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遠山：張承志，一個生錯時代的舊理想主義者

　張承志最自命不凡的是他的理想主義：「小文痞子居然敢討伐你的理想主義……你渴望與真正的交談對手的相會。」（《神不在異國》）我認為任何人只要有誠意，都可以成為張承志的「真正的交談對手」──當然包括在下。因為我堅信一切人與一切人是平等的。只要有誠意，任何兩個人都可以坐下來隨意談談青春理想、幸福未來，而不必管什麼對手不對手，甚至不必太講究交談的規則，因為是隨便談談。況且，既然是交談理想，自然不是力的較量，而是理的商量。所以誠意是至關重要的，而我是有誠意的，所以我可以是任何人的交談對手。相反我倒以為，任何人如果沒有誠意，我就必須要求他遵守交談規則。如果他不懂交談規則，而又目空一切，以打遍天下無敵手自居，那麼對不起得很，我可以事先告訴他：你肯定不是我的對手！因為大多數現代讀者是懂得交談規則的，所以究竟誰被誰打下擂台，是由讀者來做最後裁判的。這當然僅僅是我的看法，每個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包括張承志。然而據我所知，張承志的思維似乎還定格在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蒙昧時代，所以他未必願意承認我有資格做他的平等對手，既然他連我最崇敬的魯迅先生都不怎麼放在眼裡。所以他一方面有權向天下人發出挑戰，而當我或任何人應戰時，卻又有權躲在暗處囫圇而含糊地海罵幾聲，然後繼續陶醉於想像自己的理想主義沒有對手的大獲全勝之中。這確實是無關緊要的，我不是為了張承志，我是為了讀者，為了我認識的朋友和不認識的精神同胞，才寫一系列有關張承志的專題文章的。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個破例。其實我沒有那麼多的閑工夫，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潛心於研究和批判孔孟之道。

　　張承志最敵視的正是孔孟之道：「對於追求精神充實、絕對正義和心靈自由的一切人，對於一切宗教和理想，對於一切純潔來說，中國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強大的敵人。」（《心靈史》）「任何異端、任何理想主義、任何美、任何新鮮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須防止其中國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國本身，新生和擺脫厄運的出路只有一條，即戰勝孔孟之道。」（《心靈史》）「『吃人』的孔孟之道將反覆成為我們心靈的敵手。」（《致先生書》）那麼先讓我們看看：以孔孟之道治國兩千年的中國傳統中，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舊理想主義？它們與張承志的理想主義有哪些不同？張承志的理想主義是否如他所自我吹噓的那樣，強大到足以「戰勝孔孟之道」？或者很不幸，孔孟之道作為「最強大的敵人」，竟然把張承志也打敗甚至收編了，以至於連張承志也「反覆地成為我們心靈的敵手」？

　　一、中國主流文化中的兩種舊理想主義

　　中國自古以來有兩種理想主義模式：一、以道家（包括道教、佛教禪宗）為代表的個人化理想主義，即整個社會的身心痛苦都不影響他一己的身心愉悅，全體國民的不幸都不會影響他堅守一己的快樂。因之，這一型號的理想主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二、以儒家（包括法家、宋明理學）為代表的社會化理想主義，即犧牲整個社會的意志以滿足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為所欲為，全體國民的利益必須為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幸福所左右。這一型號的理想主義者，都是專制主義者。在專制與無政府這兩個極端之間，中國人沒能找到任何合理的其他社會性理想。然而古代士大夫很少把這兩種極端型理想主義中的任何一種自始至終地貫徹到底，由於個人遭際和宦海沉浮的種種不同，他們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跳來跳去，兩家的祖師老子和孔子都有「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主張。但「有道」、「無道」並沒有真正客觀的判斷標準，僅以判斷者一己的得意與失意為轉移。當他們得意即得到皇帝或權臣賞識，或自以為還有這種可能時，他們會肉麻當有趣地充當奴才、鄉愿、假道學、清教徒；當他們失意即落第、左遷、失寵，或估計沒有機會東山再起時，他們才被迫而無奈地變成雅士、高人、隱者、狂徒。

　　這兩種理想主義的共同特點，即共同的思維方式，都是「奉天下而為一人」。儒家式社會化理想是為了皇帝一個人，道家式個人化理想是為了自己一個人。因此無論是社會化理想還是個人化理想，它們都以一個人的意志為最高意志。區別僅僅在於，儒家主張特定的那一個人（天子）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一切人的意志之上，道家主張每一個人可以放縱自己的意志而不顧及一切人的意志。這在文化傳統方面的固有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一個科學的客觀的真理標準。所謂科學的客觀的真理標準，有時表現為數學的、邏輯的，有時表現為哲學的，有時甚至表現為神學的，但總之是形式化的，有固定標準的，可檢驗的，因而是可批評的，可修正的，並且不論這標準多麼權威，最終是可發展的，不僵化的，變動不居的。只要有客觀判斷標準，那麼任何一個具有當時的基本文化裝備的普通人，對這一真理標準和思想工具，都能夠有效地進行思維操作和真理檢驗。可惜這一客觀的形式標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

　　張承志也沒有提供任何科學的客觀真理標準，雖然他自稱掌握了真知並打算宣布真理（可惜我們至今沒有聽到），雖然他反對儒家的孔孟之道，但他沒有提供任何新鮮貨色。他明確宣布拒絕科學，正是為了拒絕對他自稱的真理進行檢驗，所以他的思維方式與他所反對的儒家本質上毫無區別。況且，反對孔孟之道算不得什麼新鮮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人反對孔孟之道，甚至在反對孔孟之道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時依然有人反對。因此，張承志在孔家店已被砸爛近一個世紀的時候還以此空洞叫囂來逞英雄，算不得好漢。在我看來，孔孟之道早已成了死老虎，即便沒死，至少已是過街老鼠。過街老鼠確實該打，但僅僅喊打，卻不放出手段，那麼不僅不是打虎英雄，連打鼠英雄也算不上。況且以歷史的經驗來看，主張中庸的孔孟之道受到過左右兩個方面的攻擊，從右的角度反對儒家的，往往比儒家更反動，比如韓非。張承志到底是左是右，由於他除了叫囂別無貢獻，只開菜單並不上菜，所以我最終沒有嘗出味道來。但以我的看法，他與韓非似乎是更接近的一類。但韓非儘管邪惡，畢竟有自己的獨創性思想，而妙手空空的張承志卻什麼獨創性思想也沒有。

　　我從來沒有聽見張承志反對道家，大概是因為他的故作神秘（他那關於大雪的奇蹟令人失笑）與道家有某種類似之處吧？然而道家者流一般來說是相對主義者，像張承志這樣信誓旦旦的絕對主義者並不多見，這或許就是他的獨特性吧。神秘主義者一般都認為把非語言的神秘體驗訴諸語言會面目全非，所以他們很少或相當謹慎地使用語言，然而張承志在肆無忌憚地放任自己的語言的同時，又忽而得意於自己的語言之「美」，忽兒悲嘆自己的語言離自己的「獨創性」思想距離太遠，令人懷疑張承志究竟是否有什麼真正的神秘體驗。據我所知，神秘主義者一般來說都遠離用語言組織起來的主流社會而潔身自好，張承志一方面宣稱反對一切制度，另一方面又對自己如此蔑視的現代人，對不可能再回到茹毛飲血時代的現代人，吆五喝六地表達那不可表達者，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難道張承志不知道，文明的人類必定需要某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嗎？

　　二、中國曾經有過的被扼殺的科學的宗教的理想主義

　　首先意識到中國思想中缺少科學的客觀真理標準的是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在《墨子》第一篇《尚同》中開宗明義：「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墨子認為，每個人對真理的認識和理解是不相同的，這使人類社會無法合理地組織起來，因而人類文明將無法累進地發展。克服這一困境的基本辦法是「上同而不下比」、「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道家上同於非語言的神秘之「道」，乾脆反對一切社會組織與文明制度；儒家則上同於先王和聖人，法家則上同於後王即當代天子，它們雖然都不反對社會和文明，卻使有「力」者成為無條件的有「理」者。因此墨子說：「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災猶未失也。」所以還必須進一步上同於客觀的天之「意」：「天之意者，義之法也。」墨家在如此清醒的認識下把天加以人格化並有意識地神道設教，在科學尚未昌明的邈遠古代，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上極為罕見的。

　　宗教立場的一大長處，是在理論上預先排除了任何個人以真理的最終裁奪者形象出現的可能。固然，「天何言哉」，天也好，神也罷，天意和神意必然依附於代言人。但代言人畢竟是代言人，代言人畢竟不是神的化身。神的虛構，在邏輯上排除了任何個人宣布自己的思想為絕對真理的可能性。況且代言人必須把他宣布的絕對真理予以公開化和形式化，正如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所做的。關於上帝的存在，托馬斯·阿奎那就給出了四種證明。無論證明多麼荒謬，但神學家既然遵循了宣布真理的科學規則即形式操作規則，那麼別人就能夠對神學家的形式論證進行檢驗和反駁。這樣，對真理的探尋就在前提上進入了合理運作的範疇，避免了「誰有力，誰就有理」的極權主義惡性循環。因為，當某個代言人宣布的「絕對真理」不能通過形式化的客觀標準檢驗的時候，這個代言人的資格就自動喪失，他宣布的「絕對真理」就遭到揚棄，於是新的代言人不得不尋求更合理的真理標準和更完善的真理表達形式。由於一切合理的形式與表達都包含著真理的某些因素，因而即便是神學的主觀「真理」，只要有形式化的客觀操作規則，就與真正的科學相鄰，離客觀的真理不遠。正如先秦諸子中，墨家具有最濃重的神學色彩，但卻是最接近科學的。不幸的是，墨家以及受墨家影響進一步在客觀真理的形式化上作出傑出努力的名家（如公孫龍），在儒道主流文化以及被這一主流文化進一步合理化並強化的皇權的夾擊下很快夭折，使科學思想在古代中國板結僵化的文化結構中，失去了生根、萌芽、開花、結果的可能。

　　張承志顯然也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缺少宗教信仰和超越性是一大不足，然而遲至二十世紀末再來補上「教義問答」課，是否感到「冬行春令」的不合時宜呢？莫非張承志正是因此而被稱為「生錯了時代的人」？況且流產的墨家「教派」畢竟還提供了「三表法」之類的形式標準，基督教繼承並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伊斯蘭教更進一步繼承發展了希臘哲學及其思想，並在近代反哺給基督教社會。佛教則發展並完善了印度的因明邏輯。然而以聖徒、先知甚至教主自居的張承志，為人類思想寶庫究竟提供了什麼偉大思想呢？他十五年來一再預告要提供「偉大的啟示」，然而我們期待了太久，終於有些失望。而沒有真正的思想利器，是什麼也堅守不住的，哪怕意志堅定，哪怕不怕犧牲。在這種情況下，叫囂只表明虛弱，只表明信仰的游疑。靠空洞的叫囂守不住中國文化的一石一瓦，空洞的叫囂倒會讓一部分沒有全面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年輕人誤以為中國文化已經毫無價值，已經奄奄一息了。中國人固然不怕犧牲，但中國文化還沒有絕望到像一個刺客式的亡命之徒，打算在臨死前與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或任何張承志認為強大得不可戰勝的異族文化拚個同歸於荊中國文化始終在創造，中國自有堅實的脊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有張承志未必了解（比如墨家、名家乃至道家）以及我也尚未透徹了解的珍寶在。有叫囂的閑工夫，何妨讀讀《墨辯》、《公孫龍子》？甚至讀讀《論語》、《莊子》，對它們來一番深入的批判？我殷切地期望頗有天賦的張承志的批判能夠超過魯迅。魯迅確實並非不可超越，任何人都不會是不可超越的──儘管真正的後來居上者從來不貶低他的先行者。

　　張承志所推崇的俠者或曰刺客均出自《史記·刺客列傳》，然而司馬遷本人並沒有多少張承志那種「清潔」強迫症，這有他甘受腐刑為證。張承志從司馬遷的筆下能找到多少「清潔」呢？難道張承志不知道司馬遷正是中國最早的儒學信徒之一嗎？──其父司馬談倒是個道家信徒。況且劫富濟貧的俠者和孤身犯難的刺客僅僅是墨家的末流，只有當一個社會無可救藥時，哀告無助的不幸者才會寄望於「俠以武犯禁」（韓非）。儘管當代中國尚未做到盡如人意，然而卻比任何時期更健康地在發展。目前的中國社會首先需要的是全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然後才能發展教育、發展科學，並且健全法治。當代中國乃至未來中國不必寄望於墨家式的神道設教，更不必寄望於墨家末流的刺客精神。當張承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揚「恐怖」與「血腥」時，張承志真是技窮得很。晚年魯迅之所以悲憤地描寫俠客，正是因為先生對自己不能親見中國的美好未來而略有絕望，這是人之常情。況且這是先生的文學表達的一小部分，而非他的全部。由於本世紀下半葉的最初兩代人失去完備的教育，已經沒有多少現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了如指掌了，從故紙堆中搜揀一些俠客之類的傳奇故事，當作成人的童話餵給那些因為失去完備教育因而判斷力相當有限的讀者，

　博得一些暫時而廉價的喝彩，沒有必要陶醉。僅僅標榜「清潔」衛生，而沒有切實可行的良策讓世界和人心更加清潔，連自己也無法拯救，最終只不過是一個「洗手強迫症患者」。

　　三、舊理想主義的不可克服的內在困難

　　舊理想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放棄對客觀真理的追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追無涯，殆矣。」（莊子）「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雖辯，君子不聽。」（荀子）「說是一物即不中。」（禪語）當他們出仕時，他們以在上位者之是非為是非，他們的衛道，保證了最高統治者的利益，並因而得以分享一部分利益。但試圖分享者大有人在，統治者還用科舉制度鼓勵所有的優秀分子參與競爭這些有限的分享份額。因而分享者之間的競爭，以及最高統治者的喜怒無常，導致分享者的永無長勝、五世而衰，或伴君如虎、動輒得咎，於是他們或者被迫、或者意識到大困境後「自覺」引退，歸隱山林。如果沒有認識論上的真正突破和覺悟，這種「自覺」永遠只是一種標榜，是自命清高，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拒絕客觀真理。因此歸隱者（他們往往都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人物）在兩難判斷上不思尋求客觀依據和形式標準，只是以擲骰子、扔硬幣的方式打上一卦，以決是非之大惑、進退之大疑。但一個具體行為的決斷可以通過卜卦來孤注一擲地賭一賭，然而長久的、恆定的、普遍的客觀真理的判斷標準卻依然闕如。所以即便是不滿於儒道主流文化的傑出人物，在傳統中國的文化格局中，也只能「與世沉浮，與時消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莊子），或頂多是遁入空門，到中國化的佛教禪宗里「明心見性」，做個「自了漢」。

　　由於放棄對客觀真理的追求，剩下的當然只有主觀意志了：誰的意志力強，誰就「說了算」。中國傳統文化中只有主觀的是非觀，因此中國人只關心誰「說了算」，不關心誰更接近客觀真理，因為傳統中國的一貫邏輯是「有力者有理」，他們想：如果你有理，為什麼你反倒無力呢？這一中國式反詰足以使傳統中國的正義者為之氣沮，因為沒有也不允許有客觀的真理標準供你辯論和駁難。好辯者在舊中國是要掌嘴的。雖然某些有資格「說了算」的強人其實是意志薄弱者，但他們的意志憑藉了年齒、性別、行輩、官階、貧富、智愚、妍媸、血統、嫡庶等一切個體化、主觀化因而相當偶然的差別優勢的支撐，就會「意志堅強，立場堅定」起來。

　　但皇帝也有內心惶惑的時候，況且不是每個皇帝都博學多智並充分自信的，大部分皇帝也僅有中人之資，與普通人一樣。因此皇帝「金子口」也須有個參照系，在沒有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歷史成例、傳統「故事」以及聖人之言就是最後的標準。「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荀子），聖人之徒，則進一步以己度人，以人度物，以物度天，即理學家所謂「天理即人情」、「人情即物理」。

　　一個以己度人者，他的智力和悟性不僅必須足以自知，而且必須足以理解一切人，而他的性情不僅不能是偏執的、乖張的，而且必須具備全部常態甚至病態和變態的人性因素，因為非如此他就不可能理解所有人，做到「自覺而覺他」。這已經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譚。即便這樣的聖人是可能的，或至少這樣的至聖境界是可能接近的，但是這樣的聖人還必須把自己下降到忘我、無我、無己的程度，以便在理解任何他人的時候首先「以己下人」（正如耶穌所做的），有充分的心理虛空來移情、同情、體會他人的喜怒哀樂（正如佛陀所做的）。「自覺覺他」的「以己度人」者，首先必須「以己下人」，然後必須「虛己度（理解）人」，最後才可能「度（救度）人無算」。而這還僅僅是舊理想主義者編造的神話！誰見過救世主？誰見過耶穌復活？誰見過三世如來？所謂「虛己度人」，也就是張承志所說的「正確的研究方法，在於研究對象的形式之中」。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學者的基本常識，算不得什麼重大啟示。然而，你的研究對象有幾個，正確的研究方法就有幾個。像張承志這樣動輒以「全稱」為研究對象和批評「方法」，不可能有多少「正確」性可言。我不知道張承志是否「自覺覺他」的聖人，即便張承志是聖人，或者已經接近聖人的全知全能高度，但至少他離忘我、無我的境界還遠距十萬八千里，他的作品裡到處泛濫著「我執之尤」的自戀囈語。

　　如果說在佛陀時代、墨子時代、耶穌時代乃至穆罕默德時代，科學尚未昌明，這些教主們的神道設教尚有人類心智和認識發展的時代合理性，那麼在當今二十世紀高舉宗教大旗，甚至以教主自居，大吹法螺，確實是令人困惑的。深刻如佛陀，尚且說「誰說佛曾說法，誰就是謗佛。」「法尚應舍，何況非法。」（《金剛經》）難道張承志自以為超過了佛陀和耶穌了嗎？美國的人民聖殿教和日本的奧姆真理教，都是由宗教狂人導演的現代醜劇。我真誠地希望張承志走得還不算太遠，還沒有真的想當教主，但是張承志本人應該警惕，中國民眾更應該警惕！中國如果要繁榮富強，就決不需要一個新的造神運動。

　　在舊理想主義已經徹底破產的今天，二十世紀末葉，中國居然出現一個像張承志這樣既不足夠「自覺」，更加遠離「覺他」，心理空間窄小，表達方式偏激，對他人除了偏見，毫無同情；對他人一味凌辱，毫無寬容；誤解有餘，正見全無；妄斷有餘，論證全無的瘋狂的妄人，一個自戀至極、自信有限、自愛不足、自虐有餘的我執之尤的狂徒，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恥辱。

　　舊理想主義範疇中的一切宗教家，或類宗教的變態狂人，都敵視科學，仇視教育，蔑視人民，藐視真理，他們用蒙昧主義手段貶抑每一個普通人的意志，剝奪他人的思想自由，然後用自己的意志凌架於一切人的意志之上，妄圖用自己的思想統一一切人的思想；以個人自以為是的所謂道德，凌辱他人的人格尊嚴，使他們以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罪人，無以復加的惡棍，這種認為精神生活可以無條件先於物質生活的唯心主義妄想，這種無視普通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權利的極端道德偏執，最終只能導致普通人對成為有德者徹底絕望，最終不得不放棄一切道德努力。因此，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時候出現這種型號的道德家，如果他是假道學，則僅僅是他個人成為歷史的笑柄；倘若不幸，他竟是真道學，那麼他的道德叫囂越是成功，越會導致普遍的道德滑坡。而他高居於由他的道德偏執之反激而加劇的道德低谷之上，成為一個供人膜拜的「道德英雄」。紙面上的歷史迷們會迷戀這種「英雄」，而努力建設本民族乃至全人類普世幸福的身心健全者，決不會歡迎這樣的「英雄」。

　　從張承志的身上，很容易發現他有高人氣、狂士氣、道學氣和清教徒氣。即便張承志式的道德說教者之言行是高度一致的，以自己的道德高度來強求一切人也是荒謬的。因為每個人的才能之高下、意志之強弱、境遇之幸與不幸，都不相同，而說教者一般來說多是天才，才能之高、意志之強、境遇之幸均非常人可及，對此不知，是為不智；毫無「覺他」之智，而有「以己強人」之實，是為不義；對他人的心靈進行，是為不仁──這比對他人的肉體進行更野蠻，是人類可能有的最大罪惡。

　　在人類宗教史上，自稱代表上帝，向信徒販賣「贖罪券」，許諾「天堂」、「來世」的宣道師多的是，但沒有一個人兌現過諾言。因為無論對神的存在與否下什麼判斷，這都是個人的事。即便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後，每個人依然有權決定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宗教是每個人對超個人的宇宙力量以及未知力量的一種態度。任何人要為其他人造一尊神，強加於他人之上，強迫他人下跪，或自己扮演教主，甚至把自己造成神，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僭妄。

　　人類思想史上，向人民預言「盛世」、「春天」的說教家多的是，但沒有一個人兌現過預言。第一個烏托邦的預言者柏拉圖宣布驅逐詩人，然而至今無人有權干涉張承志扮演「詩人」；最後一位絕對真理宣布者黑格爾預言藝術消亡，然而至今無人有權阻止張承志熱愛「藝術」。這些前車之鑒，張承志式的偽先知應該引以為戒。

　　人類的幸福與福利，是靠著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民智的開發，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取得的。聲稱發現了歷史發展的最高乃至最後規律的人，忘了最重要的一點：他發現的規律可能是正確的，但每一條規律和每一個公式必定是在數學演算或思維抽象中約去了大部分中間步驟；而被公式所省略的一個步驟，在文明發展史上可能需要一千年，也可能需要一萬年。以為今天發現規律或公式，明天早上就會產生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奇蹟，只能證明心智的不健全。個人的心智不健全並不可怕，現代社會有專門的福利院（在物質文明程度還不能達到建立福利院的地方，則更需要發展科學和經濟）；但一個有影響的作家的心智不健全，就可能導致社會性的動亂。因為當這種危險的烏托邦理想一旦為政治家（幸虧大部分政治家是現實主義者，而非這種過於浪漫的舊理想主義者）所採納、信從並付諸大規模社會實踐，不惜代價地試圖檢驗這種「理想」的正確與否時，就可能帶來可怕的社會性悲劇，就可能把千百萬人當成實驗用的大白鼠。歷史已經證明，當任何一種高尚的價值觀（且不說不高尚的價值觀）被不恰當地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時，不僅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性會因過度放大而失度，導致扭曲並走向反面；而且其他本來可能與這種價值並行不悖的重要價值，也會因這種唯一的價值觀的極化而全面崩潰。災難的根源在於，某些狂妄之徒自以為絕對真理可能在獨斷論的形式下獨獨被他一個人發現，以為無限豐富的真理之聲僅僅由他一個人獨唱或至少是領唱。這是對人類思想發展的基本規律的無知，是對歷史辯證法和思想辯證法的歪曲，是對全體人類之尊嚴的踐踏，是對人民大眾之幸福的侮蔑。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乃至全體人類，已經嘗夠了舊理想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但願這樣的舊理想主義者，作為歷史的陳跡，永遠不再主宰未來社會，永遠不再蹂躪人類思想。張承志，乃至一切舊理想主義者，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