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吳雲貴在《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一期發表論文《「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論文主要內容如下：

近年來，隨著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中國政府根據對外經貿交往的需要，適時提出了「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構想，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新的發展戰略倡議之所以稱為「一帶一路」，按我個人的理解，主要是為了用一千多年前開通的古絲綢之路及其後開通的「海上絲綢之路」來彰顯歷史與現實之間一脈相承、密不可分的必然聯繫。所以「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一經提出，有學者便借題發揮。他們熱烈呼籲加強絲路文明研究，以復興始自中國古代的絲路文明。有學者還撰文指出，復興絲路文明的基本精神、基本要義，就在於借鑒古人的經驗和智慧，為今天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確立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似可概括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十六個字。為落實「一帶一路」建設，不同文明之間應當通過平等、真誠的對話與互鑒增進互信，這也應當是復興與發展古代絲路文明的應有之義。

一、習近平主席三次重要演講的深刻啟示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可以方便地稱為「絲路戰略」。這一戰略構想的政策宣示，以習近平主席在域外訪問時所做的三次重要演講為基本標誌。2013年9月7日，習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時，應邀在阿斯塔納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哈薩克這片土地，是古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曾經為溝通東西方文明，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過重要貢獻。沿途各國互通有無、互學互鑒，共同推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在這篇演講中，習主席指出，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習主席說，兩千多年交往的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互利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還就歐亞各國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提出五點具體建議。一是加強政策溝通。各國應當通過協調相關政策和法律，為推進區域合作創造便利條件。二是加強道路聯通。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交通，為各國經濟發展和人民往來提供便利條件。三是加強貿易暢通。絲綢之路經濟帶總人口近30億，拓展貿易和相互投資有巨大的潛力。四是加強貨幣流通。以便加強本地區經濟國際競爭力。五是加強民心相通。國之交往在於民相親。各國應當加強人民友好往來，以增進相互了解和傳統友誼。通民心，也為我國宗教界人士走出國門、開展民間外交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應邀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題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習主席選擇在這裡來闡述中國政府關於與東盟建立命運共同體倡議，顯然是經過精心考慮的。習主席表示，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繼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之後，中國政府就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提出的戰略構想，並將這一構想提高到建立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戰略高度。習主席強調，國際經濟交往要堅持開放包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享譽世界的輝煌文明。這裡是充滿多樣性的區域，各種文明在相互影響中演進，為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礎。所謂命運共同體，按照習主席的解釋，是指中國與東盟之間通過努力合作，使合作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這當然要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應邀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再次就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發表演講。習主席在論及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時指出，中華文明既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習主席還簡要地回顧了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交往互鑒的歷史事實。從古代中國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談到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從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談到發展創新了的中國佛教思想經華夏大地傳入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的歷史事實。習主席說，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習主席明確指出，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制度所組成的世界裡，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習主席強調，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事物的常態，是人類文明史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財富。文明之間是平等的，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不同文明相互交往，有時難免會有一些衝突，但文明交往的常態是和平對話、交流互鑒。

習近平主席在各種不同場合所作的演講，每當話題涉及「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時，他總是把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的政策宣示同精神文明建設和人文主義情懷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談論最多、最充分的話題似乎不是具體的經濟交往與合作的建議，而是如何理解、認識和看待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問題。習主席尤為重視通過國與國之間具體的經濟交往與合作來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此，世界各國在經濟交往中應當秉持正確的文明觀。秉持正確的態度和原則，才能正確地理解和認知人類共同創造的世界文明。以三點認知至為重要。其一，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其固有的多樣性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其二，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互相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其三，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而非互相排斥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習主席關於文明交流互鑒的精闢論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將其運用到世界經濟領域，展現出巨大的現實意義。以往廣為流行的全球化理念，儘管正確地認識到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格局，強調加強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的必要性，但它缺乏人類一體的人文情懷，有某種「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傾向。將人文主義關懷和命運共同體意識注入國際經濟合作領域，體現了中國話語的巨大影響力.

習近平主席關於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論述，提示我們應當重視「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原本是經濟領域的事情，它與宗教似乎沒有關聯。但認真學習和領會習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就會改變這種看法。他在演講中談到，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如果只有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只有一種語言或音樂，那是不可想像的。習主席在論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因素時，也明確談到各種不同的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制度等構成元素。稍有宗教常識的人們都知道，世界各大宗教不僅是一種思想信仰體系，而且也都是一種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方式。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宗教大多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是國家政治建制的一部分，但由於宗教團體、宗教政黨的存在，宗教仍然對政治生活有重要影響。此外，宗教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在社會生活和信仰者個體的精神生活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深入了解域外宗教文化的必要性

「一帶一路」規劃的實施，要求中外合作雙方戰略對接、互聯互通。為此，合作雙方應當通過文明交流互鑒增強互信，努力結成命運或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興衰相依，命運與共。這表明，戰略規劃項目的實施不只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涉及人文領域的重要內容。歷史上，古絲綢之路所連接聯通的國家和地區，有很大部分是屬於今天所說的伊斯蘭世界，屬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據有人統計，如今「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中，有38個屬於以穆斯林人口為居民主體的伊斯蘭國家，可以說世界主要的伊斯蘭國家，都是「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所覆蓋的對象國。就地理分布而論，涉及範圍包括中亞、西亞、北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也即伊斯蘭文化流行的主要區域。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對伊斯蘭教及我國穆斯林各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對域外伊斯蘭教及影響深廣的伊斯蘭文明依然知之甚少，這種狀況急待改變。特別是從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規劃角度思考，深入了解宗教文化知識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相關基礎知識實際上也是項目實施預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當然，了解伊斯蘭文化知識，並不是要改變人們所固有的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因為誠如習主席所明確指出的，文化傳統、文明方式、民族歷史傳統、宗教信仰乃至社會制度不同，並不妨礙國與國之間開展正常有益的經濟交往與互助合作。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規划過程中，對域外的宗教文化，經過調查研究能夠有所了解，對規劃項目的實施顯然是更為有益的。

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角度思考，我們需要對域外文化，其中包括伊斯蘭宗教文化形成某種總體的理解、認知和把握。在我看來，至關重要之點是要深刻了解和正確認識伊斯蘭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以及伊斯蘭文明的宗教性與民族性。所謂伊斯蘭文化，一般是指以「認主獨一」信仰為基礎，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兩大層面的一種影響深廣的文化方式、文明類型。伊斯蘭文化的統一性或共性，是指伊斯蘭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展現的超越性、開放性和普世性。伊斯蘭文化是以有神論為基礎的宗教文化，它的統一性是同伊斯蘭教作為世界宗教的本質特徵分不開的，主要表現在三個層次：

一是伊斯蘭教基本信仰的一致性或同質性，表現為認主獨一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世界各國的穆斯林大眾，儘管在民族、地域、語言、膚色、國籍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都一致確信真主安拉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主宰者和恩養者。二是主體宗教文化方式的綜合影響力。在漫長的中世紀，伊斯蘭文化是國家與社會的主體文化、主流文化。宗教文化是國家與社會認同的基礎，影響極為廣泛、深刻、持久。伊斯蘭文化的建設者、傳承者和守護者主要是那些精通經訓、教義教法知識的宗教學者們。在認知領域，伊斯蘭文化重視超驗的宗教啟示知識，其次是以「聖訓」為主要內容的傳述知識，它是對啟示知識的重要補充。再次則是包含理性思考和邏輯推論的宗教法學知識。三是宗教律法的社會整合作用。伊斯蘭教法作為制度文化，實為伊斯蘭文化最重要的根基。教法教規集宗教、倫理道德和法律規範為一體，它把信仰者個體和家庭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簡約、整合為個人與真主的關係，以神聖宗教天啟的名義作出相應規定。伊斯蘭教法的整合作用有利於社會秩序的構建和穩定。廣義的伊斯蘭教法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廣義的教法教規稱為「沙里亞」，意指「真主之言」「真主之道」。「沙里亞」作為真主啟示的「根本大法」，這一泛化教法規範的宗教理念，雖然未得到普遍的認可，但其影響力仍然值得關注。它為現代國家與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某種宗教法理依據。一個國家政權是否合法，一種社會制度是否合理，歸根結底，取決於是否符合「主命」（真主意志）。這是當今「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基本主張和信念。

伊斯蘭文化既是統一的整體，同時又展現出互有差別的多種形態。伊斯蘭文化的多樣性或個性，是伊斯蘭教在向世界各地傳播過程中吸納、融合千姿百態的各種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結果。多樣性因素以民族、語言、地域文化、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傳統生活方式等元素更為重要。這些非伊斯蘭元素之所以能夠成為伊斯蘭文化的組成部分，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們在被吸納、接受過程中都經過了某種「伊斯蘭規範化」過程。同時，另一原因也非常重要，這就是伊斯蘭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表明，伊斯蘭文化的各種構成元素並非完全是同質的，而對差異性的容忍，正是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這在中世紀阿拉伯帝國的巔峰時期更為突出，而在伊斯蘭文化面臨外來文化的巨大壓力時，宗教社團內部往往會出現某種凈化信仰、回歸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聲音。

伊斯蘭文化既是宗教文化，也是信教各族群的民族文化，這種現象經常被解釋為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因此，尊重宗教就是尊重民族，尊重民族歷史文化傳統也是尊重宗教的應有之義。這一正確認識，對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的行為主體是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但民族國家與所謂「伊斯蘭國家」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伊斯蘭國家本質上也屬於現代民族國家範疇。認清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國際經濟合作的動力是利益驅動，是「互利共贏」，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並不妨礙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這早已為一千多年前的「絲路文明」的歷史所證明，成為世界多民族不可磨滅的共同歷史記憶的輝煌篇章。文化與文明因交流互鑒而獲得發展。我們深信，通過國際經貿活動的不斷開展運作，許多不諳宗教文化的中國人，對域外宗教文化知識也會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會從一個側面促進「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實施。

三、宗教文化與「一帶一路」戰略關係評估

宗教文化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獨特的積極作用，這一理念可以說是中國穆斯林的共識。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楊志波副秘書長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穆斯林在「一帶一路」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有得天獨厚的史地、宗教、人文優勢和條件，應當通過伊斯蘭文化交流助力「一帶一路」建設。這裡所謂史地、宗教、人文優勢和條件，主要是指我國新疆、陝西、雲南等地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與域外中亞五國以及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族群地域相鄰、歷史相通，「血緣相親、語言相同、風俗相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親近感。這位作者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實質上是以政經為先導，構建一個跨文化、跨宗教、跨民族、跨地域的公共交往空間。為達此目的，首先需要實現民心相通，增進互信。而通過包括宗教文化交流在內的廣泛而深入的相互交流、認可和心理溝通，可以為政經交往積累互信和共識。因此，中國伊斯蘭教界應當在國家政府主導的「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橋樑和平台作用。

國家宗教事務局的一位官員強調指出，宗教在人類文明的發生、發展與交流互鑒中發揮了特殊重要作用。同樣，宗教在開闢「一帶一路」、維繫「一帶一路」、繁榮「一帶一路」中也發揮了特殊重要作用。中國的幾大宗教都是通過「一帶一路」傳入的，儘管有的宗教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傳入中國後，在中華文化的長期浸潤下，都程度不同地滲入了中華文化的血液，長出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造就了中華文化的靈魂。這位主管宗教事務的政府官員認為，中國宗教具有理性平和、和諧共存、入世尚德、因俗而治、愛國守法的良好特質。因此，中國政府積極倡導不同文明和宗教的交流互鑒，鼓勵和支持宗教界在獨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流。 這裡所講的宗教對外交流，實際上也就是宗教思想文化交流，而「一帶一路」倡議開拓了我國宗教對外交流的新境界。

如果說中國各大宗教是助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積極力量，那麼域外宗教文化是否同樣會發揮相似的建設作用？由於情況更為複雜多變，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一概而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著眼點不是與域外宗教合作，而是與各國政府合作共同促進經濟交流與社會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伊斯蘭世界而論，民情、教情、社情都是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各國政府不論實行何種政治體制，都必須根據國情，根據民意，對內外重大問題作出決策。伊斯蘭國家都屬於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也都有與中國「一帶一路」規劃對接的戰略需求和良好意願。問題的複雜性不在於域外伊斯蘭教如何看待中國，而在於域外國家的穆斯林大眾對本國政府的態度；如果他們因為某種原因不信任本國政府，不支持政府的重大決策，就會間接影響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根據已知的情況，我想就伊斯蘭世界的情勢作如下三點評估：

首先，關於伊斯蘭文化的多樣性。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歷史文化傳統構成伊斯蘭世界的基礎。但伊斯蘭文化並非單質的文化，這一泛宗教文化不僅拉近了伊斯蘭國家彼此間的距離，也展現了伊斯蘭文化構成的板塊結構，各板塊之間的差異性正是多種民族文化特性的體現。

板塊之一是阿拉伯伊斯蘭。歷史上伊斯蘭教與阿拉伯國家是同步產生的，因此許多阿拉伯穆斯林至今仍然確信「伊斯蘭既是國家也是宗教」的標識。阿拉伯化和伊斯蘭規範化的不斷推進，曾經對伊斯蘭教的發展史產生深遠影響，但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後，也使傳統伊斯蘭文明受到巨大衝擊。伊斯蘭團結還是阿拉伯團結，宗教認同還是民族認同，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中是兩種不同的政治態度和價值理念的體現。目前世界上共有22個阿拉伯國家，它們大多宣布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宗教文化在各國的實際影響互有差異。

板塊之二是突厥伊斯蘭。奧斯曼突厥人原為中亞的一支游牧民族，遷入小亞細亞後受到伊斯蘭化的影響，於13世紀創建奧斯曼帝國，成為繼阿拉伯人之後一個頗有影響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族群。但自20世紀初，隨著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崛起，特別是在土耳其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後，伊斯蘭教對國家公共生活的影響力受到限制，「脫亞入歐」的政治選擇和價值取向，也使伊斯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顯著下降。如今的土耳其，不是完全意義的伊斯蘭國家。

板塊之三是波斯伊斯蘭。中亞的伊朗古代稱為波斯，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後，波斯薩珊王朝在同阿拉伯人的戰爭中遭到挫敗，後在伊斯蘭化的浪潮推動下，轉變為伊斯蘭國家。但伊朗人所接受的宗教思想文化屬於非主流的什葉派傳統文化。古老的波斯文明同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相融合，使當今的伊朗成為什葉派伊斯蘭文化最有影響的創建者、傳承者和守護者。而20世紀70年代末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又使什葉派伊斯蘭文化受到一次新的洗禮，宗教文化的政治意涵得到強化。

板塊之四是中亞伊斯蘭。從地理位置上講，伊朗、阿富汗和前蘇聯中亞五國屬於同一板塊。但伊朗因什葉派大國地位而獨樹一幟，而阿富汗因長期受戰亂困擾至今還談不上文化建設，所以這裡只討論中亞五國。中亞五國歷史上屬於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區，儘管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蘭化的影響，但力度上不同於阿拉伯國家。中亞五國的穆斯林族群，都居住在絲路沿線，歷史上都曾為絲路的開通連接作出過重要貢獻。中亞五國在歸屬蘇聯時期，都曾受到科學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影響，受到政教分離制度的影響，宗教思想較為平和。

板塊之五是南亞伊斯蘭。伊斯蘭教傳人南亞次大陸以後，其歷史影響主要是在當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國。在印度次大陸，伊斯蘭教由於外族的入侵和軍事征服，曾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居主導地位，但信徒人數仍遠遠少於印度教信仰者。1947年印巴分治後，由於伊斯蘭教是分治和巴基斯坦獨立建國和國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因而伊斯蘭文化既是宗教文化，更是巴基斯坦國家的政治文化。巴基斯坦雖然宣稱為「伊斯蘭共和國」，國家憲法中也對伊斯蘭教的政治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但獨立後的巴基斯坦實際上是世俗主義國家，國家政府不是依據宗教原則治國理政。伊斯蘭文化的積極倡導者主要是宗教界人士及其宗教團體和宗教政黨。而執掌國家權力的世俗政黨，則根據非宗教思想治國理政，從而使政治文化與宗教文化出現巨大反差。

板塊之六是東南亞伊斯蘭。以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國更為重要。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穆斯林居民約佔全國總人口的87%，但印尼秉持文化多元主義，伊斯蘭文化是多元文化方式中的主流文化。馬來西亞是以馬來人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華人和印度人是人數較多的兩個少數民族。伊斯蘭文化是馬來人的民族文化，馬來語為國語，伊斯蘭教為國教。儘管伊斯蘭文化因國教地位而更受重視，但歷屆馬來西亞聯邦政府都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強調馬來西亞是多民族國家，而不屬於教權至上的「伊斯蘭國家」。

其次，關於宗教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關係。傳統伊斯蘭文化是大一統的宗教文化。按照這種文化方式，所謂國家政權只是伊斯蘭教義在政治領域的一種延伸，國家政府是代行「真主主權」的一種制度安排和工具。歷史上這種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家體制，早在13世紀就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伊斯蘭國家政權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近代以後，隨著西方殖民統治制度的建立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伊斯蘭世界的國家政治體制與宗教文化傳統之間的聯繫愈益減弱。當今的伊斯蘭世界，政教關係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以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國家。所謂「合一」，實際上政權至上、以教輔政。這類國家有的稱為王國，有的稱為酋長國；有的實行立憲制，有的實行世襲制，實際上都是君主制國家，以王權、家族、宗教的名義治國理政，施行統治。屬於這一類型的伊斯蘭國家，除沙特和海灣五國外，還包括約旦、摩洛哥等國。二是以土耳其為代表的政教分離的國家。土耳其革命勝利後確立的政教分離體制，主要原則包括：宗教不屬於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部分，禁止以宗教名義成立宗教政黨，禁止宗教干預國家政治事務，宗教不得干預司法、教育和社會公共生活。此外，還包括廢除奧斯曼帝國時期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等規定。屬於這一類型的伊斯蘭國家還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前蘇聯中亞五國。三是實行事實上政教分離的國家，大部分伊斯蘭國家屬於這種類型。二戰後贏得獨立、實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伊斯蘭國家大多採取了這種模式。許多國家憲法並未有政教分離的相關規定，反而宣布伊斯蘭教為國教或官方宗教，但實際上踐行政教分離原則，禁止成立宗教政黨，禁止宗教干預政治和國務。政教關係問題的原則規定，實際上也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對伊斯蘭教及其文化進行某種限定。

最後，關於宗教文化思潮的影響。伊斯蘭國家的內外政策容易受到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的影響，深入了解當代伊斯蘭文化與社會思潮，有助於我們了解域外國家的社情、教情和國情，採取正確得體的政策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當代伊斯蘭教各種思潮，從根本上說，都是在國家與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興起的，都是伊斯蘭文化對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回應。泛伊斯蘭主義強調伊斯蘭世界在共同信仰和相近的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團結、互助、合作，「對外用一個聲音講話」。但現代民族國家是以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內外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利益衝突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就會削弱泛伊斯蘭團結、互助、合作的有效性。此外，由於沙特與伊朗兩大伊斯蘭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嚴重對立，遜尼與什葉兩大教派的對立紛爭已成為中東地緣政治中的常態，使泛伊斯蘭團結的呼籲顯得非常蒼白無力。伊斯蘭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宗教文化思潮，儘管有時會受到宗教保守勢力的質疑和反對，但它已成為伊斯蘭世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精神動力之一。現代主義堅信，伊斯蘭教是與時俱進的宗教，重視科學、發展教育、弘揚理性，致力於國家與民族的復興與現代化建設事業，是伊斯蘭文化精神的要求和具體體現。在對《古蘭經》和伊斯蘭教義的詮釋上，現代主義的突出特徵，是主張根據時代和社會條件的變化，靈活變通地予以新的解釋。現代主義主張通過改革創新來恢復伊斯蘭教的思想活力、政治活力，它所提出的「創製」（伊智提哈德）和「協商」原則，是對伊斯蘭文化傳統的揚棄，現已廣為伊斯蘭世界所接受。

在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中興起的政治伊斯蘭主義，因其有回歸傳統的思想傾向，也被稱為「原教旨主義」。政治伊斯蘭主義的顯著特徵，是在治國理政和現代化進程問題上反對世俗化、西方化，而主張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伊斯蘭化。政治伊斯蘭主義強調，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民族在現代化建設中應當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既不盲目追隨西方，也不盲目跟從東方，應當選擇一條符合伊斯蘭教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現代化之路。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他們似乎只知道宗教而缺乏管理現代國家必備的基本知識。他們在討論現代化國家建設問題時，言必稱宗教，談論的都是抽象的宗教信條和宗教倫理道德原則，而很少涉及具體的、可操作的內容和建議。這種局限與他們所受的教育和知識結構的局限性直接相關。概而言之，各種形態的伊斯蘭文化思潮都可能以其特有的方式對眾多的伊斯蘭國家的內外政策產生某種影響，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規劃時需要了解這方面的信息知識。

（全文請參見《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