度是一個馬華人,在我的社會裡面我是一位馬華人,我就像第二部分裡面的那個「李」一樣,尋找著許多被承諾擁有但其實不曉得它是不是存在的東西;我也是第三部分的那個作者,那個作者韶子到底存在嗎?他是什麼年少成名的,面對一個貧困者的追蹤和攻擊,他是一個必須面對文壇、面對讀者的人。我本身就是一個多重身份的人,每個身份都很重要,我要從各個重要的身份和角度把我看到的或者我想到的整個處境,不僅僅是馬華的人處境,也是我自己本身的處境都寫進小說里。所以這部小說必須有三重的虛實結構,我當時是這麼想的。當然,寫出來不能說自己很滿意,但是像我後記裡面寫的,已經算是長得比較像當初想像應該有的那個樣子。
聽眾3:你的家鄉是馬來西亞怡保,怡保1943年是東南亞抗日戰爭最激烈的地方,馬共、英國人、國民黨特工以及當地群眾一起進行了一場非常艱苦的抗日戰爭。你對馬共或者說整個抗日的這段歷史都是一種側面書寫,想請你談談這個狀況。
黎紫書:那段歷史我沒有在場,我也懷疑我的父母有沒有在場,我的外祖父是一位躲在香蕉林裡面一輩子的人,一個大家族經營多年,就買了一個很大的香蕉林,我們叫香蕉山,他住在裡面。後來因為對抗馬共的關係被逼迫遷到所謂的華人新村,我印象中的外祖父一家很龐大,雖然他只有一個太太,一個妻子,我的外祖母,可他生了十多個孩子,幾乎每一個孩子都從事同樣的家族事業,小時候跟我母親回娘家看著他們怎麼樣收蕉回來,怎麼樣把香蕉碾成一片片的,這樣就活了一輩子。如果問他們,你記得馬共嗎?或者說馬共進入過你的生活,影響過你什麼嗎?沒有。抗日戰爭對他們來說更遙遠,我是1971年生的,已經是排行第二了,那隻能是說跟我外祖父有點關係吧,我那時候太小了。
我跟我外祖父沒有怎麼接觸,因為他不住在怡保,他住在另外一個馬來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我們蘇丹住的地方,那邊生產香蕉。我自己的家族不管是父親那一邊或者是母親那一邊,沒有一個人曾經牽涉過任何抗日或者是馬共運動,正因為他們躲在這種窮鄉僻壤,實際上不曾受過任何影響,他們的人生對當時的所謂大事情、大運動基本上沒有一點洞察,就這樣子活過去了。
去年我到加拿大我母親的叔叔那裡,我叔公的年紀只比我母親大幾年,對我來說,他是一個非常神秘、傳奇的人物。我很少見過這個人,小時候從來不知道有這樣一位親戚,當我知道的時候我已經長大了。這個親戚居然在加拿大一個大學裡面當教授,我對他充滿幻想,背後有什麼樣神奇的故事,一定有很可怕的歷練,可能參加了馬共或者其他偉大事情。我想他一定有很多故事的,後來去到以後有跟他相處的機會,發現現實真的很讓人失望,真的是沒有故事的,他就是特別喜歡念書,考試考得好。他的哥哥,就是我的外祖父看到我們家族有一個能讀書的人,就自己工作供養他讀書,讓他讀書讀得好,拿到獎學金去台灣繼續深造,台灣深造以後又拿獎學金去加拿大深造,然後在加拿大當起教授來了。我問他,你有沒有參加過馬共或者你身邊有沒有參加過馬共的人物,當年的英雄人物之類的,他說,沒有。我突然覺得他這麼卑微,居然沒有過這種經歷,連你也沒有被牽涉到當年我們一直聽說這麼重要的事情,那麼大的事情。當然,後來我當記者也採訪過一些特別熱衷於投入政治行動的人,例如左派分子之類,可是我家族裡面一個、半個都沒有,連我這個加拿大叔公的夢也破碎以後,我覺得他這麼平凡,就是這樣一直念書,念到大學去加拿大當教授,這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太讓人失望了。
我因為當記者採訪過這些左派人士,掌握到一些資料、資訊,我可以去寫這些小說,然後我就寫了。我知道自己對它們的了解是不夠深入的,也知道感情不能夠完全投入,所以我從來沒有把它們當成一個主題去寫,我的小說里出現馬共也只是作為一個時代的背景存在,並不影響小說裡面的人物命運。它反映的是我自己本身的存在,因為我自己的家族,身邊每一個家人,他們可能也有過很多苦難,可是真的沒有這一方面的經驗,或者說他們沒有這方面的記憶,尤其是加拿大的叔公如此讓我絕望以後。
如果我要接觸,我有很多機會接觸這方面的人,甚至上次不久前我到新加坡去講座,很多當地的人問到這個問題,甚至還有一位專門做這方面的學者問我有沒有興趣訪問這些馬共親歷者,我遲疑了很久,我首先問自己是不是有這個感情處理這個事情,這是我必須對自己誠實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我整個人生成長經驗裡面沒有什麼讓我對這個事情特別有感情的投入,很多人甚至在現場站起來說,你應該寫這個,應該寫這個,應該處理這個,不然就被遺忘掉。可是我覺得你為什麼不寫?我本來就不是那個應該去記憶的人,應該讓仍然保留著記憶的人去寫它,而不是寄託於一個沒有這方面記憶的人幫你去記憶。
追問:但它確實是整個馬華人最重要的一段歷史。
黎紫書:那可以用歷史的方式去記憶它,而不是期望一個小說家用小說的方式去記憶它,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
龍揚志:互動暫時到這裡,下面請王列耀教授點評黎紫書的講演。
王列耀:聽你們提問題,互相交流,充滿學術討論的親切氣氛。黎紫書是一個純粹的作家,無論是馬來西亞還是中國大陸,今天的商業氛圍已經很濃了,很多作家自覺不自覺還會受到商業的驅動,但我覺得黎紫書不是,從她的演講、她的作品我們都能看得出來,她給我的感覺天生是一個為寫作而生存的人,不是為其他原因,始終忠誠自己的內心來寫作。她沒有一句是假話,沒有一句空話,都是講她作為一個作家的內心話。她剛才講到很多形式和題材方面的相關認識,她自己的這種追求是比較獨特的,她就長篇小說、中短篇以及微型小說談了她對小說的看法,她內心保持著一種自己的追求,她當然有天分,但是我們也看到她的努力。作為研究生,我覺得我們可以多去琢磨作品。我很同意她的觀點,如果一定要問作家這個作品裡面講的是什麼,這很難回答。因為作家要講得非常清楚,就不是一個小說了,作家要給你思考的張力,不是要給你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新聞報道可能要給你一個明確的交待,但她在文學創作中扮演的是小說家角色,希望給你一種開放性的暗示。黎紫書忠實於她自身在歷史空間中的感受,她的作品大多是寫她親身經歷過甚至是心靈創傷的經驗,但又能把個體經驗與馬來西亞的歷史相結合,特別是馬華的曲折歷程,所以她的作品具有很深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反省意義。黎紫書是一位非常有實力和潛力的作家,與她的交流對我們很重要。我們接下來還有一個老師們與黎紫書的對話,這也是向研究生開放的,如果有什麼問題還可以繼續交流,感謝黎紫書的講演,謝謝各位。
附:該講座為黎紫書於2013年4月17日在暨南大學文學院的講座,由暨南大學文學院龍揚志教授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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