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刑事和解制度是花錢買命

核心提示：3月13日，全政協委員劉白駒表達了對「刑事和解制度」的擔憂。他表示，當前一些嚴重刑事案件，因被告人賠償了被害人或其家屬，判決書里有「積極賠償」、「取得諒解」等字眼，會讓人們以為被告人賠償就可以免於死刑或從輕處罰，是花錢買命、花錢買刑。

昨天上午，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各界別小組討論「兩高」報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工作室主任劉白駒，表達了對「刑事和解制度」的擔憂。針對當前一些嚴重刑事案件，因為被告人賠償了被害人或者其家屬，判決書裡面有「積極賠償」、「主動賠償」以及「取得諒解」或「真誠諒解」等字眼，劉白駒表示了懷疑。

「濫用諒解之辭，會讓人們以為，被告人賠償就可以免於死刑或者從輕處罰，是花錢買命、花錢買刑，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法官會喪失公正立場，千方百計尋找從輕處罰被告人的理由，並且充當為被告人服務的「說客」。」——劉白駒

給錢取得「諒解」 就可以減刑

「本來刑事和解只適用於判3年以下刑事徒刑和7年以下過失犯罪情況，但在現實中卻不是這個樣子，近幾年，常見刑事判決書有這樣的說辭：被告人對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屬進行了賠償，取得了諒解，故對其從輕處罰。甚至，一些嚴重刑事案件的判決書也有這種說辭。」劉白駒舉例稱：有「打工仔姦殺女中學生被判死緩」案，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採取暴力手段姦淫婦女，其行為構成強姦罪，且後果嚴重，依法應予嚴懲。鑒於劉某歸案後認罪態度較好，其親屬「積極」向被害人賠償了經濟損失，獲得黃某某父母的「真誠諒解」，故對被告人劉某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還有沒賠償也獲得諒解的刑事判決。」隨後，劉白駒舉了「浙江南潯兩協警強姦醉酒女子獲刑三年」案，也就是所謂的「臨時性強姦案」。法院根據犯罪事實，考慮到兩人屬「臨時性的即意犯罪」，事前並無商謀，且事後主動自首(實際上無自首情節)，並取得被害人「諒解」，給予酌情從輕處罰，分別判處兩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

所謂「諒解」 ，只是一定程度的「寬宥」

在刑事案件中，劉白駒認為，遭受損失的被害人或其家屬向被告人索償，是正當要求。判決書把被害人或其家屬對被告人一定程度的「寬宥」說成「諒解」， 頗為不當。「輕判更是情理不容。」劉白駒說，這些判決書中的「諒解」之辭，根本不可能是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真實意思表示，即使他們極希望獲得賠償，也絕不會心甘情願說出「諒解」二字。

劉白駒認為，把「諒解」之辭強加於嚴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其家屬，是構成對他們的二次傷害，是對他們人格的嚴重貶損，更是對那些已經死亡的被害人的極大侮辱，同時也是對社會倫理底線的觸犯，對公眾情感的蔑視。

劉白駒建議，加強對「刑事和解制度」運作過程的監督。由於涉及金錢，以及由於司法人員的裁量權過大，如果搞不好，「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為司法腐敗的一個新的生長點。

最高法二級大法官王秀紅：

法律用詞應有明確是非觀念

「您對於嚴重刑事案件『真誠諒解』怎麼看？」「兩高」報告討論結束後，記者追問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二級大法官王秀紅。「我個人理解啊，嚴重刑事犯罪不應該用『諒解』這個詞。」

那麼以後會不會避免用這樣的詞？王秀紅表示，這個事確實值得商榷。「法律用詞是很嚴謹的，法律語言有文字語言和口頭語言，都是非常嚴謹的，不是中性的，有明確的是非觀念。我們是應該認真的吸取，很好的研究，防止在一些用語用詞上，誤導公眾，以及造成對法律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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