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年受資助數萬元為何會窮困潦倒而死？

陳獨秀晚年受資助數萬元為何會窮困潦倒而死？

來源： 文史精華　作者：羅學蓬

一

筆者研究陳獨秀晚年生活多年，與所有研究家一樣，認為陳獨秀晚年經濟十分窘迫。但讓人大惑不解的是，陳獨秀在江津3年多時間裡，既有章世釗、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薜農山、包惠僧、段錫鵬、楊鵬升、鄧氏叔侄等眾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資助，胡適與趙元任也各贈陳獨秀1000元，楊鵬升一人有據可查的便贈陳4500元。其中一位「晉先生」，先後資助陳2200元。「晉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筆者未能查實，連陳獨秀在辭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寫給楊鵬升的最後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樣不認識這位「晉先生」：「與晉公素無一面之緣，前兩承厚賜，於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覺慚惑無狀，以後務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還有其他零碎收入進項。

1940年2月26日，陳獨秀給寫信前來問候他的病情的楊鵬升復了一函，謂：「頃接行嚴兄（章世釗）由渝轉來十六日手書並匯票三百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亦不甚寬裕，賜我之數，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惑無既，辱在行乞，並謝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謂：「一病十月，未能寫作，頗為煩悶。」因楊鵬升在此信中談到他的幾位友好對陳獨秀極為仰慕，都想資助他，又恐遭拒絕，故陳獨秀又針對此事答道：「曾與編譯館約購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並隨信附去一首小詩，詩云：

連朝江上風吹雨，幾水城東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將詩句寫閑愁。

（註：長江流經江津時，呈一「幾」字形將縣城環繞，形成半島，故江津別稱「幾江」、「幾水」。）

雖有楊鵬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陳獨秀自尊心極強，寧願受窮，也不願接受朋友資助，故而屢屢婉言謝絕。1941年3月23日他復函楊鵬升問「千元匯票一紙」作何用，因楊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為不敢無功受祿。同年8月6日，又復函楊鵬升無意收到省行「千元兌票」一紙，並告：「弟生活一向簡單，月有北大寄來三百元，差可支持。」楊鵬升無奈，只得講究「策略」，此後陳獨秀在江津期間所用的稿箋、信封便全由楊鵬升包制包贈，這些信箋和信封上均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字樣。

陳獨秀對楊鵬升的大力資助，可說是既慚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間，總共給楊鵬升寫了40封信，連陳獨秀臨終前發出的最後一封信，也是給這位平生只見過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間，楊3次接濟陳獨秀計2300元，托章士釗等人轉寄陳獨秀亦3次，計2200元。「晉先生」資助2200元，楊鵬升且贈印有「仲甫專用」的稿紙、信封，使陳獨秀維持生計外，得以著書立說。

二

重慶薜農山，讓陳獨秀兼著一個《時事新報》主筆的虛銜，每月鐵板釘釘給他寄來160元，北大同學會每月還有300元同樣穩定的匯款。有一次遲遲沒有收到北大同學會的匯款，陳獨秀十分焦急，還給昔日的同事蔣夢麟寫信催問。蔣夢麟於陳獨秀逝世後，在《新潮》撰文說：「陳獨秀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學維持，政府也要我們維持他……」這段話提到了國民黨政府「維持」（資助）陳獨秀是符合實際情形的。一方面，陳獨秀的風骨決定了他拒絕接受蔣介石的資助；另一方面，蔣介石想利用他的影響來反對共產黨，所以一直沒有放棄拉攏他的念頭。蔣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鎮石珠巢拜望陳獨秀，亦可證明此論不謬。

而類似於前面所提到的「晉先生」等古道熱腸之輩，也還不乏其人。

1941年10月4日，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中便有這樣的句子：「函轉某先生賜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經兄代為接收，何敢言辭？即希代某先生致謝。某先生為誰？尚希示之！」用了別人的錢，連饋贈者的名字也不知道，這讓陳獨秀十分過意不去。

除了以上收入，陳獨秀還有雖零零碎碎卻頗可觀的諸多進項。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為他換回些稿費。年節為人寫對聯，不少大戶人家新房落成，恭請他寫匾額，也絕對不會讓他白寫。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鄧仲純和鄧季宣兄弟承擔。逢年過節及過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鎮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榮和大姐夫吳欣然，也會給他一些幫助。後來他去了石牆院，房東楊慶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錢。他在城關鎮、白沙鎮發表講演有報酬，以他的名氣，以人們對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給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為地方名流們破石題字也有不菲的潤筆。

龔燦濱先生就談到：「陳獨秀辭世後，我在城關鎮和龍門灘、油溪鎮、白沙鎮見到陳獨秀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寫的小篆橫匾，字體遒勁有力。聽朋友說，他們原本仰慕陳獨秀的大名，請他題匾，既能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給陳獨秀送去一些潤筆。」

「一些」是多少？龔燦濱繼續道：「做糧油生意的劉建初蓋新房時，陳獨秀應請為其寫了一個"仁壽修居』的楷書橫匾。劉建初奉上的潤筆費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國立編譯館為出版他的《小學識字教本》，已先後預付他2萬元稿酬，這不啻是一筆巨款……凡此種種，他怎麼可能就窮到把柏文蔚贈他的銀鼠皮袍也送進當鋪去換幾個銅錢的地步？

即使陳獨秀後來到了石牆院，自立鍋伙，陳獨秀也還雇了一個焦姓男子當家廚兼僕人。1940年12月23日他致函楊鵬升：「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軌。弟居鄉時（即住在石牆院時），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

1941年8月6日陳獨秀又致楊鵬升：「茲又接七月二十四日來示，內附有省行千元兌票一張，妥收勿念。屢承吾兄垂念鄙況，既感且慚，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簡單，月有北大寄來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萬勿掛懷！」

按照月支出300元的標準，靠北大同學會與《時事新報》兩處月入的460元，他的生活不僅不能算「清貧」、「拮据」、「窮困潦倒」、「晚景凄涼」，而應當是綽綽有餘。

可以用來佐證陳獨秀生活狀況不差的證據，還有他給台靜農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課，薪金自當由校中決定，他很重禮貌，薪金不甚計較，前在博學，據弟記憶，月不過百元。」

這是他為何之瑜寫的一封舉薦信，雖出於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計較」，但也明確提出何之瑜在原來任教的學校報酬是「月不過百元」。而這「月不過百元」，也就是當時一般公教人員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種種，均能證明陳獨秀與窮字無緣。

三

但同樣能夠有力證明陳獨秀「窮困潦倒」的證據也比比皆是。與陳獨秀、潘蘭珍同住石牆院的郭碧新說：「其實我們都曉得，陳先生是馬屎外面光，窮得造孽。潘蘭珍每天下午都在廳屋裡跟楊家幾個婆娘打麻將，癮大膽子小，輸多一點，打出一張牌手都在抖。」陳獨秀死後親手為他穿老衣、裝棺的胡品中則說：「他又沒啥經濟來源。有次潘蘭珍還托吳國興進城，把陳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將軍送陳獨秀的銀鼠皮袍）拿到當鋪里當了幾個錢回來買米、抓藥。我有心幫幫他，又沒得這個能耐，我家裡也窮。」

既有這麼多錢，卻又把日子過得來如此之苦，這似乎成了一個難解之謎。毛算起來陳獨秀顯然已經得到不少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呢？

後來筆者深究他為《小學識字教本》一書與陳立夫發生的爭執，似乎才找到致他於窮困的真正原因。

陳立夫原本對處於窮困潦倒之中的陳獨秀也還是給予一定照顧的。如1940年5月13日，國立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請示國民黨教育部，就陳獨秀所編《小學識字教本》再預支給陳獨秀稿費5000元一事。陳立夫大筆一揮：「前稿已否交來？照發。」此款決定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濟費中列支。

不僅如此，陳獨秀還有信表明：「最近寄來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據」；「編譯館二百元已寄來，收據附上，請交該館會計」。此「三千元」，「二百元」，仍是國立編譯館付他的稿費。

他的《小學識字教本》，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前後兩次批示，預支2萬元稿費給他。可後來，為書名二陳卻發生爭執，相持不下，陳立夫以為如今新學已起，「小學」二字不妥，要陳獨秀更改書名後才付印。

為此事，陳立夫還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鑒：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學說，煞費苦心，間下已意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書名稱為《小學識字教本》，究屬程度太高，似可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未審尊意何如？即希示復為荷。順候撰祺！陳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

陳獨秀則堅持己見，不同意改名，複信稱：十月十一日惠書誦悉。許叔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識字教本在便利訓蒙，主旨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課本別有一種，但編排單字三千餘，不加詮釋，絕無高深可言，俱見全書，疑慮自解也。

陳獨秀拒絕了陳立夫的建議，並與仲純等朋友強調說：「自漢代起即稱語言文之學為小學，章太炎也以為小學之名不符，主張改稱語言文字學，脫了褲子放屁，何其煩瑣也！」

接到陳獨秀的回信，陳立夫也來氣了，你陳獨秀不同意更改書名，我就不給你出，我不信你這胳膊還能拗過我這大腿！

陳獨秀當時急欲想把國立編譯館當做一個較為穩定的經濟來源，每月固定預支他一筆稿費，他今後再用文稿相抵。雖然他與編譯館陳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到錢的事，他不便開口，便托與陳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靜農向陳可忠轉陳自己的要求。如1940年4月9日，他致函台靜農：「館中有款，望直寄弟寓……為編譯館編書事或可行，唯館中可以分月寄稿費，弟不能按月繳稿，館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館中之錢，必有與錢相當之稿與之，不致騙錢也。」

但他與國立編譯館陳可忠的交情畢竟不能和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同日而語，此事終未達成。

四

耗費多年心血的《小學識字教本》被打入冷宮，讓陳獨秀大動肝火。他是個遇事喜歡走極端的人，索性給為這本書作序的魏建功（魏與家人也住在白沙鎮）寫信，怒氣沖沖地說道：「此書遲遲不能付印，其癥結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耳！（請問問陳館長，如有此事，囑他直言勿隱，以便弟早日籌備退還稿費！）如何，希有以示知！」

這不啻是給國立編譯館下的一份最後通牒！

筆者至今並未查到陳獨秀是否還國立編譯館2萬元預付稿酬的依據，也從未看到過研究家們提到還這2萬元錢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國立編譯館最終未出版他的《小學識字教本》；而另一點則只能揣測，以陳獨秀一諾千金言之必果的個性，他絕對不可能給陳立夫、陳可忠等人留下一個耍賴的印象，「不至騙錢也」，這句話，他早通過台靜農帶到了陳可忠的耳中。你陳立夫、陳可忠不出我的書，我也決不用你一分錢！這樣的事，陳獨秀是完全做得出來的。只有為退這2萬元他早已花光的預付稿費，他才可能把楊鵬升等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學會的贈金不斷地往這無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終當掉皮袍，窮死石牆院。

當然，這史料尚需史家考證。

即使墮入社會生活的最底層，陳獨秀也依然保持著他做人的原則與氣節。叛徒任卓宣匯給他200大洋，他一看匯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郵差按地址退回；朱家驊曾贈他5000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家驊又托張國燾寄去，陳原物寄回；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陳不僅照退不誤，並致函鄭學稼：「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又特地囑咐，「請國燾以後不要多事。」張國燾接信和匯票後悻悻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

陳獨秀生前拒絕蔣介石的幫助，死後，蔣介石卻領銜贈送5000元贈金，陳立夫、朱家驊也積極跟進，各有所贈。這筆錢是由北大同學會與何之瑜經手操辦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陳獨秀接受不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