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謙：魯迅的變異：從政治偶像、文化權威到文學經典

07-16

　　如果現代的一些作家也可稱之為經典作家的話，那麼，顯然，他們要比古代經典作家更顛簸，更動蕩。在世紀之交，這些現代經典形象的變異幅度幾乎劇烈到了戲劇性的程度，好像是發生了一場「政變」一樣，顏色、氣味、式樣彷彿一夜之間就天翻地覆了。郭沫若這樣的激情「旗手」變得默默無聞，無人問津的穆旦卻成了目光的焦點。茅盾恢宏的氣勢也打了折扣，倒是不想宏大的錢鍾書成了「崑崙」，湮沒無聞的沈從文從偏僻的湘西走向了世界，上海灘的另類女性張愛玲的旗袍換上「女的魯迅」長衫。

　　將張愛玲與魯迅相提並論，如果在20年前的話，起碼也算是大不敬，但是，現在人們已經習慣了。這或許是經典，尤其是文學經典的一個重要特徵。細細回味近年來魯迅研究的種種跡象，就會發現，魯迅作為現代經典，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異，即從政治偶像、文化權威變成了文學經典。

　　在魯迅逝世以後，隨著歷史風雲的變幻，經由毛澤東的闡釋和命名，魯迅成為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偉人。「三家」、「六最」把魯迅推向了政治、文化、文學、道德人格等全面神性、唯一正確的高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政治家命名的政治偶像的魯迅由於政治的變革而逐漸傾覆，起而代之的是知識分子所闡釋的文化啟蒙的魯迅。魯迅闡釋的政治壟斷，讓位於知識分子的文化闡釋，並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文化權威。在支克堅、王得後，特別是王富仁先生等人的努力下，魯迅的價值被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方向轉向現代性啟蒙文化的軌道上來。「思想革命」和「立人」之間幾乎是殊途同歸，都可以置於反封建的現代性文化軌道上來。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可以看作是關於啟蒙魯迅的最具代表性成果。這種思想革命的闡釋在高強度啟蒙氛圍的80年代，獲得了廣泛的共鳴與認同。事實上，魯迅的啟蒙價值，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學院知識分子闡釋魯迅的重要原則。

　　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魯迅的闡釋發生變異。在現代主義影響瀰漫文壇的之際，魯迅原本與存在主義之間的深刻聯繫被重新揭示出來，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李澤厚率先從存在主義的角度闡釋魯迅。李澤厚在1987年的時候，將魯迅、陳獨秀和胡適並置在一起進行比較。他將魯迅的獨特性定位於「提倡啟蒙，超越啟蒙」，將「超越啟蒙」看作是魯迅超越一般五四作家的獨特之處。而所謂「超越啟蒙」也正是魯迅的存在主義精神氣質。李澤厚強調了尼采、安特萊夫、迦爾洵、櫥川白村對魯迅的影響，強調魯迅懷疑、虛無的反抗精神，甚至將魯迅看作是類似於加繆筆下的席席福斯。

　　魯迅是啟蒙者又超越了啟蒙，這就使他的啟蒙比陳、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

　　魯迅始終是那樣獨特地閃爍著光輝，至今仍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裡呢？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文化的鞭撻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貫具有的孤獨和悲涼所展示的現代內涵和人生意義。

　　這種孤獨悲涼感由於與他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獨、悲涼糾纏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強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魯迅也因此成為中國近現代真正最先獲有現代意識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胡適陳獨秀魯迅》，《福建論壇》1987年2期）

　　緊隨李澤厚之後對魯迅進行存在主義闡釋的是汪暉。汪暉的《反抗絕望》雖然也講魯迅思想區分為啟蒙理性和生命體驗，但是，他的側重點卻在於揭示魯迅思想的矛盾性或悖論性。他從魯迅的早期開始，分析魯迅啟蒙理性與個體生命體驗的複雜矛盾。他認為，魯迅早期思想中存在著一種巨大的悖論，一方面是理性的，具有歷史目的的啟蒙思想，就是立人，通過人的思想改造，達到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魯迅卻接受了書本華、尼采等人的現代生命哲學。這些生命哲學，使魯迅對歷史理性發生懷疑和動搖。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可以看作是王富仁研究模式的深入或變化。如果說王富仁的研究模式還存在著明顯的機械決定論傾向的話，那麼，錢理群則在這一基礎上揭示了魯迅精神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其《心靈的探尋》以「野草」為軸心，以辯證法為基本思維方式，聚焦於魯迅心靈，分析魯迅思想、精神世界的多種元素的組合、碰撞，以及由此產生的思想張力和情感走向。

　　90年代以後，由於自由主義、新儒學（包括新國學）、後現代主義等新的文化語境的形成，以及新的歷史條件，魯迅研究也發生了重大的變異。這裡，最引人注意的是對魯迅的質疑和批評。魯迅的思想、精神、文學成就，包括性格、心理等等，幾乎都遭到或隱或顯的批評。林毓生等海外新儒家早在80年代對魯迅反傳統的批評，在90年代逐漸獲得一部分人的響應，尤其是青年學生。與此相關的是，對魯迅激進、批評。

　　來自自由主義方面的批評，也許是最具有文化啟示性的。在自由主義不斷擴散的過程中，人們自覺不知覺地以自由主義的價值衡量魯迅的價值，人們批評魯迅的偏激、好鬥，甚至陰暗，這是在所難免的。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研究無疑是其中最有價值的研究。「以魯抑胡」或「以胡打魯」，都未必是冷靜的理性態度，能分辨魯、胡的不同位置與價值，才是最客觀、公正的態度。一些學者業已分辨出魯迅與胡適的不同文化精神及其功能，這是最具有意義的。胡適無疑是自由主義者，而魯迅是什麼主義卻很難獲得一致性的認同。但是，這兩者分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並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不同的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健康的現代性文化秩序不可能是單一文化因素構成，必然是多種因素，甚至不能缺少「異類」。如果魯迅、胡適被置於同樣的文化高度的話，這意味著以往魯迅的唯一性權威地位已經不復存在，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和社會整體的精神導向逐漸趨向多元性。

　　90年代末期相對集中出現了一些質疑、批評魯迅的文章。這也許和世紀末這個富有暗示性的時間有關。當時中國文化界流行著結算20世紀的宏大企圖，在為20世紀文化結算的宏大行動的裹挾之下，魯迅也自然成為衡量的重要對象。謝泳的《魯迅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問題》中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即為什麼以反專製為宗旨的魯迅卻總是被專制利用。這種提問暗示我們，魯迅被利用固然和文學外部的社會歷史密切相關，但同時魯迅自身內部也存在著可能被利用因素。張閎的《走不近的魯迅》主要批評了魯迅研究界製造魯迅神話，如關於幻燈片神話，魯迅性格神話等。張閎認為，幻燈片神話具有「聖人傳說」的基本因素：示眾者/看客；啟蒙者/愚昧的眾生；墮落/拯救等。魯迅反抗黑暗的性格之中，飽含著偏激、不寬容和攻擊性的性格，而魯迅研究界卻將這種偏狹變得理直氣壯。葛紅兵的《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在批評20世紀中國文學的時候，對魯迅也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20世紀中國作家缺乏偉岸的人格，因而也無法創作出具有更高審美價值的作品，魯迅也不例外。作家朱文發起、整理的《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是對一些青年作家的調查問卷，其中涉及魯迅。這些作家對魯迅的態度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但是，個別作家對魯迅卻抱以反抗、蔑視的態度。王朔的《我看魯迅》則認為魯迅既不是偉大思想家，也不是偉大作家，因為魯迅沒有系統的思想體系，也沒有足以標誌其創作才能的長篇小說創作。魯迅只是一個優秀的短篇小說家，而魯迅雜文則不能看作是文學。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則指出魯迅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籠罩著西方的東方主義的陰影。魯迅筆下的國民性格不是中國國民，是東方主義者眼中的中國國民。另外，還有一篇署名朱大可的網路文章《殖民地魯迅與仇恨政治學的崛起》在網路廣泛流傳。文章把90年代以來對魯迅的批評和質疑以更尖銳、苛刻的話語方式表達出來。文章暗示，由於包辦婚姻的緣故，魯迅情感受到高度壓抑，並沉溺於仇恨話語和暴力話語之中。魯迅的七條遺囑是他的仇恨政治學的七條基本原則，魯迅的話語與毛澤東的話語彙合具有一種異曲同工的特性。

　　這是文革結束以後，對魯迅質疑、批評對最激烈的一次。儘管仍然有人使用「貶損」、「風波」等用語概括這種批評，甚至個別人使用了帶有文革遺風的語言進行反駁，但是，國家權力機構卻對此保持了寬容的沉默，魯迅研究界主流的反應也是冷靜的正常的，大多數魯迅研究者都將這種對魯迅的批評看作是社會變化、文化發展的正常現象。這是20世紀中期以來，魯迅研究從未有過的現象。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其實，從魯迅本人來看，他是那種愛憎分明、缺乏中庸氣質的作家，既容易激發強烈的共鳴，也容易引起劇烈的不適、反感乃至激烈的批評。這就註定了他那種在大風大浪里起伏、動蕩的命運。從歷史經驗來看，任何經典性作家，都必然遭遇各種不同的理解，遭到千奇百怪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誤讀，當然也包括反面的批評。經典作為一種歷史記憶的留存，無可避免地隨著歷史的移動而為人們所塑造。沒有遭到質疑、批評的經典作家最多只是一種權力壟斷的反常性經典，而非正常的經典。經典之為經典，就在於其置身於歷史過程中的這種無限的自由闡釋。

　　從這個角度講，在經歷了一場「風波」之後的新世紀魯迅研究，依然是90年代魯迅研究慣性的延續。直到目前為止，學院派的魯迅研究其實仍然定格在90年代中後期。渴望「走近魯迅」或者「還原魯迅」的努力並沒有拿出超越以往的成果。隨著歷史的移動，「還原」的衝動會不斷遞減，而各種不同層次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誤讀也許會不斷湧現。近幾年的「魯迅研究之謎」、「魯迅活著會怎樣」、「新發現的魯迅」等等，都和「還原魯迅」無關，它們只是魯迅作為經典文學家被自由解讀的表徵而已。