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50:文論、詩話、詞曲話4
51、《談龍錄》
清代詩話集,一卷,趙執信撰。《談龍錄》與翁方綱著的《石洲詩話》被列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為批評詩評論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與門人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而趙則主張「詩以言志」,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反對王士禛的「神韻說」;。錢塘洪昉思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漁洋)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晝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吿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恆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也夫。風流蘊藉,而風神淡遠,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詩之佳處,趙氏補之以溫柔敦厚之旨,則見得有所明於王氏詩之病者矣。
趙執信為王士禎甥婿,但兩人學術觀點各異。據趙說,兩人分歧起於趙對王南海集的批評。趙佩服吳喬「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盧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犖)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吿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禛《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為類羈臣遷客之詞。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飴山堂集》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趙執信集》越蔚芝校點,齊魯書社1983年版。
52、《石洲詩話》
清代詩話,八卷,翁方綱撰。翁方綱(1733-1818),清詩人、書法家、金石學家。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升司業,曾主持江西等地鄉試,又曾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其詩多為「學問詩」,以經史、金石考據等入詩。一些遊記之作,也缺乏生活氣息與真情實感。精於金石譜錄、書畫,書法尤精。
《石洲詩話》始刻於嘉慶二十年(1815)。以朝代為序,分人評述,一至五卷集中評論了唐、宋、金、元的詩歌。第六卷主要用來糾正王士慎對杜甫詩的評述,最後二卷附說元好問、王士禛的《論詩絕句》,其評話逐首逐句,對詩講得很細緻,既可助讀者理解原詩。又協作者找出詩規律,指導創作。《石洲詩話》與另部《談龍錄》被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
1、2卷評唐詩,3、4卷評宋詩,5卷評金、元詩,6卷評王士禛、王士祿論杜之語,7、8卷分別評元好問、王士禛論詩絕句。翁方綱是「肌理說」的倡導者,認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從至,從里聲。其在於人,則肌理也。」又說:「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於世宙,為學必以考訂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實即主張以考據學的精神,務求詩的質實,緊貼儒家義理,嚴守聲律格法。翁氏此說對「神韻」「格調」和「性靈」諸說之失雖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學問、義理作為詩的準繩,更有片面性,實際上會造成割裂詩與社會生活的聯繫,破壞詩的藝術特徵的惡果。《石洲詩話》中說:「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又說:「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由這看來,翁方綱實際上又是宗主宋詩。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詩話》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版;《石洲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1983年版;《石洲詩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53、《說詩脺語》
清代詩話,二卷,沈德潛撰。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沈德潛早年家貧從23歲起繼承父業,過了40多年教館生涯。他熱衷功名,從22歲參加鄉試起,共參加科舉考試17次。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77歲辭官歸里。在朝期間,他的詩受到乾隆帝的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帝唱和、論詩,這使他的詩論和作品風靡一時,影響很大。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於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的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於所著《說脺詩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他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脺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脺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脺詩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於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後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脺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說詩語》卷上)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於於,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面對詩歌日漸衰落的狀況,沈德潛創作了《說詩晬語》,以圖恢復詩的教化作用。《說詩晬語》按照時間線索梳理詩歌發展的歷史,並注意清理歷代詩歌間的承繼關係,梳理各體詩歌的發展脈絡,是葉燮詩學理論的實踐和具體應用。《說詩晬語》將葉燮精英化的理論與大眾所需要的價值標準結合起來,構建了宏闊融通,能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詩史框架。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近有世界書局1923年版;今有《說詩脺語》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63年版;《說詩脺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說詩脺語》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54、《宋詩紀事》
宋代詩歌資料彙集。清代厲鶚(1692~1752)輯。共100卷。此書仿《唐詩紀事》,收錄宋人詩作,體例上也較《唐詩紀事》有了改進,更便於檢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詩而忽視宋詩,故作此書,以求改變風氣錄宋詩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傳。以事存詩,以詩存人。有關傳記性質的事,列於作者小傳之後、詩之前;有關詩的本事,列於詩後。無事可采、無他書徵引而又有多首詩的作者,則選錄其一首或幾首,故本書兼有詩選性質,效計有功《唐詩紀事》之體而又有所發展。厲氏此書,「訪求積卷」,除詩話、筆記外,有總集、別集、類書、史書、方誌、金石、碑帖,網羅豐富。他所引的個別書,今天已不易見到。厲氏對於前人著述中有關宋詩作者的一些評述,做過「博稽深訂」(自序);對於作者有疑問的詩篇,於詩後間加按語說明。此書前後歷20年方成。如四卷趙復《送晏集賢南歸詩》,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珏題《湖山類稿》絕句,隔兩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渙《送王山人歸隱》詩,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謠》,隔一頁而重出。二卷楊徽之《寒食詩》二句,至隔半頁而重出。他如西昆體、江西派既已別編,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題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歸蜀詩》後標前題字,八十五卷之趙必范於趙必象《避地惠陽詩》後標前題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載陳師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潁州教授陳復常,竟未一檢《後山集》及《東坡集》訂復字為履字之訛。四十七卷載鄭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鄭景望,竟未一檢《止齋集》證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據《齊東野語》載曹豳《竿伎詩》,作刺趙南仲,九十六卷又載作無名子刺賈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詔詩》,不以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互勘。八十六卷李煜《歸宋渡江詩》,不以馬令《南唐書》參證。八十七卷《永安驛題柱詩》,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稱「名媛璣囊」。又《華春娘寄外詩》,不知為唐薛濤《十離》之一。陸放翁《妾詩》,不知為《劍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詩,不知為錄其父作。皆失於考證。然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短長也。——出《四庫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陸心源《宋詩紀事小傳補正》、今人錢鍾書《宋詩選注》先後舉出其重出互見、失考誤考、開錯書名、刪改原詩之處多處。此類例證,現在仍時有發現。然而此書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資料彙編。
此書問世後,宋代遺文軼事又陸續出現。清末陸心源(1834~1894)繼起,輯《宋詩紀事補遺》100卷,復增宋詩作者約3000家。《補遺》疏漏較多。
《宋詩紀事》有清乾隆原刊本、《萬有文庫》第二集本,《宋詩紀事補遺》有清末刊本。
今有:《宋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隨園詩話》
清代詩話,袁枚撰。袁枚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小倉山房集》。
作為「一代騷壇主」,袁枚總領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使沈德潛鼓吹的擬古「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歪風為之一掃,使清代詩壇別開生面。《隨園詩話》正是袁枚為宣傳其「性靈說」美學思想而編撰的著作。主旨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的條件,主要在於真情、個性、詩才三要素,並以這三點為軸心生髮出一些具體觀點,從而構成以真情論、個性論與詩才論為內涵的「性靈說」詩論體系。
一、真情論。《詩話》認為詩人創作首先必須具有真情,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詩人唯有具備真情才能產生創作衝動:「情至不能已,氤氳(yīnyūn)化作詩。」詩作為抒情的藝術自然應該「自寫性情」,並認為「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反對以考據代替性靈。《詩話》尤其推重詩「言男女之情」,以與沈德潛的偽道學觀點相對抗。鑒於詩寫真情,因此標舉詩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強調「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藉以反對「動稱綱常名教」的「詩教」觀。
二、個性論。《詩話》又認為詩人創作需有個性,所謂「作詩,不可以無我」,認為「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因為有「我」,故在藝術構思時則要求有獨創精神,所謂「精心獨運,自出新裁」,才能獨抒性靈,「出新意,去陳言」,寫出迥不猶人的佳作。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個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詩話》主張風格的多樣化,「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因此對王士禎的神韻詩既不推崇,亦不貶斥,指出「不過詩中一格耳」,「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詩話》又著重批判了從明七子到沈德潛的擬古「格調說」及宋詩派末流:「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虛皮傅之見」,「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
三、詩才論。「性靈」既指性情又包括「筆性靈」的含義,表現為才思敏捷。《詩話》認為,「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詩才、天分,但並不廢棄學問,故指出「凡多讀書為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書卷代替靈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氣耳」,為此袁枚反對翁方綱「誤把抄書當作詩」,批評「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基於主詩才與靈性,《詩話》頗重視性靈者創作構思時所產生的「靈機」「興會」這一靈感現象,並推崇「天籟最妙」即藝術表現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為此尤其讚賞「勞人思婦,靜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謠。但袁枚又不反對人功,特別文人詩「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雲天籟,亦須從人力求之」,所謂「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也」。此論頗有藝術辯證法。對於詩歌藝術形象則主張有「生氣」或「生趣」,即靈活、生動而感人,因為「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欲有「生氣」、「生趣」,則語言需生動傳神,「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卧紙上」;表現手法以白描為主,「一味白描神活現」,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以免扼殺詩之生氣、生趣。但倘若用典而「無填砌痕」又「貼切」,則也不一概排斥。
一、選詩標準較嚴。這主要表現為「詩」為「話」服務。袁枚明確指出:「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則必先有話而後有詩。」其標準是所選抒寫性靈之佳作能印證其「性靈說」的理論。
二、入選詩作者面頗廣。袁枚稱曰:「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入選者既有詩壇高手,亦有無名小卒;既有公卿將軍,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婦閨秀,亦有妓女歌姬;舉凡三教九流,不問性別身份,只要詩佳皆可以詩存人。尤其應注意的是,袁枚對勞人思婦、村氓淺學、小販工匠等下層勞動人民宛如「天籟」、極富性靈的創作尤加讚賞,甚至譽為「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從而摘錄入《詩話》。
三、選錄女子詩尤多。袁枚針對「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習,反其道而行之,聲稱:「余作《詩話》,錄閨秀詩甚多。」其中既有其眾多女弟子的詩,也有素昧平生的閨秀、寡婦,乃至無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詩話》曾選入時氏一家夫人、閨女、兒媳五人之詩,並譽之為「皆詩壇飛將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謂有膽有識。
四、入選詩作題材豐富。《詩話》中抒寫個人悲歡離合之作固然頗多,但亦不乏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好詩,諸如諷刺催租吏的《牛郎織女》,抨擊封建禮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舉八股文的《刺時文》等等,更應提及的是《詩話》搜集了明季愛國烈女的抗清事迹與遺詩,如記一江陰女子被清兵俘虜後,於赴江死前曾嚙指血所題詩:「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義凜然,英氣逼人。此外還選錄不少情詩,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反道學的意義。
《詩話》雖有「集思廣益」等優點,但當時有人訾其「《詩話》收取太濫」亦不無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時並未嚴格執行其選詩標準。他曾承認選詩「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因此《詩話》中無聊應酬之作並不罕見。而入選的某些「情詩」感情也不健康,失之於卑靡輕佻,如所選錄的其從弟香亭的「情詩」即是。記事部分偶有象「兩雄相悅」一類醜聞,而作者對此抱欣賞態度。此外,袁枚還十分相信所謂「詩讖」,選錄了多首,宣揚迷信唯心的思想。《詩話》引用古詩文多不註明出處,引文亦時有謬誤而未曾校訂。這都是《詩話》的缺陷。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後》等文中攻擊《隨園詩話》「論詩全失宗旨」,「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姦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則純系封建衛道士口吻,當然不足為訓。
隨園詩話》中,他一再強調作詩要有獨創,反對「宗盛唐」、「學七子」、「分唐宋」、「講家數」,抨擊了擬古傾向和儒家倡導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書中所稱譽的,多是閒情逸緻之作,也有一些不滿封建禮教和程朱理學的作品,這種取向體現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學主張。
本書所論及的,從詩人的先天資質,到後天的品德修養、讀書學習及社會實踐;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詠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鍊句;從辭采、韻律,到比興、寄託、自然、空靈、曲折等各種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詩的修改、詩的鑒賞、詩的編選,乃至詩話的撰寫,凡是與詩相關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了。
《隨園詩話》有:最早版本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倉山房刊本,稍後還有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的《批本隨園詩話》,其批語多為對《詩話》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紹,間亦表示對《詩話》觀點的看法等,雖文字粗疏,見解不高,但可資參考。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印《隨園三十六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詩話》。現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之一的由顧學頡先生校點的《隨園詩話》上下兩集本,此書據乾隆隨園自刻本校訂、標點排印,於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顧學頡先生又於文末附錄了《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語及有關跋語、資料,使之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1934年上海廣益書局本等。
今有:《隨園詩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為底本,參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
56、《甌北詩話》
清代詩話,16卷,趙翼撰。趙翼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甌北詩集》。
《甌北詩話》一書的寫作,約於嘉慶二年(1797)開始,嘉慶六年(1801)秋天,趙翼曾將寫好的唐、宋、金七家詩話給洪亮吉看,後者反對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寫作計劃;但趙翼沒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見,反而添上了高啟、吳偉業、查慎行三人,於嘉慶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甌北詩話》的寫作;並於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書十二卷的最後完成當在嘉慶九年(1804)。《甌北詩話》前十卷選論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遊、元好問、高啟、吳偉業、查慎行10家詩,後兩卷論及韋應物、杜牧等人及詩格、詩體、詩病諸問題。作者論詩主性靈反對榮古虐今,強調爭新與獨創,注重以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來評騭歷代詩人詩作。書中對歷史考證尤為著力,涉及對詩人及其環境、生平遭遇,書中史料的考訂,對進一步研究歷代詩人詩作有重要幫助。
卷一,對李白的評論:一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為「謫仙人」。放還山後,陳留採訪使李彥允為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鷙,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二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為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己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干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甌北詩話》,嘉慶湛貽堂刻本。今有:《甌北詩話》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甌北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初版。
57、《北江詩話》
清代詩話,洪亮吉撰。洪亮吉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洪北江詩文集》。
論詩強調「性情」、「氣格」,認為詩要「另具手眼,自寫性情」,讚賞杜牧的詩文能於韓、柳、元、白四家之外「別成一家」的獨創精神;批評沈德潛詩學古人「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卷四);非議翁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同前卷一)。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評論古代及當時詩人,亦多精到語。洪亮吉稱讚清代蜀中詩冠張問陶「之才為長安第一」、「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題張同年問陶詩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並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張問陶與洪亮吉並稱「張洪」。
今有:陳邇冬校點《北江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
58、《養一齋詩話》
清代詩論,10卷,潘德輿。著者潘德輿(1785~1839),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舉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候選,未赴。著有《養一齋集》,除《詩話》外,主要有《詩文集》26卷,《詞》3卷,《札記》9卷。
《養一齋詩話》刊刻於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餘則,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說明《詩話》成書至少歷時20餘年。從辛未序看,大約最初只是作者學詩過程中讀詩析藝的札記,隨著作家思想的發展,才不斷滲入變革詩風的意向,態度也日趨嚴肅。由於《詩話》形成歷時較長,有各階段痕迹,內容牽涉較廣,非一端所可概括。
《養一齋詩話》明確樹起「詩教」的旗幟,想以傳統的儒家詩論扭轉浮華詩風,使詩歌為封建政教服務。《詩話》提出「詩教」不能出「聖教」外,論詩首重詩人節操(卷一)。又提出「詩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對譏諷詩要求合於「詩人敦厚之教」(卷四)。這些都反映了作者論詩的迂腐保守傾向。但《詩話》宣揚「詩教」時,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說,以杜甫的「臨危莫愛身」為「直」,「窮年憂黎元」為「柔惠」,鼓吹「不畏強御,不侮鰥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中提出的詩歌主張(卷十),讚許他的樂府詩「諷諭痛切」(卷四),則表現了要求詩歌干政、反映現實的積極一面,是鴉片戰爭前後要求變革詩風適應現實需要的總趨勢的反響。
《養一齋詩話》評論了從《詩經》以來至明未清初詩人約百餘家,並涉及從鍾嶸以來前人的重要論詩見解及論詩著作。評論的作家以唐人為最多,包括了歷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當是因其為騷體之故。評論內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風格,賞析佳構,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訂。評論所持標準與作者詩歌主張一致,無論對詩作或詩論,都取其內容關切政教、品操、藝術上宗尚自然渾成者。詩作方面,推尊《詩經》為最高典範,兩漢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稱為「詩聖」(卷三)。詩論方面,最推崇嚴羽《滄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最不滿意袁枚《隨園詩話》,斥為「佻纖」《養一齋詩話》「推原風雅,痛斥門戶聲氣之習」(丁晏《潘君傳》),對於宋以來詩歌宗派問題,諸如宗唐與宗宋、格調與神韻、性情與學問等,都主張折衷是非,取長補短,綜其雙美。
「郊島並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並不寒也」(《養一齋詩話》):「襄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已驚聒。卧聞魚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健,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
第一:建立了以「詩品之人品」為核心的詩學理論體系,更全面地闡述了人品決定詩品的道理。詩人作詩如不能做到「內無怵迫苟且之心,外無誇張淺露之狀」,而是過於計較個人得失,那麼,就會出現這麼一種結果:「搦管之先,只求勝人;多作之後,遂思傳世。……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餖飣考古之制,窮工極巧,瀰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子建不知愛君戀闕,報國奮身,詩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淵明不知潔身植行,安命樂天,詩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倫,皆極肫摯動鬼神,不獨一飯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還,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詩為小技。三家之中,人愛子建者希,蓋古音之亡久矣。」
第二,其次,強調詩人本身素質、修養對詩歌品級格調的影響。《詩話》卷一說:「陸務觀《示子》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至哉言乎!可以掃盡一切詩話矣。」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詩不學亦能之。(卷一):「老杜雲『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雲『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
明人周致堯詩「卧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極愛之,不知乃出孟襄陽「卧聽海潮轉,起視江月斜」,直剝全句,愈見原本之簡而妙也。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杜荀鶴以「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艷入骨也。「風暖」二句,尤在「殘星」二句下。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跡象。如王龍標「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詰「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詠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聲之神,不至「開門」句矣。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起句便全是勸酒之神,不至「吳姬勸酒」句矣。盧綸「林暗草驚風」,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將軍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詩者無不知此妙,低手遇題,乃寫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
作者輯李杜詩為《作詩本經》時,曾寫「總論二卷」。《詩話》刊行時附刻於後,名《李杜詩話》,分為3卷,計40則。其觀點與《詩話》一致,對李白力破「詩仙」之說,著重論其大節合於聖學之處。於從□一事辨之尤詳。其稿本今存,題為《作詩本經綱。
《養一齋詩話》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領》。《養一齋詩話》刊刻於道光十六年(1836),掃葉山房石印,刊印時間為道光丙申。今有:《養一齋詩話》中華書局2010年版;《養一齋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版。
59、《昭昧詹言》
清代詩論,21卷,方東樹撰。方東樹(1772~1851)字植之,別號副墨子,晚年慕衛武公耄而好學,以「儀衛」名軒,自號「儀衛老人」。東樹幼承家學,及長,學古文於姚鼐,與梅曾亮、管同、劉開並稱「姚門四弟子」。二十二歲為諸生,屢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意講學著書。年四十後,不欲以詩文名世,專研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兌》,以攻考據家之失。1840年前後游粵東,正值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方著《匡民正俗對》,陳禁煙之道。鴉片戰爭開始後又著《病榻罪言》,論禦敵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歲家居,終卒於祁門東山書院。著有《儀衛軒詩文集》十二卷,詩學批評《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錄》、《未能錄》、《一得拳膺錄》等十餘種匯成《方植之全集》。
《昭昧詹言》是清中葉少見的學者論詩專著,使其聲名遠播。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書於道光已亥(1839)年間,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論五古」,卷一一「通論七古」,卷一四「通論七律」為總綱,其他各卷按詩體分類。所評的詩人和作品,主要依據王士禎《古詩選》和姚鼐《今體詩選》所收作品,側重藝術技巧方面評述,將「總論」、「通論」的理論綱領具體化。
《昭昧詹言》論詩既堅持儒家傳統,又加以充實發揮,如把「詩教」原則置於首位,但在強調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詩之「為用」的目的。還要求注意藝術感染力,收到「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於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個「滿」字,要求「意滿、情滿、景滿」,再輔之一個「誠」字,因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這實際上是發揮桐城派理論,以文法論詩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藉助於桐城派基本美學主張和古文批評方法,如《總論七古》:
詩莫難於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後能為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後,古文絕傳,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昭昧詹言》的另一個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詩學長期以來的「詩話」批評範式,注重研究詩歌的表達技巧。受魏晉玄學的影響,中國古典詩學批評較為重「神」輕「形」,重「意」輕「象」,重「道」輕「技」。在「虛實相生」面前,批評家們更多的是去追虛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韻、意境。《昭昧詹言》則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諸種表達技巧,運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詩歌的結構規律,如「詩題」一類,就總結出「序題」、「點題」、「還題」、「收題」、「顧題」、「入題」、「敘題」、「倒點題柄」、「作勢拍題」、「不略題字,不出題外」、「著筆題外,正得題中」等二十多種表達技巧。
詩論精到,今日文學史諸本,多從此說,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是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於光緒年間。為光緒十七年(1891)重《儀衛軒全集》本,刻。此後安徽官紙印刷局本,武強賀氏刊本等續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校點本即據賀本,並將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錄,或作校記附註於各條之下,最為完備。
今有:《昭昧詹言》汪紹楹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強賀氏刊本為底本,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參校並摘要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60、《明詩紀事》
詩話集。清末陳田編。陳田(1849~1921),字松山,號黔靈山樵,貴陽(今屬貴州)人。光緒十二年(1886)舉進士,授編修。光緒二十五年任御史,為諫官14年,曾劾奏過袁世凱等。清亡後以遺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貧,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詩紀事》自光緒九年(1883)開始編纂,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錄詩4000餘家,按天干數分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時代為次。甲籤30卷,錄明初洪武年間諸家詩。乙籤22卷,錄建文至景泰間諸家詩,以建文殉節諸人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錄天順至弘治、正德各朝詩。戊籤22卷,錄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諸家詩。已籤20卷,錄嘉靖間詩。庚籤30卷,錄萬曆間詩。辛籤34卷,錄天啟、崇禎兩朝詩,而特重抗清義烈與入清遺民。此書雖以紀事為名,實以錄詩為主,無事可紀者亦廣為甄錄。紀事先錄史傳,次引詩評,常殿以陳氏評語,或竟以陳氏自己概括的史傳評語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當代詩史,撮要評騭入選大家與一代詩風。貫串起來即是一部明代詩史大綱。清代雍乾間,文網嚴密,明本文集皆屬禁毀之列,故諸家選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闕如。故陳田特重明末諸家,有意補《明詩綜》闕漏,對明清之際忠節遺逸諸家收入較多,而且將他們冠於天啟、崇禎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錄建文殉節諸家,尤具特色。
《明詩紀事》甲至辛8籤,於光緒二十五年至宣統元年連續由陳氏聽詩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61、《小滄浪詩話》
晚清詩話,四卷,作者張燮承,字師箔,安徽含山縣人,生平事迹不詳。著有《小滄浪詩話》、《寫心偶存》/《杜詩百篇》等。《小滄浪詩話》是一部歷代詩話集,存於《張師箔著述》中。其撰寫動機,正如張氏在集中所述:咸豐元年春,他應人之聘,從南京到蘇州,「權課小滄浪館中,課餘檢架上書,得說詩百數十種,有先得我心者,隨讀隨錄,遂亦裒然成軼,不忍棄去,編而存之,即題曰《小滄浪詩話》。」此體例與魏慶之《詩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襲影響,歷歷可見。均著眼於詩教、詩體、詩藝、詩格和詩學宗旨、詩體淵源等各種詩學原理。全書分類輯錄,上自歐陽修《六一詩話》,下迄洪亮吉《北江詩話》,共計50多種歷代詩話之作中的有關內容,分成「詩教」、「性情」、「辨體」、「古詩」、「律詩」、「絕句」(以上卷一)、「樂府」、「詠物」、「論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韻」、「用事」、「下字」、「辭意」(以上卷三)、「指疵」、「發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標佳句,「溯源窮流,分門別類,嚴其去取,多所發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於述」,其中稍加評議,亦切中要旨,故人們曾譽稱其為「《詩人玉屑》之亞」。其詩學主張,主要是王士禎「神韻」說一派。格守詩主「性情」的觀點並以儒家「詩教」為核心,貫穿於整部著作之中。如開頭的「詩教」中,首先選錄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有關「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論點,稱讚白居易「公之為詩,自有事在,非徒嘲風雪,弄花草已也」。對於白居易後期的閑適詩之類,又依據「詩教」,指責其「惟其近體入頹唐,不可輕學耳」。並據此指出白居易理論與創作之間的矛盾,推崇「辭淳氣平」的古淡風格,提倡婉而深,反對直而淺。詩話據此批評韓愈搜求故事,排比對偶,出於勉強,直而淺;王維詩則委婉含蓄、詩意渾厚、婉而深。並以白居易的《長恨歌》和元稹《行宮》為例,指出長短皆宜,以深厚為最佳境界。追求「離形得似,象外傳神」的意象構造論,張燮承正是以此為詩歌鑒賞的審美導向,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
李義山《李花》云:「自明無月夜,談笑欲風天。」《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僧齊己《早梅》:「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潘逍遙《落葉》云:「幾番經風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歸鴉》云:「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煙徽。」是皆能離形得似,象外傳神。賦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62、《習近齋詩話》
晚清詩話,八卷,續編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黃山市黃山區)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兩入縣試。曾加入南社,與柳亞子、孫齋、馮春航、胡寄塵、陳夢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雲槎「明經之煥,通經史,工詩」,「族伯蘊山,品學兼優,咸豐元年,詔征賢良方正……生平最喜吟詠,著有《黃山紀游》一卷。」方參加辛丑歲試,受知於縣令張煥楨。著有《香痕奩影錄》、《習靜齋詩話》、《習靜齋詞話》、《論詩絕句百首》等。
《習靜齋詩話》八卷,續編二卷,為評點式,並無系統的理論體系。清代詩壇,詩作流派紛呈,詩論也流派紛呈,如王士禎標舉「神韻說」,沈德潛標榜「格調說」,袁枚倡「性靈說」,方廷楷於《習靜齋詩話》,兼采各家詩說,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開篇即以「於世教有裨」作為宣言,以「人不得目詩篇為小道」作為強調。《習靜齋詩話》針對晚清詩壇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頹風熾盛,提出「作詩一道,宜多讀古人詩,而又不可拘泥於古人詩」,但對譚嗣同、黃遵憲、夏曾佑等人所發動的「詩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詩話第二首中他批評梁啟超作詩,動輒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詞語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詩則己,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認為詩有無新意,在於對古人「拘泥」與「不拘泥」,而不在於「詞語」的新舊。方廷楷論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有寄慨」。他在《詩話》里直接提倡和間接評述「有寄慨」、「有寄託」的不下數十則。在「貴有寄慨」的論詩標準下,他非常看重那些「憂時」、「愛國」之篇。陳玉澍寫了感事詩二十八章,方廷楷讀後,不惜篇幅,將這洋洋二十八章悉數錄入《習靜齋詩話》,並滿含感情地評論:
鹽城陳惕庵孝廉玉澍,王可庄先生所拔士也。博學工詩,熱誠愛國。懷一肚皮忠憤,往往發之於詩。嘗作《甲午乙未感事》詩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詩史,亟錄入詩話。
63、《飲冰室詩話》
近代詩話,梁啟超撰。梁啟超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飲冰室文集》。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逃亡日本,於1902年初至1907年冬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於橫濱,共出96期。《飲冰室詩話》即連載於該刊第4~95期,偶有間斷,計204條。後編訂成書,僅輯錄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後兩年尚有15期,連載30條,皆未輯入。《飲冰室詩話》通行本共174條,其第一條敘述寫作緣起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制,洋洋洒洒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所謂師友「昵者」,主要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蔣觀雲等人,他們都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此書主要內容就是評介他們的名篇名句,總結「詩界革命」,發表著者的詩歌理論和見解。
《飲冰室詩話》論詩,首重「新意境」。著者從改良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厭惡「中國結習,薄今愛古」,「最傾倒」黃遵憲「意境無一襲前賢」,熱烈讚揚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並在書中採摘黃遵憲許多名篇名句。這種以黃遵憲詩歌為代表的「新意境」,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其「詩料」。《飲冰室詩話》中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云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在《夏威夷遊記》中,梁啟超已稱讚黃遵憲《今別離》等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說詩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認為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高度評價黃遵憲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之晝夜相反的《今別離》4章。其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新民叢報》來稿中有「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於當頭」的《滅種吟》12章,以《悲恐龍》為首,「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託」,《飲冰室詩話》「具錄之」,稱讚說:「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對於黃遵憲未收入《人境廬詩草》的組詩《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梁啟超更是「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不但「錄全文」,而且還說:「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說:「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
《飲冰室詩話》所提出的這些詩歌主張,和黃遵憲等人的詩歌主張呼應配合,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體詩在封建社會解體以後,如何為新時代和新興資產階級服務問題。這些理論的出現,既與列強的侵略給詩壇帶來新的刺激有密切關係,又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為其階級基礎的。由於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書論詩,往往把改良主義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較明顯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色彩:不但對「新詩」的評介有誇張之嫌,降低了藝術標準,而且對意境的要求也很狹隘,如說《孔雀東南飛》「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
上海書局清宣統2年(1910)。石印本,廣智書局重編本《飲冰室文集》(1905)。
今有:《飲冰室詩話》舒蕪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飲冰室詩話》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飲冰室詩話》中華書局1936年版。
64、《石遺室詩話》
近代詩論著作,32卷。陳衍編撰。陳衍(1856~1937)近代詩人。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曾入台灣巡撫劉銘傳幕。二十四年,在京城,為《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提倡維新。政變後,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往武昌,任官報局總編纂,與沈曾植相識。二十八年,應經濟特科試,未中。後為學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清亡後,在南北各大學講授,編修《福建通志》,最後寓居蘇州,與章炳麟、金天翮共倡辦國學會,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著有《石遺室叢書》,收書18種,116卷,其中除輯錄校補者8種外,自著10種,包括《石遺室文集》12卷,《石遺室詩集》6卷,《石遺室詩集補遺》1卷,《說文舉列》7卷,《朱絲詞》2卷等。有家刻本。《叢書》外,又有《石遺室詩話》32卷、《續編》6卷,《遼詩紀事》12卷、《金詩紀事》16卷、《元詩紀事》24卷,都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石遺室論文》5卷、《史漢文學研究法》1冊,都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排印本。又選有《近代詩鈔》24冊,《宋詩精華錄》4卷,皆為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陳衍寫詩話,主要是樹立同光體旗幟。早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體詩人沈曾植、鄭孝胥同客武昌時,經常論詩,曾植要他「記所言為詩話」,但他沒有動筆。1912年,客居北京,梁啟超編《庸言雜誌》,約他每月寫詩話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詩話僅發表13卷,坊間據以石印流傳。次年,李宣龔約他為《東方雜誌》續寫詩話,也是月寫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32卷本,是他刪改合併舊稿且續增新稿而成。以後,他又續寫,一小部分曾發表於《青鶴雜誌》。1935年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為刊行《續編》6卷,流布未廣。
這部詩話記載了同光體詩派的來由及武昌說詩、濤園說詩等活動;提出了陳衍詩論的觀點和主張,如強調學古要「體會淵微」,「作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反對「甚囂塵上之不可以娛獨坐」,標舉光緒十二年(1886)在京時,與鄭孝胥標榜「同光體」。他提倡「三元」之說,即「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認為這是古近體詩的三個演變階段,第一個高峰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第二個高峰在唐憲宗元和年間,第三個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間。而繼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緒間的「同光體」,也即他所倡導的詩風。他自己作詩,著重在學習王安石、楊萬里的曲折用筆,骨力清健,與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寶琛等,風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揚「同光體」成就,對近代舊詩壇,發生過廣泛影響認為「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區分道光以來宋詩流派的兩種風格趨向;闡述了前人的詩歌理論,如論梅堯臣、姜夔、嚴羽、方回、鍾惺、譚元春、宋大樽等的詩論;評述了前人注詩的得失,如論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陳沆《詩比興箋》等;也論述了他關於寫詩藝術的各種見解,如論謝(靈運)、杜(甫)、柳(宗元)詩的制題,論結構,論歷代寫景佳句,論杜(甫)、韓(愈)七絕特色,論宋人絕句等;對古代到道光、咸豐以前詩人,有許多專評,如其中大量評論杜甫、陸遊詩,又如王安石、鍾惺、譚元春、王士禎、宋湘、錢載、王又曾、程恩澤、陳沆、鄭珍以及閩詩的前輩作家,各佔有一定的篇幅。但這部詩話的主要特點在論同時代詩人,重點在同光體詩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袁昶、林旭、陳書、陳寶琛、葉大庄、沈瑜慶、何振岱、俞明震、陳曾壽、夏敬觀、李宣龔、胡朝梁等,評介很詳。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闓運、李慈銘、張之洞、張佩綸、易順鼎、樊增祥、李希聖、曹元忠、冒廣生、寶廷、梁鼎芬、趙熙以及詩界革命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評論到。書中闡說主要著重在藝術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內容的,如林壽圖的《憶昔行》、《高將軍歌》、《饋糧嘆》,吳觀禮的《冢婦篇》、《小姑嘆》、《天孫機》、《鄰家女》,沈瑜慶《懷軍門朱洪章》,黃遵憲感時的律詩等,都屬於詩史性質的作品。論詩以外,還有一部分論詞的。《續編》補充論述了前編所未提出的古代詩論鍾嶸《詩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許承堯、楊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石遺室詩話》是空前的大型詩話,在近代舊體詩的復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體詩人的意見,為近代詩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較豐富的材料。
今有:《石遺室詩話》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石遺室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遺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65、《元詩紀事》
元代詩歌及本事彙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他在《元詩紀事序》中說:「紀事之體,當搜羅一代詩作散見於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收尋常無事之詩。」全帙45卷,資料豐富,所收有事可記的詩近千首《紀事》於每一詩人名下,註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詩人的事迹,大都蒐羅在這部書中。對有些詩的真偽還加以考證,如指出元文宗圖帖睦爾《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竄改十數字,改題明太祖朱元璋詩,又指出詩中「兩三條電欲為雨,四五個星猶在天」,是抄取五代盧延遜《山寺》詩。末一卷是元代歌謠,編者所能見到的盡皆收入。它是一部對研究元詩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滅金統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詩人們上繼遼、金、南宋,下啟明,清二代,詩風多樣,蹊徑各別,或模擬盛、晚唐,或步武兩宋,雖時有柔弱纖細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現了耶律楚材、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傅與礪、楊維楨等一大批較有影響的作家。其詩人輩出,作品繁盛的情況,在顧嗣立元詩選中已可見大概,從陳衍元詩紀事中亦可窺一斑。
元詩紀事編纂於清末。陳衍有感於唐、宋、金詩皆有紀事,而元詩獨無,故有是舉。他鑒於宋詩紀事旨在以人存詩,重於網羅散失;而顧嗣立元詩選家數已粲然大備,因此以從筆記小說中鉤輯有本事可徵之詩為歸依,使之與紀事之體相符。收書範圍,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說:「采書以明代為限,其間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據所在,其泛泛評品,概所不登。」本書初編結集時僅二十四卷,初刊敘云:「惟見聞弇陋,掛漏定復不少,異時續有所得,當更為補遺繼出焉。」故初刊問世後,陳衍仍繼續廣為蒐集,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編定為四十五卷即現通行所見之本。新編本在收集體制上較初編有所調整,如初編所引句、聯,新編本往往改錄全首。新編本除歌謠外,收作家(包括無名子及仙鬼)八百餘名,較初編本增二百餘名;所徵引書籍近四百種。引條除月泉吟社詩、大雅集、詩藪、西湖竹枝集等書所載為因人存詩,或純系評論之言而外,餘多為有事之詩。這些資料不僅反映了元代詩歌繁盛情況,且廣涉元代史實、典章制度、傳聞異事、風俗民情等,足資參考。
版本主要有二種,即石遺室刻本及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前者為初編二十四卷本。後者為四十五卷本,初版於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冊,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及萬有文庫。石遺室刻本與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收目多寡懸殊,石遺室本所收,商務本均全錄;而商務印書館所印各本則同出一源,今有:《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遼詩紀事》
遼代詩歌及本事彙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遼詩紀事》是他繼《元詩紀事》之作,體例也基本相同。《遼詩紀事》凡12卷,除收錄遼代有本事的詩歌外,又附以西夏、高麗兩國之作。此書對於《遼文存》、《遼文萃》等書的某些失誤有所訂正。
今有:《遼詩紀事》商務印書館1936年鉛印本。
67、《金詩紀事》
金代詩評彙編。近人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清代康熙年間編定《全金詩》時,已有《金詩紀事》一書,其後無傳,陳衍乃於1936年輯成此書。
陳衍認為元好問編選《中州集》,其中寫景詠物之作居多,當時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選,因此金末作者遺漏尚多,因而此書不收「尋常無事之詩」(陳衍《〈元詩紀事〉敘》),並注意錄入《中州集》遺漏的作家。全書16卷,涉及金代180餘人的「有事之詩」,以及無名氏的作品,雜歌、謠諺、讖語等。不過,由於陳衍編纂《金詩紀事》晚於《元詩紀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詩紀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詩人如元好問,雖已輯入《元詩紀事》「遺老」門,仍見於《金詩紀事》。
陳衍《金詩紀事》問世以後,並未引起重視。今天看來,此書雖然採取了傳統的詩紀事形式,但是由於旁徵博引,彙集了比較豐富的資料,因而對了解和研究金代詩歌有所幫助。書中亦間有疏誤之處。
近有商務印書館1936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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