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功德與缺憾

發布時間：2009-05-05　文章來源：投稿 文章作者：姚軒鴿風雨蒼黃，九十載白駒過隙。回望百年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演化軌跡，希望與絕望曾經相伴，屈辱與自豪彷彿如昨。多舛命運的弔詭，一刻也不曾告別過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陰魂至今依然駐留生活在偽現代化時代國民們的意識深處，皇權崇拜，權力至上，奴性十足的傳統慣性如影相隨，從來沒有離開過左右國人日常行為選擇的坐標。因此，每一次看似轟轟烈烈的調整與改革，大多會在短時間的喧囂與鼓噪之後，向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者集團繳械投降。結果，一次又一次迫使中華民族與人類文明大道擦肩而過，錯失現代化轉型的最佳時機，喪失繁榮與進步的歷史機遇。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探尋中華民族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出路，幾乎是任何一個尚有一絲社會良知的國人都無法推卸的使命和責任。問題是，在探求中華民族停滯落後根源的園地，九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出現了不少意在遮蔽和掩埋五四新文化運動功績的妖言怪論。甚至一些所謂的著名學者，也將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所遭遇的一切苦難與屈辱的根源，歸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主將們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吳虞等先賢們開創的一代反專制主義的人道自由平等精神。他們無不高舉所謂的反思大旗，炫示解構的方法，誇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缺陷，妖魔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企圖消解五四精神的核心價值，並糾集成一種新的落後理論和勢力，營造足以混淆視聽的輿論旋風，妄想通過栽贓與陷害，干擾左右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這樣的情勢下，筆者以為，要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特別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辨析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即五四反傳統的精神本質究竟是什麼？「五四」所反傳統的核心指向是怎樣的傳統？五四的歷史功德是什麼？五四反傳統的歷史局限與缺憾是什麼？以期繼續和深化對五四精神及其歷史與現實意義的理解，自覺接過五四精神的火炬，照亮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大道，擺脫傳統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沉重包袱，為中國人道自由社會的構建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一五四反傳統的精神本質究竟是什麼？「五四」所反傳統的核心指向是怎樣的傳統？五四的歷史功德是什麼？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我們評價五四精神功德大小有無的前提性大問題。從諸多抨擊五四新文化運動，消解甚至歪曲五四精神本質，將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苦難，特別是四九年以後發生的一切災難與屈辱的精神債務都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主將頭上者的立論看，無不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主題為攻擊點。因為在這些立論者看來，「傳統」不是應該全反的，任何傳統中都有積極優良的因子。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反傳統主題是錯誤的，這種激烈的以全社會參與的反傳統運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不可避免，不能容忍的，應該對此後的一切社會災難，諸如「文革」等運動負責。邏輯上講，似乎毫無破綻，可以由此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挫敗五四精神。其實，這種不糾實質，不分對象，吹毛求疵，僅僅滿足於不完全歸納法論證的偽邏輯遊戲，是經不起真邏輯推敲的。誠然，就傳統的形式而言，全部傳統文化中確實存在一些積極的因子，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傳統文化就等同於政治文化嗎？政治文化等同於其他社會文化嗎？極端惡劣專制的政治文化還有存在的價值，不能全盤否定嗎？等等疑問，都可能在反傳統的命題下提出。事實上，在反傳統的命題下，至少需要追問的是：反的是什麼傳統？反的是誰的傳統？用什麼反傳統？用什麼反的是什麼傳統？用什麼傳統反的是誰的傳統？等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反的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傳統，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傳統。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反中國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傳統的理論武器，就是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眾所周知，人道主義是認為人本身是最高的價值或尊嚴思想體系，「所謂人道主義，我們主要指的是以人作為思考對象的體系，這個體系認為人是最可寶貴的財產，它力圖保障人在實踐中享有幸福的最美滿的條件。」【1】根本說來，人道主義是指認為人本身的發展、完善、自我實現是最高價值，從而把人本身的發展、完善、自我實現奉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則的思想體系，是認為人本身的自我實現是最高價值，從而把「使人自我實現而成為可能成為的最有價值的人」奉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則的思想體系。自由主義則是指一種關於自由的價值理論、自由社會的原則理論和自由社會及其原則的實現途徑的理論。自由主義顯然屬於人道主義範疇，自由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因為，正如保羅·庫爾茨所言：「人道主義的首要原則是致力於自由的探索。」【2】而平等主義屬於公正範疇，是指將平等奉為社會治理道德原則的理論，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因此，五四精神就其本質構成而言，就是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因為，只有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道德原則是給予每個人的利與害的比值最大的道德，是最優良的社會治理道德。毋庸諱言，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幾千年中國傳統封建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極端惡劣性進行全面系統清算和批判的理論武器就是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其直接和間接目的就是為中國人道自由社會的建立進行精神的清障。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通過全民參與的形式，大力倡導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神，全面動員和激勵全體國民的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和憲政意識，檢驗辛亥革命後全民啟蒙運動的階段性成果。五四精神的宗旨就在於運用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神，全面清算和批判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揭露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極端惡劣性，倡導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憲政的普世政治道德原則。無疑在五四精神的締造者那裡，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是一種背離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落後政治文化、腐朽政治文化和惡劣政治文化。如果不對這種落後、腐朽、惡劣的政治文化進行全面徹底的批判和清算，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憲政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因此，為了實現這一宏偉而艱巨的偉大目標，既需要知識界精英們的默契、合作與分工，更需要全體國民的覺醒和參與。可以說，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精神共識下催生的。如果說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吳虞等文化翹楚們主要用心於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價值的倡導、傳播與論證的話，胡適、高一涵等文化精英們則主要用力於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現實操作與制度性「崁入」，而億萬國民，則一方面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啟蒙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啟蒙運動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這樣，一部影響左右未來中華民族精神價值結構和現代化價值取向的新文化運動，就其發生而言，本身就是一場多聲部的直逼靈魂深處的命運交響曲，也不可能是幾個文化精英的小合唱，或者某個黨派或團體自我陶醉式的獨奏或孤芳自賞式的清唱。顯然，在這樣一場艱苦卓絕的文化攻堅戰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自覺不自覺地將總攻、主攻的重點和目標選定在了傳統政治文化領域，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領域。這是因為，1911年辛亥革命後，儘管封建皇權的龍庭已經倒塌，但皇權專制主義的文化陰魂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中國政治文化的舞台。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廢除憲法；1915年和1917年相繼發生沒有成功的帝制運動和復辟運動；袁世凱取消共和政體，1916年元旦起至3月23日止的83天「洪憲」帝制，等等這些，致使古老中華大地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四分五裂，喪權辱國的事件層出不窮，……這些現象無不表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動還離傳統的方式不太遠。大部分民眾仍然遭受著專制而極端守舊的官僚的壓迫，他們還像從前一樣地服從權威，服從武裝勢力，服從傳統的倫理和政治教條。」【3】也因此堅定了新知識分子群體探求治世療傷出路的信念，堅定了建設人道自由新中國，必須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領域進行全面批判和清算的信心。至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吳虞等看來，中國要徹底擺脫落後挨打的命運，就必須對制約中華民族繁榮與進步的根本要素，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的清算。然而，在一些傳統文化偏執者那裡，傳統文化中蘊藏著數不勝數的積極因子，實在美不可言，妙不可言。問題是，這裡的傳統文化是指那一種「傳統文化」，是傳統政治文化，還是傳統經濟文化、道德文化、藝術文化？等等。就形式而言，再惡劣的文化中，都可能包含著優良的因子。但就本質而言，不論儒家文化包含有多少無法否認的優秀文化因子與真理顆粒，也不論儒家文化為人類文化貢獻了諸如「愛有差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普適性的智慧，但就其核心與基礎而言，或者說就其學說總體的「利害淨餘額」而言，就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與其他文化的比較而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體系是一種「弊大於害」文化。而且，本質上是一種有悖人道自由平等法治的精神文化，是一種極端惡劣、極端阻礙中國社會繁榮進步的文化，是一種與人類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的文化。這是因為，儒家講「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基礎。對此，賀麟明確指出：「五倫的觀念是幾千年來支配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傳統觀念之一。它是我們禮教的核心，它是維繫中華民族的群體的綱紀。……五倫觀念之最基本意義為三綱說，五倫觀念之最高最後的發展，也是三綱說。而且五倫觀念在中國禮教中權威之大、影響之大、支配道德生活之普遍與深刻，亦以三綱說為最。三綱說實為五倫觀念之核心，離開三綱而言五倫，則五倫說只是將人與人的關係，方便分為五種，比較注重人生、社會和差等之愛的學說，並無傳統或正統禮教之權威性與束縛性。儒家本來是與諸子爭鳴的一個學派，其進而被崇奉為獨專的中國人的傳統禮教，我揣想，應起源於三綱說正式成立的時候。……三綱說在歷史上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無怪乎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些想推翻儒家、打倒舊禮教的新思想家，都是以三綱為攻擊的主要對象。」【4】而「三綱五常」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基礎和核心。因此，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就制約和決定著其它子文化系統的優劣，當其與其它子文化系統發生衝突時，其它子文化系統都要為其馬首是瞻。孔子明確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所謂「君君臣臣」，就是說「君」要像「君」那樣。「君」怎樣才能像「君」那樣？「君」只有獨掌一國的最高權力和全部權力，而且不受任何約束地行使權力才像「君」。一句話，只有君主不受約束地獨掌國家的最高權力才像一個君主。為什麼？孔子的回答是：只有君主一個人不受約束地獨掌國家最高權力，才能實現所謂的仁政，才能避免混亂。孔子一再強調：天子應該不受諸侯、大夫、陪臣、庶人限制地獨掌國家最高權力。因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6】誠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專制主義理論，只是到了西漢時期才被董仲舒系統發揮為「三綱說」，但是，就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與本質而言，其始作俑者當為孔子無疑。而最為惡劣的是，孔子還認為君主專制是在任何歷史條件下，即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都是應該的。在孔子看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如同君臣父子關係一樣是永遠不變的，任何時代都是一樣的，即將君臣比附於父子。而被後世奉為亞聖的孟子，則進一步將君主直接比附、等同於「天子」， 認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7】這無疑是說，國家之有君主，就如同家庭之有父母和天之有日一樣天經地義。對此，荀子表述得最為清楚。他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天理，與萬世同久。」【8】對儒家這一政治價值取向，五四先賢們十分警覺。陳獨秀說：「儒家的獨特主張是什麼呢？除去三綱的禮教，他沒有任何主張，孔子只不過是一個篤行好學的君子而已，人們憑什麼奉他為萬世師表呢？」【9】 「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不過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體。」【10】所以，李大釗指出：「孔子為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其說確足以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亦確足以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也。」【11】就其本質而言，儒家這種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核心顯然是與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儒家這種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君主專制，是一種僅僅肯定和承認皇帝一人擁有自由權利的社會統治理論。因此，也就是一種將不人道、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不講全體國民人權奉為社會治理道德原則的統治理論。這種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就是一種非人道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政治文化，是一種極端惡劣的政治文化，是一種註定要阻滯中華民族繁榮進步的落後政治文化，是一種必須摒棄和清算的惡劣政治文化。而且，由這一惡劣的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制約和影響的經濟文化、科教文化、道德、法治文化等等，也就很難潔身自好，逃避落後腐朽的命運。因此，這種以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為核心和基礎的傳統文化體系，其本身的優良性也就自然在審視和質疑之列。而且，這種以孔子為代表的專制主義文化體系就其結果而言，自然是非人道的，「吃人的」。所以，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指出：「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12】並鼓勵青年們，要「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13】當然，針對上述結論，有論者並不贊同，以為專制並不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和基礎，認為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和基礎是「民本」，即「民惟邦本」、「國以民為本」、「政以民為本」和「君以民為本」。即「民貴君輕」說、「民視民聽」說、「立君為民」說和「得民為君」說。所謂「民貴君輕」說，以孟子所言，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14】所謂「立君為民」說，以董仲舒所言，即：「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15】所謂「得民為君」說，以孟子所言，即：「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所謂「民視民聽」說，也如孟子所言，即：「《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17】問題是，「民本論」就是民主嗎？顯然不是，因為就「民本論」的本質而言，它是一種關於君主應該以民為本的治國理論，可以稱之為民本主義的專制主義，屬於開明專制主義範疇。對此，金耀基先生早有洞察：「任何一位大儒，都幾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people）的觀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肯定了民享（for people）的思想；……但是，中國的民本思想畢竟與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雖有『民有』、『民享』的觀念，但總未走上民治（by people）。」 【18】王海明教授精闢地指出：這種等同無疑是錯誤的。因為民本理論明明白白並不否定君主，並不認為君主不應該存在；恰恰相反，它完全以承認和肯定君主為前提，它完完全全肯定君主應該存在。它只是否定霸道的、邪惡的、不道德的君主，只是認為不應該存在霸道的、邪惡的、不道德的君主；而完全肯定王道的、道德的、仁愛的君主，認為應該存在王道的、道德的、仁愛的君主，亦即主張君主應該遵守治理民眾的道德，亦即遵守所謂「民本」道德：民本論是一種關於君主應該如何治國的理論。既然如此，它豈不明明白白是一種開明專制主義？它怎麼可能是民主理論呢？難道還有認為君主應該存在的民主理論嗎？難道還能有什麼主張開明君主專制的民主理論嗎？肯定「民本論」就是民主論豈不如同肯定存在「圓的方」和「木的鐵」？【19】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主將們的最大功德在於，不僅正確選擇和認定了中華民族未來走向繁榮與進步的大方向，而且，身體力行地為中華民族未來走向繁榮與進步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情懷，甚至生命和一切。他們所戮力而為的中國人道自由社會建立的現代化精神清障事業，其總攻和主攻的重點和目標是切中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要害的。新文化運動的總體方向和根本價值取向毫無問題，因此，其意義和價值是不容否定和抹殺的。任何居心叵測的栽贓或曲解，甚或選擇性智障的無意遮蔽，都難以消解和掩埋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先賢們的歷史功德與豐功偉績。二九十年過去了，如何科學理性地重估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主將們曾經為之奉獻事業之得失成敗，接過他們的旗幟，沿著他們曾經探索和指引的方向，同時超越他們曾經無法規避的時代局限，彌補他們無意的缺憾，繼續推進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憲政的啟矇事業，皈依人類文明的大道，構建自由人道的現代中國社會，當是當代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也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紀念。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和基本精神，其高揚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大旗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系統批判，既是對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一次精神清算行動，也是中國走向現代人道自由社會的一次必要的精神清障行動，更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啟蒙運動，初步觸及和撞擊了國民靈魂里幾千年來積澱得太久太深的奴性意識。因此，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先賢們在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特別是推進中國政治文化轉型中的豐功偉績不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它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初步探索和解決了中國社會未來應該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大本源大方向問題。這是任何時代，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應否定和懷疑的。因此，只有在這一共識的大前提下，探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缺陷和主將們因為時代局限性而無法避免的缺憾，才意味著真正接過了五四精神的大旗，超越了中西地域或具體民族的局限，才可能擁有容納一切優良政治文化的胸懷，同時有勇氣改造自己落後的政治文化，切實沿著五四精神指引的文明大道前行，逐步接近現代自由人道社會的理想目標。毋庸諱言，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先賢們高揚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大旗，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進行系統批判清算時，或者因為時代的局限，或者因為理論武器運用的不夠嫻熟，或者因為理論本身的缺陷，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理論上的疏忽和失誤，以及缺憾。「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改革者的批判似乎在某些方面是膚淺的，缺乏分析的和過於簡單的。」【20】這些，或許就成為日後一些借著「反思五四」反五四者的借口。坦率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理論方面的缺憾主要有三點：首先，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進行系統批判清算時存在不徹底的缺憾。這一缺憾表現在，沒有從根本上看清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極端惡劣本質。或者說，沒有從根本上看清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極端不人道、極端邪惡、極端阻礙社會進步和繁榮的惡劣本質，沒有看清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是一種絕對的極端的純粹的惡的本質。因此，也就有觀點認為，之所以要否定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就是因為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了。這豈不是說，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至少在以往封建時代是有價值的。簡而言之，專制主義之所以應該受批判被拋棄，是謬誤和壞東西，就是因為它過時了，不適應時代需要了。對這一觀點，就連五四運動的主將陳獨秀和李大釗先生也贊同，認為孔子專制主義之所以是謬誤和壞東西，只是因其「不適合於今日之時代精神」【21】認為，相對於孔子當時及其後的兩千多年專制時代來說，孔子的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是有價值的，應該肯定的。陳獨秀說：「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成過無窮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22】並說：「孔子生當此時，已預見封建頹勢將無可挽救，當時的社會又無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於是乃在封建的軀殼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謂尊卑長幼之節，以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普遍而簡單的禮教……以維持那日就離析分崩的社會。」【23】難道果真如此？！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只是在今天才沒有價值嗎？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專制就是天經地義和應該的嗎？這豈不意味著孔子的專制主義理論就是真理，是有價值的。因為，一個社會，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或者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實行何種政體，是專制還是民主，都直接取決於這個社會爭取最高權力的人們的鬥爭的具體的、特殊、偶然的情況。即一個社會究竟實行何種政體完全是偶然的、可能的、可以自由選擇的。同樣，孔子的時代及其以後的專制社會，其專制也是偶然的、可變的、可以避免的。就是說，人們仍然具有選擇和實現民主等其它政體的可能性。只不過，這種可能性在選擇者們生前就實現的可能性極小而近乎零，勢必要經過世世代代艱苦而漫長的鬥爭才會實現，因而只是抽象可能性而非具體可能性。但是，抽象可能性也是可能性而絕非必然性：專制絕對不具有歷史必然性。【24】因此，孔子和儒家的專制主義理論的罪惡和謬誤，並不是因其過時，不適合於現代社會。恰恰相反，孔子和儒家的專制主義對於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都是一種極大的惡和極端的謬誤。都是一種絕對的、永恆的謬誤和罪惡。因為，專制政體與其他政體一樣，並不被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所必然決定，因而不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不可自由選擇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想當皇帝的袁世凱要立孔學為國教？為什麼歷代專制者對於孔子和儒家「莫不尊之祀之、奉為先師、崇為至聖」？【25】這也就是為什麼陳獨秀感嘆：「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抬高一次」的緣故了。【26】這顯然是因為，專制不是必要惡，專制是一種純粹的惡。任何時候任何時代都是一種純粹的惡，是一種有違人道、自由、平等原則的純粹的惡，只具有負價值。因為，自由是每個人創造潛能實現和社會繁榮興盛的最根本的必要條件。民主不僅能夠通過形成 「自由的統一」而能夠保障社會存在，而且能夠促進社會的迅速發展。相反，專制則會因為形成的是「不自由的統一」只能保障社會存在，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而且，還會極端阻礙社會的發展。一句話，「專制自身與結果都是惡，因而是一種純粹惡，是一種純粹的道德惡。」而且，「專制不論就其自身來說還是就其結果來說，都不具有絲毫正道德價值，而只具有負道德價值。」 【27】因此，專制者必定罪大惡極，專制主義必定絕對謬誤。這樣，任何一個專制者,不論他的個人品德多麼高尚,不論他的心腸多麼仁慈，不論他的功勞多麼巨大,他都對於全社會和每個人犯下了極大的罪惡，他的行為的「淨餘額」都是極大的道德惡，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罪大惡極者。這是因為，專制者一個人獨掌國家最高權力，就違背了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機會平等原則，也就等於剝奪所有人應該享有的各種平等權利，使所有人生活於一個極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級社會。同樣，因為專制者一個人獨掌國家最高權力，也就違背了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則，從而就剝奪所有人應該享有的各種自由權利，使所有人都生活於一個遭受全面的奴役、異化和不自由的社會，完全喪失個性而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創造性潛能；也因為專制者一個人獨掌國家最高權力，就違背了人權原則、人道原則和公正原則，從而剝奪了所有人應該享有的人權、人道和公正的權益，使所有人都生活於一個無人權、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社會；同樣因為，專制者一個人獨掌國家最高權力，違背自由與人道以及平等與公正等全部社會治理道德原則，也就極端阻礙社會發展，造成社會停滯不前。這樣，由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在認識上的這一缺陷和缺憾，即沒有對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從理論上進行徹底的清算，沒有從根本上揭露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極端惡劣性和殘酷性，就為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死灰復燃埋下了伏筆，容易被一些熱衷專制文化者借屍還魂，繼續非人道不公正的營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孔家店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無疑是一種極端惡劣、極端不公正、極端非人道、極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繁榮的政治文化，自然也就是中華民族皈依人類普世文明大道的最大的精神障礙和桎梏。因此，後五四時代要弘揚五四精神，就是要進一步看清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孔家店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極端惡劣性、極端不公正性、極端非人道性以及極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繁榮的惡劣性。其次，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進行了系統批判和清算時，忽視了對構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其他流派政治文化，諸如墨家、道家以及陰陽家等學派政治文化的系統批判和清算，這不能不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又一缺陷和遺憾。考察全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令人十分吃驚的是，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不僅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專制主義，奉行專制主義，其它各家各派，無不奉行專制主義，遵從專制主義政治文化，認為君主應該不受任何約束地獨掌國家最高權力。而且，異口同聲地認為，專制是應該的，永恆的，超時代，亘古不變的。儒家如此，墨家也如此，「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惠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 【28】韓非子更是如此，「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而天下治，三者逆而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29】最不可思議的是，竟然連主張遠離社會，歸隱於山泉的道家，比如莊子，也大談君臣之道，認為專制就是天道，是天地之行、天經地義。「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像焉。」【30】所以，難怪嚴復一再感嘆到：「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中國恕與西法自由最相似，「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自由即異，於是群異叢然而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31】也難怪梁啟超說：「中國人很知民眾政治之必要，但從沒有想出個方法叫民眾自身執行政治。所謂by people的原則，中國不惟事實上沒有出現過，簡直連學說上也沒有發揮過。」【32】就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說：「在中國雖政治上民有、民享之義，早見發揮，而二三千年卒不見民治之制度。豈止制度未立，試問誰曾設想及此？三點本相聯，那兩點從孟子到黃梨州可雲發揮甚至，而此一點竟為數千年設想所不及，詎非怪事？」【33】就是說，幾千年中國政治文化，嚴格說來，沒有給人類政治文化貢獻哪怕是一丁點兒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思想。朝野儒士，千百年來津津樂道的只是「學成文武藝，貨殖帝王家」。一個民族全部難產的思想，竟然都是專制主義，都認為君主應該一個人不受限制地掌握全體國民的最高權力。如果有區別的話，不過是君主應該按照道德原則專制，還是可以不講道德原則地專制。即儒家所倡導的王道仁政的專制主義，還是法家所倡導的霸道的專制主義。儒家所倡導的王道仁政的專制主義，亦即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也就是認為專制只有在專制者的治理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才是應該的專制主義；法家所倡導的霸道的專制主義，亦即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也就是專制即使在專制者的統治是野蠻的、邪惡的、不講道德的情況下也應該的專制主義。然而，無論如何，不論是儒家的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還是法家的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都是一種極端違背人道、平等、自由原則，極端違背人權和公正原則的專制主義，這些政治文化都具有極端的不自由性、極端的不公正性、極端的非人道性和極端的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繁榮的惡劣性。而且，更為惡劣的是，不論是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還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恆且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都認為專制主義是永恆的超歷史的，是必然的，不可選擇的，如同父子關係一樣，如同日月一樣萬古不變。誠然，僅就兩種專制主義理論本身而言，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比法家的霸道的永恆且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要好得多。但是，就其各自的實際效果而言。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不知要比法家的霸道的永恆且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壞好多倍。這是因為，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是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不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恆且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這樣，給中國帶來最大罪惡的就是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而不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恆且野蠻的惡劣的專制主義。但是，儘管儒家和法家的專制主義錯誤程度有所不同，畢竟都是絕對謬誤和壞東西，與其它社會治理理論的謬誤相比，都是一種極端的謬誤和極大的壞理論。最大的悲哀在於，儒家如此，法家如此，墨家、道家同樣如此，都認為專制主義是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應該的，無條件應該的，絕對應該的，永遠應該的，必然的，不可選擇的。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拿儒家王道的永恆且開明的仁慈的專制主義開刀雖然抓住了要害，把握了重點，但這遠遠不夠，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整體去反思、批判和清算，這就很難從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整體上清算專制主義的精神毒瘤和癌變。這不是一個有關各個學派之間價值大小評價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未來中國現代化轉型精神清障工程總量的評估問題。可見，後五四時代的文化啟蒙與清障任重道遠，工程浩繁，要繼續高舉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精神大旗，對整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及其衍生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的清理和清算。最後，五四新文化運動忽視了產生專制的其它原因的求索，僅僅將專制產生的原因歸結為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和國民的奴性。五四新文化運動選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作為系統批判和清算的「靶子」，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阻礙中國走上人道自由社會的主要根源在於傳統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及其在這種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熏陶下的國民奴性。這沒有錯，專制主義理論及其國民的奴性，確實是導致一個社會選擇專制政體的重要原因，但是，僅僅將一個社會選擇專制政體的原因歸結為專制主義理論及其國民奴性，甚至將一個重要原因等同於根本原因，其理論和實踐上的缺憾就不可低估了。事實上，而促使一個社會選擇專制政體的原因很多，有普遍根源和特殊根源，也有本質根源與重要根源。就普遍根源而言，促使專制產生的原因在於人性與社會結構的本性。「人性」本性是：任何社會的人都會追求個人利益，尤其是個人的權力；社會結構的本性在於：任何一個社會和國家都政治領導人一般說來必定都是一個。這樣，不論在任何國體下，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都可能產生專制政體。就是說，「最高領導人是一個的」社會結構本性和「最高領導人勢必拚命最求獨掌最高權力」的人性，是促成專制產生的普遍根源。就促成專制的特殊根源而言，「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專制產生的特殊根源。因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主要特徵有二個：一是以土地「公有」或「國有」為其現象或形式的土地「國王和官僚所有制」；二是一種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孤立的、分散的經濟，商品交換極不發達。因此，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由於只有國家首腦一個人是真正的私有者，它剝奪了所有人的土地，即君主國王一個人擁有一切，所有的人一無所有，君主國王就擁有了控制所有人的全部權力，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因為，正如亞當斯密所言：「財富就是權力……財產直接且即刻賦予所有者的權力，是購買力，是對於市場上各種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某種支配權。這種支配權的大小與他的財產的多少恰成比例；或者說，他能夠購買和支配的他人勞動量或他人勞動產品量的大小，與他的財產的多少恰成比例。」【34】這無疑意味著，任何人，不論它是官吏還是平民，如果有人膽敢反抗和不服從，就只能活活被餓死，就只能自願過著自由喪失殆盡的奴才般的「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35】難怪孟德斯鳩會充滿鄙夷說：「一種奴隸的思想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裡，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36】難怪哈耶克說：「只是因為生產資料分別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裡，才無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作為個人才能自己決定自己去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屬於一個人掌握，不管它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一個獨裁者的，誰控制它，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37】 「亞細亞生產方式」之所以成為專制政體的經濟根源，還在於這種生產方式既是分散於遼闊疆域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村社家族宗法制自給自足經濟，具有極大的封閉性、孤立性和分散性，遂使民眾的利益與國家政治變化沒有多少關係，因而對國家政治漠不關心；又是專制制度的基礎：「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38】即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國家則是最大的社會。亞細亞村社家族宗法制度使村社的權力集於家長一人，也就使國家的權力集於國家首腦一人，從而導致專制：「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39】因此，李大釗將這個道理歸結為一句話：「君主專制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放大體。」【40】而促使一個社會選擇專制政體的重要原因就更多了。正如亞里士多德以及孟德斯鳩、赫德爾和黑格爾等思想家認為，促成專制產生的重要原因，還有國民的奴性、傳統習俗、地理環境和人口狀況以及獨一無雙的偉大領袖之出現等等。亞里士多德說：「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體）所以適於古代，由於那時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諸王都曾經對人民積有功德，同時少數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對世人全無恩澤，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了擁戴。」【41】又說：「原因則在於這些不文明的民族較希臘人更具奴性，例如亞洲民族較歐洲的民族具奴性，而因此他們更容易忍受專橫的政治統治。」【42】阿奎那、但丁和馬基雅維利則認為，促使專制產生的原因在於內憂外患、混亂無序的國家渴望統一的需要。阿奎那說：「不論用何種形式統治一個由若干個體所組成的群體，都需要以統一作為約束。……所以，由一個人來統治，優於尚須達成一致的眾人的統治」【43】當然，思想家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專制主義理論也是專制產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樣，適於專制的國民的奴性和傳統習俗亦然。地理環境與人口狀況因素，無疑包含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之中。總之，「適於專制政體的國民的奴性、傳統習俗、思想家們的專制主義理論、獨一無雙的偉大領袖以及國家和國民意志的統一之需要等等固然是專制產生和存在的原因，卻唯有三者——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最高領導人是一個人』的社會結構之本性以及『最高領導人勢必拚命追求獨掌最高權力』的人性——才是專制產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才堪稱專制之真正根源。」【44】這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們僅僅將導致中國幾千年專制政體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及其國民的奴性，從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導致中國專制政體產生的其他原因，其在理論上的缺陷顯然，實踐中的危害也就在所難免，會將啟蒙運動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批判和清算方面，放在國民奴性的改造和重塑方面，從而忽視對社會結構本性、人性普遍原因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特殊原因的深究，特別是對獨一無雙偉大領袖出現以及國家和國民意志的統一之需要對促成專制的影響。回望九十年來近代中國發展史，無不與我們忽視這些因素有直接或間接得影響。雖然這些苦難的責任不該由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主將們來承擔，是因為我們沒有對「最高領導人是一個人」的社會結構之本性以及「最高領導人勢必拚命追求獨掌最高權力」的人性展開卓有成效的研究，缺乏足夠的警覺和認識，沒有從制度上給與高度關注，也沒有重視「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的緊密關係，特別1949年以後不久，在領導人個人意志的強制下就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從而就為中國政體建設的退化創造了條件。也由於對領袖人物狂熱崇拜的危害認識不夠，對國家、國民意志統一的迫切需要等原因，沒有堅守新民主主義確立的政治轉型原則，結果，就屈從於領袖人物的個人意志，選擇了高度集權的政體，致使中國現代化轉型目標一再被擱置。假如沒有上述諸多導致集權政體產生原因存在的話，也許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探索和指引的中國現代化轉型目標早已完成，不會走那麼多的彎路，喪失那麼多大好的歷史機遇。三紀念五四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從五四先賢們指引的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憲政的大道，繼續高揚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大旗，全面系統地清算傳統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及其附屬文化的毒素，徹底探求導致專制的各種原因，既要為現代中國人道自由社會的構建做好精神的清障工作，完成五四先賢們未竟的啟矇事業，培養全體國民獨立自主的公民品質，也要注意導致專制的其它要素的優化，特別是要增強對導致專制的普遍根源和特殊根源的認識。五四的功德，早已鑲嵌在了歷史的豐碑上，其得其失，自有後人評說。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創的一代風氣之先，所彰顯的自由、人道、平等和民主、憲政精神，所指引的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都是五四先賢們留給後世的寶貴財富。「他們為一場偉大的變革開闢了道路。」【45】因此，「忠實地記述這場運動對任何專制主義來說都將成為一個威脅。」【46】決不能因為幾聲居心叵測的辱罵和選擇性智障的搖唇鼓舌，就輕易動搖對五四精神的信奉與堅守。同時，也不能盲目地膜拜，失去必要的理性反思，匍匐在五四先賢們的結論與觀點之上，應該自覺接過五四的精神火把，繼續照亮前行的路，追趕人類文明的列車，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尋找中華民族未來繁榮與進步的普世航標。五四的缺憾，就是後世的使命和責任，如何彌補這些缺憾，繼續發揚和倡導五四精神，這是當代和後世無法繞過的時代課題。五四精神的探索與弘揚，同樣需要前赴後繼，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每一代人的責任就是盡最大努力，跑好自己這一棒，並把它順利地傳給下一代。在當代，要跑好五四精神這一棒，就需要擁有全球化的視野，超越地域差異的境界，以及追求大道文明的情懷與信仰。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伴隨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與全球化生活的日益緊密，任何國家和社會，都無法自絕於世界文明的召喚。密芝勒說：「誰把思想局限於現在，誰就不能了解當今的現實。」誠者斯言！風雨蒼黃，五四精神之火永不滅。2009-05-03初稿於沉潛齋2009-05-04修改於朱雀門參考資料：【1】羅國傑.人道主義思想論庫[C].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245、1306.【2】保羅·庫爾茨.保衛世俗人道主義[M].東方出版社,1996.17.【3】【20】【45】【46】周策縱.五四運動史[M].長沙：嶽麓書社，1999.13.50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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