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摘 要：與歐洲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呈現朝代更替的獨特現象。朝代更替的現象可以從「王朝重構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兩方面分析，然後綜合分析得出「王朝更替的循環性」。「王朝重構的同一性」主要分析傳統社會整合過程中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同一性的原因；「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通過首先分析土地不斷集中趨勢、官僚機構擴張、統治者消費擴張天性、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以及人口增長的自然趨勢等方面的因素，然後給出了這些因素一個綜合機制來解釋王朝衰落必然趨勢。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內在的、穩定的機制，在這個機制的作用下，傳統社會的朝代更替出現循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因素無疑是機制中發揮作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從一個比較宏觀的概括來看，中國傳統社會朝代循環更替，根本的經濟原因在於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
關鍵詞：朝代更替 中央集權 競爭和壟斷 土地集中
第一部分 引言
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國就出現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並且這種中央集權的形式在中國傳統社會存在了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且呈現出王朝循環更替的現象。相比之下，歐洲中央集權國家只出現在15世紀到18世紀封建制度逐步解體的這短短的三百年中，而且這些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只是扮演了促進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角色，並未呈現長期王朝更替的現象。中國傳統社會王朝更迭的這種穩定性和持久性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中國傳統社會為什麼會呈現出這樣一種現象呢？這種朝代更迭的現象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原因呢？事實上，對於這方面原因的探究，許多人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有的從政治體制的角度，有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有的從文化影響的角度，有的從軍事的角度等等。誠然，對於社會問題的研究，我們不應該從某個單純的領域出發去研究，因為那樣畢竟太局限了。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提出了「歷史合力論」的觀點[1]。就我來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分析這個問題的重點只能在經濟學上。但這並不說明我只考慮純的經濟因素，事實上，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將會提到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但對於這些非經濟因素的產生以及作用，我將視做給定的，或者直接借用別人的結論。我對這個問題分析的核心還是經濟學分析。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閱讀了北大經濟學院蕭國亮教授寫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獨特的「食貨」之路》一書，以及北大經濟學院03級本科生濮娜在《小經濟學家》第十七期上發表的《中國古代為何王朝更替頻繁——關於中國古代經濟與社會穩定機制的思考》一文。可以說，我最初的思考是通過讀他們的文章有所啟發而來的。在蕭國亮教授的書中有一篇關於王朝覆亡原因分析的文章——《秦二世而亡的經濟原因》。這篇文章通過分析秦代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特點，指出秦始皇違背經濟規律，大量徵發賦役，從而使隱藏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土地兼并和階級矛盾激化出來，最終導致了秦朝的滅亡。雖然這裡分析的秦朝滅亡的原因是人為的，與許多長達數百年的王朝的覆亡原因不同，但我卻從中受到了一些啟發，意識到其中突顯出的某些現象反映了一般王朝發展中必然會緩慢產生的、而非人為的衰落趨勢，這其中的內在機制我將在後面的分析中詳細闡述。在濮娜的文章中，她指出中國古代朝代不能穩定持久的內在原因是土地兼并和商品經濟的影響，地主經濟長期延續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社會的競爭與壟斷機制，這兩方面的原因解釋了朝代更替循環的現象。她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對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我將在她的基礎上以一種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視野來分析中國古代朝代更迭的原因。
第二部分 朝代更迭的社會經濟原因
一、王朝重構的同一性
在中國傳統社會每一次整合過程中，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權結構是具有同一性的。這說明朝代更替的起點是相似的。下面我將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與歐洲中世紀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絕大多數時期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制」，只在某些個別時期和個別地區存在「領主制」，而歐洲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領主制」。可見，早在戰國末期開始允許土地買賣到後來逐漸形成「地主制」這一過程，似乎就已經預示著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的發展分道揚鑣了。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地主制」在秦國確立，並得到了長足地發展，使得秦國成為了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為秦朝統一奠定了經濟基礎。可以說，秦朝的建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以至於使得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的發展之路更加不同。
首先，「地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確立下來，並且在農業上呈現出小農家族經濟的結構。尤其是「土地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以後，它就可以買賣，這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的壟斷、獨佔的權利可以轉移，可以積聚……佔有土地就能夠獲得地租收入。這樣就產生了以追逐土地所有權目的的競爭與壟斷」（《競爭與壟斷——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蕭國亮，1991年）[2]，使得土地成為了獲得社會財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中國傳統社會，「農業是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費用主要來自農業。由於歷朝歷代長期強化，農業交納農業稅成為天經地義，俗稱其為『皇糧國稅』」[3]。可見，從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事實來看，土地
其次，「在小農家族經濟結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形成了其獨特的政治結構。這一政治結構由三個要素組成，即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家長集權的專制主義家族以及溝通二者的官僚集團」（《競爭與壟斷——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蕭國亮，1991年）[4]。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政體的核心特徵。劉順在《「國家主義」與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經濟史論壇
其三，「大一統」的集權統治需要一種與之配套的經濟政策的支持。在劉順的《「國家主義」與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經濟史論
由於以上的三點原因，首先在政權結構上，每當前一次王朝覆滅後的傳統社會整合過程中，一方面，新的社會階層沒有發展並形成，實力強大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基礎雄厚的農業，而不可能是其他基礎薄弱的經濟如商業，這些社會階層要建立的政權必然也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另一方面，「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沒有新的思想的衝擊下，建立君主專制國家成為必然選擇。於是，政權結構並沒有較前面的王朝有所改變，依然是君主專制統治。其次在經濟結構上，由於商品經濟受到抑制，爭奪土地所有權仍然是獲得社會財富的最主要手段，圍繞著土地所有權展開的競爭與壟斷，使得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經濟在傳統社會長期延續下來。
以上的分析說明了在中國傳統社會每一次整合過程中，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權結構呈現出同一性的特點，從而導致了傳統社會王朝重構的同一性特點。於是，大多數王朝建立以後，社會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幾乎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這為中國古代王朝的更替呈現出循環的現象提供了起點方面的解釋。對於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終點方面的解釋，我將在下面「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中給出解釋。
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
新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以後，社會往往呈現出一種百廢待興的景象。首先，為了穩定社會、安撫民心、促進生產的發展，新的政權統治者往往會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打擊「豪強地主」，將許多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沒收，然後分給建國有功的官員以及普通平民。這樣，社會上的土地分配相對分散，自耕農的數目較多，地主階級擁有的土地相對不那麼集中，佃農的數目相對較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較高，農業生產發展較快。其次，由於農業發展較快，自耕農數目多，國家的賦稅收入來源充足，賦稅收入穩定增長，用於農業生產如農田水利方面的投資較多，農業生產技術進步較快。再次，王朝政權剛剛建立，政府的管理並沒有深入到每一個方面，官僚組織機構精簡，運行成本低且效率高。第四，在大多數情況下，新王朝的帝王和貴族往往汲取前面王朝滅亡的教訓，生活比較節儉，奢侈消費的慾望暫時得到壓制。總的來說，王朝初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很快，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然而，隨著王朝的進一步發展，導致王朝衰落的因素逐漸滋長起來，並且這些因素的發展具有不可阻擋的內在趨勢。最終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王朝衰落成為必然，既而走向覆亡。下面我就來具體分析這些因素的發展的內在趨勢。
1．土地不斷集中的趨勢
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的集中趨勢是歷史事實，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鄉曲」反映了漢代文景時期土地的集中趨勢。
2．官僚組織機構的擴張
對於官僚組織機構擴張的原因，由於不屬於純經濟學範疇，我只是借用別人的分析結果來說明，並且在後面的經濟學分析中將其視為給定的。於友法在《中國封建官僚機構膨脹成因分析》（煙台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2期）一文中給出了三個原因：其一，管理分散的自然經濟與政府管理技術的落後性之間的矛盾導致官僚機構的設置趨於膨脹；其二，君主專制集權必然導致部分分權，官僚機構臃腫重疊；其三，君主專制在人事制度上的政治恩賜與競爭機制導致冗員的增加。從現代官僚行政組織的研究理論來看，「帕金森定律」描述了官僚組織機構易於發生而又極難改進的近似病態的多種現象，其中就有一條「冗員增加原理」[9]。這說明，官僚組織機構的膨脹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對於古代王朝來說，尤其如此。
3．統治者消費擴張天性
「統治者既然以天下四海為自己的私產、以國民為『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那麼竭天下之財以厭一己之私就是這種權力制度與生俱來的本性——這在統一的皇權國家建立伊始即秦始皇時就充分顯露了出來，即班固所說：『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10] 這種本性使得帝王與貴族們的消費有一種天然擴張的趨勢。當然，統治者消費慾望在一定時期會有所壓制。在王朝建立初期，政權需要鞏固，個人權利需要加強，統治者大多會抑制自己的慾望，勤儉節約。如歷史上的「文景之治」，明朝的朱元章等。但是，一旦政權得到鞏固，社會安定，個人權利基礎牢固，統治者的消費慾望便沒有了其他約束。沒有約束的慾望必然導致消費的擴張。歷史上的朝代往往到中期以後，統治者的慾望就會突顯出來而一發不可收拾。
4．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
隨著王朝周期性始末興亡的變化，賦稅制度必然相應地一次又一次從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轉向誅求無度，直到最後因「民力殫殘」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轍。那麼，這種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從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央集權國家財政支出增加的內在趨勢。第一，當官僚組織機構膨脹以後，官僚組織的運行成本增加。而巨大的行政組織的運行是要靠國家財政來維持的。這樣，中央集權國家為了維護行政組織的運行，財政支出需要增加。第二，靠國家賦稅供養的統治者的消費擴張趨勢也會使得財政支出具有擴張趨勢。除開上面的兩點主要原因外，「隨著統治者集權統治的深入，也會使他們要承擔更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和邊疆戰爭上」[11]，這也會導致財政支出的增加，從而中央集權國家有加大賦稅的傾向。但要注意的是，在財政支出的增加的過程中，消費支出的比例是在不斷加大的，社會投資支出如農田水利的投資比例往往有下降的趨勢。其次，土地所有權由於內在經濟因素而導致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趨勢，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地主擁有的土地增加。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大部分賦稅都是由自耕農承擔的，大多數地主階級憑藉其財力與統治者以及官僚勾結，交納的賦稅水平低於自耕農，這樣，賦稅轉嫁到了自耕農的頭上，自耕
5．人口增加的自然趨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大統一時期，人口通常都是呈現出穩定增長趨勢的。人口的自然增長趨勢可以用生物學上的生物自然繁衍、增長的規律解釋：在適宜的條件和環境能夠承載的情況下，生物種群的數量呈現出J型增長態勢。當然，人類不同於一般的生物，人口的增長不僅受自然環境和食物的影響，還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但中國的文化向來是鼓勵人口增長的，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社會的小農家族結構也傾向於人口的增加。於是，在傳統社會和平時期，人口呈現出穩定趨勢。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總人口7055萬人，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達到了1.9億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0.5%。[12]
6．各個因素的綜合機制
以上幾個因素都是王朝發展過程的內在趨勢。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最終導致了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那麼，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王朝衰落並最終走向滅亡的機制是什麼呢？下面我將具體闡述這一機制。首先，對土地所有權的競爭以及其他因素如自然災害、經營不善以及強權政治等導致了土地的初步集中，自耕農的數量減少，佃農的數量增加，地主的土地佔有量增加。一方面，自耕農的減少使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財政稅收的納稅人減少；另一方面，大多地主階級憑藉財力與官僚勾結，規避賦稅。於是，國家財政收入緊張。其次，官僚組織的膨脹和統治者消費的增加導致國家財政消費支出增加，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需要增加財政收入滿足消費支出的增加。再次，財政收入緊張和財政收入增加的要求使得統治者提高賦稅水平。賦稅的提高加劇了土地兼并和更多的自耕農破產，於是納稅人進一步減少，財政收入更加艱難，必然又導致賦稅增加，土地兼并加劇，形成惡性循環。第四，財政收入艱難以及財政消費收入支出的增加，必然導致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對社會公共設施如農田水利的投資減少，從而社會生產的技術進步緩慢甚至停滯。第五，地主土地的增加導致土地不斷集中，社會資源的配置越來越不合理，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第六，一方面，社會技術進步緩慢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社會總產出的增長緩慢甚至是下降，而人口呈現自然的增長趨勢，於是社會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導致的資源配置不均，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均。於是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說，社會呈現出既不公平又沒效率的局面，社會出現不穩定，矛盾激化，最終王朝走向衰落直到滅亡。
三、王朝更替的循環性
通過前面「王朝重構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的分析，我們已經分別給出朝代更替的起點和終點的解釋。由於王朝建立是起點的相似性，加上王朝走向終點的必然性，於是中國傳統社會呈現出王朝更替的循環性。而且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社會的發展似乎始終不能跳出這種王朝更替循環的局面。可以想像，要是清朝末期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可能還將繼續走傳統社會王朝更替的循環之路，傳統社會的持續時間可能更長。不像歐洲那樣，當傳統社會晚期出現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發展起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並沒有出現朝代更替循環的現象，而是被資本主義革命所推翻，最終步入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部分 結語
通過第二部分的具體分析與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呈現出朝代更替的現象是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內在的、穩定的機制，在這個機制的作用下，傳統社會的朝代更替出現循環。當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因素無疑是機制中發揮作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硬要說經濟因素到底具有多大的決定作用、哪種經濟因素是最根本的話，我可以給出一個比較宏觀的概括：中國傳統社會朝代循環更替，根本的經濟原因在於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依附於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君主專制國家無疑具有相似的運作特點和內在變化趨勢。君主專制國家機器的經濟支持來源於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經濟，而這個依附於土地上的國家機器，其運行的內在趨勢必然加劇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權內在的變化趨勢。這種土地所有權的變化趨勢，既不利於對君主專制集權的國家機器的經濟支持，也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於是，國家機器運行出現困難，社會經濟發展不利出現社會動蕩。從而，在不利的社會環境中生存的、運行困難的君主專制集權國家最終走向覆亡。但社會的經濟根源即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沒有發生更本性的改變，同樣運行特點和內在變化趨勢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機器又重新出現，並開始著另一輪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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