倆人 | 埃爾多安與薩達特：世俗與宗教的十字路口

)導語：2016年一場發生在本國的未遂政變，與一場發生在鄰國的大規模內戰，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推向了世界政壇關注的焦點。作為本世紀伊斯蘭世界最受人尊敬的總統，或許只有上世紀同樣名聲顯赫的埃及總統薩達特可堪與之相提並論。對比兩位同樣呼風喚雨、手腕強硬且不斷引發爭議的伊斯蘭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相同之處或許源自相似的政治家性格或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他們的不同之處卻更加凸顯了本世紀與上世紀政治世界更為深層的區隔。同樣站在世俗與宗教衝突的風口浪尖，兩位領導人截然相反的政治命運或許不僅將啟發我們重新反思當代中東政治的基底，也引領我們深入審視當代世界政治不平等格局以及背後的原因。撰寫/楊安琪不驚訝的埃爾多安與土耳其軍方的衰落儘管7月15日夜土耳其政變消息傳出時全世界的目光都驚愕地從東南的敘利亞轉向安納托利亞高原，但對於哪怕了解一點點中東政治或者土耳其歷史常識的觀察者而言，這並不值得如此大驚小怪——這已經是只有不到一個世紀歷史的現代土耳其，在過去50年里的第5次軍事政變。過去五年里，隨著「茉莉花革命」的洶湧來襲，整個中東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先後多個國家艱難地開啟了他們的民主化進程，其中更有幾個國家陷入了內亂乃至戰爭的深淵之中不能自拔，伊斯蘭世界以無與倫比的速度向宗教極端化跌落，而一向作為伊斯蘭國家世俗化的典範代表的土耳其，國內社會氛圍的宗教化傾向日益嚴重也早已超出了人們對它慣常的認知，此時此刻曾經作為世俗勢力大本營的土耳其軍方再次挺身而出，就算不是「大勢所趨」，也是「順勢而為」。不少暫時丟掉了審慎的觀察家甚至立即斷言，這次政變很快便將和之前四次一樣毫無懸念地以軍方的大獲全勝而告終，伊斯蘭世界的極端化傾向也同樣將會如同整個漫長的中世紀一樣被牢牢地遏止於伊斯坦布爾，土耳其將成為世俗政治在西亞最後也是最穩定的橋頭堡，延續多年的伊斯蘭化浪潮也將就此逐漸退回博斯普魯斯海峽。對他們而言，整件事唯一令人感到驚訝之處也許就在於，總統埃爾多安似乎毫不驚訝。是的，埃爾多安毫不驚訝。2011年連任之時《時代》周刊曾將其評為當年的年度人物，並評價他為「表面上的世俗派，骨子裡的穆斯林」。他在國內推行宗教保守政策，將伊斯蘭教義寫入課本，打壓異己並收攬權力，大規模替換陸海空三軍的高級統帥，逐步將過去的議會制轉為總統制……在他做出這些舉動時也許早就預料到會有軍方政變的這一天。他知道此刻全世界都想看到他狼狽不堪慌不擇路的慘狀，但他不僅不慌，反而比往常更加鎮定。在他漫長的任期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對現代社交網路的反感，他堅信正是這些網路平台給予了一些蓄意反對政府的異見人士以抒發心中憤懣擾亂社會秩序的可趁之機，但這一次，也許是出於對自己在民眾中的政治影響力的高度自信，也許是出於對於五年前「茉莉花革命」中社交網路在埃及和突尼西亞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的高度恐懼，政變發生後不到半個小時，尚在度假的他就通過手機拍攝接受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土耳其語頻道的採訪。在視頻中，埃爾多安沒有顫抖也沒有僵立，他只是嚴肅地號召民眾走上街頭保衛祖國。幾小時之後，埃爾多安回到伊斯坦布爾，飛機落地時政變也隨之應聲土崩瓦解，這個承載了太多超越土耳其國內政治可容納限度的希望的「短命政變」，短命到僅僅一夜之間就灰飛煙滅。那些信誓旦旦的觀察家還沒來得及扶好下巴，就被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清算嚇得體無完膚：政變結束第二天就有2839名政變的直接參与者被捕，隨後的調查與批捕蔓延到整個土耳其各個領域，從首當其衝的軍隊官員，到無甚關聯的司法界與警察界，再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庫爾德議員與世俗派大學教師，甚至連妓女也不放過。半年之內因受政變事件牽連而被逮捕的各界人士已經達到1600人，官方認為仍有1萬人須進一步調查。閱讀這些新聞時常讓人陷入錯覺之中，彷彿宗教與種族衝突的21世紀尚未到來，人們還生活在極權恐怖的20世紀，埃爾多安的鬍子和斯大林的長須一時之間竟難以分辨。

埃爾多安這不是世界所熟悉的土耳其政壇，更不是那支素以彪悍著稱的土耳其軍隊。自凱末爾革命創建現代土耳其以來，手腕強硬、雷厲風行一向都是軍方的代名詞，前四次軍事政變幾乎不費一兵一卒，政變的由頭雖無一例外是宗教勢力抬頭但程度卻越來越輕，最近的1997年「軟政變」，僅僅因為一位市長公開發言主張恢復政教合一的沙里亞政體，軍方就以演習為名直接把坦克開到了該市的大街上，還提前約請國內外各大媒體「共襄盛舉」，該市市長次日辭職，一度強盛的伊斯蘭政黨繁榮黨也就此走向衰落。就是這樣一支僅靠威懾就足以改變政局的軍隊，一支號稱可以抗衡整個俄羅斯南方軍區的軍隊，不僅在敘利亞內戰中節節敗退，更是在一夜之間丟掉了幾乎全部的政治資源。這一場突如其來卻組織嚴密的政壇風暴，讓人很難不懷疑埃爾多安是早有預謀——這麼想的時候人們的腦海中已經開始逐漸浮現出手機視頻里的那張臉，是的，埃爾多安毫不驚訝，從來不驚訝。西方與伊斯蘭：持續十四世紀的異質文明較量靠20世紀的四次政變經驗是無法深刻理解埃爾多安的從容與淡定的，那隻會讓人們更加困惑——也許真正的故事要從一千四百多年前開始說起。公元639年，統一了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在先知的指引下開始向西推進，逐步蠶食拜占庭帝國的東部邊境，驅動他們的不僅是對真主偉大的信仰，更有城破之後燒殺擄掠的誘惑等待著他們。僅僅十年時間裡，美索不達米亞、亞美尼亞和安條克等拜占庭重要行省相繼被佔領，塞普勒斯和羅德島兩大海軍基地也在數次洗劫後不復輝煌，在古都亞歷山大被攻陷後，羅馬帝國在非洲延續近千年的統治也宣告終結。655年，君士坦丁二世親率龐大海軍在里西海域與阿拉伯艦隊決一死戰，自負的拜占庭皇帝做夢也不會想到，短短五年時間，從沙漠里走出來的阿拉伯人就在埃及和敘利亞海岸建立起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海軍。拜占庭海軍慘敗而歸，皇帝險些喪命，但丟掉的東地中海霸主之位卻再也沒能找回。由於在戰役中阿拉伯艦隊桅杆上掛起了自波斯薩珊王國奪來的星月旗，而拜占庭艦隊則高掛十字旗，後世學者也將這場戰役形象地稱作「船桅之戰」。高掛戰旗出戰的兩大帝國當時可能還意識不到，這是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第一次大規模正面衝突，而十字與星月背後不僅是上帝與真主，也不僅是兩種以一神論宗教為基礎的政教合一體制的本質衝突，而是兩種異質文明的終極較量，這一較量就是整整14個世紀。海戰的勝利並沒有讓穆斯林停下前進的腳步，對他們而言繁榮的歐洲貯藏著無數珍寶和遠超七十二位的神聖處女，而要想獲得這些財富必須征服被譽為「眾城的女王」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在8個世紀里，高聳的狄奧多西城牆與熊熊燃燒的希臘火一次次無情地將異教徒們阻擋在通往歐洲的大門之外，基督徒高喊著「凡天主目視尚可行動者皆殺」，穆斯林則號召「捍衛神聖秩序，讓敵人如野狗般在你們劍下呻吟」，仇恨與殺戮沿著小亞細亞半島一直延伸到聖城耶路撒冷，千百年來從未平息。直到1453年，突厥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繼承了阿拉伯人的意志，終於繞道金角灣攻下了他們心目中的新羅馬，震撼了整個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十一世絕望地呼號著「沒有一個基督徒來砍下我的腦袋嗎？！」隨即沖入敵群消失不見，歐亞大陸最後的橋頭堡就此陷落，她的名字被屈辱地修改成了所有穆斯林對她渴望的化身——伊斯坦布爾，在阿拉伯語中意為，「進城去」。「地中海三部曲」的作者羅傑·克勞利提醒我們，這場曠日持久的基督徒與穆斯林之戰，其持續的時間比它結束到今天的時間還要長兩個世紀。他也許是想引領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終極對立，亦或普世價值指導下的現代化同質社會，究竟哪一個才是更加恆久的歷史主題？

凱末爾今日的我們或許真的被後一主題所「蒙蔽」了。自伊莎貝拉女王1497年收復格拉納達之後，四個世紀歐洲都不再為穆斯林的洶湧浪潮而憂心焦慮，正是這四個世紀里原本不相上下的基督世界和伊斯蘭世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前者開闢了新航路與實驗科學，完成了現代啟蒙與工業革命，開始走上「馴化世界」的偉大道路；而後者則在帝國的迷夢與真主的虔信中迷失了方向，全然不知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等到1920年凱末爾站在舊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上環顧四周時才發現，小亞細亞的四周強敵環伺且個個蠢蠢欲動，他們以不再需要打著十字旗來為他們的貪婪遮羞，基督徒們已經成了「文明的使者」，這場原本捍衛各自主神的「聖戰」已經淪為完全錯位的「殖民戰爭」，不要說突厥奧斯曼的帝國殘陽，就是伊斯蘭燦爛的文明都已被視作野蠻與落後的代名詞。在「保國」還是「保教」這個困擾所有被殖民國家的根本問題上，凱末爾事實上已經別無選擇——只有一個強力的世俗政府才能將土耳其建立成為可以抵禦外辱的現代國家，也只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保住地處歐亞大陸交界處的重要戰略位置，不致淪為西方列強殖民的對象。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所有中東國家乃至所有後發現代國家都只有這樣一個選擇，土耳其只是迅速填好的答案，驅使他們的並不是文明的榮耀，而是屈辱的恐懼。這正是土耳其軍方對政治巨大影響力的來源，也正是20世紀軍方政變的底色，他們不僅捍衛自己的利益、捍衛世俗勢力的利益，他們捍衛的是整個土耳其共和體制。「例外中的例外」薩達特與他的和平原則土耳其做出了西方人看來「正確」的選擇，因為就像它的版圖一樣這是一個深深嵌入歐洲的國家，它與歐洲地緣上的牽連是宿命的必然。但其他伊斯蘭國家則選擇了「不選擇」，他們仍舊堅守著對真主的偉大信仰和作為戰士的堅毅精神，各自慢慢摸索著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但現代政治畢竟也還是權力政治，如果不能重新梳理權力的來源與歸屬、妥善安排權力的制約與限度，就難免陷入極權或獨裁的漩渦中。上世紀的西方學者常常站在民主化的立場上對伊斯蘭世界大加批判：萊奧納德·賓得用「缺席群」（cluster of absences）這一概念來形容中東地區缺乏現代民主所應具備的各種條件，其中包括「自由觀念的缺乏、自治人團體的缺乏和自信的中產階級的缺乏等等」；丹尼爾·派帕斯還通過探討公民社會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而斷言伊斯蘭國家是世界上恐怖主義最多、民主最少，並且將一直持續下去的地區——所有這些理論歸結成了一個帶有歧視性的概念，即「中東例外論」。然而就在這樣的「例外」中誕生了一個「例外中的例外」，那就是薩達特治下的埃及。軍人出身的薩達特在納賽爾的指引下走上政壇，並在後者逝世後接過了新建立的埃及共和國總統一職，上任之初的他就面對國內經濟發展停滯和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戰敗之恥，而日益白熱化的美蘇爭霸在中東世界投下的巨大陰影更是令整個阿拉伯世界戰慄不已。此時的埃及比1920年代的土耳其更加缺少出路，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沒有任何一個充滿希望。薩達特選擇了「不選擇」，在美蘇的夾縫和阿拉伯世界的混沌中他堅守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毅然決然地出兵西奈半島收復失地，卻又以同樣的寬容與慷慨親赴以色列展開和談，長達三十年的阿以衝突在他的手中得到了本質上的緩和。當他只身前往耶路撒冷時，或許並不願像一個基督徒那樣把自己比作劈開紅海的摩西，但也許他真的想到了8個世紀之前的另一位偉大的埃及領袖薩拉丁——當薩拉丁在巨大的軍事優勢中決定親自同獅心皇查理談判、並最終允許基督徒出入聖城時，他一定和薩達特一樣渴望著同一項神聖的人類事業：和平。「耐心地爭取勝利和和平、或爭取作為我們一切軍事、政治、外交努力的最終勝利的和平。」在他的回憶錄中，薩達特將它作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大目的，也是其奮鬥一生的目標。也正是對和平的追求，讓薩達特和薩拉丁同時獲得了西方與伊斯蘭兩個世界的尊重。

薩達特薩達特是「例外中的例外」，不僅在於其強硬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外交斡旋，更在於他揭示了某種植根於西方世界觀念深處根深蒂固的偏見，這種偏見只不過是當年對抗穆斯林的基督徒心中仇恨的變種。「非我同類，其心必異」，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一日，隔閡與衝突就不會得到徹底的消除，無論是美蘇之間的權勢衝突，還是阿以之間的宗教衝突，甚至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的文明衝突，都源自深切的懷疑和猜忌。一神論背景的基督教孕育出了一元主義價值觀的現代性，這並不值得奇怪，而包裹著自由平等鮮亮外衣的「普世價值」大旗之下仍舊是那艘地中海上燒殺擄掠的戰船之時，現代政治的締造者自己已經忘了寬容與理解才是現代性更為本質的價值，是超越民族、宗教乃至文明的人類共同希望。先進國家可能難以理解列文森筆下徘徊掙扎在民族主義與傳統主義兩極之間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但身處夾縫中的中東國家一定能夠感同身受，因為所有發展中國家全都是業已形成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不平等的受害者，長期處於被剝削壓迫地位的民族想要以暴力方式奮起反抗並非難以理解，但最為難能可貴的是，薩達特選擇了和平，他比同時代的「現代發達國家」還要理解現代政治的最終夙願，並竭盡一生去追尋。儘管他無數次宣稱自己選擇站在人民、站在真主一邊，但它為世俗政治做出的卓越貢獻，是任何自稱毫無宗教偏見的人都無法企及的。然而，「只有戰爭從未改變」。宗教極端主義容不下對異教徒的和平與寬容，保守的阿拉伯世界也跟不上薩達特追尋的腳步，國內外的反對與制裁日益高漲，直到一顆手榴彈扔到了閱兵主席台上。現存的影像資料沒有清晰地錄下薩達特的表情，他是否像埃爾多安那樣毫不驚訝？在薩達特的墓志銘上人們寫道：「他是戰爭的英雄，也是和平的英雄。他為和平而生，為原則而死。」歷史是上帝寫就的絕妙諷刺劇，自從布魯圖斯刺殺凱撒之後，很少聽說懷著崇高理想的刺客，偏偏多是偉大抱負的政治家被刺身亡。但我們不禁要反問列位看官：如果並不知道明確所指，那麼一位懷揣和平理想的偉大領袖被恐怖主義者刺殺，與一位堅持宗教保守打壓言論自由的總統在平息軍事政變後對國內異見人士大清洗，究竟哪個聽起來像是20世紀的故事，哪個更像是21世紀的故事？！

薩達特遇刺現場　　「基督教對抗穆斯林」：一個宗教衝突的陷阱相信此時已經有讀者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說「土耳其軍事政變是必然，政變失敗也是必然」了——軍方作為世俗勢力的守護者必然對過去五年土耳其社會向伊斯蘭宗教保守主義傾向急劇下滑感到緊張，但這一傾向背後，是整個中東社會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秩序混亂、鄰國敘利亞內戰引發的洶湧難民浪潮與恐怖主義威脅、土耳其國內經濟低迷失業率攀升、加入歐盟申請的受挫以及歐盟自身成員國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以及背後更加根本的對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對其剝削的不滿。埃爾多安的上台與連任，和這次政變的迅速壓制，更體現了土耳其國內的民心所向。在傳統的中東安全觀念里有三個大國支撐著中東秩序穩定：埃及、沙特和土耳其；而埃及政變引發的政局動蕩剛剛平息，沙特依仗著石油資源而迅速拉開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的經濟差距，土耳其有今日的鬧劇，實非偶然。難民危機與伊斯蘭教的廣泛傳播，讓很多人又回味起亨廷頓著名的「文明衝突論」。亨廷頓不僅斷言「席捲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對穆斯林社會的衝擊有限……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勵的不是民主浪潮而是伊斯蘭主義」、「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會的普遍失敗，是從19世紀以來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反覆出現的現象」，更將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視作基督教文明在冷戰後21世紀的最大「敵人」。事實雖然驗證了亨廷頓的這套理論，但支撐這套理論的到底是西方世界引以為傲的「普世價值」，還是延續千年的宗教仇恨？到底是誰披著「世俗」的外衣，腦海中卻沸騰著千年前十字軍東征時剷除異教徒的喧嘩？又是誰被扣上了「宗教」的帽子，實際上卻是宣洩著對世俗政治差異性結構的騷動？這樣錯位的「世俗」與「宗教」之爭，最終必然塑造出埃爾多安這樣的兩面派，他借用伊斯蘭保守派的力量來抗衡同時來自美國、歐盟和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壓力，同時又依靠權勢政治的混亂，趁機試圖完成「大奧斯曼國」的美夢。似乎「世俗派」和「宗教派」都對其無話可說，癥結恰恰在於當應用「世俗對抗宗教」的話語之時，就已經陷入了實際上是「基督徒對抗穆斯林」的宗教衝突陷阱里了。薩達特的政治生涯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擺脫這一陷阱的答案：正是西方世界眼中不知文明為何物的伊斯蘭世界，誕生了一位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世俗政治真諦的偉大領袖——那就是化解衝突，創造和平，共同發展。西方社會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仍舊用舊式基督徒的思維思考中東政治，換來的就只有更加劇烈的暴力衝突與恐怖主義。既然自認為文明社會，就應該肩負起文明社會應有的誠信與包容，否則，親手釀成敘利亞內戰並親自吞下難民危機苦果的烏龍故事還會在歷史上不斷重演且愈演愈烈。世界確實又一次站到了「世俗」與「宗教」的十字路口，讓我們牢記薩達特為我們指引的方向：「坦率是最簡捷的道路，忠誠是最安全的道路。」坦率地面對衝突，忠誠地捍衛和平，這是現代政治最根本的原則，也是人類政治最偉大的財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