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 | 福船源流考

福船，是我國帆船航海時期三大船型之一，指福建船匠或用福建造船工藝打造的一種帆船的泛稱。福船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之福船，指福建籍船匠建造的一種尖底面闊，首尾高昂，具有水密隔艙，適於遠航的商貿用帆船，一般稱福建船。古代，在江浙一帶採用福建造船工藝建造的同類帆船，亦可歸屬此中；狹義之福船，則指在明嘉靖倭亂以後，依託福建船優良的船型改造成為能適應各種海洋環境作戰並能發揮最大效能的各類戰船，這種船一般都在福州建造，故以「福船」命名。明清文獻中，福船則多指此種福船。本文為敘述方便，凡具有那種尖底闊面且首尾高昂特徵的帆船均視作福船，而不論其建造於何地、取材於何處、應用於何時。

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悠久，福建位於我國海岸的中南部，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海區。福船正是由福建船匠發明創造的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最重要的運載工具，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適航性良好的福船，才有可能開闢航路，通達中外，才有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福船在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但學術界似乎對它的研究卻較為缺乏，有關的資料整理也較普遍欠缺。專門史中，席龍飛《中國造船通史》的第九章《明代造船業的繁盛與衰敗》第四節「中國古代的三大船型」中雖設有「福船」一節，但文字所及，實為狹義福船即明代中後期作為戰船的福船的簡單介紹。孫光圻的《中國古代航海史》，也沒有專門的文字闡述在航海史中發揮極為重要作用的福船。唐志拔《中國艦船史》，述及民船的福船，百字不到。在「明代的戰船」一節中，將源自《武備志》中的有關福船資料作了轉述。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是專門研究我國古代帆船建造和航海貿易的著作，雖屢有述及福建船舶的建造與特點，但也沒有專門的研究篇章。至於研究文章，僅有高宇的《論福船船型演變及歷史影響》和許路的《清初福建趕繒船復原研究》兩篇。前者對狹義福船的船型及其演變過程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後者則僅對清代福船演變為趕繒船的復原進行了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二文均未對福船的歷史與演變過程展開全面的闡述。一些報刊雜誌上雖有福船的介紹性文章，但往往都是對明代戰船的演繹，可謂眾說紛紜。

本文將從福建造船的歷史淵源起始，指出，在有著深厚積澱的基礎上，福建的船匠汲取了南北海船的優點，並充分利用福建的地域優勢，製造出了具有優異航海性能的船舶——福船。作為我國帆船的三大船型之一，福船還是一種多變的船型，歷史上，福船可作為外交使節乘坐的官船進出東西兩洋，從北宋開始，中經明朝永樂初年的鄭和下西洋到清代的中琉冊封使航海，福船為中外文化交流，貢獻極巨。作為商貿船，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船舶，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與延伸，福船功不可沒。明代嘉靖後期，為了適應抗倭戰爭的需要，將福建商貿船舶發展成大小不等，適於各種海況作戰的戰船，為祖國海疆的穩定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二、福船源於了鳥船

兩宋之際，曾在宋徽宗與宋高宗朝歷任轉運使等職的呂頤浩給宋高宗上了一個名為《論舟楫之利》的摺子，分析了當時我國海上船舶的優劣，他的結論是：「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呂頤浩的「海舟以福建船為上」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年宋高宗避敵入海，多賴福建船舶之故。從此，南宋以來，福建所造之船為性能最優良之船舶便成為定論。但這時的福建船仍然只是一個籠統的稱謂，並非特指某種特定的船型。或者說，此時福建建造的這種利於航海的船舶還沒有成熟到一種船型。

福建造船歷史悠久，經過長期的積澱，到北宋時才有了呂頤浩的這種評價。福建在《山海經》中有「閩在海中」的稱謂，可見其作為具有海洋屬性的地域特徵傳承已久。閩越人山行水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舟船之利，是他們的傳統。《後漢書》載，東漢「建初八年（公元83年），（鄭弘）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今福州），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遂為通路。」可知從秦到西漢，數百年間，今天中南半島的越南中南部地區與中央王朝的交通，都是通過以福州為主要轉運站進行的。作為中轉站的福州，顯然不僅有港口的優勢，還具有建造船舶的能力。三國、魏晉時期，曾在福州地區設「溫麻船屯」，由「典船校尉」督造舟船。致有左思的「槁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的感嘆。

發展到兩宋之際的福船是一種什麼樣的船隻才能得到如此的評贊呢？與呂頤浩幾乎同時間的北宋末宋徽宗宣和年間，於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跟隨路允迪出使高麗的徐兢，在他出訪報告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留下了一段略顯簡單，但卻是歷史上第一份最為詳細的福船船舶結構的文字：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攙迭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惟於底安灶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帟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迭，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為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矴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矴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游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惟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縳大竹為槖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槖，以為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槖之上，每舟十櫓，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櫓而行。篙師跳躑號呌，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鈆硾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眾情。故若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我們注意到，北宋時，由於與朝鮮半島的交通先後被遼、金阻隔，宋朝前往高麗國的交通主要走海道。路允迪出使前，已有多次的海上往返，所以，才會出現「舊例」的說法。由此可知，北宋時期，使節船隻除了正使乘坐的「神舟」需要單獨建造外，其他隨從人員的乘坐的船隻都是臨時「顧募」而來的，即僱傭民間船隻充當使船。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時，正使路允迪和副使傅墨卿是在舊船基礎上「更造」，因此，不管徐兢記載的「神舟」和「客舟」，從形制上看都是一致的。由於其顧募自福建，在被改造成客舟之前，作為商船，應該都是在福建建造的，故本文將其視作「福船」。這些充作客舟的官船源自福建的另外一個更有力的證據是船員均來自福建的福州地區。徐兢在船過「黃水洋」遇險時記載：「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柂並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柂」。徐兢在海難中與「舟人」共同祈禱的航海保護神是福州演嶼神。福州演嶼神乃唐朝末年福建觀察使陳岩的長子陳延晦。據《淳熙三山志》記載：「昭利廟，東瀆，越王山之麓。故唐福建觀察使陳岩之長子。乾符中，黃巢陷閩。公觀唐衰微，憤己力弱，莫能興復。慨然為人曰：『吾生不鼎食以濟朝廷之急，死當廟食以慰生人之望。』即歿，果獲祀連江演嶼。本朝宣和二年始降於州，民遂置祠今所。五年，路允迪使三韓，涉海遇風，禱而獲濟。歸以聞。詔賜廟額昭利。」由此可見，這些船上水手應該都是福州籍。一般說來，顧募來的船舶是連同水手一起僱傭的，因而判斷宣和時期出使高麗國的船隻乃顧募自福建福州地區，是典型意義上的福船。

解決了神舟和客舟的籍貫，我們再來看徐兢介紹的這些福船的形制。它們都是雙桅帆船，船型「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具有福船的典型特徵。船用「全木巨枋攙迭而成」，其工藝可從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和廣東「南海一號」沉船上得到驗證。由於被改為官船，原來的艙室結構被改造成按官員等級居住的格式而不可考，但顯然有隔艙樣式。全船艙室被分成大的三個隔艙，「一倉裝作四室」，則每一大的艙室又被分隔成四個小艙室，只是無法判斷其分隔法，如果進行橫向分隔的話，則全船有13個隔艙，與泉州宋代沉船一致。因為是官船，主要是出使官員及護送的戰士乘坐，成了真正的客船，為了安排大量人員乘坐，客舟的甲板有上下兩層，下層甲板為隨行的戰士住宿艙，上層甲板則為官員級別的住宿艙，艙室按等級逐級加高增大並進行了裝潢，顯得富麗堂皇，但高大的上層建築不利於航海，所以徐兢認為「不若仍舊為便」。船上備有有三幅舵，正舵為大舵，副舵是兩隻長槳，在船進入大洋後，視需要從正舵的兩旁插入海中，以增加舵效。船帆有布帆和竹帆（篷），主桅高八丈，可張50幅布帆，順風時用布帆，側風時升「利篷」調整航向，這個「利篷」應該就是竹帆。風力較小時，加野狐帆10幅，以增加驅動力。徐兢強調「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顯然，在大海航行時，尖底的福船不能如沙船那樣可以逆風航行，即用所謂的「調戧」航行技術。總之，從徐兢對福船結構、裝備的描述情況看，這些從福建顧募而來的商船，雖被改造成官船，但除上層結構外，基本保留了福船的形制，因此，北宋時期福船的基本結構及其形制徐兢都進行較為詳細的描述，為我們保留了一份十分珍貴的福船檔案資料。這種情況在我國歷史文獻中及其少見，唯有因為被徵調作官船，或如明清時期作為琉球冊封使乘坐的官船，才能留下如此詳細的資料。

福船的這種「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船型，本就源自福建，在北宋樂史（930－1007年）《太平寰宇記》中所記載的了鳥船上，可以看到它的原型。該書記載，在福建泉州沿海有「泉郎，即州之夷戶，亦曰遊艇子，即盧循之餘。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這些以船為家的泉郎，又稱白水郎，來自東晉時盧循、孫恩的殘部，他們在失敗後散入海中，以船為居所，所以對船的適航性及抗沉性都有較高的要求，他們使用的這種了鳥船，大約與盧循發明創造的八艚艦有承繼的關係。史載：盧循（？―411年）曾經在與朝廷的征戰中，發明過一種抗沉性極佳的八艚艦，盧循「別有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學術界對八艚艦是一種最早具有水密隔艙的船隻幾無疑義。因此，推斷盧循的殘部因為擁有這種性能優良的八艚艦而得以依海為生，以船為家。而在福建生活的這些白水郎，在八艚艦的基礎上，結合福建的造船傳統，建造出了這種底尖面闊的福船。了鳥船首尾尖高與福船的首尾高昂一致，而可以「衝波逆浪」，顯然已經具有尖底船型所具有的功能。了鳥船與後來如宣和的「客舟」在形制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底尖善於破浪航行，面闊便於居住和販運。擁有水密隔艙的結構，又使之成為適於遠洋航行的大船。因此，從福船的源頭上考察，白水郎的了鳥船或是其原型，而了鳥船大概又出自盧循的八艚艦。先有盧循發明的八艚艦，繼而有白水郎的了鳥船，然後發展成適於遠洋航行的福船。有了如此優異的性能，到南宋初年時，才有了呂頤浩的「海舟以福建為上」的評價。福建之所以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與發明福船有莫大的關係。

從路允迪出使高麗需要到福建顧募民船來看，福船主要的用途仍然是商船，它與僅適於我國北方海區航行的沙船不同，可以通航於當時可以通航的各個海區，也就是在傳統的東西兩洋，福船都是主要的商貿船。北宋以後，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主要船舶，應該都是福船。所以，福船作為性能優異的海船，首先是商船，至今能夠從殘存的船體中清楚獲悉船型的兩艘沉船——泉州後渚港宋代沉船和廣東海陵島「南海一號」宋代沉船，它們都是典型的尖底船，都是福船船型，它們也與其他沉船一樣，都證明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船隻大部分都是福船。作為航海性能優異的福船，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商船使用，一直到帆船時代的結束，福船都是海上絲綢之路中主要的船型。清末，航行到世界各大洋的幾艘中國帆船如「耆英」號帆船，也是福船船型。

正因為福船的優越性，所以往往也承擔著朝廷執行外交使命乘坐的官船，上述所引的徐兢著述，「舊例」就是指在北宋徽宗時期更早的北宋時期，前往高麗的使節都是乘坐相同的船隻即福船出使的，這是發生在黃海上的故事，而在東海，從明朝洪武年間開始，琉球作為藩屬國，與明清兩朝都保持著封貢關係，中琉之間，明清兩朝僅冊封使往返就達二十多次，每次冊封使出訪，都要在福建或如宋朝故事，顧募民間商船臨時充作冊封舟，或在福州閩江的南台建造冊封舟。這種冊封舟的建造和使用，因為有歷次冊封使留下的出使記錄，為我們保留了一份十分寶貴的冊封舟即福船建造的文獻資料。

嘉靖十二年，陳侃奉命冊封琉球，在福州建造冊封舟，此前歷次之冊封，皆有造舟或顧募客舟於福州的情況，但陳侃之前的資料大都散失，唯從陳侃始，有較明確的記載。陳侃說，「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福建造船，船大而費亦巨」，「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為陳侃出使琉球所造冊封舟形制及結構如下：

越甲午（按，嘉靖十三年，1534年）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窗玲瓏、開爽明霽，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舟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啟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沖、低則避也。放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也。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余者以次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敕，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四副，用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小（舟華）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槍、弓箭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丑之膽也。

冊封舟的形制，亦即作為官船的福船形制，明清兩朝都大約如此。但據陳侃副使高澄所作《操舟記》描述，即便是福船，在福州與漳州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異。按高澄之說，陳侃冊封舟在福州南台造好後，因為請來了是漳州的船工，這些閩南船工認為在福州建造的冊封舟不太適合遠洋航海之用，他們對冊封舟進行了改造：「此舟不善者有三：蓋海舶之底板不貴厚，而層必用雙；每層計木三寸五分，各錮以鐵釘、艌以麻灰。不幸而遇礁石，庶乎一層敝而一層存也。今板雖七寸而釘止尺余，恐不能鉤連；而巨濤復沖撼之，則釘豁板裂，雖班師弗能救矣：此一不善也。聞前使二舟，則艙闊人稀，可免疫痢之患。今共一舟，則艙止二十有四，除官府飲食、器用所佔，計三十人共處一艙；恐炎蒸抑鬱，則疫痢者多，雖盧醫弗能療矣：此二不善也。海濤巨而有力，舵桿雖勁木為之，然未免不壞，亦不免不換也。今舵孔狹隘，移易必難；倉卒之際，誰能下海開鑿以易之！舵不得易，則舟不得行。」漳州船工對福州造冊封舟主要的改造就是將單層船底板改造成雙層底板，以加強抗沉性。此後的冊封舟如萬曆年間的蕭崇業冊封舟，大概都是採取了雙層重底結構的冊封舟，故明人特別提到：「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在實際的航海過程中，這種雙層底板的冊封舟確實起到了作用。但是否福船都是重底結構，尚不清楚。明嘉靖倭亂期間，「倭人至福建，乃福人買舟至海外貼造重底，往而載之」。閩人謝傑說得更明白：「（日本）船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七八十人或四五十人，其形卑扁，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底平不能破浪，桅滯不能轉戧。每過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非彼之能也。」此後，茅元儀亦持相同的看法：「倭船過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福建、浙江的船工將日本的平底船改造成尖底船，使其航速加快，便於破浪遠航。顯然，改造船舶的技術顯然不止於官船改造，在原福船的尖底上增加一重底板，甚至可以將平底船改成尖底船，茅元儀等都認為，日本船舶建造的這種「進步」是嘉靖朝倭寇突然泛濫的技術因素，這是船舶建造史上極為意外的現象。

清朝出使琉球用的冊封舟，一如明朝之制。如圖所示，為清朝乾隆二十一（1756年）冊封副使周煌繪製的冊封舟，此為僅見之彩色冊封舟。作為冊封舟的福船，其形制應是如此，作為商船的福船形制，也於此相近。

圖一、清乾隆二十一年繪製的冊封舟

福船充作官船出使，當然不僅中琉航海如此，著名的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期，各路出使東西洋的使節乘坐的船隻，應該也是就便徵用的福船。如明永樂年間，張謙多次出使東西洋，期間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才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鏖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眾遁去。朝廷聞而嘉之，賜敕獎勞，升賞有差。」張謙以一艘使節船敢於迎戰四千倭寇，就是依賴福船高大勢沉，得以全勝。足見福船之彪悍。

福船作為官船，雖是臨時性的，看重的是福船可提供的安全保障。福船到明代中葉以後，即明嘉靖倭亂以後，又被在海上抗倭的將軍們看上，將其改造成保衛海疆的利器——福船。也就是從16世紀中葉開始，福船幾乎成了戰船的代名詞。

明代從洪武年間開始，在沿海構築了相當嚴密的海防體系，雖時有倭寇襲擾，但直到嘉靖初年的150年間，海上相對平靜，海防也隨之鬆弛，原設立在沿海及島嶼上的水寨或廢棄，或撤離到大陸上，水師形同虛設，故倭亂一起，如入無人之境。等到有識之士提出禦敵於海上主張的時候，海上已無船可用。為了抗倭，為了鞏固海防，也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軍事家開始將明初建造的戰船如大青、風尖、八槳船等不適出洋作戰的舊式戰船放棄，開始徵調福船和廣船作戰，經過戰火的洗禮，何種戰船更適合海上作戰？明王鶴鳴在其《水戰說》中，專論福船各種形制、結構和優勢：「福船有六：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又名草船；四號冬船，又名海滄船；五號鳥船，亦名開浪船；六號快船。福船高大如樓，耐風濤，且御火，可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髙，柁樓三層，帆桅二，傍護以板，設木女牆及砲床，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置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犂沉之。而敵又難仰攻。戚繼光云：倭船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斗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無風不可使。海滄船視福船稍小，風小亦可動；蒼山船首尾皆快，帆、櫓兼用。櫓設船旁近後，毎傍五枝，毎枝二跳，毎跳二人，以板閘跳上，露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層寢處，張帆、下柁，皆在上層，隘於廣福船，而闊於沙船。戚繼光云：倭舟一入裏海，大福船、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沖敵便捷，溫州人謂蒼山鐵也。艟僑（舟旁）即改蒼船為之，其制稍大，比海滄小而無立壁，最為得中。」這是明朝文獻中論述福船最全面的，包括後來的《明史》，述及福船，大約都採用了王鶴鳴的說法與評價。鄭若曾在其編撰的《籌海圖編》中，對福船的描述也大同小異：「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柁樓三重於上，其旁皆護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護六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系以綜欖，下椗起椗，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台，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旁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鄭若曾所言，可與王鶴鳴的論述相互補充。作為戰船之用的福船，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對抗倭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抗倭名將戚繼光對此有十分準確的總結：

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斗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為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夫海滄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併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斗，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沈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夫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殊不知彼時各漁人為命負極之勢，亦如賊之入我地是也；今應官役，便知愛命。然此船小，而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沖犁。若使徑逼賊舟，兩艘相聯，以短兵鬥力，我兵決非長策，多見誤事。但若賊舟甚小，一入裏海，其我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吃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馳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為利近者。改製為艟（舟喬），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為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矮，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戰加一舟險，其功倍於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為哉！……大端天若風動勢順，則滄不如福，蒼不如滄；若風小勢逆，則福不如滄，滄不如蒼。其開浪、網船之類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為飛迅，但坐卧處不冠冕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罩罩之，風波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吃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里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淺沿途而打之，甚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賊所忌者，福船也」，此為抗倭名將俞大猷在實戰中對福船的又一個評價。明代嘉靖以後，為了抗倭需要，大量建造戰船式福船，而這些戰船式福船都在福州閩江邊上建造：「閩中造船，俱在省城西門外二十里之地，名曰洪塘。……蓋福州商、鹽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福建兵船數百號，原俱在此造。分各水寨，每年六月，俱集於此地修整。」俞大猷在他的《洗海近事》中記載了大小「大福船」和「冬仔船」數種福船的建造工料和船上屬具、戰具的配置以及造船經費，為後人提供了戰船式福船寶貴的資料。洪塘處於建造冊封舟的南台造船廠上游不遠處，足見這一段閩江江段是明代南京之外又一個造船中心。到明萬曆年間，有「船制至福建備矣！余所用者，與福建同，不能勝之也」的感嘆。此時的福船，亦如南宋之初呂頤浩所言，「海船以福建船為上」！大約有「戰船以福船為上」的感嘆。過往福建船並無「福船」的專名，明嘉靖後，由於這些在福建建造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戰船為鞏固海防，打擊海盜立下汗馬功勞，為民之福祉保障，於是美其名曰「福船」。當然，也有因為這種戰船如俞大猷所說，都是在福州建造而被命名的可能。

作為戰船的福船，進入清朝以後，已經不稱福船而改稱「趕繒船」了。「戰船，舊制各省不一。其在前明，福建有福船、哨船、冬船、鳥船、快船。沖犁外洋，福船為最。戰攻哨操，以次各有所宜。國朝改鳥船，制加長大，次為趕繒，為雙篷艍、哨船，整利輕矯，皆過前人，是以出入左右，趨避莫不惟意。澎湖八罩，犁沈賊艘，實藉輔車之力焉。海波既恬，當事者以各港水淺，海船急難搖動，且修理估計不貲，節浮費而資實用，盡改鳥船為大趕繒。」由此可見，清朝水師的主要戰船——趕繒船是從福船之一的鳥船改制而來的。至今見有《水師輯要》、《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欽定福建外海戰船則例》和《欽定江蘇省外海戰船則例》等有關清朝水師建設和戰船建造的專門著述，為我們提供了趕繒船等清代戰船製造用料及裝備的詳細資料。清朝水師以沿海防務為主，棄用大型福船，僅用小型福船中的鳥船為戰船標配，導致其戰力急劇下降，為後來海戰失敗，海疆失守埋下伏筆。

從福建所造船舶的流變情況看，「海舟以福建船為上」顯然並非浪得虛名。在作為主要的通商海船外，被選作官船和改造成戰船，足見其船型的優異性。

福船的典型特徵是尖底、闊面、水密，是我國古代帆船三大船型之一。我們從魏晉以後出現在福建沿海的「了鳥船」身上看到了這種後來福船的影子，因此認為這種源自盧循八艚艦的了鳥船就是後來化身百變的福船原型。由於它是一種優異的船型，可謂用途廣泛，我國其他兩種船型——沙船和廣船都難以與其比肩。作為商船，能夠破浪遠航，其裝載力和適航性都毋庸置疑，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主力船型之一，至今出水的能夠提供船型結構的沉船如泉州宋代沉船和廣東「南海一號」沉船，都是福船船型，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它的安全性，所以從北宋開始，就被顧募或改造為出訪使節們乘坐的官船，其典型的前有北宋路允迪使團乘坐的「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和「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後有明清時期朝廷冊封使出使琉球國時乘坐的冊封舟。無論是僱傭、改造或建造出使用的官船，都是看上了福船能夠提供相當高的安全保障係數。到明嘉靖朝中葉即16世紀中葉以後，沿海被倭寇襲擾，生靈塗炭，為了剿滅倭寇，禦敵于海洋之上，明朝的軍事家們又看上了福船，他們將福船改造成各式戰船，以適應於各種複雜的海洋環境，明朝抗倭戰爭的勝利與福船的卓越表現有很大的關係。也就是在那時，因為福建建造的這些戰船能給沿海人民帶來福音，而且這些戰船還都是在福州建造，故有了「福船」的美名。清朝的水師戰船雖然改名為趕繒船等名目，但也是屬於福船船型，是按福船中較小的鳥船改制而成的。福船能夠大量建造和被廣泛應用，還有它取材方便的緣故。我國長江以南，尤其是建造福船最多的閩浙沿海一帶，使得以松木、杉木和樟木為主要船材的福船可以就近取材，建造和維修都很方便，福船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當然，得以在帆船航海時期成為主要的航海船舶，能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暢航數千年之久，得益於福船優良的船型，本文只是試圖釐清福船的誕生與流變，從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角度來探索福船，是筆者力不能勝之處，企望有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來進一步地解構。

本文原刊於《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釋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