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 | 究問「怎麼辦」的思想家

在19世紀一批批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俄國知識分子中，有一位社會民主主義先驅，他同時也是一位作家、批評家和經濟學家，他就是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

1862年，因多年公開從事廢除農奴制度的宣傳活動，他被沙皇當局逮捕，並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被關押了兩年。1864年5月的一天，要對他及其他囚犯執行死刑，他戴著腳鐐、手銬，從容走向斬首台，等待屠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但這是一次「假死刑」，屠刀並未落下，而是在他頭的上方折斷了，標誌著死刑已經執行。但不管被處死或未被處死，屍體或活人都要被懸掛起來，沒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也飽嘗了被懸掛並被大雨澆淋一個鐘頭的痛苦滋味。「假死刑」這種醜劇只有俄國才有，對人恐嚇、折磨的程度可謂無以復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也有此可怕經歷。

沙皇當局後來宣判監禁、流放車爾尼雪夫斯基，儘管也曾勸誘他認罪、申請赦免，但他鬥志堅定，毫不後悔，毅然告別彼得堡涅瓦大街，前往西伯利亞——先是坐牢，後被流放在僻遠的小鎮維柳伊斯克，被迫害的時間長達20年。1883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獲準定居伏爾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1889年獲准回故鄉薩拉托夫，因備受折磨，他身患重病，回到老家當年就與世長辭。

他的一生充滿苦難，他留下的一句名言正是一生艱難險阻的寫照：「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進的，有時穿過塵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經叢林。」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

1828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於伏爾加河下游右岸的港口城市薩拉托夫，他父親是一個神甫。他在家鄉待到1846年，在那裡學了多種外語：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拉丁語、希臘語，還有古斯洛伐克語。諸多語言對他後來研究哲學、歷史、美學和經濟學大有裨益，他也因此愛上了文學，最喜歡讀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狄更斯和喬治·桑的小說。

18歲那年，他考上彼得堡大學文史系。因酷愛讀書，同學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伏爾加河畔的書迷」。他也愛寫日記，事無巨細都要記述，他這個南方人不習慣北國的寒冷天氣，日記里就有他如何為保持室溫而「奮戰」的故事，也寫他如何因一個友人的死亡而悲痛落淚。

通過學習，他決心做一個有教養的人，並概括了自己的心得：「要成為一個真正有教養的人，必須具備三種品質：淵博的知識、思維的習慣和高尚的情操。知識不多，就是愚昧；不習慣思維，就是粗魯和蠢笨；沒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大學期間，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他也關心時事政治，常與先進知識分子團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接觸。年紀輕輕就憂國憂民，廢除農奴制度成為他一生的堅定主張，並付諸實際行動。

1850年大學畢業後，他回薩拉托夫任中學教師，他不怕被監視和指控，在課堂上公開宣講廢除農奴制的思想。他認為，要革專制制度的命就要鬥爭，鬥爭是一種幸福。他說：「幸福的鬥爭，不論如何艱難，都不是一種痛苦，而是快樂，不是悲劇，而是喜劇。」

薩拉托夫畢竟遠離國家政治中心，1853年，他終於回到彼得堡，先是一邊在中學任教，一邊為《祖國紀事》《現代人》等雜誌撰稿。後經作家巴納耶夫推薦，他與《現代人》主編、詩人涅克拉索夫相識，開始參加該雜誌的編輯工作，後來成為主編。他把這個刊物視為宣傳先進思想的陣地，常常通過書報檢察機關的重重障礙，選登或自撰針砭時弊的文章，宣傳農民革命思想，宣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眾鬥爭思想。

也是在1853年，他與一位醫生的女兒瓦西里耶娃結婚，她是他坎坷一生中的忠誠伴侶，讓他深切體悟了愛情的含義。他寫道：「愛情賜予萬事萬物的魅力，其實絕不應該是人生中的短暫現象，這一道絢爛的生命的光芒，不應該僅僅照耀探求和渴慕時期，這個時期其實只應該相當於一天的黎明，黎明雖然可愛、美麗，但在接踵而至的白天，那光和熱卻比黎明時分更大得多。」

車爾尼雪夫斯基博覽群書，善於思考，也勤奮寫作，所寫內容豐富多彩。他在論文《萊辛，他的時代，他的一生與活動》中介紹了萊辛，德國啟蒙運動期間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俄國文學果戈里時期概觀》一文概述了俄國文學批評思想史。《資本與勞動》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則是哲學著作。他還承接別林斯基的文學評論之筆，撰寫一篇篇文章，論述普希金、屠格涅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就連在西伯利亞流亡的日子裡，他也沒有放下筆，而是創作了長篇小說《序幕》，翻譯了德國社會學家馬科斯·韋伯的歷史著作。

作為美學家，他在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中提出了對美學的思考：「美是生活」，美有三種形式——現實中的美、想像中的美、藝術的美，現實美高於藝術美，不能為藝術而藝術，藝術的最高目的應是成為生活的教科書。這些觀點得到美學界的重視和議論。

尤里·庫茲米什夫所作《被縛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現藏於俄國國家文學博物館

車爾尼雪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長篇小說《怎麼辦？》，是在被囚於彼得保羅要塞期間，用110天在單人牢房裡寫出來的。似乎是與赫爾岑相呼應，在赫爾岑提出「誰之罪？」這個問題後，車爾尼雪夫斯基現在要問「怎麼辦？」，也即在知道是專制制度之罪之後，詰問怎麼來廢除這個制度。

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社會裡，自然不能直白地回答這個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便在小說里設下兩條情節線索，一條是通俗小說中關係複雜的三角戀愛線索，另一條是嚴肅的革命者啟發教育女主人公薇拉的線索，而正是這層三角戀愛「迷霧」成功地對付了官方的審查，小說得以在《現代人》上連載，並集結成書。後來沙皇政府發現自己「上當受騙」，便發出禁書令，但為時已晚，此書已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

塑造「特殊的新人」的典型形象，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目的。這部小說的副標題為「新人的故事」，書中的拉赫梅托夫便是一個「新人」，一個社會精英，一個充滿理想的激進派、成熟的職業革命家。他純潔而堅強，對同志溫厚善良，對自己苛刻禁慾，為獻身革命而拒絕愛情，為考驗自己能否經得住酷刑竟睡在扎滿鐵釘的毯子上，滿身鮮血也不吭一聲。

車爾尼雪夫斯基通過「新人」之口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一道德觀念，主張人應自己主宰命運，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結合起來，爭取全人類的幸福就是爭取自己個人的幸福；未來公平的社會將建立在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完全結合的原則上，參加革命鬥爭的人不會犧牲自己的個性，卻會在精神上豐富自己。這一觀念曾有廣泛影響，美國俄裔女作家安·蘭德（1905-1982）便以宣揚「合理的利己主義」著稱，認為自我實現是個人的道德責任，爭取社會成就是崇高的行為，在美國名噪一時。

《怎麼辦？》問世後引起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一種觀點貶之為「俄國文學中最低劣的作品」，「鼓吹一夫二妻和使用假護照」，要求對作者及其追隨者嚴加懲罰。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把車爾尼雪夫斯基視為「思想敵人」，反對《怎麼辦？》所宣揚的烏托邦思想和功利主義（即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的的思想）。《怎麼辦？》出版後的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即發表小說《地下室手記》，對爭取社會公平合理的鬥爭表示懷疑，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歷史樂觀主義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種觀點以克魯泡特金和列寧為代表，讚揚《怎麼辦？》是「俄國青年的一面旗幟」，洋溢著「春天的樂觀主義精神」，鼓舞人們擺脫精神奴役，擺脫屈辱和憂鬱，去迎接「光明、溫暖和芳香」的明天。據說，列寧在一個夏天把此書讀了五遍，稱讚車爾尼雪夫斯基是「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唯一真正偉大的俄國著作家」，「深刻透徹地了解他那個時代的現實」，「不僅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同時還是一個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一位俄國學者指出，《怎麼辦？》不能與《安娜·卡列尼娜》相比，但可與伏爾泰的哲理小說相比，從這個角度來比，「屠格涅夫的任何一部小說，托爾斯泰或其他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部小說一樣，產生那麼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美國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約瑟夫·弗蘭克高度評價《怎麼辦？》所產生的社會作用，他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所提供的最終導致俄國革命的激情動力，遠遠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

19世紀下半葉，在俄國出現的激進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是以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別林斯基為代表的農民社會主義思想，後來在俄國形成民粹主義運動，並進一步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車爾尼雪夫斯基特別關心兩種人：出現在《怎麼辦？》中的那些新型知識分子，以及他視之為社會主義理想承載者的俄國農民。

他像赫爾岑一樣贊成「村社」思想，恩格斯在《論俄國社會問題》跋文（1894）中提及「村社」問題時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比赫爾岑更成熟，稱他為「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十分了解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他「對俄國有無數貢獻」，「把他長年流放在西伯利亞的雅庫特人中間，這是對他施行慢性暗殺，將永遠成為『解放者』亞歷山大二世的可恥污點。」

所謂「村社」即實行土地公有、勞動組合等原則的農民公社，車爾尼雪夫斯基把它看作從現代社會形態過渡到新的發展階段的手段，西方社會沒有這種手段，所以這是俄國的優越之處。恩格斯在「跋文」中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多段語錄，說明車爾尼雪夫斯基竭力主張實行公社制度，認為「村社」可以使俄國「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西方卻因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帶來悲慘的後果」。

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馬克思卻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學生、革命家格爾曼·洛帕廷（1845-1918）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資本論》第一卷的俄譯者，他在1873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說，馬克思學會俄文後，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第一部的補充和注釋》（按：穆勒是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及其他一些文章，使他深感欽佩。

洛帕廷接著寫道：「馬克思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車爾尼雪夫斯基是現代所有經濟學家中唯一真正具有獨特見解的思想家，而其他的經濟學家只不過是編纂者罷了。他的作品具有獨到的見解、說服力和深刻的思想，是目前經濟學著作中唯一值得閱讀和研究的。俄國人應該感到慚愧，因為至今竟沒有一個人把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介紹給歐洲；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政治上的死亡，不僅是俄國學術界也是整個歐洲學術界的損失。」

洛帕廷無比崇敬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想到他「葬送在西伯利亞荒原」、「痛苦地虛度光陰」，心裡就十分難過，總想為他做些什麼事。有一年，他向幾位朋友借到一些錢，要去送給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到了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卻因人地兩疏，打聽不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究竟在何處，有人跟蹤告密，結果他被逮捕，關進伊爾庫茨克監獄。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死前度過了漫長的受凌辱和迫害的歲月，他所留下的「怎麼辦？」這個問題，至今仍然令人深思，喚人繼續尋找正確的答案。

（摘自《鳳凰周刊》，並收錄於《讀者參考》1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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